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世紀70年代以后,隨著日俄兩國在東亞地區的擴張,清政府如何妥善處理中日俄三國關系,謀求國家安全顯得日益重要起來。張之洞積極參與清政府的外交事務,在沙俄霸占伊犁、日本侵占琉球期間,他提出了“賂目阻俄”的主張,在甲午戰爭中國戰敗賠款前后則主張“聯俄抗日”;在德國搶占青島、俄國強租旅大之時又改弦更張提出了“結日阻俄”的主張。張之洞調整中日俄三角關系的主張經歷了以上三個階段。但始終未能擺脫中國傳統的“以夷制夷”外交理念窠臼。

　　關鍵詞：文學評析論文發表,核心期刊論文發表,張之洞,賂日阻俄,聯俄抗日,結日阻俄

　　自19世紀70年代以來,隨著日俄兩國在東亞地區的擴張,由于地緣政治關系的作用,如何妥善處理中日俄三國關系,謀求國家安全顯得日益重要起來。由于中國的邊疆危機,尤其是日本問題越來越突出,清流黨出身的張之洞也在有關討論中、工作中逐漸形成了自己的外交觀和日本觀,積極言論以展示自己的政見,尤其是在處理中日俄三角關系方面,不斷探索并提出調整的主張,這些主張也反映了他的日本觀經歷了忽視日本、仇視日本、重視日本三個階段。張之洞的主張影響了晚清的外交、政治、軍事、文化政策。

　　賂日阻俄:日本侵臺吞并琉球以后張之洞的主張

　　張之洞最早發表他的外交觀是在1879年(光緒五年)日本吞并琉球,沙俄強迫中國代表簽訂《伊犁條約》,侵占中國西北,使中國東西兩面同時遭遇“邊疆新危機”之時。當時“海防”與“塞防”的爭議遍及朝野,愛發議論的清流黨人張之洞自然難緘其口,從光緒五年到六年,張之洞就此問題先后11次上書,暢談自己“聯日本以伐交”即賂日阻俄的主張。

　　從這一時期張之洞的一系列言論看,這一時期他的外交主張是草率的,對俄國與日本的了解都是非常膚淺的。由于教育經歷、任職經歷等條件的限制,此時的張之洞對于經世外務均知之甚淺,不免意氣用事,流于空論,以致缺乏主權觀念。如張之洞在光緒五年十二月十六日在《詳籌邊計折》中提出的阻止俄國向東擴張的以下外交主張:

　　即或我軍不克,我力不支,則我猶出下策,擲孤注,西委阿里以賜英吉利,使之越里海以取土爾

　　扈特舊牧地,東捐臺灣山后以賜日本,使之復庫頁島以斷東海口,激土耳其以宿憾使仇俄,啖日爾曼

　　以重利使絕俄,兵連禍結,俄之精銳竭于外,俄之亂黨起于內,恐比得羅堡國都,非俄之有也。

　　此論雖然顯示張之洞拋棄了“守在四夷”的中國傳統外交理念,但對于不同傾向的殖民主義國家不夠了解,簡單化地加以區分,錯誤地認為日本和英國一樣僅是一個重視海權和貿易的國家,擴張土地的胃口沒有重視“陸權”的俄國大,所以認為日本可以通商為利誘,為中國所利用。故張之洞于光緒六年七月初十Et在《謹陳海防事宜折》中繼續提出了這樣的觀點:

　　日本宜連和,以伐其交。俄人遠來,專恃日本為后路,宜速與聯絡,彼所議辦商務,可允者早允之,但得彼國中立,兩不相助,俄勢自阻。

　　張之洞的這一時期的外交主張(包括他的日本觀)集中反映在他的《日本商務可允球案宜緩折》中。該折的核心思想是“聯日本以伐交”、“使彼中立,不助俄勢”,其策略是中日商務談判與琉球主權爭論分離,姑且概括為“政經分離”:

　　所云聯日本者,專指商務。且必可允者方允,與球事無涉也。既允商務,則必與之立約。中俄有釁,彼不得助俄為寇濟餉屯兵,非無故而曲徇其請也。蓋商務所爭在利,方今秦西諸族腐集,中華加一貧小之日本,亦復何傷?夫中國不過分西洋諸國之余瀝,以沾丐[溉]東洋,而借此可以聯唇齒之歡,孤俄人之黨。此所謂不費之惠,因時之宜……。

　　張之洞提出以上觀點也是基于他塞防重于海防、朝鮮重于琉球的認識。他認為,如果讓“法踞越南,英襲緬廊,俄吞朝鮮,數年之后,屏藩盡失。他國猶緩也,朝鮮一為俄有,則奉、吉兩省患在肘腋之間,登萊一道,永無解甲之日矣”。針對“俄事擾擾,將及一年,廟堂無欲戰之心,將相無決戰之策”的局面,他提出首先應避免國家陷入兩線作戰的困境,“故與俄戰,則不得不與倭和;與俄和,則不妨與倭戰,此謀國不易之策也”,又基于他對日本的輕視,認為倭不可畏,但可賄,可以操控。因此他主張先俄后倭,對日本:“以餌貪求,姑懸球案,以觀事變,并與立不得助俄之約。俄事既定,然后與之理論。感之以推廣商務之仁,折之以興滅繼絕之義,斷不敢輕與我絕,設必不復球,則撤回使臣,閉關絕市。日本甚貧,華市一絕,商賈立窘,嚴修海防靜以待之,中國之兵力財力,縱不能勝俄,何至不能御倭哉?相持一年,日本窮矣。”Iml卜72

　　張之洞之所以提出這樣的主張,多少有些感情用事,一方面輕視日本,故說“夫撫俄猶可言也,畏倭不可言也”;另一方面則是基于他的政治立場、派系傾向、情感傾向,即支持左宗棠及其塞防派,對抗李鴻章為代表的海防派,所以他批評“海防”派及其海防觀:

　　今日移防俄者以防日本,即借懾日本者以懾外洋各國,計孰有便于此者。徜此舉再誤,則中國安有振作之日哉?若夫出師跨海,搗橫濱,奪長崎,掃神戶,臣雅不欲為此等大言。至于修防以拒之,絕市以困之,此亦平實而甚易行者矣。

　　畢竟,張之洞不是一個頑固不化的人,能夠隨著時局的變化、學習的進步而與時俱進,他后來顯然也認識到自己的主張不免“顧此失彼”,于是馬上作了修改。光緒六年十月初一日,張之洞在《臺防重要敬舉人才片》中提出的主張就顯得比以前的書生之言務實得多,認識到對日本不可太輕視,“夫日本滅球,乃垂涎臺灣之漸”,于是積極督促朝廷加強臺灣的防務,“為保臺灣計,為保閩省計,此亦不可緩者也。惟望宸斷,早為決計施行”uJ 72用心委任大將加以提防。在光緒七年七月初五日的《疆寄虛懸請早處置折》中,主張啟用彭玉麟等鎮守東南,以期“日本聞之,必且悚懼改圖,就我范圍”。在光緒七年三月二十九日的《集重臣籌議急務折》中則警告朝廷“御侮豫防”:

　　日本自球案梗議,使臣遽歸,目前相持未定,雖聞其餉絀船敞,人心驚惶,然彼已成騎。

　　但是在張之洞的眼中,此時的日本乃“海國”且是小國,海國只爭貿易和海權,沒有陸權的抱負,小國也難以威脅大國,且小國日本“與中國在利害上無大沖突”,是可以聯合的。張之洞此時的立意是“聯合弱小對抗強俄”、“以小抗大,以弱敵強”[2J 48。所以在光緒九年中法戰爭爆發時,他在十一月初一日上呈的《法釁已成敬陳戰守事宜折》中提出了“散敵援”的主張,要求朝廷“宜急與英、德、美、澳、日本諸國,開陳曲直,堅立要約,務守公法”

　　19世紀70、80年代的張之洞之所以忽視日本,主要是受傳統思想和教育的影響,在華夷思想的支配下,他心目中的日本只是一個落后弱小的島國。當然,隨著職務的升遷,涉外事務閱歷的加深,以及參與洋務,張之洞逐漸拋開了書卷氣,其外交觀和日本觀也在隨著形勢的發展而不斷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