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筆者主要從管理學角度出發，通過赫茲伯格的“雙因素理論”，結合宋江的現實造反情況進行了分析，并將宋朝的官、吏制度的不同進行橫向對比，闡述了宋朝吏制的缺陷與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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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小吏”宋江

　　宋江本職工作是一名押司，對大宋律法相當熟悉。他很早解除了與宋太公的父子關系，并且辦得相當的規范。有公家開的證明即“執憑”，并且有上任知縣的親筆署名“前官手里押的印信公文”，手續十分的齊全。不僅如此，宋江還在自己家的佛堂里挖了地窖，以備急時藏身。

　　從一個莊農之家本不該有的地窖子出發，施耐庵給了我們當時吏的工作情況介紹“且說宋江他是個莊農之家，如何有這地窖子?原來故宋時為官容易，做吏最難。為甚的為官容易?皆因只是那時朝廷奸佞臣當道。讒佞專權，非親不用，非財不取。為甚做吏最難?那時做押司的，但犯罪責，輕則刺配遠惡軍州，重則抄扎家產，結果了殘生性命。”

　　施耐庵在《水滸傳》中的這一段短小精悍的對比文字，讓讀者真真的看到了宋朝小吏的艱辛。為官的任人唯親、收刮民膏。為吏的不出錯也罷，出錯就是臉上刺字，發配到窮鄉惡壤，還有抄家誅九族的可能。所以說，宋江的工作條件不好，不是肥差;地位不高，出錯就毫無情分的像庶民一樣臉上刺字發配;缺乏社會保障，不但自己犯錯要承擔惡果，還要連累家人，抄家不說還可能誅九族。

　　二、宋朝官與吏的差別

　　宋代仿唐朝，百姓分為九等，上四等給疫，馀五等免之。各種職役之中，人民認為最難忍受的乃是衙前之役。宋江在鄆城縣做押司(第十七回)。《文獻通考·卷十二·職役一》云：“在縣，曹司至押錄，在州，曹司至孔目，下至雜職虞侯揀掏等人，各以鄉戶等第差充。”可見，官吏之差甚遠。那么，官與吏的差別具體再哪里?

　　(一)官來自于科舉或者恩蔭，而吏則不能參加科舉考試

　　《續資治通鑒》中宋太宗：“上親試合格舉人......時中書令史守堂官陳怡慶舉《周易》學究及第。既而帝知之，令追奪所授赦牒，釋其罪，勒歸本局。禁吏人應舉。”

　　(二)官如果犯罪，臉上可以不刺字;但是吏如果犯罪，則可以被刺字

　　《宋史·蘇頌傳》：“熙寧二年，知審刑院。時知金川張仲宣坐枉法，贓罪至死。法官援李希輔例，杖脊配黥海島。頌秦曰：‘希輔、仲宣均為枉法，情有輕重......’神宗曰：‘免杖而黥之可乎?’頌曰：‘古者刑不上大夫，仲宣官五品，今貸死而之，使與徒隸為伍，雖其人無可矜，所重者污辱衣冠耳。’遂免杖黥，流海外，遂為定法。”《文獻通考》也是這樣記載，并且寫有：“自是命官無杖黥者。”

　　(三)“官”是士人，“吏”是庶民;官被稱為“官人”，而吏被稱為“公人”

　　當時在各級各種衙門里當差服役的庶民的總稱為吏，具體稱呼名目非常多，像都頭、巡捕、獄吏、鋪司、番役、看守、地保、里甲、供事、門差、吏胥、押司、書佐以及孔目等，從名目上看雖然不一致，但身分卑賤上則一致。

　　(四)“官”與“吏”待遇千差萬別

　　“官”干得好，可以記功績，有工資有獎金，有正常的升遷制度，也可以封妻蔭子，光宗耀祖。而“吏”只能一直服役，除非非常特殊的情況，是不可能升遷，也沒封妻蔭子的資格。

　　三、官吏比較看吏制的缺陷

　　(一)雙因素理論

　　在20世紀50年代中后期，心理學、管理學家弗雷德里克·赫茲伯格提出了雙因素激勵理論，這種理論也稱“保健——激勵理論”，在理論中赫茲伯格認為主要影響人們行為的有兩類因素：保健因素和激勵因素。

　　保健因素是那些可能會導致人們不滿情緒的因素，如人際關系、個人生活、工作條件、政策、保障、地位等。如果處理的好，則可以預防或者消除這種不滿情緒;如果保健因素處理的不好，會引發人們對工作不滿情緒的產生。但是此因素并不能對員工起激勵作用，只能保持人現時的積極性，維持工作現狀，故保健因素又稱為“維持因素”。而激勵因素是指那些可能產生人們滿意情緒的因素。激勵因素處理的好，人們會產生滿意情緒;若處理不當，其不利頂多只是人們沒有產生滿意情緒，不會產生不滿。赫茲伯格認為，激勵因素應當含有這些因素：成長、晉升、承認、工作本身、成就等等。

　　雙因素理論把傳統的滿意——不滿意的觀點進行了拆解，不再認為滿意的對立面是不滿意，認為在傳統的觀點中有著雙重的連續體：在滿意的對立面只是沒有滿意，而不是傳統的不滿意;同樣的道理，在不滿意的對立面是沒有不滿意，而不是傳統的滿意。只有“不滿意”才會刺激員工做出消極的行為，“滿意”才能刺激員工做出積極的行為。

　　(二)宋江另找出路看吏制缺陷

　　(1)宋江有一個最大的遺憾就是吏胥的卑賤身份阻礙了他升官的前途，用他的話來說，就是“雖有忠心，不能得進步!”恰如宋江在潯陽樓的詩句“恰如猛虎臥荒丘，潛伏爪牙忍受!”他不能不另找出路了!

　　(2)1.“激勵因素”不存在

　　首先，吏沒有晉升機會。與官可以升遷相比，吏只能長期服役。除了極其特殊的情況外，沒有升官，封妻、蔭子的資格。其次，不會成長的服役者。官稱為“官人”，而吏稱為“公人”，只是當時在大小各種衙門里面當差服役的庶民的總稱，沒有工作成長軌道可言。再次，工作本身卑賤，得不到宋朝公職場的正式承認。吏雖然名目很多，但是身份都是很卑賤的，不能與有功績、年資的官相比。最后，工作本身很難取得成就。雖說宋江“刀筆精通，吏道純熟”熟悉本朝各種法令規章，善于應付大大小小各種的差事，很難在本職業內取得創新性或者說顯著性的成就。工作本身不被重視，沒有哪個領導會關注刀筆和吏道。

　　(3)2.“保健因素”沒做好

　　首先，政策不利。宋朝的取士政策是不利于吏的發展的，事項如果宋朝取士的制度想唐代那樣，使宋江這個“自幼曾攻經史，長成亦有權謀”的人有升官上進的出路，也許他就不至于有“恰如猛虎臥荒丘，潛伏爪牙忍受”的憤怒不平之感，不至于走上梁山泊了。梁山泊的總頭領也許就由別人來擔任了。其次，工作條件不好，同事關系不佳。前文中提到給宋江戴綠帽子的張三，想必宋江每次工作看到這位自己介紹給閻婆惜認識的仁兄，都會有吞蒼蠅的感覺。工作大環境不好，沒有晉升機會也便罷了，出事動不動就按律當臉上刺字、誅殺九族。再次，個人生活的混動。閻婆惜是宋江上梁山的一劑猛藥，從認識這個后來被自己包養的女人那一刻起，宋江的悲劇生活就開始了。“被嫌棄、被瞧不起、被戴綠帽子、被街坊議論、被發現秘密、被勒索。”終于，宋江主動了一次“一時怒氣、殺了閻婆惜!”，但結果卻是“被通緝”、甚至“被逼上梁山”。宋江的個人生活問題沒有處理得當，造成了一系列的“蝴蝶效應”。最后，地位卑賤，社會保障不足。吏的地位是卑賤了，我們之前已經提過很多，社會保障的不足，也就促使了“佛堂的地窖子”事件，宋江為什么會在本不該出現地窖子的地方，準備好地窖子，施耐庵告訴我們他是在尋求自我保護。因為為吏太難!出事就是株連九族、刺字、發配，以至于沒有社會保障的宋江不得不早早和家人劃清關系，早早挖好地窖。

　　正是“保健因素沒做好”“激勵因素全無”的宋朝吏制，為宋江另辟新路打好了基礎。《水滸傳》中對鄆城縣小押司宋江的切身描述，給我們展現了封建統治下的黑壓壓的一片天地。同時也讓我們通過自己的思考，看到了宋朝吏制的缺陷和不足。這是一個不斷進步的時代，我們的社會制度在不斷完善。激勵理論也在不同行業，不同地域得到廣泛的運用，取其精華去其糟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