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聽證制度作為協商民主制度的主要形式之一，為我國公眾參與政治討論提供了一個新的舞臺，它不僅保證了公眾和政府的平等，也保證了公權與私權、公共利益與個人利益的交融與轉化。本文欲從聽證制度對稱性的角度來解釋這種關系，同時直視我國當前聽證制度所遭遇的困境，以對稱性作為解決手段的理論基點，對我國聽證制度的發展進行思考。

　　關鍵詞 律師行業投稿,聽證制度,對稱性,公共利益

　　一、聽證制度——對稱性的涵義

　　聽證制度是我國借鑒英美發展而興起的一項制度，它由最初的行政處罰領域逐漸擴展到關系公共價格、公共項目、城市規劃這些與公眾利益息息相關的生活中，是實現政治民主參與的嶄新舞臺。聽證的目的是吸引公眾的政治參與，使異質的群體得以同化，做出最大限度滿足公共利益和公共需求的決策。廣義上，對稱性是指物體或一個系統各部分之間的和諧、平衡、協調一致，而聽證制度作為我國協商民主制度的重要途徑之一，其對稱性的意義是為公眾參與政策和政府制定政策之間提供了一個平臺，它的內生價值在于：

　　(一)地位平等

　　身份可以存在差異，但不允許存在高低。在普遍的政治秩序中，公民扮演著不同角色，消費者、被管理者、利益相對方等，相應的，政府扮演著掌舵者、看門人等角色，他們理應依據正當的的社會規則存在著。然而現實情況是，政府往往凌駕于公民之上，以政府導向或者專家導向的姿態代替公民做出決策，而聽證制度保證了公民暫時脫離了與政府的委托辦理關系，使公民可以依據自身利益獨立表達意見。

　　(二)對話平等

　　聽證容許在其過程中進行必要的對抗辯論，各方經過了一個審視自身需求、識別出與他方的利益沖突、展開討論式的博弈的過程，通過不斷的討論讓每個人不再局限在自己狹隘的階層利益里，上升到以整體利益最大化為考量基點，從而促進自己理解、接納他人的想法并自覺轉化為自己的思想和行為，達成互識與共識。

　　(三)機會平等

　　這里的機會平等主要指信息知情權的平等，包括獲知聽證召開的信息，了解聽證內容的相關信息。一來受到客觀環境的制約，公眾對很多聽證會的召開都毫不知情，錯失了發言表意的時機，導致諸多政策執行受到巨大民意抵觸;二來每個人都是有限理性的人，對于聽證內容的專業理解程度不可能盡善盡美，而且聽證往往涉及牽涉廣泛又重大的社會決策，因此在聽證前期和進行過程中提供充分完備的信息，會給予聽證代表充足的準備機會，并收集其他利益相關大眾的意見，增加政策的社會認同。

　　(四)規則平等

　　聽證重在建立權威的程序，遴選合適的決策代表，尋求社會第三方或者利益中立者在整個聽證過程中維護規則制度的順利進行，而不受到權勢、媒體的思想誘導。同時，聽證結果本身帶有不可預測性，合理的規則能保證每個利益代表者的政治訴求渠道通暢，而避免聽證過程僅是簡單的服從政府決議，以支持最后政策結果的正當性和合法性。

　　二、當前聽證制度的發展瓶頸——非對稱性的風險

　　聽證制度在我國只發展了短短16年，聽證參與的廣度和積極性卻在不斷受到挑戰，比如2005年5月《珠海市服務業環境管理條例(草案修改稿)》的立法聽證會，因聽證陳述人的報名人數不夠(原定16人，報名僅4人)，珠海市人大常委會主任會議決定取消該立法聽證會;2009年濟南水價漲價聽證會無低收入群體參加;2012年6月眉山擬彭祖大道部分道路變更等規定舉行聽證，三天無一人報名，聽證被迫延期等。與此相對應的是另外一種極端，那便是屢屢曝光的聽證釘子戶，這些都讓聽證制度留下作秀的痕跡，這也是聽證制度非對稱性風險的萌芽，會使它漸漸偏離協商民主的本質。

　　從目前短期效應來看，聽證這個形式為一般公眾所知，但是它的技術運用以及具體程序卻是陌生的，政府掌握了遠遠大于公眾的主動權和信息量，聽證失去了對稱對話的基礎條件。在實踐操作中，聽證給予公眾是神秘的印象。一方面，它對于聽證現場過程的過度保護，阻隔了其他公眾的信息渠道，聽證代表是選取的利益相關者，其他未被選上的公眾同樣是站在平等知情權和監督權線上的關聯人，一個好的公共政策應該是和公眾互動的，是能夠把公眾訴求反饋到初始政策上的。另一方面，聽證通常由政府發起，即政府率先確立聽證內容，其議題通常由上層勢力決定，而忽略了聽證的另一方——所有決策利益相關者特別是基層民眾提出議題的權利，以至于在聽證中公眾受知識背景和信息利用能力的局限，無法提出具有高度信服力的論據，使聽證結果的公正性產生質疑。聽證的關鍵不在于傾聽，而在于通過制度化的競爭討論削弱等級差別，進行合法的公認的利益分配。另外，大多數公眾對聽證普遍冷漠，對舉行聽證所起到的作用持懷疑態度，認為參與與否都無法改變政府事先預期規劃好的結果，對聽證代表不信任，對聽證各方的結構組成不認同，公眾覺得自己所在的社會階層被權力邊緣化，被縮小了自由表達的空間。

　　長此以往，短期的弊端慢慢地導致了政府公信力的缺失，出現了聽證無人參加或人數不夠的現象。本質上，聽證應是公權力對私權利的制約，是一種適應多元文化與社會階層逐步細化的民主形式，如何在異質的社會空間里找到同質的利益需求，使所有社會成員能進入政治系統內，這是現在我國聽證制度所要長遠思考而急迫解決的問題，而且，聽證所解決的公共問題同時其他社會問題是相關聯的，他們同時存在一個政治發展體系中，聽證如果不能給民主參與做出榜樣，必然動搖公眾對于其他社會問題解決能力的信心，無法落實人民當家作主，培養公民精神，無法建立起一個良好秩序的公民社會。短期是因，長期是果，聽證制度作為一個吸收演進的事物，并面對著我國小政府、大社會的趨勢，如果不及時審視現存的危機，會使我國聽證制度的發展更加曲折。

　　三、對未來聽證制度的展望——基于對稱性的角度

　　那么，如何適應現代中國公民個人意識的急速發展要求?如何保證這種個人權利的合法實現?如何貫徹聽證制度的作用發揮?依據聽證制度本身就是一種對稱性制度的法則，我國不能單純的追求聽證這種形式的實施，要注重協調各方利益，倡導相互尊重，平等對話。

　　(一)擴大政府信息供給渠道，保證事先權利

　　公民參與政治活動是其權利與義務的統一，這不僅說明了每個公民都具備話語權的力量，也符合我國公民意識的逐漸覺醒的現狀，公民自發參與政治活動的意愿越來越強烈，而聽證無異是除了選舉民主外最有利的政治活動場所。這就要求政府不僅做好透明政府的角色，適時適當政務公開，更應及時回應公眾對于社會重大政策變更的要求。在召開聽證之前，運用電視媒體，宣傳欄，文件通告等詳細說明聽證的緣由及目的，擴大聽證的知曉范圍，不要把消息的傳播途徑局限在權利相關者周圍，并給預選代表充足的材料和時間研究聽證決策預案。這樣才可以避免在聽證過程中被政府操控，以事先權利的防范代替事后權利的救濟。

　　(二)完善征選代表的方案，保證范圍的分布和代表的資質

　　聽證結果是各方利益代表者的辯論與博弈的產物，但每個人自身又具備公共利益發言人和所在群體利益的代表者的雙重屬性，在個人利益、群體利益和公共利益出現矛盾時，如何站住腳跟保持個性，這就要求征選理性的，能對公共問題提出好建議的聽證代表。首先，要采取舉薦、隨機及固定選擇的綜合方法，確定代表數量的分配、產生方式和遴選過程，擴大選擇來源和階層比例。特別是中國人數最多的農民階層，每一個政策的變動對他們都有舉足輕重的作用，但聽證會甚少看到農民的身影，政府應在聽證前期加大農民階層的宣傳和幫助工作，建立專業的志愿隊伍引導他們了解聽證，加入聽證，并提供相關聽證內容的知識幫助。

　　其次，要建立有效的程序規定，還應包括實質性的公示規定，把代表候選人的個人信息、征選過程的信息以及對公眾意見的處理信息，都作為必須公示的內容，以此壓縮暗箱操作的可能，限制那些想通過控制代表而控制聽證會的非法權力。通過這樣的方式，修復政府在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之間的溝通公信力，促使征選走向合理的程序正義性路徑。

　　(三)建立監督制度，保證聽證政策的良性循環

　　理性代表的征選在一定程度上給予了聽證辯論的科學支撐，以2012年5月四川省階梯電價聽證會為例，聽證代表對于電價使用額度的標準展開了激烈的討論，通過現場媒體的監督和報道，在四川引起了群眾的廣泛回應，從而政府首次承認不排除二次聽證的可能，這是協商討論應該有的表現，因為一項重大決策的出臺不應該只是一次討論的結果，它在尊重民意的基礎上，必須經過反復的價值權衡和檢驗，這也應該成為未來聽證的一個先例。或許多次聽證無法保證始終的公正性，也會增加信息、人力成本，但至少政府在姿態上是值得鼓勵的，這樣有爭議的論點有希望得到澄清，有疑惑的地方可以留待下一次檢驗，為利益分配打下基礎。同時，要善于借助新科技的發展，不單單依靠傳統的聽證筆錄，使用現場同步播放，或文字直播，或事后新聞報道，把聽證全過程展現出來，消除公眾單方面接受結果的傳統模式，不做看不見政策的瞎子，真正的把公眾提高到主人翁的地位。

　　四、小結

　　政府抑或公民，在聽證中都需要通過個體博弈消解自己的中心地位，實現在政治實踐中擁有共同的理念，他們在地位上、權利上都是對稱的，都應遵守聽證自身平等性、互補性和開放性的原則，獲得真正符合公眾利益的決策方案，實現政治上的同一性，這不僅是聽證制度的核心，也是現今我國聽證制度發展的價值理念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