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文章主要對檔案與國家認同的關系進行了思考，認為檔案具有獨特的記憶屬性、憑證屬性、文化屬性，能夠在國家認同外部危機治理過程中發揮重要功能，這些功能包括檔案的建構功能，即建構自我身份，厘清他者邊界;檔案的重構功能，即還原事實真相，重塑國家形象;檔案的強化功能，即培育共同文化，凝練國家精神。

　　關鍵詞：國家認同,外部危機,危機治理,檔案功能,集體記憶

　　國家認同是現代國家得以構建的首要前提，亦是國家合法性得以確立的重要基礎。一個國家如果無法使國民形成對自己強烈的認同感，國家就沒有穩固的心理基礎，容易爆發社會矛盾、造成社會動蕩，甚至導致民族分裂、國家解體。

　　魯恂·派伊在《政治發展面面觀》中首次提出了“認同危機”概念，并將認同危機列為現代國家所面臨的八大危機首位[1]。社會轉型的大背景下，全球化、網絡化以及多元文化主義全面推進，迅速改變了國家的外部生態，原有的國家認同不斷受到沖擊，不管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在不同程度上面臨國家認同危機。

　　各國都積極采取各種措施，不斷強化國民的國家認同感、增強國家軟實力。筆者在思考檔案與國家認同的關系基礎上，分析外部環境的變化給國家認同造成的挑戰以及檔案在國家認同外部危機治理中發揮的功能，以期檔案能夠為國家認同的塑造和強化提供更為有力的支持。國家認同是身份認同諸多形式的一種，是“一個人確認自己屬于那個國家，以及這個國家究竟是怎樣一個國家”的心理活動[2]，歸屬并融進于國家是國家認同的重要指向。

　　然而，這種歸屬感并非天然形成，而是具有明顯的建構性，“在絕大多數情況下，認同都是建構起來的概念。人們是在程度不等的壓力、誘因和自由選擇的情況下，決定自己的認同。”[3]它“需要不斷生產，才能獲得維系其歸屬感的紐帶”[4]。而檔案作為人類在社會活動中直接形成的原始記錄，是重要的信息資源，憑借其特有屬性可以在國家認同的建構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檔案具有記憶屬性，它是集體記憶的重要載體，是建構集體記憶重要且不可替代的要素[5]。

　　而集體記憶和認同天然相連，因此檔案可以通過參與集體記憶構建產生和強化國家認同;檔案具有憑證屬性，它承載的真實連續的信息是國家歷史延續性的依據，也是還原歷史真相、否定歷史虛無的重要憑證;檔案具有文化屬性，相同的文化符號是文化認同的重要依據之一，檔案作為文化符號的一種載體，在增進國家文化認同方面可以發揮重要功能。梳理了檔案與國家認同之間的關系之后，那么檔案在國家認同外部危機治理中究竟可以發揮什么具體功能?本文從以下三個方面進行探討。

　　1全球化引發的國家認同危機治理中的檔案功能

　　1.1 全球化引發國家邊界模糊危機

　　邊界是建構認同的前提與基礎，確定邊界的過程也就是共同體認同建構的過程。國家邊界對于國家認同的重要性在于，“邊界和公民身份一起表明了社會成員和非成員，并從‘我們是誰’和‘我們不是誰’兩個方面界定了社會政治共同體。”[6]

　　過去，政治生活、商業貿易以及文化交流通常在固定的地理空間內發生，特定人群在固定的地理空間中結成的歷史文化和政治法律共同體使得國家邊界形態清晰明確，民眾能夠清楚地區分“我們”和“他們”。

　　但隨著全球化進程的加快和程度的加深，跨地區政治交往、商業貿易及資本流動成為日常，促使“國家權力開始分層化和中空化，國家在權力體系中的中心地位受到一定程度的動搖”[7];全球化也使得不同國家的政治法律和文化生活趨于普遍化、同質化和一體化。以上都使得國家的政治法律邊界及歷史文化邊界日益模糊，邊界的模糊削弱了國家認同生成的生態基礎，引發了公民的身份焦慮，因為只有意識到差異性的存在，人們才識別出“我們”和“他者”。

　　1.2 檔案建構功能：建構自我身份，厘清他者邊界

　　認同的本質是同與異的對立統一，國家認同實際上也是國家認異。全球化過程中國家邊界開始變得模糊，“我們”與“他者”這種同與異的認知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動搖。而檔案作為人類社會生活的原始記錄，真實地再現了國家歷史變遷的足跡，這種連續、完整的記錄恰好能夠為確認“我們”和區分“他者”提供依據，強化同一性和差異性的認知。

　　“身份認同有縱橫兩個不同的維度，即在歷史的追溯中找到相同的社會基因，在與其他社會組織的文化比較中找到自己的歸屬”[8]。國家認同的構建需要追溯國家的集體記憶，追溯國家共同體的“根”。集體記憶的追溯需要以連續完整的信息為基礎，而檔案恰是最符合這種條件的信息。檔案貫古通今，利用檔案人們可以跨越時間的界限去追根溯源，與祖先建立起文化心理上的強烈關聯，感受歷史人物與自己擁有的共同的基因，從而建立起自我的身份認知。

　　如此，檔案搭建起了溝通過去和現在、個體與國家有機聯系的橋梁，國家共同體成員由此會發現“敬發千枝歸一本，朝宗萬水實同源”，進而產生一種“同根同源”的心理感受，從而強化其民族認同感[9]。改革開放以來，越來越多的臺灣同胞返回大陸祭拜先祖，掀起了尋根問祖的熱潮，在這一過程中家族檔案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為證明兩岸人民同根同源、同宗同祖提供了憑證，增強了臺灣同胞的國家認同感和民族向心力，促進了海峽兩岸的交流、推動了祖國和平統一的進程。

　　如臺灣前國民黨領導人宋楚瑜在大陸尋根問祖時，其家族檔案發揮了重要作用，1941年的《湘潭昭山宋氏族譜》證實了宋楚瑜系湘潭昭山宋氏第三十二代傳人，反映了宋氏根系大陸、祖源炎黃。追溯集體記憶的過程也是差異性比較的過程，集體記憶能夠為自我與他者的互動比較創造情境。集體記憶的建構需要以檔案等客體性資源為依據，但集體記憶不是事實的平鋪直敘，而是帶有主觀性、當下性的成分。

　　在集體記憶的建構過程中，建構主體往往會不自覺地展現出哪些是“自己人”、哪些是“他們”的存在。通過接觸閱讀檔案，人們很容易被引入集體記憶的敘事情境中。在這種情境中，讀者既能感受到自己群體的特質，也能感受到“他者”的明顯不同，他者的諸多不同，映襯出自我的鮮明形象，強化著自我內部的認同。

　　2網絡化引發的國家認同危機治理中的檔案功能

　　2.1 網絡化引發國民歸屬感與責任感消解危機

　　傳統社會，公民通過血緣和地緣建構起自身的社會關系，在社會關系中公民確認了相同的“我們”，從而產生熟悉感和歸屬感。但在互聯網時代，認同情感的地域依托已經消失，傳統的社會關系結構被新的虛擬化的網絡組織關系所取代，在網絡組織關系中“信息流量和流速的爆炸性增長，在增強了個人的認知能力的同時，也加大了不同認同之間的互動，動搖了某些本來就不穩固的認同”[10]，情感的抽離和原有認同的動搖，消解了公民對于國家的歸屬感。

　　同時，網絡的虛擬性和匿名性使得網絡社會管理難度大大增加，在這種環境下，公民可以隨意發表言論，由此各種思想散布于網絡空間中，極有可能導致非理性的網絡參與，網民在發表言論時會以自我為中心，或隨意發泄或盲目跟風，而忽略了事情真實的一面，這在某種程度上降低了公民政治參與的責任感。如果網絡民意為非理性力量驅使，公民的國家認同感極有可能被消解，出現對國家歷史碎片化解讀和對國家現狀不理性批判的問題。

　　2.2 檔案重構功能：還原事實真相，重塑國家形象

　　當前一些容易引發國家認同危機的錯誤思想在網絡空間快速傳播，典型代表就是歷史虛無主義。歷史虛無主義將完整的歷史分割成零散的歷史碎片，然后再根據分割者自身訴求別有用心地進行重組和整合，對正統觀點進行顛覆，即以戲說解構經典、用荒誕替代正說，達到消解嚴肅和正統的目的[11]。

　　移動互聯網時代，歷史虛無主義更是借助新媒體不斷拓展其影響范圍，這不僅導致了歷史共識的瓦解、思想精神的混亂，而且造成了價值體系的崩塌和社會凝聚力的下降，嚴重消解公民的國家認同感。檔案是社會實踐活動中形成的最真實、最完整的記錄，是歷史真相的固化證據。作為還原歷史事實的珍貴資源，檔案可以在批判和抵制歷史虛無主義的斗爭中發揮重要功能。

　　檔案是人類社會生活的原始記錄，具有客觀性和真實性，正是由于具有客觀真實性，檔案成為批判歷史虛無主義的最有力的武器。人們可以通過檔案考據歷史事實，對于歷史虛無主義的斷章取義、無中生有進行針鋒相對的批判，從而還原事實真相、維護歷史本來面貌。

　　如，近年來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在網上肆意歪曲歷史事實、詆毀英雄人物、散播歷史虛無主義，炮制了諸如“劉胡蘭是自己鄉親鍘死的”“狼牙山五壯士是被老百姓逼下去的”等謠言，在網絡上大肆傳播。面對這些謠言，檔案還原了英雄事跡，再現了英雄們的感人事跡，讓顛倒的歷史還原了本真，為世人樹立了中華民族堅韌不屈的民族形象。如面對“劉胡蘭是自己鄉親鍘死的”的謠言，山西省檔案館將殺害劉胡蘭的兇手、閻錫山部軍官張全寶伏法前的供詞公布于眾，讓事實迅速得以澄清[12]。

　　3多元文化主義引發的國家認同危機治理中的檔案功能

　　3.1 多元文化主義引發國家主流文化侵蝕危機

　　多元文化主義所倡導的價值觀固然有可取之處，但是多元文化主義沖擊和挑戰了國家的主流文化，加劇了族群隔離和社會碎片化的問題。它可以“最大限度地造就民族的獨立自主意識，發揚民族的傳統和特征，但卻并不必然具有促使各民族凝為一體的推動力。”[13]歷史學家杰西·伯萊尼認為，“把多樣化放到至尊的地位將會葬送共同的價值觀”[14]。

　　3.2 檔案強化功能：培育共同文化，凝練國家精神

　　檔案真實地反映了各民族發展的歷史，通過檔案，同一國家不同民族之間的相互融合的歷史可以得到證實，共同文化符號可以得到確認。檔案承載的共同文化符號體現了同一國家人民意識深處的文化歸屬感，能夠促進文化融合以及深入培育共同文化。如大量檔案證明了中華民族之間的交融是歷史的主旋律，“炎黃子孫”“龍的傳人”等共同文化符號的形成都是民族融合的寫照，也是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見證。新時代可以利用檔案進一步找尋中華民族交融的歷史事實，培育中華民族共同文化，強化國家認同。

　　多民族國家的國家精神立足于眾多民族長期共同的社會實踐，是由原本各具特色的民族精神在歷史長河中相互碰撞融合、交匯升華而成的精神復合體。它貫穿于國家的歷史發展和文化形成過程中，彰顯國家的民族特性、身份標識和精神追求，具有凝聚民心、激發動力、感召動員的重要功能[15]。而檔案所記載的原始信息是人們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印記，反映了各民族在實踐活動中表現出的價值取向和精神面貌，為民族精神的形成積淀了文化基礎。

　　如中華民族維護統一、熱愛祖國、自強不息等民族精神，都實實在在反映在檔案的內容之中。因此，面對多元文化主義對國家主流文化的侵蝕，可以把國家在不同時期所共有的優秀精神特質從檔案中篩選出來，進一步強化國家精神、強化各族人民的國家認同感。

　　注釋與參考文獻：

　　[1]魯恂·W.派伊.政治發展面面觀[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81.

　　[2]江宜樺.自由主義、民族主義與國家認同[J].臺北:揚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8:12.

　　[3]塞繆爾·亨廷頓.我們是誰:美國國家特征面臨的挑戰[M].程克雄,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005:21.

　　[4]金玉萍.媒介中的國家認同建構——以春節聯歡晚會為例[J].媒體與傳播,2010(1):160.

　　[5]馮惠玲.檔案記憶觀、資源觀與“中國記憶”數字資源建設[J].檔案學通訊,2012(3):5

　　[6]李永國,屈瑞鐸.全球化時代的國家主權和領土邊界[J].高校社科動態,2007:32.

　　[7]俞可平.全球化與國家主權[M].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40.

　　[8]馮惠玲.當代身份認同中的檔案價值[J].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15(1):99.

　　[9]加小雙.當代身份認同中家族檔案的價值[J].檔案學通訊,2015(3):33.

　　[10]俞可平.全球化與國家主權[M].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88.

　　[11]劉森林.虛無主義的歷史流變與當代表現[J].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15(10):74.

　　推薦期刊：檔案學研究期刊檔案專業學術性刊物。結合我國檔案事業的實際，開展學術研究，促進檔案資源的開發與利用，加強國際交流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