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隨著社會觀念的轉變和女性社會地位的變化，女性的政治地位也逐漸提高，國外有關女性議員的研究逐漸增多‍‌‍‍‌‍‌‍‍‍‌‍‍‌‍‍‍‌‍‍‌‍‍‍‌‍‍‍‍‌‍‌‍‌‍‌‍‍‌‍‍‍‍‍‍‍‍‍‌‍‍‌‍‍‌‍‌‍‌‍。 從身份政治與話語政治的理論視角，發現女性議員規模往往成為其所代表的女性利益強化的標志，但差異性主體的互動才能更廣泛地體現女性利益‍‌‍‍‌‍‌‍‍‍‌‍‍‌‍‍‍‌‍‍‌‍‍‍‌‍‍‍‍‌‍‌‍‌‍‌‍‍‌‍‍‍‍‍‍‍‍‍‌‍‍‌‍‍‌‍‌‍‌‍。 從議題范圍、提案過程、作用效果和社會環境四個方面切入，發現女性議員規模與女性利益代表性間的關系均存不確定性，因此需要融合身份政治與話語政治的觀點來看待女性議員的實質代表性‍‌‍‍‌‍‌‍‍‍‌‍‍‌‍‍‍‌‍‍‌‍‍‍‌‍‍‍‍‌‍‌‍‌‍‌‍‍‌‍‍‍‍‍‍‍‍‍‌‍‍‌‍‍‌‍‌‍‌‍。

　　關鍵詞：女性議員; 代表性; 身份政治; 話語政治

　　女性參政是當今世界發展的必然趨勢，這也必然帶來女性參政與女性利益代表性之間關系的討論。 1918年前，各國議會都被稱作“男人的房間”，女性社會地位低下導致整個女性群體在政治系統中沒有任何話語權。 直到20世紀60年代，政治學家開始關注政治性代表的動態演進過程，進而促進了關于女性議員的研究。 近年來，隨著男女平等觀念的傳播、女性社會角色的豐富以及眾多卓越女性政治家的出現，越來越多的女性參與到議會事務中并發揮積極作用。

　　根據國際議會聯盟IPU對女性參政數據的統計，2019年在世界范圍內，議會女性議員平均占比為24.3%。 世界范圍內有50個國家女性在議會中占比已經超過30%。 不可否認的是，女性議員規模的逐漸擴大已成為一個世界性趨勢，并且在逐步改變政治系統。 [1]緊隨而至的一個問題是女性議員規模擴大后是否促進了更多女性利益的實現? 對女性利益的代表發揮了怎樣的作用? 本文將圍繞這些問題展開研究。

　　一 制度與行為：女性議員研究的理論視角

　　筆者首先運用CiteSpace對女性議員研究領域的文獻進行計量分析，探尋該領域演化的關鍵路徑及知識轉折點。 選取Web of Science數據庫為數據來源，對SSCI收錄文獻進行索引，以“女性議員”“女性政治代表”“女性選舉”等為主題檢索詞，界定時間跨度為2000—2019年，檢索結果共得到791篇文獻。 通過對文章摘要、關鍵詞和文獻類型的篩選，最終得到731篇文獻，發現有關女性議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學領域，且其發展歷程與內在領域的演化呈多樣化特點。 本研究將分別從制度和行為的視角來審視已有研究成果。

　　在制度視角下，女性議員被視為一個結構性的整體，研究認為通過良好的制度設計能適應社會環境的發展、擴充女性議員的規模，進而對整個政治系統產生影響。 工業社會促進了男女平等觀念的普及，女性與男性社會地位趨向平等。 在政治意識形態方面，女性也不再像從前那樣保守，反而比男性呈現出更多左傾的傾向，制度設計也需隨之做出調整。 [2]現有研究對性別配額制和比例代表制的討論頗多，認為通過變革選舉制度能將更多女性納入政府體制之中，由此擴大女性議員規模，增強女性議員的信心，減少議會中的性別偏見，激發更多女性成為候選人，對更多女性尤其是年輕女性產生激勵作用，形成一個良性參政循環。 [3]

　　行為視角下的女性議員研究認為內生于制度的偏好、資源和博弈都會影響個人和群體的行為和態度，而政治結果就是通過個人或集體的行為表現出來的。 [4]偏好主要體現為政黨意識形態偏向和政黨內女性政治家的選擇偏好。 通常來說，左右翼政黨對于女性議員的態度是不同的，左翼政黨提供的是一種參政途徑，賦予女性議員更多機會，擴大女性議員規模。 而右翼政黨則側重于提高女性議員在政黨內的地位，對于規模則沒有顯著影響。

　　政黨中的女性政治家，尤其是女性政黨“守門人”在分配比例時更偏向于給女性更多機會，影響女性參政的難易程度，女性政治精英的積極表現也會促進女性參政的積極性。 [5]資源分布是針對議會席位的分配，當某個政黨增加女性議員數量時，將會間接影響其他政黨的決策，進而對女性議員的總體規模產生影響，這就是政治博弈行為的體現。

　　綜合來看，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女性議員研究的重點是基于女性議員參政不僅受到結構性制度因素的影響，如國家的政治和經濟發展水平，還受到觀念性制度因素的影響，如性別平等觀念。 [6]工業社會的女性將更有可能從事社會地位高、影響力大的職業，她們對于權力更渴望、對于利益更關切，外加政治民主化水平和經濟發展水平的保障，也就更容易對選舉制度產生影響。 在許多國家，先前阻礙兩性平等觀念的歷史文化因素、社會經濟因素和制度因素都有了一定程度的消解，兩性行為的不同使得大眾對女性參政有了更多期待，有研究表明，女性政治家在不同選舉制度模式下的行為存在顯著差異。 [7]

　　綜上可見，已有女性議員研究分別回答了何種制度模式有利于擴大女性議員規模、怎樣的行為能促進女性的良性參政，以及制度和行為二重因素影響下的結果走向三個問題，以上研究積累為我們提供深入了解女性議員參政制度模式和不同行為主體行為特征對女性議員參政的影響。 但目前針對女性議員的研究多從單一國家入手，運用定量研究方法，通過數據統計得出結論，缺乏理論層面的歸納、論證與總結。 此外，研究結論多從規模擴大帶來的整體影響視角切入，缺乏針對女性利益表達領域的探討。 因此，本文將在已有研究基礎上，結合理論探討女性議員參政規模擴大后對女性利益代表性的作用，以期在既有研究基礎上有所推進。

　　二 從數量到質量：身份政治向話語 政治的轉變

　　當前，對于女性議員的參政規模及其代表性的關系存在兩種觀點：一是女性在思維和行為方面都與男性存在差異，這種差異使得女性議員在思考問題時更能凸顯女性價值，維護女性利益; 另一種則認為女性雖然能代表女性利益，但不能否認其他主體對于女性利益的代表功能，同時也不能認定女性議員規模的擴大必然直接帶來其所代表的利益范圍擴大，關鍵在于代表本身而不是代表規模。 [8]實質上，由強調規模到代表本身的討論反映了從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向話語政治(discourse politics)的轉變。

　　(一)身份政治：重視性別差異的利益表達

　　“身份”(identity)代表個體對自我同一性的感知以及個體的同一性得到其他人承認的感知。 [9]然而，在全球化浪潮沖擊、信息技術發展以及媒體的傳播范圍不斷被拓寬的時代背景下，“身份”越來越變成一種源于對普遍公民權利缺陷反思的訴求，認為少數群體與主流群體享有同等的文化價值，需要有同等的渠道表達自己的利益訴求。 而這種爭取差異化表達渠道的過程就是政治過程。 [10]因此，“身份”與“政治”的結合具有了合理性，形成了身份政治概念，以保護少數群體、以及對主流體系提供多元價值的參考。 [11]

　　身份政治一方面強調身份及其差異，另一方面又在既存差異的基礎上尋求認同。 在政治實踐中，這種爭取認同的過程更多以群體行為的形式體現出來，因此這里的身份主要指群體身份。 而群體在實現自身利益表達時有兩種不同的內涵：其一為特定群體依據差異化的身份特征尋求平等的對待、堅持自己的與眾不同進而得到表達的機會; 其二是特定群體對于其他群體的強烈排斥，是一種追求特殊對待的過程。 [12]

　　上述兩種內涵截然不同，需要依據實踐中的特點進一步闡釋身份政治。 但在表達利益后，群體均需得到其他群體的認同，即實現承認政治，才能真正構成身份政治的完整解釋。 這種承認關乎個人的利益與尊嚴，是對不正義對待的反抗，但如果被特定方式利用則會出現問題，也可能成為將自私的利益納入政治議程的渠道，因此也成為一個被詬病的原因。 [13]

　　性別是身份政治的三大核心議題之一。 結合女性議員研究，發現強調規模擴大的研究觀點多立足于兩性差異角度，也就是從性別角度將議會群體劃分為強勢的男性群體和弱勢的女性群體，這種強勢與弱勢不僅體現為規模上的差異，更是受到了長久社會觀念以及議會性別結構的影響而存在一定黏性，難以實現變革，因此出現了愈來愈強的反對聲音。 性別差異會造成兩性關注議題的焦點不同、對同一議題的重視程度不同，進而導致男性議員無法真正代表女性提出女性視角的議題。 這種差異的存在是不合理的，忽視了女性在政治中的重要作用和身份特征，因此需要強化女性在議會中的身份地位，途徑之一就是拓寬女性表達利益的渠道，即擴充女性議員的規模。

　　女性議員理所應當為女性發聲，在諸如平等的權利、教育、產假、反暴力等有關女性利益的政策領域表達意見。 同時，女性議員還發揮著審美意義上的獨特作用，她們是女性的代言人，不僅要傳達需求，還要讓更多人認識和理解女性群體，消除固有的偏見‍‌‍‍‌‍‌‍‍‍‌‍‍‌‍‍‍‌‍‍‌‍‍‍‌‍‍‍‍‌‍‌‍‌‍‌‍‍‌‍‍‍‍‍‍‍‍‍‌‍‍‌‍‍‌‍‌‍‌‍。 女性議員群體還應呈現出其內部組成的差異化以及這種差異化帶來的意義，這種意義十分獨特并能因此獲得其他議員對于女性議員的積極回應。 [14]因此，亟需提高女性議員的地位，強調女性議員的身份特征以突顯其對于表達女性利益的重要作用。

　　強化女性議員政治身份的手段主要包括制度手段和行為變化。 選舉制度決定議員的選舉過程進而影響議會中議員的性別結構。 性別配額制的采用雖不能證明女性議員在議會中得到實質性的支持，不過也不能否認女性在議會中規模持續擴大的趨勢，且將配額與比例代表制的選舉模式相結合時效果會更加明顯。

　　此外，政黨對女性議員持積極態度，納入更多女性議員不僅可以改變該政黨女性議員的比例，還會間接影響其他政黨，進而對議會中女性議員規模產生影響。 而當政黨“守門人”是女性時，也將對女性參政有顯著的正向作用，她們不僅會發揮隱性作用，還會明顯地促進和支持女性參政。 同時，政黨內的女性精英也可以和女性政黨“守門人”發揮同樣的作用，女性政黨精英可以增加女性成為候選人的機會。 由此可以看出，性別的差異不僅反映政治關系的特征，還內嵌于政治之中，限制并塑造社會互動。 [15]

　　身份政治理論強調了由性別差異導致的利益表達的差異，因此需要擴充女性議員規模來強化女性群體的政治地位，尊重任何一個群體表達利益的權利，這是一種文化多元主義的觀點。 然而，身份政治理論可能會面臨普遍共識與差異表達之間的沖突，以及如何實現共識與差異平等化的困境。 在議會中雖然可以通過投票來決定一個議案是否被通過，但投票本質上又會面臨犧牲少數人利益的困境，形成一個悖論的循環。 然而，在試圖論證擴大女性議員規模的研究中，大部分學者對這一問題談論較少，更多著眼于利益表達的過程。 強調女性群體的政治權利和擴大女性議員規模，以實現體現性別差異的利益表達看似合理，但是這一觀點建立在一個假設基礎上，即女性利益是由女性群體表達的，不同女性議員會形成某種“戰略聯盟”，[16]由此引發對話語政治觀點的討論。

　　(二) 話語政治：重視主體互動的利益表達

　　話語政治概念源于哈貝馬斯的交往行為理論。 哈貝馬斯認為交往理性而不是工具理性才能概括主體間的關系，因此將研究視角從主體性哲學轉變為主客體間關系的研究，在政治行動過程中更加強調主體間交往的作用以及通過話語討論實現民主的范式，是一種協商民主的體現。 [17]

　　話語政治某種程度上是對身份政治的“揚棄”。 話語政治的前提就是政治主體之間的相互尊重，擁有話語申訴的權利以防止壟斷的出現，進而為溝通協商奠定可能性，這是一種身份政治概念的體現。 在此基礎上，話語政治將政治主體與他人置于一種復雜的聯系中，主體之間不僅能溝通，還能相互影響，是對身份政治概念的擴展，而不是簡單認為個人與他人僅以對抗的形式存在，個人盡管獨立于他人，但也依賴于他人，通過溝通解決沖突，通過商談傳遞意見，通過合作取得共識并實現共同利益。 話語政治不否定個人權利的存在，而是認為通過主體交互的互動行為能夠更好地參與政治、實現個人權利。 [18]

　　結合女性議員研究，發現第二種觀點實則是對第一種觀點先驗性假設的批判。 學者承認女性群體的權利，承認她們需要發揮政治功能、擁有政治身份，但并不認同擴充女性議員規模就一定能帶來女性利益被更好代表的結果，因為這類結論直接建立在“女性議員能夠代表女性利益”的假設基礎之上，而忽視了對這個假設真偽性的檢驗。

　　因此，我們可以從社會性別角度描述女性群體內部的特點。 社會性別概念意在區分社會性別與生理性別的差異。 女性主義理論認為，女性的劣性是社會建構的產物，這種建構在成長過程中無處不在，而且這種社會性別也成為權力系統安排的依據。

　　女性議員是生理意義上的女性，經過社會的建構，也獲得了女性的社會性別，但這種社會性別不僅體現為男性氣質與女性氣質的差異，也體現為女人氣質的同質性和異質性。 同質性是指社會性別的塑造過程是一個社會秩序對自然秩序的迎合過程，是一種社會制度安排的產物，不能保證每位女性議員的女人氣質均具有個性化特點。 反之，異質性是指社會塑造過程是一個社會成員學習和接受他們社會角色的過程，這個過程是動態的、可變的，極有可能塑造為差異化的社會角色。

　　因此，從同質性與異質性的角度來看，規模擴大的女性議員會產生不同的作用。 假如社會存在一個同質化的女性群體，這時不需要明確區分女性公民和女性議員。 選舉出來的女性議員提出的議案能夠全面體現女性利益，因此可把女性看為統一的整體，具有共同的目標和要求。 但這一假設帶有強烈的理想色彩，在多樣化的現代社會中不可能存在完全同質化的群體，即便存在這樣的群體，如利益集團，也不可能是基于整個社會的性別來劃分。 此外，女性同質化群體的假設并不能說明男性與女性存在完全的異質性。

　　奧爾森在論述制度變遷路徑時，強調制度內部的動力機制，這就包括了各行動者之間的權力差異。 [19]女性主義政治學者肯定了奧爾森的觀點，但在權力差異的基礎上提出性別取向所造成的影響，即性別造成了獲取資源途徑差異的性別動力機制，進而形成不平等的現象。 在女性議員研究中，就體現為男性議員由于存在一種社會的性別期望，他們的行為自然成為議會的規范，但是女性議員的意見和行為就會被邊緣化，在資源和權力競爭中處于不利地位。 反之，同樣的觀點由男性議員提出會比由女性議員提出更有影響力和代表性。

　　以上討論間接證明了話語政治體系建構的必要性。 現實中不能一味強調女性議員規模的擴大，更重要的是在保障女性議員政治權利的基礎上重視多元主體的互動過程。 不能僅把表達女性利益的任務委托給女性議員，因為女性議員作用有限，且不具備完全代表的能力。 女性議題需要納入協商過程，讓多元主體認可這一議題，最后通過合作來達成議題的落實，這才是一個良性的代表女性利益的政治循環過程。

　　而這個過程離不開其他代表主體的參與。 關鍵代表理論認為關鍵代表是指那些可以根據自己的意愿提出意見并在政策制定中發揮關鍵作用的角色。 在有關女性議題的討論中，關鍵代表可以是女性代表，也可以是男性代表。 在政治實踐過程中，即使在男性議員居多、非女權主義議員的右翼或偏右翼政黨中仍然有為女性發聲的議員，這類議員在經過深思熟慮后提出的女性相關的議題往往更具有建設性，因為他們是站在中立視角上提出的，也會給其他代表留下更為深刻的印象。

　　綜上，我們可以發現女性議員代表性的觀點經歷了由身份政治向話語政治的轉變過程。 從一開始對于少數群體權利的重視以及對性別差異的強調而擴充女性議員規模的觀點，發展到重視多元代表主體的作用，實現多元主體間的互動，以達到女性利益被更廣泛地代表、接受的觀點，是一個逐步深化、反思的過程。

　　三 身份政治與話語政治的融合： 一個新的解釋框架

　　通過以上討論，不論是基于身份政治對性別差異的重視，還是基于話語政治對主體互動的重視，都能從世界女性議員參政實踐中找到對應案例，說明二者均具有一定合理性。 而身份政治向話語政治的轉變過程也不僅是單純的切換，是一種帶有包容性的演變，[20]是在融合了性別差異基礎上的主體互動過程：男性議員可以為女性利益發聲，這是強調性別差異的表現，女性議員不能完全代表女性利益，也需要男性議員的議案作為補充，這就是一種包含了多元差異性的主體互動。

　　可以說，演變的過程蘊含了二者的融合，融合是在轉變基礎上的增益和補充‍‌‍‍‌‍‌‍‍‍‌‍‍‌‍‍‍‌‍‍‌‍‍‍‌‍‍‍‍‌‍‌‍‌‍‌‍‍‌‍‍‍‍‍‍‍‍‍‌‍‍‌‍‍‌‍‌‍‌‍。 因此，可以嘗試融合二者構建一個綜合的女性議員利益代表的解釋理論，既可以對男性議員與女性議員在心理、行為等方面存在的差異做出合理解釋，進而為女性議員代表女性利益提供合理性支撐，同時又能為多元主體表達女性利益提供理論依據，促進更多代表關注女性議員的議題、女性群體的利益，更好地解釋議會中女性議題的過程，豐富女性利益表達的渠道。

　　(一)理論融合的合理邏輯

　　利益代表需要通過議案被上升到國家政策方針的高度來實現，這包括議案提出、辯論、通過以及議題得到社會反響的全過程。 而構建一個利益代表體系必須確保所表達的利益在上述三個過程中得到了充分體現，才存在被代表的可能性。 此外，同樣的過程無法確保同樣的效果，比如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對于性別平等觀念的推崇使得更多積極的、有利于女性的改革措施被接納，而在伊斯蘭文化統治下，國家女性在議會中的提案卻不受重視，作用薄弱。 [21

　　因此，女性議員對于女性利益的代表效果必然受到不同社會環境的影響，這也是融合理論不可忽視的背景因素。 所以，可以根據身份政治與話語政治在利益代表過程以及社會背景方面的差異，從議題范圍、提案過程、作用效果和社會環境四個方面展開討論，系統思考二者融合的合理邏輯和相互關系。

　　1.議題范圍：女性利益的界定。 驗證女性議員規模與女性利益代表性之間的關系，需要明確什么是符合女性利益的議題，不同學者也給出了不同定義，包括主體方面的“由聲稱代表女性的人提出的問題”，影響方面的“提高女性自主性和福利水平”、“縮小男女性別差距”，或者更為宏觀的“影響女性生活方方面面的問題”等。 可以看出，對于女性利益的定義雖然均以女性為核心，但外延范圍存在較大差異。 僅從微觀范圍考慮，對于議題的提出和實現都有更高的要求：必須是針對女性主體提出、必須對女性主體有切實的、針對性的影響。 但如果從宏觀范圍考慮，對整體社會福利水平的提高也符合女性的利益要求。 由此，不同利益范圍要求對于議題的表達范圍存在影響，進而對女性議員代表性作用有不同理解。

　　2.提案過程：差異化議題的影響。 提案過程指代表女性利益的議題最終進入議會提案的過程。 在當今世界政治環境中，男性仍為議會的主導。 女性往往需要與男性表現得迥異才能引發關注，這種差異化表現可以體現為提出議題本身的差異，也可以是對同一議題的不同看法。 正是這種性別差異形成的獨特性使得女性議員在議會中的作用被凸顯，進而形成改變議會議題的可能性。 也正是這種差異性，可能轉變議會中男性議員的初始看法，更多關注女性議題的合理性，從而使得女性議題有了被更大范圍代表的可能。 當然，由于男性主導地位的壓力，女性議員可能會在這個過程中被迫保持沉默，這充分表明提案過程中不確定性。

　　3.作用效果：不同主體的行為結果。 作用效果體現為代表女性利益議題的提出所得到的反響程度。 女性議員規模擴大可以對社會上的女性形成潛在的動員作用，進而增加女性政黨候選人的數量，在候選環境中形成規模優勢，影響當前政黨的議題走向，更多考慮女性關切的問題，為打破當前性別不平衡提供基礎。 但是，女性議員規模擴大不僅會對社會上的女性產生影響，還會對議會中的其他議員產生影響。 議員會根據成本—效益原則采取不同行動，導致最后結果存在不確定性。

　　即當大部分人都通過了某項議案，那么該議員也會同意，只要該議案對其沒有損害; 或者，如果處于聯盟狀態的另一個政黨的議員通過了某項議案，那么該議員也會同意，因為他需要維持“合作”關系。 議員活動的標準存在相當大的模糊性，是依附于其他主體對其影響的互動行為的結果。 [23]因此，女性議員規模增大的影響取決于規模優勢的大小以及其他議會代表主體所采取的行動，這種作用效果是非常復雜的。

　　4. 社會環境：多種因素的組合效應。 女性議員在政治參與中發揮的作用隨著社會環境的變化在不斷改變，不能根據某一階段的結論來判斷下一階段的走向。 其中性別觀念的變化對女性議員發揮作用有較大影響。 研究女性議員形式代表性的影響因素，以及女性議員的作用，發現二者關系存在一個悖論，即性別差異確實使男女議員在態度和政策主張方面存在差異，這也將為日后女性議員發揮更大作用提供基礎，但這種差異的存在也讓社會仍然保持著男性主導者的姿態。 當然，隨著時代不斷發展，女性議員也會不斷豐富自己的議題內容，或通過更多女性代表的加入來傳達多元化的議題，增強女性利益在社會中的地位。

　　除性別觀念外，環境中多種因素的組合也會帶來不同的結果，比如西歐的選舉制度、配額制、女性地位、女性行為和左翼政黨;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選舉制度、配額制、女性地位、國家經濟水平和戰爭狀態會影響女性議員比例。 在西歐，女性地位并不會對女性代表的比例產生影響，但這會對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產生顯著影響; 兩個地區中每個因素都因為與不同因素的組合產生不一樣的結果，但卻在不同的組合中又可能產生相似的結果。 [23]可見，不同地區不同時期的多種社會環境因素組合也使得二者間關系撲朔迷離。

　　(二)理論融合下的女性議員利益代表性解釋體系

　　從議題范圍、提案過程、作用效果和社會環境四個方面切入，發現女性議員規模與女性利益代表性間的關系均存不確定性，基于身份政治與話語政治的理論視角，可以歸納如下：當女性議員提出的女性利益主要體現為微觀角度的影響、更突出女性主體作用時，這類議題將在議會的提案中“脫穎而出”，發揮獨特性以突顯女性議員的重要作用，并對社會上的其他女性發揮動員作用，激勵她們參與政治、表達利益，從而實現女性議員規模擴大后帶來的女性利益實現的社會效果，由此得出女性議員規模與女性利益代表性之間的強關系。

　　反之，當女性議員提出的女性利益并不僅僅強調對女性主體的利益價值，而是側重于社會的普惠性，那么這種從女性視角出發的普適性議題能在議會中引發更多的關注，從而使得更多主體參與到有關女性利益的表達過程之中，并形成議會中的主流輿論，甚至以壓倒性優勢而得以通過，也能促進規模擴大后的女性利益得到實現，但這種利益實現不僅僅歸功于女性議員，更是其他主體發揮作用的結果，由此可見女性議員規模與女性利益代表性之間呈弱關系。

　　基于上述討論，發現身份政治理論對于性別差異的思考強調了擴充女性議員規模的重要性，主要體現為“精準表達議題—引發其他議員關注議題—形成規模優勢”的作用機制。 話語政治理論對于主體互動的思考強調了多元主體同樣能發揮作用，體現為“代表廣泛利益的議題—改變初始看法—轉變行動”的作用機制。 在不考慮社會環境的情況下，無論是身份政治下性別差異對于女性議員規模重要性的突顯，還是話語政治下對于主體之間交流互動過程的強調，得到的結果都是為了更好地實現女性利益，突出對女性利益的代表。

　　雖然兩條路徑的結論有所差異，但都希望能通過某種途徑使得女性利益被合適地代表，因此兩個理論之間并非“零和博弈”的關系，而是可以通過互相補充而擴展現有理論，構建一個更富包容性的女性議員規模與女性利益代表性間關系的理論體系。 具體而言，可以通過對議題范圍、提案過程、作用效果進行整合，輔之以社會環境的大背景，形成新的女性議員利益代表性解釋體系，以提高理論的適應性和應用范圍。

　　當議題范圍更強調微觀范圍的女性議題，提案過程更能突顯女性議員的獨特性，以及作用效果方面能形成顯著的對于社會女性的動員的作用時，女性議員規模與女性利益代表之間關系更為直接，即為強關系。 但是女性議員規模擴大的過程中會對議會中其他主體造成影響，與其他議員形成互動，這種互動行為也會帶來女性利益代表性的提高，這時女性議員規模與女性利益之間的關系則會較為間接，不能簡單將女性利益代表性的提高與女性議員規模擴大劃等號。

　　這一切關系基礎作用在社會環境的綜合影響下，不同因素在不同社會，或是同一因素在不同時期都會有不同效果。 例如，在20世紀90年代土耳其的女性主義者就遇到過一個困境：究竟應該為了女性規模而參政還是為了改變政治生態而參政? 隨后的研究表明，土耳其議會中的少數女性議員以及后期增長的女性議員并未能很好地代表女性利益，也沒能改變整體政治環境，因此需要融合身份政治與話語政治的觀點來看待女性議員的實質代表性。 在議會政治中，女性議員發聲以及其他關鍵代表的角色都尤為重要，從提出議題到最終落實都關系著女性利益，結合社會環境的變化，改變議會議政環境，而不僅僅追求規模擴大的效果。 由此，女性議員的利益代表性呈現出多維發展的方向。

　　社科論文投稿刊物：《中國社會科學》(SocialSciencesinChina)雜志1980年1月創刊，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主辦主管的綜合性社會科學期刊，主要發表我國人文社會科學領域最新和最重要的學術研究成果。國際標準刊號：ISSN：1002-4921，國內統一刊號：CN：11-1211/C，郵發代號：2-531，單月10日出版。

　　四 小結與展望

　　本文通過對國外女性議員研究文獻的梳理，回答了以下三個問題，即何種制度模式有利于擴大女性議員規模、何種行為能促進女性的良性參政、制度和行為二重因素影響下的結果走向。 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了新問題：女性議員規模與女性利益代表性之間的關系如何?

　　本文在基于性別差異的身份政治理論對女性議員規模與女性利益代表性之間的明確關系進行討論的同時，基于主體互動的話語政治理論對女性議員規模與女性利益代表性間的模糊關系進行闡釋，并從議題范圍、提案過程、作用效果和社會環境四個方面比較，發現兩個理論雖然存在不同的影響路徑，但都具有共同的目標，存在互補關系，具有理論融合的可能性，進而構建了一個身份政治與話語政治結合的新型女性議員利益代表性解釋體系，并得出女性議員規模與女性利益代表間的關系模式。

　　本研究僅僅針對目前學界主流觀點進行理論整合，提出新型女性利益代表體系，由于社會環境因素的存在，需要針對具體的政治實踐并結合社會環境綜合進行分析‍‌‍‍‌‍‌‍‍‍‌‍‍‌‍‍‍‌‍‍‌‍‍‍‌‍‍‍‍‌‍‌‍‌‍‌‍‍‌‍‍‍‍‍‍‍‍‍‌‍‍‌‍‍‌‍‌‍‌‍。 未來研究可以針對目前整合的理論體系，從性別差異與主體互動的綜合視角出發，設計指標體系和不同變量，結合具體實踐進程，分析女性議員規模與女性利益代表性間的關系。

　　注釋：

　　[1]Susan Welch， “Women as Political Animals? A Test of Some Explanations for Male-femal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Difference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21， no.4， 1977， pp.711-730.

　　[2]Pippa Norris and Ronald Inglehart， Rising Tide: Gender Equality and Cultural Change Around the 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101.

　　[3]David E. Campbell and Christina Wolbrecht， “See Jane Run: Women Politicians as Role Models for Adolescents”，Journal of Politics，vol.68，no.2， 2006， pp.233-247.

　　[4]James G.March and Johan P.Olsen， Rediscovering Institution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89， pp.121.

　　[5]Pippa Norris， Electoral Engineering， Voting Rules and Political Behavio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230.

　　[6]Mala Htun， “Women， Political Parties and Electoral Systems in Latin America”， Women in Parliament: Beyond Numbers， vol.10，no.3， 2005， pp.112-121.

　　[7]Jennifer M.Piscopo，“Rethinking Descriptive Representation: Rendering Women in Legislative Debates”， Parliamentary Affairs， vol.64， no.3， 2011， pp.448-472.

　　[8]Sarah Childs and Mona Lena Krook， “Analysing Women's Substantive Representation: From Critical Mass to Critical Actors”， Government & Opposition， vol.44， no.2， 2009， pp.125-145.

　　[9]Erik Homburger Erikson， Identity and the Life Cycle， New York：Norton & Company， 1980， p.10.

　　[10]約翰·德雷澤克：《協商民主及其超越: 自由與批判的視角》，丁開杰等譯，北京: 中央編譯出版社，2006年，第50頁。

　　[11]王葎：《文化多元主義的身份政治困境》，《山東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6期。

　　作者：陳文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