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曾紀澤的日記中，詳細地記載著他于1878和1879年兩次覲見西太后的對答內容。第二次在他即將啟程赴英國任公使前夕，西太后談到了郭嵩燾時說，“上頭也深知道郭嵩燾是個好人。其出使之后，所辦之事不少，但他挨這些人的罵也挨夠了。” 西太后也有不太“深知道”的，她問曾紀澤，“外國也有總理衙門?”曾答，外國稱“外部”，然后進行了簡短的解釋。類似的召見和問答，曹汝霖的回憶錄中也有記錄。西太后在召見曹的時候，曾經詳細詢問日本憲法的事，曹當時覺得，如果維新黨人能夠試圖影響西太后，她未必就不能接受新思想。從前面的對話中也能看出，西太后的心里，至少把自己和“這些人”是區別開的。

　　關鍵詞：論文發表期刊網,走出,哲學貧困

　　對西太后的罵，國人進行得已經太多，這多少也因為她是女人，所以，從男女平權角度，也可以套用一句“勸君少罵•••”的。換一個角度想，西太后以一個深宮中的婦人，能靠能干的恭親王輔佐，靠曾，左，李，張之洞等漢族名臣維系滿清的江山數十年，甚至造出一段的中興日子，若換成她的老公咸豐不病死熱河，恐怕“政績”還不如她，若真是肅順那班大臣掌權，恐怕敗得更慘。畢竟，時運已經不是“康熙大帝”，“乾隆爺”那會的“盛世”了。但這個深宮婦人，學識終究有限，她的眼界和世界觀受著極大的制約，而這，也絕非她一個人的問題。如果拋開道德評判，能力和動機不論，任何人的見識和判斷都是受他的環境和知識結構影響的。

　　就連中國的古圣人們，其實也逃不過這個“唯物主義”的法則。孟子在不同的小王國里，勸這個王仁慈，勸那個王開恩，甚至威脅說什么水能覆舟，什么誅一夫紂，但效果還是不大，王們還是各行其是，后世的王，行了仁政的，還是很少。實際上，不論孔還是孟，其眼界都是非常有限的，因為客觀條件使然�？酌喜徽撚螝v到哪里，不論國家大小，強弱，其政治形態都是一元化的，無非是王們上不尊天子，下不管百姓，今日打勝，明日打敗，只顧自己的權力和享樂，百姓本來就如草芥，則“兇年不免于死亡”。在這種情況下，孔子只能無可奈何地去夢想“三代之治”，孟子的“政治哲學”也只能淪為一種勸善的道德說教，能為百姓爭取點“生存權”就謝天謝地，遑論其他。后世的學者總難免要替古圣人戴高帽子，比如，民貴君輕，就是民主思想之萌芽，誅一夫紂，就是革命無罪，但是近代民主不僅僅是一種萌芽狀態的觀念，而是普遍的共識和制度保證。

　　在西方，古希臘的不同的城邦就已經形成了迥然不同的六種政治制度。有的是貴族寡頭統治，有的是民主制，有的是獨裁制，獨裁還有世襲的君主制與不世襲的僭主制。這里的民主，就是貨真價實，有據可查的“democracy”。當柏拉圖來討論政治哲學的時候，就開始把它們一個個擺開來，比較，分析，得出結論。雖然他得出的結論，即“圣人王”的“理想國”有點類似于孔子的想法，但畢竟這是橫向分析比較的結果，而這一過程，中國并沒有。中國只有縱向的比較，即現在和非現實的古制相比，而上古的制度多半是想象出來的。柏拉圖所列舉的幾種政治制度中，中國黃河流域所有的小國家加起來就只占了其中一種——獨裁。顧準說，中國的古代思想相對古希臘來說是貧乏的，其實首先在于培育思想的政治環境是貧乏的，可供比較和選擇的制度實在太少，只能略加改善。另外，柏拉圖的思想從來沒有被官方定為統治意識形態，這使得后世可以理性地評判和取舍，不需要“打倒柏家店”，所謂打倒，所謂扔進毛廁，所謂上帝死了，都實在是被搞得忍無可忍退無可退以后才喊出來的。

　　環境本來已經如此的貧乏，更壞的是，中國思想家的思維方式也高度一元化和霸道，以致要將僅有的一點不同的派別也消滅掉。孟子雖然在君王面前能言善辯，但對待其他思想派別的態度就非常粗暴。比如，楊朱和墨子被他說成禽獸，古希臘雖然有戴奧真尼斯一派被稱為犬儒，但似乎不是來自某個自奉正宗的派別罵人的結果。至少，戴奧真尼斯不會介意被稱為“犬儒”，而墨子一定不高興被人家叫做禽獸，因為他也是學界名人，也有自尊心。這樣一來，孟子開了學術辯論人身攻擊的先例，所謂百家爭鳴也就沒什么可爭了，人家都成了禽獸，還爭個什么?于是就剩下個道家供儒家的人玩累了去裝神弄鬼——“百家爭鳴，無非兩家”。孟子這般圣人為何象粗人一樣辱罵對手?因為他自以為自己真理在握，掌握了兩大法寶——那時還沒有“三大法寶”——“父”和“君”，換言之，就是“忠”和“孝”。這樣的孝是很厲害的，因為孟子要你“孝”到不許“兼愛”的地步，你只能對親人盡極端的“孝”，而他人你不必管。孟子的思想比起楊朱的“為我”來說，實在好不到哪里，無非是把“我”擴大到了“我爹”，就趾高氣揚了。然而，孟子使得中國思想與西方又遠了一步，因為古希臘的雅典已經出現了一定范圍內的政治平等，后來的基督教又講愛你的鄰居，愛你的敵人。中國人從此只敢愛爹，然后編出許多肉麻至極的關于愛爹的故事，名曰《二十四孝》。誰說中國人“不認真”呢?西方人雖然說愛人如己，不過泛泛而談，打了左臉而送上右臉的，畢竟沒有例子，而中國人居然就會四處去把肉麻的故事一個個搜來，編成書，還配上圖，“認真”得要命。當然，孝子也并不象我們想的那么可憐，因為爹也很愛孩子的，一得勢就“封妻蔭子”，讓后人乘涼。所以我們不能完全否定什么腐敗官員，腐敗官員幾乎個個都是好父親，就對子女盡責來講，都是一流的。私德太盛，公德難免欠缺，哪里“兼愛”得過來。

　　孔孟的東西，說起來就是“道德”。道德究竟是什么?西方人的觀點與中國人又不一樣。不妨甘冒“禽獸”之名，講一講。在中國人看來，道德其實是家庭倫理和政治倫理，說起來不過又回到“忠”和“孝”。古希臘文化中，家庭倫理始終不占首位，道德首先是基于個人的理智和知識的。蘇格拉底認為，人內心的心智平衡就是道德的狀態。這樣來看，二十四孝全都是不理智的，是沒有理性成分的道德，一個老頭子，躺在地上學嬰兒哭，很難說是理性的，他的更老的父母是否真的就笑得出來?亞里士多德則把道德分為對個人欲望的理性控制(moral virtue )和對科學，哲學，藝術，真理的追求(intellectual virtues)，中國人所說的道德，則只勉強接近于第一種，自我約束，而沒有第二種，對第一種又將其絕對化。顧準所說的貧乏，是完全正確的。古希臘也有類似老子“小國寡民”的理想，但那群“寡民”是應當享有政治權利的，參與的，可不是“老死不相往來”那么無趣。西方的哲學中既將知識置于道德之前，又認為如果一個人雞鳴狗盜干壞事了，違背道德，首先是蒙昧的結果，那么就必然特別注重普及知識和教育。而中國的圣人們則認為，“民”應當“無知無欲”，“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既要人無知，又要人有德，沒有“德”，就說你是“小人”啦，“難養”啦，真不容易。而且，一邊說“不可使知之”，一邊又說“上智下愚”，嫌你不夠聰明，既不得而知，又如何不“愚”?中國人實在被圣人們播弄得可以。

　　圣人們最喜歡講“君子”和“小人”，“中國”和“夷狄”。西方歷史上，也曾經區分“文明人”與“野蠻人”。然而兩者的標準并不相同。中國人區分文明和野蠻的標準主要是靠儒家的禮樂教化，還是上文的倫理道德， 而西方講的是基于理性的審慎的判斷和遠見，英文分別是“prudence”和“forethought”。古代希臘的詭辯派(Sophists)就強調懷疑精神和對真理的追求是排除道德因素的。曹操原本已經宣布，任用人才只憑才干，不忠不孝都可以，這在中國算是少有的，但最終還是以不孝為名殺了孔融。這也足見孝不過是維持統治的工具。魏晉的當政者都背叛了主子，所以又不大愿講“忠”——因為自己不忠——而用“天命”來為篡權粉飾。事實上，從柏拉圖開始，西方人就更注重區分“理性”與“非理性”，這是中國人不大講的，所以西太后有一天突然覺得她要依靠義和團的“民心”，也相信了義和團的神力。她的科學知識比起政治知識來又更加有限，但沒有想到這和二十四孝一樣缺少理性。中國人的唯道德主義到了明代，才有李贄敢將正統儒家奉為天條的“道德”完全相對化，然而李贄只能自殺。到了近代，“道德”終于又被日本的福澤愉吉懷疑了。福澤說，道德是一種有限度的東西，一個人怎么可能無止境地“道德”下去，更何況既然圣人們在二千年前就已經成了道德的楷模，今天的人又如何才能在道德上超越圣人?結果只能是向后看。但是知識就不一樣，因為人類的知識和智力是無限向前發展的，后代必定超越先輩。日本的維新思想，很大程度上在于由崇“德”轉變為崇“智”，當然因為我們剛好是受害者，就不去夸大，但教訓還是在的，否則何以需要“開民智”，要“新民”?

　　即使在中世紀時期，西方文明也還是延續了希臘文明中理性的成分。神學家托馬斯•阿奎那提出，上帝的存在可用理性加以證明。對于中國人來說，至高無上的東西，就不必去證明了，連說都不用多說，“道可道，非常道”么。朱熹也不會費神去論證天理的存在。到十三世紀，歐洲就已經完成了一次文化整合，將純希臘哲學，基督教神學，以及來自波斯的二元論等綜合進來。文藝復興，則是其中古希臘哲學稍后的大面積復興。此時，中國也完成了一次儒家文化對道家以及外來的佛教的吸收。但是，這次吸收的目的仍是以保存和發展儒家道統為目的的，參雜佛和道，變成了西方人稱的“新儒家”。儒家關注的是人與人的倫理，道家關注人與自然，佛教關注人與本心，但中國哲學始終缺少對政權與社會，個人與社會，權利與責任的界說。到了明朝王陽明的時候，又象唐朝韓愈一樣排斥佛教和道家，連“新儒家”也變成“心學”了。王陽明的思想，首先就是絕對唯道德的，要“去除人欲，便識天理”，覺得知識和才能都不如天理重要。他還認為，心的純潔和“無邪”是首要的，人要象擦鏡子一樣不斷和私欲做斗爭，用佛教禪宗的話，“時時勤拂拭”也，用后來的話說，就是“狠斗私字一閃念”。原來文革雖然批儒那么兇，其實有的東西還是王陽明的一套。不過，這之間既已經隔了五百年，也就可見“私”字實在太難根除了。很奇怪，既然有人都說了“本來無一物”，怎么王陽明老是跟自己的心較勁，而不考慮用制度和法律來平衡公和私?天理又是什么?王陽明說只是“孝悌而已”。老天，哥倫布找錯路都繞完一圈地球回家了，中國圣人還在念念不忘那個孝悌，還非把什么堯和舜也拉上，這不是貧乏又是什么?再者說，不是最愛自吹“天人合一”嗎，怎么大慈大悲的“天”就看不得世間的“人”有點自己的私欲呢?然而，就在王陽明在貴州得道的時候，一邊是明代太監的數目創了歷史記錄，一邊人欲依舊橫流，民間艷情小說印了一部又一部。

　　王陽明的學說改變不了當朝的太監們，雖然他們真的“本來無一物”，心卻不見得就安分，于是終于沒有能挽救明朝。有濫殺的朱皇帝在前，又有十萬太監于后，任你個把文人把心修成天使也無濟于事。因為對王學的反感，也因為清的壓制，清朝的學者干脆又走了極端，去干免談心性的考據，而明清轉換的時期，也大致是笛卡爾生活的年代，近代的理性和科學精神在歐洲完全確立起來，中國人卻只能靠幾個傳教士了解一點外界的變化。待到“大帝”們把古籍篡改得差不多，漢族文人也收拾得差不多的時候，約翰•洛克的自由主義也建立完了。等到考據，訓詁也終于搞膩了的時候，英國人來賣鴉片了。儒家的經沒有一天不在讀，可是到了1879年，西太后也還不曉得英國倒底有沒有“總理衙門”，大概覺得這又是“西學中源”的。然而中國的圣人是不絕的，幾百年后果然又“有圣人出”，這個圣人對西太后是不耐煩的，但可惜私欲充塞，修為尚不及王陽明之十一，不僅沒能挽救清朝，自己還得靠托庇于大英帝國保護。圣人與民眾永遠是隔膜的，正如魯迅所言，“中國的一般民眾，尤其是所謂愚民，雖稱孔子為圣人，卻不覺得他是圣人;對于他是恭謹的，卻不親密”。

　　不過，聽說這兩年又有人跑到王陽明得道的貴陽修文去裝圣人了，要人讀經背經，還不許理解。就連以保守著稱的林琴南也曾經說過讓兒童讀經是閉塞心靈的，應代之以讀詩歌。據季羨林先生的回憶，在他的家鄉山東，軍閥張宗昌雖然不清楚自己有多少兵，多少錢，多少姨太太，祭孔卻是絲毫不馬虎的，他還說，日本軍隊占領濟南的時候，就要求學生都讀經，后來日本人撤走，經也就馬上不讀，改成讀新文學了。這本身已經很耐人尋味，但季羨林大師又同時宣布，因為當今世界污染嚴重，人口爆炸，生態破壞，所以還是只有中國文化能克服(見《牛棚雜憶》)，不知這當作何理解。以上列述的問題，是人類共同面臨的，并非西方文化獨有，也絕非中國文化能獨解決。如果滅盡人欲就斷了污染，那么季老最為精通的印度文化也應當能當此重任，但似乎沒聽說印度人這么自夸過。相反，一位名叫Jitendra Nath Mohanty的當代印度哲學家在其著作《印度思想中的理性與傳統》(牛津大學出版社1992年)中提出，印度哲學家的一大任務是區分傳統文化中哪些部分仍然活著，哪些已經僵死，成為“化石”。中小學生學習古典文化是必要的，本不用裝神弄鬼，煞有介事，而且未嘗不可如林琴南所言，從文學，而不是經典入手。王國維當年眼見中國人吸食鴉片者眾，認為如要改變，首先應當“培養國民的趣味”，也沒有號召依靠什么孔孟經典。當代“最后一個儒家”梁漱溟，恰恰是早年從西學入手，研習印度哲學后，才選擇儒家作為依歸的。

　　中國文化和哲學是時代，也是環境的產物，絕不能包打天下。在一個信息輿論仍然一律的環境中的兒童，恐怕盡量學會理性分析，獨立思考，“思想脫貧”才是要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