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朝樞外交思想探析

陶  雙

摘  要：自晚清起，在與西方列強的外交交涉中，由于國力的衰弱，中國一直處于被動和欺辱當中，為改變這一現象,我國近代史上杰出的職業外交家伍朝樞為我國的外交事業做出了杰出的貢獻，提高了我國的國際地位，譜寫了我國外交事業的新篇章。
關鍵詞：伍朝樞;廣州政府; 南京國民政府;外交;貢獻

伍朝樞（1887—1934）字梯云，廣東新會人。從小在國外接受西化教育。先入西方高等小學，后升入大西洋城之高等學校，隨后又以官費派送英國留學，入倫敦大學研究法律，1911年畢業，獲法學士學位接著獲大律師資格。由于其接受了全面的西式教育，對西方世界有了個比較客觀而務實的認識，尤其是其精通國際法，為其日后從事外交事業奠定堅實的基礎。在短暫的人生當中，其在外交事業中做出了顯著的貢獻。在外交工作中，他主張維護國家主權和民族利益。尤其是在“改定新約”中的廢除不平等條約和法外治權中，都做出了積極的努力和貢獻。
伍朝樞的對外交涉
伍朝樞的外交生涯主要可以分為兩個階段，而這兩個階段與國民黨息息相關的。前一階段是廣州政府時期，后一階段是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之后。
廣州政府時期
“伍朝樞于1917年參加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護法運動”，后出任廣州軍政府外交部次長兼總務廳廳長。1921年的時候被孫中山先生委任為外交部次長。1923年出任廣東革命政府外交部部長。”[1]在廣州政府期間，他多次參與對西方列強的外交交涉，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1923年在伍朝樞就任廣東革命政府外交部長之后就關于帝國主義干涉中國內政支持反動的北洋政府而拒絕承認廣東革命政府的合法性和法統性后，尤其是由于帝國國主義的干涉使中國無法統一，造成軍閥混戰民不聊生.發表了對外宣言：抨擊了西方帝國主義國家干涉中國內政侵害中國正當權利的政策。“比年以來，軍閥肆禍，中國騷然，人民受害，水深火熱，搏況之滲，殆難言擺。北京政府職權不行，責任不屬，法律事實兩無可言，國民視之有如無物。然而列強尚承認之，得無存一慰情勝無之思，以為國際交涉之地乎？列強承認北庭，即不啻予北庭以精神上、物質上之援助，彼輩遂借為荼毒吾民之資，否則北庭不可以一朝居，可斷言也。列強因聲言不干中國內政者，按之事實，意強置全國否認之政府于吾民之上矣。”[2]282并強烈要求西方帝國主義改懸易幟改變支持北洋軍閥干涉中國內政的政策。“吾民無他望，惟愿列強不于內政，嚴守條約，同謀列強之利益而已，列強其留意焉．”[2]283伍朝樞明確的表示反對帝國主義干涉中國內政，維護國家統一和民族利益的主張。
    廣東革命政府時期，“孫中山先生面臨的問題是要掀起一個生氣勃勃的革命運動，控制巨額收入的來源，建立一支能保衛和擴大南方根據地的聽命于他的可靠軍事力量” [3]這一切的前提條件就是能夠有可靠而且穩定的財政收入。由于廣東革命政府并不是嚴格法統意義上的中央政府很難有穩定的財政收入。就算是法統的北洋政府其財政收入也是受制于人的。當時作為中國最穩定的收入就是海關收入，但由于晚清時期我國的海關就被外國人所控制，中國政府想動用海關收入必須得經過帝國主義外交使團的同意。這對任何一個主權國家都是無法想象的事情，但此時的中國是國力衰弱，無法維護自己的正當權利。
  此時作為廣東革命政府的外交部長的伍朝樞，就國家權力被侵害內政被西方列強干涉的局面于1923年12月14日就關余問題和軍政府財政部長聯名發表致北京總稅務司函：“查本政府所轄地域內，凡各財政機關之收入，應歸我政府處分，海關稅收當然亦在其列。至對外方面，經本外交部長按照約章迭次交涉，以外人對于海關稅收，除償還以關稅作抵各外債及賠款外，所余之款謂之關余，其應如何處置，外人無權干涉。”[2]304
    伍朝樞再次旗幟鮮明的表達了反對帝國主義干涉中國內政維護國家權力的外交主張。在其積極努力之下廣東軍政府獲得了穩定的財政收入，逐漸的增加了其必須得生存收入，并且擴大了其根據地，提高了軍政府的威望，同時為日后的北伐奠定財政基礎和物質保證。
（二）南京國民政府時期
隨著北伐戰爭的進行，蔣介石權力的增強，最終發動反革命政變竊取大革命的勝利果實建立南京國民政府，伍朝樞出任南京國民政府首任外交部長。“伍朝樞于1927年5月10日發表對外申明：(一)不采暴動手段；(二)于相當時期提議廢止不平等條約；(三)打倒帝國主義非排外性質。”[4]伍朝樞的三項基本主張，反映了其的對外交涉的基本策略。一改北伐戰爭時期陳友仁激進的外交政策即通過發動廣大人民群眾來沖擊租界收回主權，而是通過采取溫和務實的外交談判方式來解決沖突，在堅持收回主權的前提下同帝國主義進行外交談判。但在面對英美等列強把解決“南京慘案”作為承認南京政府的前提條件，由于與以廢除不平等條約為主要內容的“革命外交”理論相違背，故其始終未退讓分毫，顯示出了其的骨氣和毅力。
   1928年，日本帝國主義為阻止當時的南京國民政府繼續進行二次北伐，討伐奉系軍閥，統一中國而出兵山東濟南。“于是以保護日橋為名，第二次出兵山東，并從5月3日起，對進入濟南的中國軍隊和濟南平民展開大規模的進攻和慘絕人寰的大屠殺。數日內，中國軍民死傷六七千人。”[5]同時國民政府山東特派員蔡公時也慘遭殺害。在進行二次北伐之前，蔣介石于下野時出訪日本并于日本田中首相進行了會談，“蔣介石希望得到日本的保證，讓他北伐統一中國，建立其全國統治，而田中卻主張蔣應以南京為目標，統一長江為宗旨，不再北伐，并保證不犧牲日本的權利和滿洲的治安得到維持”。 [6]伍朝樞具有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在對外主張上持親美的態度而對日則取強硬的態度。當“濟南慘案”發生后，為解決此事，國民政府選派胡漢民、伍朝樞、王寵惠前往歐美尋求西方列強的干涉以期通過國聯解決此次中日爭端。直到1929年3月28日，國民黨政府與日本簽訂《中日議定書》和一個聲明宣稱“不快之感情，已成過去”。
1931年，當“九一八事件”爆發之后，國民政府曾討論對日絕交問題，作為當時著名的外交家的伍朝樞此時也在考慮此事。“在伍與胡漢民的信件中其寫了一份長達兩千多字的《對日絕交問題》，在這封信中就對日絕交進行了客觀合理的分析，可惜未被當時的國民政府所采納。”[7]同時在其致國民政府的電報中：“弱國交涉，始爭終讓，幾成慣例，此次若再隱忍簽字，我國前途將更無外交可言”。[8]伍在對日絕交的討論中全面客觀的分析了對日絕交的利弊，以一個職業外交家的身份來考慮問題更顯務實和穩妥。
伍朝樞的外交貢獻
（一）參加巴黎和會
1912年，伍朝樞學成歸國，時值辛亥革命已經爆發，遂出任湖北都督府外交司司長、
國務院參議兼外交部參事，正式開始了其職業外交家的生涯。1916年1月，任北洋政府參議、外交部參事。當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伍朝樞力主借此機會參戰，通過參戰可收回山東的權利，并認為通過參戰可以提高我國的國際地位。在此背景之下中國對德宣戰了。當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后，中國作為戰勝國參加了巴黎和會。作為當時廣州政府的代表，伍朝樞和王正廷等出席了此次會議，并提出以下三項主張：1.取消列強在華的特權七項希望條件，取消領事裁判權，歸還租借地，歸還租界，關稅自主；2.廢除日本帝國主義和袁世凱訂立的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3.歸還大戰期間被日本奪去的原德國在山東的各項權利[9]。但因國力衰弱不能維護自己的正當權利，被把持和會的英法美等國拒絕，但最終頂住日本等國的巨大壓力拒絕在合約上簽字，這是近代中國外交史上一次有力的回絕，激起了廣大中國人的愛國激情，也促成了“五四運動”的爆發。
    （二）改定新約的推行
    在民國初年，孫中山先生就公開提出取消領事裁判權收回租界和關稅自主的主張。國民
政府是以國民黨一黨領導的，其對外政策也由國民黨來主導的。
1924年1月，國民黨在廣州召開了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確定了國民黨對外政策：  “（一)．一切不平等條約，如外人租借地領事裁判權，外人管理關稅權，以及外人在中
國境內使用一切政治的權力侵害中國主權者皆當取消，重訂雙方平等之條約。  (二)凡愿放棄一切特權之國家，及愿廢止破壞中國主權之條約者，中國皆將認為最惠國。(三)中國與列強所訂其它條約，有損中國之利益者。須重新審定，務以不害雙方主權權為原則。” 這次國民黨的一代會正式確立了其外交主張即“改定新約”和“廢除法外治權”。
    伍朝樞繼承了這一維護國家主權和民族尊嚴的主張，并在其擔任南京國民政府首任外交部長期間曾發表對外宣言：“凡經前北京政府與各國所訂各種不平等條約，現今再無存在之理由，當由國民政府以正當之手續，概予廢除;至此等條約中規定修改期限而現已期滿者，更應即予終止，由國民政府與關系各國分別訂立新約。嗣后任何條約協定，非經國民政府締結，概不發生效力。”
    在“改定新約”運動中，首先是從關稅自主交涉開始的。當時在與中國定有協定關稅的有英美等國家。“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后，伍朝樞作為外長期間為實行關稅自主曾頒布《國定進口關稅自主條例》，嗣后因國內外形勢均不利，未予實施。”[10]這是一次重要的嘗試，為以后的關稅自主揭開了序幕。
1928年，伍作為駐美公使，與美國政府就收回關稅自主權和廢除法外治權進行了艱苦而卓絕的談判。伍游說美國作為新興的大國應首先采取友好的對華政策，率先與中國解決關稅和法外治權等問題。經過不懈的努力，1929年，中美簽訂“中美關稅新約”，這是西方列強第一份承認中國關稅自主權的條約，這是自晚清以來我國外交戰線取得的重要成果，伍朝樞為這一條約的簽訂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1928年，晚清政府和西班牙政府在1864年簽訂的《中西和好貿易條約》已經到期，伍朝樞照會西班牙駐華公使，宣布該條約到期自動失效，作為一名外交人士又一次成功的廢除了一項加在中國政府身上的不平等條約，又一次的收回了國家的主權，一改晚清政府崇洋媚外的形象。
伍朝樞兩度以中國首席全權代表身份出席國際聯盟大會，在會上提出了修改條約的提議。但因為牽動凡爾賽和華盛頓體系遭到西方列強的不滿和圍攻，但伍不為所動，據理力爭，雄辯諸強，西方列強也只好承認中國修改條約正當性，雖然當時未能修改條約但為后來的廢除這些不平等條約奠定了基礎。同時他依據國際法對外宣稱：外國人來華居住貿易，應與華人享受同等待遇而不應該享有法外治權，雖沒有被西方列強接受，沒有廢除法外治權但卻被后來的國際法專家們所接受和承襲并最終在抗戰時期實現了這一主張。
在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之后，國民政府內設外交委員會，由包括外交部長在內的若干政府委員組成。1927午6月初設時由蔣介石、胡漢民、吳敬恒、李石曾、伍朝樞任委員。該委員會的職權為：接受外交部報告；核定外交部請示案件；建議外交策略。因此這是一個專門的外交決策機構，外交政策在此決定后再由政府委員會議議決實施。伍作為外交委員會委員為我國當時的外交政策的確立貢獻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評價
提及伍朝樞就不得不說其父伍廷芳，伍廷芳作為是清末民初時期重要的外交家為我國的外交事業貢獻頗多，此外伍廷芳也是南北和談時南方的領軍人物。作為晚清時期的外交家，由于晚清政府的國力衰弱和政治腐敗，作為一名弱國的外交人士，更多的是屈辱的和西方列強進行交涉。伍廷芳在外交上主張：“以夷制夷的古訓并全面開放，思想開放，終于職守精通國際法” [11]。由于深受其父影響，子承父業伍朝樞也成為了我國近代史上的一位外交家，這就成就了我國近代史上一對父子外交家，在中國的外交史上留下了了濃墨的一筆寶貴財富。
作為中國近代史上職業的外交家，伍朝樞與其父這代外交家相比幸運的多。雖然依舊處于弱國的劣勢但改變“弱國無外交”的這種局面了，有了作為職業外交家的尊嚴了。不再像晚清時期一味的卑躬屈膝，而是敢于挺起腰桿了。
伍朝樞的外交主張更加務實和溫和，在不失國家尊嚴和收回國家主權的前提下與對手進行談判和交涉，避免了事態的嚴重化和擴大化。
伍朝樞在其短暫的一生當中，在其外交生涯中取得了不可磨滅的成就：在巴黎和會第拒絕簽字第一次對帝國主義說出了“不”；始終追隨孫中山左后，成為其革命外交（包括反帝、廢除不平等條約、收回主權等）的忠實踐行者;在關系到國家主權和民族尊嚴的時候始終堅持底線毫不退縮表現出其強烈的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情結;在改定新約和廢除領事裁判權的過程中始終堅持以維護國家主權、民族獨立的外交主張，通過有禮有節的溫和的外交策略來保證自己的合法權利不受侵害。
伍朝樞在我國近代外交史中留下了濃墨的一筆印記，為我國近代外交事業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掀開了我國近代外交新的一頁。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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