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所羅門之歌》中的梅肯·戴德自私、冷酷，只注重對物質財富的占有，精神生活極其空虛。他從不關心他人和社會，成為一個絲毫沒有感情的孤立于他人和社會之外的人。文章運用薩特的存在主義思想來分析造成梅肯悲劇的根本原因。

　　[關鍵詞]雜志之家,存在主義,自我選擇,社會責任

　　托妮·莫里森作為當代美國著名黑人女作家，曾經在她的著作中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栩栩如生、呼之欲出的人物形象，通過這些人物形象，她向我們展示了不同時期美國黑人的生活境況，這些黑人的經歷反映了在美國社會中黑人為了生存和發展而作出的種種努力。梅肯·戴德是《所羅門之歌》中給人印象極其深刻的人物。作為第一代被解放非洲黑人的后代，他從小就和父親一起通過辛勤的勞動開墾出一片種植園，成為當地黑人羨慕的對象。然而，不幸的是，當地白人由于嫉妒他們的成功，殘忍地殺害了他的父親，年幼的戴德和彼拉多在飽受壓迫的黑人女仆瑟斯的幫助下得以逃生。從此孤苦無依，浪跡天涯。薩特認為，“人一開始就是一種自覺的自我設計”，也就是說要進行自我選擇。面對父親無辜遭到槍殺這一處境，兄妹倆作出了迥異的選擇：梅肯以追逐物質財富為目標，北上到密歇根發展，占有、侵吞他人財產，如愿以償地當上了黑人貧民區的霸主，成為當地富有的黑人之一;而妹妹彼拉多則選擇過簡樸而充滿溫情的生活，她以釀私酒為生，對他人和社會充滿道德感和責任心。這種道德感和責任心在現實生活中表現為她對家庭成員和他人無私的愛和關懷。

　　薩特的存在主義認為，人在進行自我選擇的同時還要承擔社會責任。“人要對自己的行為完全負責。”“人由于命定是自由，把整個世界的重量擔負在肩上：他對作為存在方式的世界和他本身是有責任的。”“這種絕對的責任不是從別處接受的：它僅僅是我們的自由的結果的邏輯要求。”“事實上，我對一切都負有責任，除了我的責任本身以外，因為我不是我的存在的基礎。”這就是說，個人在進行自我選擇的同時不可避免地要擔負起對他人存在的責任，必須對他人、集體和社會承擔責任，否則，就不能成為薩特存在主義思想中理想的個人。“存在主義思想的第一后果是使人人明白自己的本來面目，并且把自己存在的責任完全由自己承擔起來。”而梅肯長期以來只注重對物質財富的占有和追求，對他人和社會不負任何責任。由于他在進行自我選擇時沒有擔負起他作為個人應該承擔的社會責任，使得他的精神生活變成廢墟，道德淪喪，最終生活在痛苦和孤寂之中。

　　梅肯的妻子露斯出身于當地最有名望的黑人醫生弗斯特的家庭，梅肯為了舒適的物質生活和將來更多的發展機會與她結婚。婚后很快梅肯無暇顧及家庭生活，在感情生活上拋棄了她。露斯和寬敞的房子以及豪華的汽車一樣，只是他家中豪華的擺設和可資炫耀的家產。后來，當他得知妻子又一次懷孕時，他想盡一切歹毒的辦法使其墮胎，強迫她喝半盎司蓖麻油，坐在剛盛過開水的鍋上，然后用肥皂水灌腸，還用過縫紉針，甚至當露斯正要拿起早餐餐盤時，捶打她的肚子。這種種令人毛骨悚然的行為表明梅肯既沒有承擔起做丈夫的責任，也沒有承擔起做父親的責任。他在選擇他個人的行為時，絲毫沒有考慮到他應該承擔的責任。在長期被丈夫冷落的苦悶生活中，露斯迫不得已從哺育“奶人”和與亡父的心靈交流中尋找精神上的依托。這使得梅肯懷疑露斯與她的亡父之間曾經有過不純潔的關系，梅肯的拳打腳踢便成為露斯的家常便飯。當露斯說了句“我當然是我爹的女兒”時，“梅肯連叉子都沒有放下，當他的手越過面包的盤子就是一拳時，那把叉子才啪的一下落在桌上”。而長期遭受梅肯虐待的露斯僅僅作出以下反應，“當奶人看到他的母親的手捏著她的嘴唇，以便她在不引人注意的情況下，用舌頭搜尋有沒有打壞的牙齒，在發現沒有之后又調整了嘴里的假牙板”。可見露斯對于梅肯的虐待已經習以為常了。

　　梅肯的兩個女兒科林斯和莉娜是在缺乏父愛和充滿恐懼的環境下長大的。她們是梅肯炫耀的資本，是為滿足梅肯的虛榮心而作的擺設，莉娜對梅肯的控訴非常有力：“他先拿我們展覽，然后又拿我們示眾，我們的生活就是這樣：他會拿我們當貞女似的在巴比倫全城游行，然后又拿我們當巴比倫妓女似地加以侮辱。”這段話簡短有力地控訴了梅肯毫無責任心的行為。他無視做父親的責任，粗暴地對待兩個女兒。當他讓她們乘坐豪華派卡得車兜風以向貧民區黑人炫耀時，顯然兩個女兒和汽車一樣都是他可資炫耀的資本的一部分，二者似乎沒有什么區別。當她讓科林斯上大學，目的是為了讓她嫁一個有身份有地位的丈夫。從小沉悶的家庭生活使得科林斯在大學畢業以后不能夠適應社會生活，不能夠適應社會環境，未能如愿以償地擁有幸福美滿的婚姻，只好在家里和露斯、莉娜一起做紅絨玫瑰花。露斯、莉娜和科林斯這三位生活在親情和愛情荒漠里的女性就這樣呆在家里日復一日地做著紅絨玫瑰花。然而，當愛慕虛榮和追求守身如玉的生活幾乎耗盡了她們的青春時，科林斯終于放棄了令人窒息的虛榮心，在她四十幾歲時，和梅肯不屑一顧的貧民區黑人波特有著短暫的親密接觸。“科林斯·戴德多少年來一直潔身自好，而如今卻在使勁地敲打著一個車場工人的汽車玻璃。但是為了逃避那些絲絨花，她會一直敲下去的。”紅絨玫瑰花不僅給科林斯帶來死亡的信息，也給莉娜和露斯帶來死亡的信息。梅肯在進行自我設計和自我選擇時，沒有能夠擔負起對兩個女兒做父親的責任，也沒有能夠承擔起對露斯做丈夫的責任，使得她們在孤獨和凄涼的生活中蹉跎歲月。而薩特的存在主義認為一個理想中的人在進行自我設計、自我選擇的同時，也要對他人和社會承擔起相應的責任，人是生活在社會和集體中的，離開社會和集體，人是無法生存的。

　　在社區生活中，梅肯是一個只知道占有財富和積聚資本的人。他從不和他的房客來往，鄙視住在貧民區的黑人，并且他還杜絕家人與他們有任何正常的社區居民間的交往，免得有失他苦苦經營起來的身份地位。當孤苦無依的貝恩斯夫人帶著兩個孩子去請求梅肯延長交房租的期限時，他冷酷無情地拒絕了她，并且還威脅貝恩斯太太說要讓她和她的孩子們流落街頭。“讓她們流落街頭就有法活了嗎，貝恩斯太太?如果你想不出辦法付給我錢，他們就會流落街頭的。”年邁的貝恩斯太太走投無路，淚水在眼眶里閃爍著對孩子們說：“一個做生意的黑鬼是非常可怕的，那樣子是非常非常可怕的。”當酒醉的波特拿著槍站在閣樓上時，梅肯所關心的僅僅是他是否有足夠的錢來交房租，他說：“我沒有打算把他弄下來。我打算把我的錢弄下來，他如果愿意他可以死在那里。但是如果他不把我的租金扔給我，我會把他從那扇窗戶上崩了。”當圍觀的群眾要波特放下槍，想救他時，梅肯卻說：“把我他媽的那些錢扔下來!把那些美元給我扔到這兒來，黑鬼!然后崩了你自己!”對金錢的關注已經使他喪失了道德和良心，更談不上對他人和社會承擔任何責任。對財富的占有欲吞沒了他的心靈，剝奪了他的人性。對他人和社會不負責任的行為使得他脫離正常人的生活，逐漸向著異化的方向發展。

　　小說中的另一個人物梅肯的妹妹彼拉多則和他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對金錢、地位、財產和風度甚至衛生的鄙視使她具備更加重視感情、尊重他人、忠心耿耿、慷慨大方等精神價值，從她身上，梅肯的兒子“奶人”看到的是一個與梅肯家完全不同的生活環境和精神世界。梅肯終身沉湎于物質生活和對物質財富永無止境的貪婪的追求，相反，彼拉多則更加注重精神生活。這一點體現在他們對別人的態度上。彼拉多關心他人，并且具有強烈的責任感，而這些則正是梅肯所缺乏的。當梅肯在山洞里為了金子而殺人時，彼拉多堅決不讓哥哥拿走死者的金子。天生具有道德感和責任心的彼拉多在幻覺中與亡父的靈魂進行交流，并且悟出父親在教導她，“如果你拿走一條生命，你就占有了她。你對它負責。你殺死一個人，不能就此了事”。于是，她回山洞收集了死人的骨頭，并一直帶在身邊。她一直為她殺人這件事情以她獨特的方式承擔著責任。

　　然而，長期變態的生活方式使梅肯逐漸感到失望、痛苦和孤寂。他不喜歡在光線的照耀下看到他的房子，“他那分散在各處的房產延伸到遠處，像蒙著雙眼蹲在那里的妖魔鬼怪”。“事實上他感覺這些房產像是聯合起來使他自己覺得像是個局外人，一個沒有財產、沒有土地的流浪漢。”梅肯與孩子們保持距離，斷絕與妹妹的關系，“奶人”的家庭僅僅使一個個人的破碎組合。在孤寂中，他一反往常的習慣，決定抄小路經過他妹妹的住房。“而今晚他正需要那么一點歌聲一那最早和他牽腸掛肚的那個人唱出來的歌。”隱蔽在房子外面的梅肯“被歌聲所降伏”被窗戶里面簡樸而又充滿溫情的生活所感動。“這幅畫面使失望、孤獨、冷酷無情的梅肯變得更為復雜。黑暗中，梅肯站在彼拉多家外面，聽彼拉多、她的女兒麗芭和她的孫女哈加爾一起歌唱。很清楚，她渴望的是情感聯系和精神交流。”顯而易見，作為一個只知道占有財富而不去關心和愛護別人的冷酷的人，梅肯意識到了自己精神上的冷酷和空虛。

　　薩特認為：“人不僅要考慮對自己負責，同時也要對人類負責。”“我屬于人類、國家集體、職業和家庭團體。”“每一個自以為在其實存在的存在中都是對人類負責的。”梅肯畢生只注重自我選擇自我設計，追求對物質財富的占有，而沒有擔負起對他人、集體和社會的責任。薩特存在主義理想中的人，不僅要面對具體的處境作出選擇，而且強調社會責任，偏離任何一個方面，人都不可能成為理想中的人，就會遭受這樣或者那樣的痛苦和迷惘。因此，很顯然，造成梅肯悲劇的根本原因是他只注重自我選擇，在進行自我選擇時沒有承擔對他人和社會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