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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仁學思想是儒家道德哲學體系中的核心思想。司馬遷通過歷史研究，認識到了“仁”在治國安邦中的作用，于是對先秦仁學，特別是孔、孟仁學進行了批判性的繼承和改造，孔子的仁學思想更是成為了他撰寫《史記》、品評歷代帝王的重要指導思想。本文將從《史記》入手，論述司馬遷對先秦仁學的揚棄，并分析其偉大的歷史意義和對當今構建和諧社會的借鑒價值。

　　[關鍵詞]國家人文歷史,司馬遷,先秦仁學,《史記》,孔子

　　“仁”，是儒家極力倡導的人生道德修養的思想品德和善美境界。從先秦到西漢，仁學思想不斷充實和發展，成為了當時社會道德價值標準的基礎。在這個過程中，司馬遷功不可沒。他通過對先秦仁學，尤其是孔、孟仁學的繼承和改造，形成了自己與先秦仁學密切相關又有所區別的仁學思想。而他的《史記》，就是在其仁學指導思想下完成的。

　　一、先秦仁學發展的簡要歷程

　　何謂“仁”?《說文》：“仁，親也，從人從二。”意為人耦相親，表示人際關系。這種解釋通行了很久。然而，近年來，劉翔先生以現存先秦古“仁”字為基礎。從探求其構形演化的軌跡人手。認為：目前所能見到“仁”字的最早構形為“身”，訛變為“千”，又省變而為“仁”字。“仁”字造文從心身體。換句話說，就是要時刻想著愛惜人的生命。這種將“仁”字定位于自我的解釋，既有古文字的確鑿根據。又與后來孔子所論“推己及人”的行仁途徑相對接，得到了學術界的普遍認同。由此可見，“仁”是上古時期先民對自身生命的珍重意識在文字上的一種形象反映。

　　春秋末期的孔子，開始正式將“仁”納入了自己的學說，并給予系統闡發，建立起了仁學體系。在孔子的有關論述中。仍可以發現“仁”之初義的痕跡，如“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克己復禮為仁”_。可見，孔子論“仁”，首先也是以自我為出發點的。不過。他顯然很快從自我中走了出來，從而將“仁”從自我保護的原始觀念提升為包含道德情感和道德行為的倫理范疇。在他看來，自愛固其所宜，但“仁”之關鍵，在于將這種情感推廣及人，由對自己生命和欲望的珍惜推及對他人生命、欲望的重視。即所謂“愛人”或“忠恕”。關于孔子的“愛人”，張恒壽先生解釋道：“愛人。就是對別人有同情心，有關心他人的真實感情。”從此。“仁”開始具有了表示人與人之間道德關系的明確含義，“仁者愛人”更是成為了孔子仁學的基本精神。惟其如此，孔子退朝歸來，當發現馬棚著火時，不問馬而只問“傷人乎”：在評價他頗有微詞的管仲時，孔子念其相齊之時，能夠保國安民，免使生靈涂炭，而由衷地贊嘆“如其仁，如其仁”。總之，孔子的“仁”，體現了對于生命的愛惜和對于人格的尊重，帶有明顯的人文關懷的色彩，由此奠定了先秦仁學的基本格調。

　　待至戰國中期，孟子在繼承孔子仁學思想的基礎上又做了進一步發揮，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首先，孟子將“仁”置于人的內心，首次以明確理論形式將“仁”與人自身的內部世界聯系起來，確立了仁德的心性基礎。他提出“側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即是說“仁”是人先天就有的，一種存在于內心的道德。其次，孟子明確區分了仁與義、禮、智諸德，把義、禮、智從“仁”的范疇中分化出來，打破了孔子之“仁”的大一統局面，從而使“仁”的內涵在與義、禮、智的比較中更為具體化。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孟子將“仁”在道德實踐的運程中。向前邁出了可貴的一步。他在繼承孔子“仁者愛人”思想的基礎上，將“仁”從人際關系發展到政治領域。他不僅提出了“民貴君輕”的親百姓思想，還指出“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為務”，“堯舜之仁，不遍愛人，急親賢也”。這種統治者“親民”、“親賢”的道德任務。構成了孟子仁政主張的主要內容。

　　先秦時期尤其是孔、孟的仁學思想，為司馬遷的繼承和改造提供了豐富的思想材料。在此基礎上，司馬遷形成自己獨具特色的仁學思想。

　　二、司馬遷對先秦仁學的揚棄

　　關于《史記》一書的主要指導思想是儒家還是道家，學術界有不同看法。特別是儒道兩家的思想并非完全對立，不少地方是相通的。甚至是相同的，這就為確定這一問題的答案更增添了一些難度。這不是本文研究重點，不再贅言，然而毋庸置疑的是，在司馬遷的《史記》中，到處都體現了作為儒家核心思想的仁學思想。甚至可以說，《史記》就是一部以仁學為指導思想的歷史人物評傳。

　　第一，司馬遷梳理了儒學從先秦到西漢的發展歷程，肯定了仁學思想的歷史地位，以及其在治理國家方面的積極作用。司馬遷是非常推崇儒家創始人孔子的，他甚至不惜突破紀傳體體例的限制，撰寫了《孔子世家》。對此，張守節說：“孔子無侯伯之位，而稱世家者，太史公以孔子布衣傳十余世，學者宗之，白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宗于夫子，可謂至圣，故為世家。”指出孔子在學術思想方面的杰出貢獻，是司馬遷之所以“尊孔”最主要的原因。《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傳》、《孟子荀卿列傳》和《儒林列傳》分別記述了自先秦至西漢，儒學先后經歷的四個發展階段：第一，孔子創立儒學，建立了以“仁”為核心的思想體系：第二。孔子死后，孔門弟子繼承孔子學說。為傳播孔學付出了不懈的努力;第三，“百家爭鳴”時期，孟子和荀子不辱使命，使儒學得以復興;第四，儒學在漢代由民間學說發展成為官方學術思想。在司馬遷梳理儒學發展歷程的這個過程中，我們不難發現，他是以孔子仁學的發展為核心和線索的。如他在交待作《仲尼弟子列傳》的原因時寫道：“孔子述文，弟子興業，成為師傅，崇仁厲義。”在《孟子荀卿列傳》中說孟子“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由此可見，司馬遷之所以為仲尼弟子、孟子荀卿和漢代群儒列傳，就是因為他們在宣傳和發展孔子的仁學思想方面所作的貢獻。而他之所以如此重視先秦仁學的發展，根本原因就是因為他在研究歷史的過程中。看到了仁學在治國安邦中的重要作用。首先，“王道”是司馬遷心中的理想政治，他認為只有推行孟子主張的“施仁政于民”，“王道”才能實現。反之，不施仁政就會失去人民，而失民心者自然失天下。如在《秦始皇本紀》中，他借賈誼之口指出秦之所以失天下的原因就是“仁義不施”，而漢高帝劉邦則就是通過“承敝易變。使人不倦”最后“得天統矣”。其次，司馬遷認為在治理國家方面，維護社會秩序的穩定是非常關鍵的，而漢初社會穩定的一個重要因素就在于確定了以仁學為核心的社會價值觀。他在《報任少卿書》中說：“修身者，智之府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與者，義者符也;恥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后可以托于世。列于君子之林。”“君子”多了，社會自然就和諧了，而這一切都歸功于仁學的約束作用。至于司馬遷對仁學的認可程度有多深，僅從他用《詩經》中的“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來評價孔子這件事就可見一斑。

　　第二，司馬遷從道德方面人手，對先秦仁學做了更為細致的詮釋。先秦仁學，不管是孔子的“親親”、“孝悌”，還是孟子的“親民”、“親賢”，體現的都是一種道德層面上的規范和約束。司馬遷更是認為，道德規范就是仁學的基本含義和具體形式，如他在《孝文本紀》中明確指出，漢文帝之所以能實現“海內殷富，興于禮義”，關鍵在于他“專務以德化民”。于是，司馬遷從道德方面入手，對“仁”做了三點極富建設性的詮釋：其一，他通過解構禮的內涵。將禮的約束力與道德的約束力統一起來，提倡建立以仁為核心的社會秩序。司馬遷指出：“夫不通禮義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在這里，“禮義”作為仁的延伸，其內涵是指道德自律。所以，司馬遷又寫道：“洋洋美德乎!宰制萬物，役使群眾。豈人力也哉?余至大行禮官，觀三代損益，乃知緣人情而制禮，依人性而作儀，其所由來尚矣。”禮是仁的外化形式，仁作為道德自律對穩定社會秩序有著重要作用。其二，他強調仁與治國之間的關系，認為道德完善是天下大治的必要條件。如司馬遷在《史記·孝文本紀》中寫道：“孔子言：‘必世然后仁。善人之治國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誠哉是言!漢興，至孝文四十有余載。德至盛也。廩廩鄉改正服封禪矣，謙讓未成于今。嗚呼，豈不仁哉!”從贊揚漢文帝的行為中可以看到，司馬遷是把道德修養與治國聯系在一起的，是把道德修養視為實行仁政、達到天下大治的必由之路的。其三。司馬遷倡導以仁為核心的道德自律，將道德批評延伸為價值判斷的標準。因仁而“愛人”。因“愛人”而實行仁政，因實行仁政而實現王道，在這中間，道德完善是仁的本根。如司馬遷在《史記·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中指出：“《尚書》有唐虞之侯伯，歷三代千有余載，自全以蕃衛天子，豈非篤于仁義，奉上法哉?”又在《史記·太史公自序》中指出：“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明三王之道”作為孔子為拯救社會而開出的濟世藥方，是歷史進步的必然之路。所以，他在《惠景間侯者年表》中寫道：“咸表始終，當世仁義成功之著者也。”以上三點詮釋表明。司馬遷已經將抽象的仁學思想具體化，而最終成為了非常具有實用性的社會道德觀念。這對以后仁學思想的進一步發展，以及促進以德治國政治方針的貫徹實施意義重大。

　　第三，司馬遷評價歷代帝王時，把先秦仁學思想中的注重“明德”和倡導仁政思想作為其核心標準。《史記》是以帝王將相為中心的歷史著作，其中對歷代帝王的評價主要是根據其德才和事功。《五帝本紀》重點記述了堯舜禪讓的歷史過程。表彰了這些古圣先賢的高尚品德，如贊美帝堯“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富而不驕，貴而不舒。黃收純衣，彤車乘白馬。能明馴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便章百姓。百姓昭明。合和萬國”。篇末，司馬遷用“自黃帝至舜、禹，皆同姓而異其國號，以彰明德”對他們做了蓋棺之論。《夏本紀》中記述大禹治水的豐功偉績時，說“禹為人敏而克勤;其德不違，其仁可親，其言可信”，吃苦耐勞，以身作則，辦事謹慎，勤勉端重，是百官的典范。到了夏末。“桀不務德而武傷百姓，百姓弗堪”，而“湯修德，諸侯皆歸湯，湯遂率兵以伐夏桀。桀走鳴條，遂放而死”。在《殷本紀》里，司馬遷相當細致地記述了殷紂的荒淫無道和西伯昌的“修德行善”，結果是“諸侯叛亂而歸往西伯”，最后武王打著代天懲罰的旗號，率領諸侯伐紂。總之“明德”二字反映了司馬遷對五帝及三代帝王政治的總體看法，是貫穿于這四篇本紀的中心思想。《秦本紀》和《秦始皇本紀》是相互貫通的兩篇本紀，前者系統地追溯了秦的歷史，后者詳細紀錄了秦始皇統一天下的具體過程和巨大成功，并詳細記述了秦朝迅速滅亡的具體過程。司馬遷諷刺秦始皇“自以為功過五帝，地廣三皇。而羞與之侔”，“先詐力而后仁義，以暴虐為天下始”，最終肯定會落一個“猶不得存”的下場。司馬遷用《項羽本紀》、《高祖本紀》、《呂太后本紀》、《孝文本紀》、《孝景本紀》、《孝武本紀》凡六篇，極為詳細地記述了漢興的歷史過程，他指出，漢高祖之所以得天下。在于得民心;文、景帝之所以治漢興，在于修明德：漢武帝時期漢朝之所以達到鼎盛。在于施仁義。如《高祖本紀》記述：“故漢興，承敝易變。使人不倦，得天統矣。”在《孝文本紀》中，贊揚文帝在位期間“以德化民”，最后用“德至盛也”肯定了漢初歷代帝王在仁政方面取得的巨大功績。由此可見。在司馬遷眼中。“施仁政”就是帝王最大的德行，是一位帝王之所以為后世敬仰的根本原因。在這方面，他與孟子的看法是一脈相承的。

　　需要補充的是，司馬遷對先秦仁學并不是全盤地接受。如本節開篇所言。他在繼承的同時。對其中認為不合理或過時的觀點進行了毫不客氣地批判和改造。首先，司馬遷反對孔子仁學中的尊卑觀念。倡導平等思想。如他將有皇帝實權而無皇帝尊號的呂后與高帝同列入本紀，其地位比“至圣”孔子還要高：把“嘗與人傭耕”的陳勝列為世家，地位于孔子相當：在《淮南書》中他肯定了商人為經濟發展所做的貢獻;他將匈奴說成是夏后世的苗裔。黃帝是各民族共同的祖先等等。而孔子的觀點則是“惟女子與小人難養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在他的《春秋》里，既無男女政權尊號平等可言，亦沒有士農工商平等觀念，更不用說什么民族平等的思想了。其次，司馬遷既重視道德仁義，也看重經濟利益。他不反對甚至支持世人對經濟利益的追逐。認為“富者。人之性情。所不學而俱欲者也”。在《貨殖列傳》中，司馬遷以肯定的態度。從分析人性人手，表明自己“崇富厭貧”的主張無疑是很有說服力的。他還指出，士農工商的社會分工，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和客觀要求。然而這些內容，與孔子所說的“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是格格不入的。最后，司馬遷還含蓄地指明孔、孟在倡導仁政時不知變通，這是他們沒有實現其政治理想的重要原因。他認為：“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非虛言也。”只有先掌握了政治權利，才能推行仁政。筆者以為，司馬遷的這種觀點。表明了他對孔、孟沒能實現其政治理想的惋惜和對董仲舒識時務的認同。

　　三、司馬遷仁學思想的歷史意義和現代價值

　　由于歷史時代、階級立場和個人身世的局限，司馬遷的仁學思想中，也難免存在一些諸如君臣等級觀念的封建性糟粕。然而我們更應當看到。司馬遷的仁學思想，繼承了先秦仁學的精華。吸取了漢初仁政的豐富成果，具有非凡的歷史意義。其一，他弘揚了儒學，順應了當時西漢“尊儒”的歷史潮流，為我國“大一統”帝國文明的確立做出了巨大貢獻。其二，他將“仁”的涵義解釋得更為具體。使仁學更為實用，并最終成為了一種社會公共道德規范。其三。他將仁學寓于史學之中，兩者的完美結合，既開了史論結合的紀事先河，又為后世史家樹立了進行帝王批判的價值尺度。其四，就司馬遷個人而言，仁學思想不僅使他成為了中國史學家之父，也成為全世界古代最偉大的歷史學家之一。與司馬遷同時代的希臘歷史學家的著作，往往只集中到戰爭上面，或重視政治軍事，即使最著名的希臘思想家科學家如亞里士多德，也沒有在他的著作中提到經濟生活的問題。孔子仁學是忌談經濟利益的，司馬遷的仁學思想中卻不排斥經濟。所以，我國正史中多數有《食貨志》，政書中的《通典》、《通考》，都以食貨部分列為全書的首部，提供了大量的經濟史料，這也是中國史學的優良傳統，而這個傳統是司馬遷創立的。

　　與此同時，司馬遷的仁學思想對當前我國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我們黨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總體布局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全局出發提出的重大戰略任務，反映了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內在要求，體現了全黨全國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所謂和諧社會，包括人際和諧、人與社會之間的和諧以及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其中最重要和根本的便是人際和諧。要實現人際和諧，確立為大多數人所自覺遵守的社會道德規范是非常關鍵的。司馬遷將道德自律作為其仁學思想的重要內容。為我們提供了有益的借鑒。因此，認真研讀《史記》，吸取司馬遷仁學中積極合理的思想因素，為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創造良好的社會氛圍，其意義是十分重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