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對于理雅各(James Legge)和辜鴻銘的《論語》翻譯一直是研究的熱點‍‌‍‍‌‍‌‍‍‍‌‍‍‌‍‍‍‌‍‍‌‍‍‍‌‍‍‍‍‌‍‌‍‌‍‌‍‍‌‍‍‍‍‍‍‍‍‍‌‍‍‌‍‍‌‍‌‍‌‍。 理雅各和辜鴻銘對于《論語》的翻譯有著截然不同的風格和語言表述‍‌‍‍‌‍‌‍‍‍‌‍‍‌‍‍‍‌‍‍‌‍‍‍‌‍‍‍‍‌‍‌‍‌‍‌‍‍‌‍‍‍‍‍‍‍‍‍‌‍‍‌‍‍‌‍‌‍‌‍。 本文著重探討兩位譯者在翻譯《論語》時主要的目的、兩篇譯文的顯化程度以及目的和顯化之間的內在聯(lián)系‍‌‍‍‌‍‌‍‍‍‌‍‍‌‍‍‍‌‍‍‌‍‍‍‌‍‍‍‍‌‍‌‍‌‍‌‍‍‌‍‍‍‍‍‍‍‍‍‌‍‍‌‍‍‌‍‌‍‌‍。 本文在了解翻譯目的的基礎上，分析兩版譯文的顯化現象，致力于探討中國古典文學的翻譯，希望能對中國古典文學的翻譯以及其他類型翻譯文本的研究提供一些啟示。

　　【關鍵詞】 《論語》翻譯; 目的論; 顯化; 理雅各; 辜鴻銘

　　《論語》作為中國經典儒家經典作品之一，一直深受國內外讀者的追捧，其不同風格的譯本從19世紀開始逐漸出現在大眾的視野中。 為具體研究譯者不同目的和背景對譯文顯化程度的影響，本文將從翻譯目的論角度出發(fā)，基于顯化的分類，探討理雅各和辜鴻銘《論語》譯本中的顯化程度。

　　一、翻譯目的論(Skopos theory)

　　翻譯目的論由Vermeer提出。 關于“Skopos”的概念，“Skopos”是一個希臘詞，英語譯為“purpose”。 這個詞也可以翻譯為“aim”“goal”或者“intended function”(Pym,2014:44)。 翻譯目的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譯者對翻譯策略的選擇。 Pym也在其書中介紹了Holz-Mänttäri的行動理論，以此說明譯者的工作也需要進行不同的行動來實現跨文化交際。 這些行動包括給出建議或基于目標方寫出新的信息(Pym,2014:49)。 這進一步說明翻譯目的不僅涉及翻譯策略的選擇，同時也會影響譯者的翻譯行動，特別是在實現跨文化交際中，這些行動轉化到實際翻譯工作中，可能會表現為譯者有意識轉換語言表述風格或是對原文信息的取舍等。

　　二、顯化(Explicitation)

　　(一)翻譯顯化

　　1958年， Vinay和Darbelnet首次提出“explicitation”，即：顯化這一概念，并且他們認為顯化是將源文本中隱含的信息引入到譯文中，并顯化出來，包括語言含義([1958]1995;cited in Klaudy1998:80)。

　　(二)顯化的分類

　　既然譯文會顯化原文隱含信息，那譯文的顯化是否具有可識別性，如果有，如何才能識別譯文中的顯化現象呢?

　　Klaudy(1998)從四個方面詳細地分析了顯化的特點。 第一，強制性顯化，它是指當兩種語言在語義、語音和句法上存在差異時，譯者添加一些特定的信息; 第二，可選性顯化，即：如果原文和譯文在結構安排和邏輯表達上存在差異，譯者需要添加相應連接詞或代詞; 第三，語用明晰化，它是指譯者需要添加注釋和腳注來解釋一些負載特定文化的詞組; 第四，翻譯固有性顯化，譯者對原文的理解和思考會影響翻譯的長度。

　　本文也將依據此顯化的分類研究，圍繞“情態(tài)動詞的顯化”和“用語明晰化”，對比分析理雅各和辜鴻銘《論語》譯本的顯化特點。

　　三、翻譯目的和顯化的關系

　　顯化亦可以被看作是一種翻譯策略，Pym認為，譯者可以添加或刪除一些信息，“necessary”和“required”這兩個詞告訴譯者什么時候應該使用顯化(2014:51)。 因此，在翻譯過程中，譯者可以通過添加信息或擴展描述來插入新的信息，以確保滿足讀者的需求。 因此，翻譯目的對顯化以及顯化程度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四、理雅各和辜鴻銘翻譯《論語》的目的

　　(一)理雅各翻譯《論語》的目的

　　理雅各(1815—1897)是蘇格蘭的漢學家、傳教士、教育家和學者。 1839年底，理雅各便作為傳教士來到東方，三年后，他開始了翻譯工作。 1861年，理雅各翻譯的《論語》首次出版，1895年，包含《論語》在內的整本《中國古典》卷1出版(Legge,1892)。 理雅各翻譯《論語》甚至《中國古典》卷1的主要目的是：將新的知識帶到基督教中，將新的知識帶到世界的其他地方去。

　　理雅各的女兒曾提到她的父親熱衷于教育，自1843年遷往香港以來，一直指導中國青年的學習和研究，6年后父親成為一名牧師。 理雅各是殖民地教育制度的先驅，甚至說服政府采納他的教育政策，到達中國后，他慢慢發(fā)現自己身處一個幅員遼闊的國家，這個國家有著深厚的文化和古老的文明，于是一種信念在他的腦海中誕生——獲得更多的知識。 而獲取且了解另一個國家的知識和文明最好方法就是掌握其語言文學，因為語言文學揭示了當地人民的道德、政治和社會生活的基礎。 基于這一信念，他開始閱讀和翻譯《論語》(Legge,1905)。 理雅各的女兒提到理雅各的侄子也曾發(fā)表聲明，表明理雅各致力于人類的發(fā)展，他盡力學習和吸收包含中國經典文學在內的亞洲思想和文化，以傳播這些新知識到基督教中(Legge,1905)。

　　(二)辜鴻銘翻譯《論語》的目的

　　辜鴻銘(1857—1928)精通西方科學、語言和漢學。 他年輕時曾在德國和英國留學，并被愛丁堡大學錄取。 1898年，辜鴻銘翻譯的《論語》出版，那時清王朝日漸衰敗，中西矛盾突出。 在他翻譯的《論語》序言中，提到《論語》是中國文學的代表，雖然理雅各的版本已經被西方讀者廣泛接受，但他想翻譯一個新的版本，幫助西方國家的普通讀者更好地了解中國和中國文化，從而改善西方人對中國的負面態(tài)度(Ku,1989)。

　　五、對比研究

　　(一)文本選擇

　　本次《論語》譯本的對比研究，選擇1861年出版的理雅各的《中國經典卷一》(Chinese Classics Volume I)和1898年出版的辜鴻銘的The Discourses and Sayings of Confucius。

　　《論語》原著中共有20章。 本文對比研究的范圍主要選取前十章的翻譯內容。

　　(二)數據對比分析

　　《論語》收集了孔子和他學生們的主要對話和核心思想，文言文的文體中還包含大量的文化負載詞，接下來本文將就顯化的“人際功能”和“用語明晰化”兩個方面，對兩個譯本的顯化程度進行對比分析。 其中顯化的人際功能包括顯化情態(tài)動詞; 而顯化用語明晰化的特征包括添加注釋，腳注或細節(jié)信息來描述文化負載詞。 為精簡論述、整合數據統(tǒng)計，本文將顯化情態(tài)動詞和添加注釋、腳注統(tǒng)一歸為“添加額外信息”這一范疇中，并對前十章兩個譯文添加額外信息的次數作了統(tǒng)計，辜鴻銘資本添加約378次，理雅各約115次，由此可見辜鴻銘譯本的顯化程度明顯高于理雅各的譯本。

　　(三)譯文對比分析

　　1.情態(tài)動詞顯化

　　在翻譯中，情態(tài)動詞的顯化對原作者想要傳達的體驗人際態(tài)度有積極的影響，例如，在《論語》第4章第18節(jié)是：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

　　辜鴻銘的翻譯是：

　　Confucius remarked,“in serving his parents a son should seldom remonstrate with them; but if he was obliged to do so,and should find that they will not listen,he should yet not fail in respect nor disregard their wishes;however much trouble they may give him,he should never complain.”

　　理雅各的翻譯是：

　　The Master said,“In serving his parents,a son may remonstrate with them,but gently;when he sees that they do not incline to follow his advice,he shows an increased degree of reverence,but does not abandon his purpose;and should they punish him,he does not allow himself to murmur.”

　　分析：在本章中，孔子講到了子女孝敬父母的問題，而在本節(jié)中則具體講述了關于侍奉和規(guī)勸父母時子女的行事風格和情感態(tài)度。 辜鴻銘的譯文中，情態(tài)動詞“should”有四次顯化，其主語都是子女，凡是子女對父母發(fā)出的動作前都顯化了“should”，在英文中“should”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表示一種義務，因此should的顯化向其目標讀者傳遞了關愛父母長輩，尊老敬老一直是中華民族的文化傳統(tǒng)，也是中國社會要求子女對父母長輩應盡的義務; 而情態(tài)動詞“will”和“may”的顯化，其主語都是父母，分別表示“將來”和“比較低的可能性”，以此弱化父母方的行為，從而突出子女在孝敬父母上應有的行為和態(tài)度。 理雅各的譯文雖然也顯化了兩個情態(tài)動詞“may”和“should”，但他選擇顯化的句子所能傳遞的文化內涵較少，更多是實現句法的功能，尊重原文的結構和表達。

　　2.添加注釋(補充新信息)、腳注

　　(1)添加注釋(補充新信息)

　　分析：“太廟”“季康子”“鳳鳥”等表述都是在《論語》中常見的具有特定文化、歷史背景的表述，從表格的對比排列可以看到，辜鴻銘翻譯的字數明顯多于原文以及理雅各的翻譯字數。

　　對于這些文化負載詞，理雅各多采用直譯的方法來呈現結果，而辜鴻銘在翻譯時，對“太廟”“韶”及“至于魯”的翻譯以括號的形式增添了注解; 對“季康子”和“鳳鳥、河圖”的翻譯則是擴展了其本身涵蓋的內容，補充了新的信息。

　　以“鳳鳥、河圖”為例，這兩個詞組含有深厚的文化意義，“鳳鳥”可以翻譯成鳳凰，而鳳凰在中國文化中有著祥瑞的寓意，一般寓意天下太平; “河圖”通常是用作比喻智慧良君，《論語》在第9章，第8節(jié)以“鳳鳥、河圖”暗喻明君不出，無用武之地。

　　辜鴻銘的譯文直接描述了“鳳鳥、河圖”之后的寓意，弱化了文化差異帶來的理解障礙。

　　再以“至于魯”為例，理雅各用拼音“lu”翻譯“魯”，保留了原文風格，而辜鴻銘則在拼音后面增加了括號內容作為補充，讓讀者理解lu”代表的是國家，并且魯國還是孔子的故鄉(xiāng)。

　　(2)添加腳注

　　在第三章第21節(jié)中有一句話是：

　　哀公問社于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zhàn)栗。 ’”

　　辜鴻銘的翻譯是：

　　The reigning prince of Confucius’native state asked a disciple of Confucius about the emblems used on the altars to the titular genius of the land.-*

　　The disciple answered,“the sovereigns of the house of Hsia planted the pine tree;the people of Yin dynasty adopted the cypress;and the people of the present Chou dynasty has chosen the Li(chestnut) tree as a symbol of awe(Li)to the population.”

　　*-the adoption of these emblems in old chins is like the modern emblems of the “Rose” for England and of “Fleur de lys” for the House of Bourbon in France.

　　理雅各的翻譯是：

　　The duke Ai asked Zai Wo about the altars of the spirits of the land.Zai Wo replied,“The Xia sovereign planted the pine tree about them;the men of the Yin planted the cypress;and the men of the Zhou planted the chestnut tree,meaning thereby to cause the people to be in awe.”

　　分析：以這兩段譯文為例，辜鴻銘的譯本除了對特定文化負載詞添加括號補充信息和添加了腳注; 而理雅各的譯文還是以盡量尊重和保持原文表述和結構為主，進行字對字、句對句的翻譯，顯化的內容較少‍‌‍‍‌‍‌‍‍‍‌‍‍‌‍‍‍‌‍‍‌‍‍‍‌‍‍‍‍‌‍‌‍‌‍‌‍‍‌‍‍‍‍‍‍‍‍‍‌‍‍‌‍‍‌‍‌‍‌‍。

　　本節(jié)的主要內容是：魯哀公問宰我，做土地神的神位牌，宰我提道：“周代人用栗木，目的是為了讓百姓戰(zhàn)栗”，原文中第一個“栗”代表的是栗木，辜鴻銘在翻譯原文中時用了拼音“Li”并且顯化“chestnut”輔助讀者理解，第二個“栗”代表害怕，辜鴻銘和理雅各的翻譯一樣都是用了單詞“awe”，但是辜鴻銘在“awe”之后又添加括號補充單詞“awe”就等于“Li”，以此向他的目標讀者傳遞在中華文化中，“栗”不僅代表“chestnut”，由于“栗木”和“戰(zhàn)栗”的“栗”書寫、發(fā)音相同，因此還有“awe”害怕之意。 同時，辜鴻銘的此段譯文，還添加了腳注，以英國的“玫瑰”和法國波旁家族的“芙蓉”類推寓意。

　　六、小結

　　添加額外信息可以幫助譯者更好地解釋一些文化負載詞本身所涉及的文化內涵和國家特色; 而不添加額外信息，則用1∶1的方式還原原文本的內容。

　　因此，對于受眾設定為生活在19世紀西方國家的普通人來翻譯文本的辜鴻銘而言，對特定文化負載詞添加腳注、注釋，或是對句子間內在情感態(tài)度加以情態(tài)動詞輔助，可以幫助那些對中華文化缺乏了解的西方人了解中國和了解其智慧和文明。 相反，對于理雅各來說，傳播文明，傳播知識是翻譯的目的，盡可能保持原著的色彩和風格，讓學者們、受教育者們、廣大青年學子們能通過譯文“走近”原文，真切感受原文的特點。

　　辜鴻銘和理雅各《論語》譯本的顯化程度有巨大差異，兩位譯者雖有不同的翻譯目的，但對文化的傳遞做出巨大貢獻，也為今后文化典籍的翻譯提供了有價值的參考。

　　參考文獻：

　　[1]Ku,H.M.The Discourses and Sayings of Confucius[M].Shanghai:Kelly and Walsh.Ltd,1989.

　　[2]Klaudy,K.Explicitation[A].In M.Baker (Ed.),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 (pp.80-84).London&New York:Routledge,1998.

　　[3]Legge,J.The Chinese classics[M].Hong Kong: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s Printing Office,1861.

　　[4]Pym,A.Exploring translation theories[M].Milton Park,Abingdon,Oxon:Routledge,2014:44-55.

　　作者：趙羽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