隨著新一代信息技術為代表的數字技術發展，新一輪產業變革風起潮涌，數字經濟興起，成為新時代新經濟的顯著特征。但是，同時也發生了泥沙俱下、沉滓泛起的現象，如近期換臉軟件ZAO，被查出存在違規收集用戶個人敏感信息、未清晰說明個人信息處理規則、疑似不遵守隱私政策、在文件中設置不合理霸王條款等多項問題，引發廣泛關注。

　　更甚者，有販賣個人信息、進行網絡詐騙等違法犯罪行為的情況出現。如何保證數字經濟健康可持續發展、發展負責任的數字化，成為當前亟需關注研究的問題。數字化是新經濟的重要特征黨中央高度重視數字戰略。2017年12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體學習，提出實施國家大數據戰略，加快建設數字中國。

　　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主持學習時強調，大數據發展日新月異，我們應該審時度勢、精心謀劃、超前布局、力爭主動，深入了解大數據發展現狀和趨勢及其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分析我國大數據發展取得的成績和存在的問題，推動實施國家大數據戰略，加快完善數字基礎設施，推進數據資源整合和開放共享，保障數據安全，加快建設數字中國，更好服務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和人民生活改善。

　　2018年4月，全國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工作會議上，習近平同志強調，要發展數字經濟，加快推動數字產業化，依靠信息技術創新驅動，不斷催生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用新動能推動新發展。要推動產業數字化，利用互聯網新技術新應用對傳統產業進行全方位、全角度、全鏈條的改造，提高全要素生產率，釋放數字對經濟發展的放大、疊加、倍增作用。

　　2019年8月，習近平同志向2019中國國際智能產業博覽會致賀信指出，當前，以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為代表的現代信息技術日新月異，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蓬勃推進，智能產業快速發展，對經濟發展、社會進步、全球治理等方面產生重大而深遠影響。社會整體進入數字化的新階段。1998年，美國商業部發布《浮現中的數字經濟》研究報告，在IT技術擴散和滲透的推動下，對從工業經濟走向數字經濟的發展趨勢，做出了極富預見性的輪廓描述，可以稱為數字經濟1.0時代。

　　2017年1月，阿里研究院發布的《數字經濟2.0》研究報告稱：經過數字經濟1.0時代以來的技術進步、應用滲透、商業創新和生態演化，數字經濟的發展進一步升級，邁入了以互聯網平臺為載體、以數據為驅動的2.0時代，呈現出平臺化、數據化、普惠化的發展特征。

　　根據電通安吉斯《2018年數字社會指數》和財新數聯2018年《中國數字經濟指數》，中國民眾對于國內數字經濟發展前景普遍持樂觀態度，并在產業指數、溢出指數、融合指數和基礎指數上全面領先，而各省數字經濟指數排序基本上也與發達程度正相關。未來中國有望引領數字經濟發展。2017年8月，麥肯錫發布的《中國數字經濟如何引領全球新趨勢》報告稱：中國已成為數字創新企業的樂土，中國現已成為全球電子商務和數字化支付的領頭羊，孕育了全球1/3的獨角獸公司，中國已經成為全球領先的數字技術投資國之一。

　　報告指出，三大因素表明中國的數字化發展存在極大潛力，一是中國市場體量龐大，擁有可觀的年輕網民，為數字商業模式迅速投入商用創造了條件;二是資本雄厚的互聯網三大巨頭建立的豐富數字化生態圈如今正在不斷拓展延伸;三是中國政府對數字化企業和機構的態度是“先試水、后監管”，如今更成為數字化發展的積極推動者。而從復旦大學數字與移動治理實驗室發布的2018年《中國地方政府數據開放報告》“中國開放數林指數”也可以看出，政府有意將數據開放作為推動全社會向數字化、智能化方向發展的抓手。

　　近兩年來中央深改組通過《關于推進公共信息資源開放的若干意見》，發改委、工信部聯合印發《公共信息資源開放試點工作方案》等，都表明了黨和政府對于數字化發展的積極姿態。促進負責任的數字經濟發展數據合規的規范體系已初步建立。數據技術的研發者、使用者及其他相關方，實際上都應具有高度的社會責任感和自律意識，更應嚴格遵守法律法規、倫理道德和標準規范。

　　根據現在的侵權責任法、知識產權法、消費者法、網絡安全法、電子商務法、廣告法等領域法規定，實際上已經有了原則性的責任分配方案。2019年8月，《兒童個人信息網絡保護規定》公布實施，對兒童群體的個人信息加強保護。對于已經有的法律規范，當事人當然應該遵守。但問題在于，立法、司法、執法之間的銜接要順暢，否則就給企業和公民守法帶來不必要的困擾，甚至適得其反;立法超前或責任過重，實際上對于產業發展初期不利，應當著力避免“一管就死、一放就亂”，特別是“一管就死”，因為發展既不能因噎廢食，也不能投鼠忌器。

　　數據合規是新經濟時代的企業守法重點。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全面依法治國是國家治理的一場深刻革命，必須堅持厲行法治，推進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在信息技術和數字經濟大行其道的今天，企業和公民數據合規的守法義務越來越重。既然數據已經成為企業的基本生產資料，那么個人的數據權利就應該是一種自然權利;對個人數據的濫用和侵害，侵犯的就不僅僅是無形財產權，還涉及人格和尊嚴。

　　這實際上就是歐洲GDPR(《通用數據保護條例》)產生的內在邏輯。但是企業的數據合規不是立法規定就完事那么簡單，后續需要有一系列的配套舉措。如：企業若不遵守或做不到數據合規要求的風險是什么，如何做這一類的風險評估，如何設立企業數據合規的規范體系，通過什么程序和必要制度、措施進行合規執行，如何監督企業數據合規并進行必要的審計、信息公開和懲戒等，這些都是需要花費巨大精力和成本的。發展是第一要務，也是第一責任。規范數字經濟和加強數據治理，目的是健康可持續發展，即不是“不要GDP”，而是“不要帶血的GDP”。根據卡羅爾的企業社會責任金字塔，最頂層的是企業自行裁量的責任，其次是倫理和法律責任，但最基礎的是經濟發展責任。

　　如果沒有發展，其他的責任就是“空中樓閣”。數字經濟可以分為兩個板塊，一是核心板塊ICT產業本身，二是拓展板塊ICT技術和產業在經濟社會各領域的應用。ICT信息和通信技術產業，是電信服務、信息服務、IT服務及應用的有機結合。特別是隨著5G時代的到來，ICT產業本身及高級別的醫療、安防、智能制造和自動駕駛應用等，將會產生巨量的溢出效應。

　　在這些廣泛應用中，數據的采集、存儲、處理、應用、交易、出境、消除等環節，是保持數字經濟高速運轉的關鍵，如果尺度不當，會造成阻礙甚至倒退。負責任數字化包含的原則加強頂層設計，進行綜合治理。2019年6月，國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專業委員會發布《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原則——發展負責任的人工智能》，提出了“負責任”的概念，明確人工智能治理應該秉持8項基本原則：和諧友好、公平公正、包容共享、尊重隱私、安全可控、共擔責任、開放協作、敏捷治理。數據是人工智能的原材料，實際上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將其視為數據的治理原則。

　　另外，數字化過程包含技術創新、產業發展、信息安全、社會責任、虛擬經濟等多領域要素內容，既需要兼顧原則，也需要專業原則。應當著眼于構建我國新時代經濟競爭新優勢，培育經濟發展新動能和新勢能，以創新驅動智能化發展為目標，圍繞人工智能設計數據治理和數字化發展原則。遵守法律法規，保障公共利益。在數據收集、研發、利用、存儲、交易等環節，遵守既有法律法規。

　　特別是應當加強《網絡安全法》《電子商務法》《廣告法》等重點法律的實施與檢查。更重要的是，加快推進大數據綜合試驗區等地方立法先行先試，及時推廣制定相關法律，解決政府部門針對數據治理“不敢做”“不想做”“不會做”的問題。應當要求企業在追求經濟效益的同時兼顧社會效益，不得侵害公共利益，確保數據技術的開發和利用符合人類長遠發展。

　　確保安全可靠，保護個人隱私。企業在數據研發和利用時，應當賦予產品或智能化系統一定程度的防御機制，以抵抗嚴重的網絡攻擊;同時還需制定應急響應計劃，使受影響的系統恢復到安全可靠的狀態，從而保證系統在整個生命期內安全可靠。智能化產品或系統的數據采集和使用，應當尊重個人的隱私權，相關企業應當設計一套保護用戶隱私的機制，防止個人隱私及相關數據遭到濫用。加強企業隱私政策評估工作并形成長效機制，對于保護廣大消費者個人信息和隱私安全不啻善事。

　　2017年，網信辦、工信部、公安部、國標委4部門組成專家工作組，對一些企業網絡產品和服務的隱私政策展開評估。但是，目前互聯網企業的隱私政策普遍冗長復雜，仍然未能充分發揮其告知和規制作用。提高算法透明度，明晰體系責任。隨著智能化產品和系統越來越多，大數據“殺熟”、算法歧視、算法圍城等現象日益突出，越來越多的問題都指向“算法黑箱”。

　　特別是隨著有執法權或公共裁量權的機構(如信用評級)廣泛采用智能系統，由系統來決定一個人是不是“合格的人”成為普遍現象。設計研發主體應采用科學的方法驗證智能系統，定期評估和測試其是否會輸出歧視性結果，并鼓勵各主體公布測試情況。人工智能的決策和計算結果應具備可重現能力，即系統可根據過去導致某決策的輸入重現計算過程。建立可解讀的系統，能夠使人工智能變得可控、可被監管。而一旦系統導致任何嚴重后果，可通過重現計算過程追溯問題源頭。同時，企業應當在人工智能決策引發的相關責任之后，首先進行企業自查以確定基本責任歸屬關系，之后再將基本責任歸屬關系映射到法律法規之中。

　　經濟師評職知識：高級經濟師發表論文有什么要求

　　評定高級經濟師職稱是需要申報人獨立撰寫論文的，也可以使用技術業務刊物上發表過的論文，但是一定要是申報者本人獨立撰寫的論文。評高級職稱是不能和他人合作撰寫的，也是不能抄襲的，論文要論述完整，獨立成篇，不能只是其中的摘要或者部分章節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