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于以往專家和政府主導的統治思路，在智能社會的新型技治主義中，以谷歌和臉書為代表的企業主體借助大數據等信息和通訊技術的掌控，意圖獲得唯一決策者的統治地位，造成了經濟、政治乃至社會層面的諸多不良影響，亟需加以治理。鑒于技治主義建基其上的科學實在論不再適應當下科學、技術與社會關聯交雜的現實，從科學實踐哲學視角出發的科學治理成為一條啟發性思路。這一思路堅持實踐本體論，注重建立異質行動者之間的同盟與合作關系，兼具治理科技自身和治理科技與社會的雙重內涵，在技科學流行的當下有助于促進智能社會的良序運行。

　　關鍵詞智能社會;技治主義;科學治理

　　技治主義(technocracy)指的是憑借單純的科學主義和工具理性來提高社會管理效率的途徑，主要特征是采用科技管理的手段，實施專家治國的政治。技治主義的歷史由來已久，弗朗西斯·培根的《新大西島》中由科學家和技術專家組成的所羅門宮就擔負著運轉科學烏托邦的重任。啟蒙運動以來，理性、科學、人文主義和進步被賦予永恒的價值〔1〕4，甚至發展出了一種過于樂觀的科技決定論。

　　現如今，隨著人類進入復雜、開放、不確定、大規模互聯的智能社會，單靠科技和專家的統治思路已不再適應當下科學、技術與社會關聯交雜的事實，必須轉向去中心的、多主體合作的治理思路，才可能實現智能社會的良序運行。然而當下，以搜索引擎谷歌和社交網絡臉書為首的互聯網巨頭卻企圖取代傳統技治主義中的專家和政府，利用大數據時代的物聯網、區塊鏈、云計算等信息和通信技術(informationandcommunicationtechnologies，簡稱ICT)進行數據壟斷，打造數據孤島，實施數據霸權，成為智能社會中的新型技治主義。

　　這一做法導致了一系列不良后果與社會危害，亟需厘清其中的統治邏輯并尋求可能的治理出路，這對我國實現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現代化具有一定的啟迪意義。新型技治主義之“新”主要體現在企業主體取代傳統專家、政府的統治地位。身處大數據時代和智能社會，本意旨在去中心化的大數據技術卻造成了新一輪更為明顯的向心技治主義。一方面，數據儼然已成為媲美黃金、石油的硬通貨，是決策的基礎和問責的原材料，掌握了數據資源便掌握了公共事務處理的話語權;另一方面，由于容量大、種類多、速度快等特點，大數據技術全面且高速地影響著人們的日常生活，擁有該技術便具備了技治主義的資本。

　　但與以往不同，大數據時代資源和技術的雙重占有者和壟斷者往往是市場主體尤其是互聯網企業巨頭，用哈佛大學教授肖莎娜·祖波夫(ShoshanaZuboff)的話來說，“是市場，而不是國家，將知識和自由都集中在其領域內”〔2〕472。谷歌和臉書是其中的代表，此類企業利用手中的軟硬件設施企圖獨攬公共事務的決策權，已成為智能社會中新型的技治主義主體。作為目前全球規模最大的在線搜索引擎，谷歌收集和存儲了數量驚人的數據信息。早在2007年，谷歌便公開承認一直存儲著每位用戶曾經鍵入后的每次搜索請求以及隨后點擊訪問的每條搜索結果，這意味著網上的每一句言論、每一個訪問都會被互聯網企業存儲，永久記錄在案。〔3〕

　　序言甚至每次搜索查詢時產生的副產品(cookies)，也即在用戶看來屬于數據廢物的部分，比如點擊模式、停留時間等都被搜索引擎反饋回系統深度分析和持續學習，用于自身技術的改進和創新。無論時間過去多久，搜索歷史和網絡痕跡始終存在，而且簡便易得，使谷歌得以監視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隱私成為大數據時代的奢侈品。

　　尤其伴隨著9·11事件的出現，作為監視手段的數據收集和存儲逐漸獲得合法性地位，用戶將自身的隱私權利讓渡給公共安全，由此獲得的更多數據成為谷歌新的利潤來源。通過將服務器中存儲的海量數據出售給第三方應用軟件，比如亞馬遜、微軟和蘋果等，利益共謀的眾多軟件基于共享數據實現了跟蹤、挖掘、解析用戶的功能。在互聯網巨頭眼中，用戶已然被異化成同時作為原料和商品的數據，數據的生產者在為自己生產的產品買單，而巨額利潤的獲得者谷歌憑借數據的占據和壟斷，持續影響、規訓，甚至操縱、控制用戶的行為，成為智能社會新型技治主義的代表企業之一。

　　不同于搜索引擎一定程度的被動性———用戶鍵入意欲了解的信息，而后谷歌對之進行反應，社交網絡臉書主要是基于用戶主動提供的信息資源知曉與其行為密切相關的時間、地點、事件、人物關系等，進而試圖繪制出世界上所有事物的圖表，以及它們之間的關系。〔4〕

　　借此，臉書第一次看到關于人類交流的如此規模和質量的數據，像是擁有一個顯微鏡，在前所未見的精細水平上檢查著社會行為。〔5〕不僅能夠識別數據模式，包括臉書在內的幾乎所有互聯網巨頭還能借助深度學習和機器推理，預測、搶斷乃至修改用戶行為，用戶發布的內容甚至能夠通過日益智能化的算法和程式自己存活、增殖，并且它們被使用的方式很可能與初衷和預期大相徑庭。

　　“開發者為王”“代碼即法律”等論斷在臉書內部流行已久，在此類論斷的正向激勵機制下，下拉刷新的“正積極強化”、黑入用戶心理的“增長量黑客學”等勸服技術被廣泛應用，用戶的言行舉止通常在不經意間受到社交網絡的規訓和控制。借助點贊、轉發、評論等按鈕，臉書當前營造的技術環境已不再局限于簡單具有工具效用，而更像以致癮和操縱為目的。依據實時增長的海量數據資源和不斷提升的機器學習技巧，臉書能夠大規模預測和調整人們的行為，甚至形成個性化的精準偏好設置。

　　這一行為矯正技術在以往被認為威脅著個人自治和民主秩序而不可接受，現如今卻以“異常的正常化(thenormalizationoftheabnormal)”得到常規和普遍的部署。〔2〕25、新型技治主義存在的問題互聯網巨頭由于掌控著數據和技術，廣泛而深入地規訓著用戶的心理和行為，通過影響大眾進而把控著經濟、政治乃至整個社會。然而商業的本質始終在于追逐經濟利益，對社會責任的無視使得這一統治思路帶來了諸多負面影響，新型技治主義面臨著一系列問題。逐利是商業企業的本質，但在智能社會中的互聯網巨頭那里，這一點似乎并不成立，因為人們總在“免費”使用這些搜索引擎和社交網絡，企業如何從中獲利呢?

　　對此，祖波夫在《監視資本主義》(TheAgeofSurveillanceCapitalism)一書中指出，直接付費的雖不是用戶而是廣告商，但最終為廣告買單的仍是用戶。無論谷歌還是臉書，廣告都是其巨額利潤的主要來源，隨著海量個性化數據的積累和智能化機器算法的發明，精準投放定向廣告成為可能，這類廣告形塑和操縱著用戶的購買自由，人們在自身并未察覺的狀態下受到新型技治主義的控制。大數據殺熟現象更反映出互聯網巨頭通過算法壟斷，肆無忌憚地侵犯消費者合法權益，使用戶的知情同意和公平交易等權利受損。

　　伴隨著英國脫歐公投和美國總統大選，“后真相(post-truth)———訴諸情感與個人信仰比陳述客觀事實更能影響民意的一種情形”被《牛津詞典》評為影響深遠的年度詞匯。〔6〕實際上，這種非理性的政治狀態與智能社會的新型技治主義關聯甚密，尤其是谷歌和臉書在其中作出了“杰出貢獻”〔7〕12。就英國脫歐而言，搜索引擎和社交網絡努力宣傳不脫歐的成本高昂———每年13億英鎊，卻不告知每年政府支出的總額約7800億英鎊〔8〕195-196，利用用戶的無知影響脫歐進程。

　　美國大選中新型技治主義的影響更為顯著，谷歌和臉書不僅持續有目的地向用戶直接推送支持特朗普的特定信息，而且數據分析公司“劍橋分析(CambridgeAnalytica)”在用戶不知情的情況下購買了數千萬美國人的臉書數據，間接幫助特朗普成為總統。此類信息腐敗使得互聯網巨頭能夠輕而易舉地把握和控制大眾，盡管臉書CEO馬克·扎克伯格(MarkZuckerberg)表示，認為臉書影響了選舉是“瘋狂的”〔9〕，但事實確實如此。

　　臉書備受詬病的技治主義特征還在于其意欲取代專業新聞媒體的野心。據皮尤研究中心(PewResearchCenter)的調查顯示，現在的美國有近一半的成年人使用臉書來訪問新聞〔10〕，然而新聞本身的真實與否值得存疑。由于旨在追逐利益而非報道真相，臉書上出現了大量滿足經濟需求的系統性虛假信息，用戶點擊此類信息后，后臺智能系統借助大數據算法不斷追蹤和強化數據偏好，營造并加劇了情感信仰高于客觀事實的社會狀態。

　　這一非理性的造勢通常以“自由言論”“平衡報道”為由，大肆 發布有組織的政治虛假宣傳活動和以利潤為導向的假新聞，將心理學上的“過濾氣泡(filterbubbles)”“確認偏見(confirmationbias)”和“回音室效應(echochambereffect)”等應用于勸服技術之中，強化用戶的認知偏差，潛移默化地控制用戶，極大地擾亂了社會秩序。

　　借助互聯網、區塊鏈和智能終端等軟硬件基礎設施，新型技治主義已然成為一種有效的數字監視手段。盡管斯諾登曝光的棱鏡門事件再次將社會注意力引向數字監視的必要性與合法性探討，但民眾出于保障自身安全、滿足日常需要、技術認知不足的考慮，默認了企業技治主義的常規操作;政府則由于法律手段的滯后性和面臨巨量數據的無措感，無法及時規制互聯網巨頭的飛速發展，陷入了進退兩難的困境。

　　于是，無處不在的數字基礎設施組成的“大他者(bigOther)”〔2〕26取代了“老大哥(BigBrother)”，缺乏有效外部監管的互聯網企業得以對用戶進行全域全時段監視。用戶通常在下載應用軟件時就“被迫”同意一系列隱私條款與政策，否則無法使用軟件，也正因如此，用戶的一言一行對互聯網巨頭透明無礙，侵犯隱私成為智能社會新型技治主義的常態。

　　隨著提供極大便利的互聯網巨頭深陷各類公共丑聞，當前有必要反思和重新評估此類企業憑借數據和技術獲得的統治地位，在厘清其中統治邏輯的基礎上探尋治理出路，才有可能真正實現智能社會的良序運行。盡管技治主義這一傳統思路在智能社會的當下轉換了主體，但仍存在以上諸多弊端，這主要是由于新型技治主義延續了傳統統治邏輯。該邏輯認為借助技術便可統治一切，掌握了技術便掌握了經濟、政治、社會事務的決策權，主張“知識的問題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是統治的問題”〔11〕14。

　　因此谷歌和臉書等得以大規模干預日常生活、塑造在線體驗，通過算法決定信息的可見性〔12〕，進而規訓和控制整個社會。實際上這一統治邏輯來自主體性缺位的科學實在論，該理論主張科學通過一系列價值無涉的觀察和經驗，獲得自然實在的抽象的客觀表征和反映，在自然與社會、科學與政治、專家與公眾、事實與價值中，科學必須始終關注前者，只有排除社會等非理性因素，才能保持科學的客觀性，進而堅守科技至高無上的統治地位。受此影響的企業主體一味看重ICT，無視社會責任與價值，割裂知識主體和非知識主體，將作為利益相關者的政府、公眾、媒體等排除在外，忽略了社會的可接受性，陷入了統治困境。新型技治主義建基其上的自然實在論存在諸多認識論誤區。

　　首先，技科學(technoscience)時代，科技是一系列復雜的自然與社會因素機遇性碰撞的結果，不確定性和未來開放是其固有屬性，大數據中出現的偏差、區塊鏈中存在的偽鏈〔13〕等都將導致預測能力處于失靈狀態。身處“不確定性時代”〔14〕，即便作為人類認識和改造世界的最有力武器，本質基于歸納推理的科技也“永遠只能得到局部的確定”〔11〕131，不能將之作為決策的唯一標準，谷歌和臉書信奉的“數據至上”教條值得反思。

　　其次，技科學充滿異質因素的互動糾纏，科學實在論片面強調其中一方的做法不再可取，有必要以普遍關聯的思路關注多元主體實踐網絡的構建。不能因為計算機的數據提取和分析、監控、個性化和定制化、連續實驗等功能〔15〕建立在復雜專業的算法操作和機器智能基礎之上，就認定單一科技主體的統治地位，無視其他非科技主體，利用認知鴻溝逃避來自外部的監督與治理，這種以知識的不對稱為前提、以知情權的喪失為代價的統治邏輯不利于智能社會的良序運行。

　　智能社會的良序運行不再是簡單利用科技的問題，而是在實踐中學習、在行動中反思的文化問題。〔16〕鑒于科學實在論的局限，STS意義上的科學實踐哲學從本體論的新視角出發，將科學視為一種世俗的、生成變動的轉譯實踐，關注科技生產和應用的過程。由于回到實踐情境，多主體合作共同參與公共事務的處理成為可行的思路，科學治理便是這樣一種實現社會“善治”的手段。實際上從統治到治理的轉變由來已久，相比統治思路，治理強調的是權力的分配和行使〔17〕，以多主體合作為特征的科學治理正是基于這一分權理念提出的。通過將涉及科學的治理實踐視為研究對象，凱瑟琳·布勞恩(KathrinBraun)和科杜拉·克魯普(CordulaKropp)指出科學治理具備雙重內涵，既包含對科學自身(及科學與社會關系)的治理，又包含通過科學進行的治理。〔18〕

　　具體而言，一方面，科學治理主張對科技進行反身性思考，尤其對知識自身的局限性、科技對社會造成的負面影響等進行反思，注重對自我的關注、評價、批判、指涉、否定和對抗〔19〕;另一方面，科學治理強調將科學知識轉化為經濟生產和政治實踐時，促進多方利益相關者的認知磋商和價值博弈，以實現整個社會的良序運行。針對當前智能社會新型技治主義的統治邏輯及其存在的問題，具備雙重內涵的科學治理既有利于直面ICT等技術本身的缺點，避免誤解自身的認識論局限，回歸此類技術運行的地方性情境;又有利于緩和壟斷技術的互聯網巨頭與非科技主體及利益相關者之間的張力，打破“科技至上”的歷史信條。

　　通過建立起異質行動者之間的同盟關系，同時關注科技自身、科技與社會，兼顧科技主體和非科技主體，科學治理相比技治主義更能促進智能社會的良序運行。從STS的視角看，科學治理具備實踐生成性，“變化”是治理的一個決定性特征。

　　〔21〕249通過回到具體實踐情境中關注ICT在本體論層面的生成變動，也即科技如何被生產和應用，這一“治理在很大程度上被認為是治理過程”〔22〕7-8。在此過程中各類主體的身份和地位也不斷變化，公眾可能從通常意義上的外行變為具備地方性知識的另類專家，而專家持有的專業知識實則是另一種來自實驗室內部的地方性知識〔23〕，從而擯棄了科技主體與非科技主體的截然二分，一切都處于交雜互動的實踐網絡中。其次這一網絡還是“去中心”的，治理實踐中不僅沒有任何人類主體如專家、企業、政府、媒體、公眾等占據中心位置，而且賦予非人與人同等的行動者地位，如數據也構成治理鏈條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明確了科技不能獨自實現現實。〔24〕

　　139不僅如此，科學治理還將多主體合作內化為一種關聯性思維的規范意識和各類行動者的習性要求，堅持科技資本與社會資本同時在場，兼顧內部認知的卓越善與外部社會的效率善〔25〕187-188，既規避了技治主義的傳統，又避免了片面描述關系網絡而被批評為一種深描和人類學研究，表明科學治理的思路同樣具備規范性和導控性。實際上，意識到統治問題的企業和政府已經開始了自我治理和外部治理，但均因限于單一主體而效果不佳，亟需轉向多主體的合作。鑒于科學治理思路已經不斷獲得學界認可，當前需要在智能社會的現實中探討和摸索這一共治理念的真正實現。

　　1.自我治理

　　鑒于技治主義在當前暴露出來的無數公關丑聞、大規模隱私泄露以及錯誤信息、兩極分化等情形，互聯網巨頭建立了面向公眾的透明度工具，比如公開贊助商的身份證明、出資憑證等，科技專家也明確了理想的計算機科學原則，包括公平、問責、透明、道德和責任。但這一自我治理手段不再被利益相關者視為令人滿意的長期解決方案，因為企業依舊占有和壟斷技術，以逐利為本質的互聯網巨頭仍有意保持其市場主導地位，既當運動員又當裁判員的自治效果欠佳。正如臉書實際上絕對擁有關閉假新聞的工具，卻任由不實信息與虛假新聞“在真相穿上鞋(真相大白)之前走遍半個地球”〔8〕170一樣，錯誤信息仍舊成為一種可供數百萬人共享的替代現實〔26〕，“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頻出。

　　2.外部治理

　　與自治相對的他治也即借助法律的力量，從他律的外部角度約束此類企業的發展，比如美國的通信規范法(theUSCommunicationsDecencyAct)、誠實廣告法案(theHonestAdsAct)和歐盟的通用數據保護條例(theGeneralDataProtectionRegulation)、數字服務法(theDigitalServicesAct)等，便是通過規定數據的可移植性、數據設計保護和知情同意等，抵御和懲罰企業的違法行為。

　　然而，這一外部治理同樣具備諸多問題:首先，以德國、歐盟等通過法律手段治理谷歌的做法為例，后發制人的手段不僅流程復雜、耗時良久，而且見效甚微，無法從根本上撼動其壟斷地位;其次，當前數據驅動的商業模式發展過快，立法管轄難以時時跟進，法律建立仍不健全，存在大量司法漏洞;另外，法律作為一種“硬”治理手段也存在過度引導和控制的擔憂，如何把握好“度”仍需仔細權衡。

　　3.共同治理

　　不同于現有的自我治理和外部治理，科學治理旨在將不同形式(比如專家與公眾)的知識匯集在一起，這樣一種多主體合作的思路傾向于將自治與他治進行有機結合以實現共同治理。具體而言，科學治理提倡的多主體合作要求:(1)企業主體如谷歌、臉書等互聯網巨頭必須關注社會價值，雖然承擔責任已成為緊迫的全球治理問題，但這并非易事。〔27〕要使公平、公正、負責任、合乎道德的算法助益社會的良序運行，前提必然是保證數據資源的公開透明，增強利益相關者的數據可獲得性，實現多主體的資源共享，這些都意味著企業主體出讓由數據帶給自身的部分經濟利益。

　　(2)政府部門依靠法律手段積極問責，發揮行政優勢，實施硬性監管，倡導建立強有力的科技標準和行為準則，以應對潛在的科技和社會風險。為避免治理的滯后性，政府需要采取預防原則和底線思維及時預判、提前反應，做到防治結合，當然也要適當控制力度，不可過于干預企業的發展。

　　(3)媒體倡議構建公平、問責、透明、人權的道德框架，通過監督和宣傳進行軟性治理，在保證真實性的基礎上及時曝光互聯網巨頭的非法行為，成為負責任媒體，比如棱鏡門事件便通過《衛報》和《華盛頓郵報》公之于眾，引發世界范圍 內對隱私的重視。

　　(4)公眾需要提高自身隱私意識與權利意識，針對谷歌無限期收集和存儲個人數據的做法，以“被遺忘權”捍衛自身利益便是有益的努力。在技科學時代，作為利益相關者的公眾還應在不斷提高自身科技素養的基礎上積極參與公共事務的治理，彰顯地方性知識的認識論地位和社會學資本。

　　(5)技術專家身處當下的不確定性時代，需要不斷擴大科學共同體，吸納其他非科技主體的經驗，提高ICT等專業知識和技術的精準度與確定性。與此同時走出純科學的象牙塔，走進技科學的現實，回到生活世界，打開科技黑箱，加大科學普及和宣傳力度，為高深抽象的科技祛魅。

　　當然，區分多元主體并不意味著割裂，而是由于治理實踐中涌現出的多方異質行動者掌握的知識各具特色，能夠為了共同的目標———實現社會善治———針對不同側面發揮作用，優勢互補是科學治理相較統治思路的顯著特征。盡管在智能社會和數據時代的當下，治理并非輕而易舉，短期內實現多主體合作仍然不太可能，這主要是由于占據技術優勢的互聯網巨頭規模體量過大、網絡效應明顯導致的〔28〕，但通過回顧技術生產和應用的實踐過程，呼吁多方參與者相互關聯、動態共建，形成有機治理的體系仍是當前的可行思路，長遠看來有利于智能社會的良序運行。

　　在我國當下，社交平臺騰訊、電商平臺阿里巴巴等互聯網巨頭幾近壟斷性的地位同樣造成諸多不良后果。要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僅依靠政府相關部門加大反壟斷力度仍不足夠，因為任意主體的單獨行動都將如同盲人摸象，無法擁有和掌控所有知識。當前有必要擯棄單一主體技治主義的統治傳統，按照多主體合作的治理思路呼吁廣大利益相關者共同參與，建立起包括企業、政府、媒體、公眾、專家乃至數據等多元異質行動者在內的科學治理體系，助力大數據時代智能社會的良序運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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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東鳥.監視帝國:棱鏡掌握一切[M].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

　　作者：史晨，蔡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