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運氣”研究的歷史性回顧
唐文婷
摘要：我們的倫理生活中是否存在運氣？在進行道德評價時，我們是否應該考慮運氣的存在？這是個西方哲學家從古至今，爭論不休的問題。本文將對“道德運氣”進行系統地回顧，使大家對這個問題有更加理性的認識。
關鍵詞：道德運氣；道德觀；運氣
在西方運氣觀具有悠久的傳統，在倫理學誕生伊始，倫理學家們對運氣持有一種排斥的態度，其中以蘇格拉底和柏拉圖為代表。他們都理性地排斥運氣，強調道德對運氣產生免疫力，他們試圖將一切不確定的因素都排除在真實的價值范圍之外，力圖將人們值得過的生活奠定在一個穩定，純粹而理性的基石上。從柏拉圖的《理想國》中，這種對運氣的態度就可窺一斑。柏拉圖生活在價值迷茫，道德信仰開始瓦解的時代，在當時曾經起著教化作用的古希臘詩歌戲劇被智者學派所利用，成為他們炫耀辯論術的工具。柏拉圖所面臨的任務是樹立起城邦道德的威信，推翻這種夸大的運氣對生活的決定性作用，倡導一種穩定，真實而純粹的道德價值。因此他要在《理想國》中論證“正義的人要比不正義的人更加幸福。”的觀念，就必須除掉運氣對人們生活觀的負面效應。要否定這種負面效應，最首要的任務就是削弱詩人和詩歌對人們的影響。于是柏拉圖刪除詩歌、驅逐詩人， 這樣做的最終目的就是要排斥運氣，否定運氣之神對人的擺布。如果說否定詩人和詩歌為柏拉圖排斥運氣提供了現實基礎，那么他在《理想國》中對“幸福”的重新定義則為他排斥運氣提供了更深層面上的理論基礎。柏拉圖對“幸福”的重新定義，對追求低級快樂的否定以及對“過值得過生活”的倡導的態度，徹底排除了運氣對道德的干擾。包括后面的斯多亞學派都繼承了柏拉圖的道德觀念，認為真正有價值的生活是受理性控制的生活，不會受到運氣的干涉。
康德完全繼承了柏拉圖對運氣排斥的觀念，在維護道德概念的純粹性和穩定性，免除運氣的干擾性方面比柏拉圖走得更徹底、也更加理性。康德倫理學的一個基本特點就是所有的道德規范完全源于理性的行動者的自由意志或者善的意志，善的意志是我們決定一個行為道德上正確與否和對一個行動進行道德評價的唯一的根據。康德對道德行為的觀點包含了兩個假設：第一，我們采取行動時是有完全的自由意志的，所以我們必須對自己的行動負責。第二，在對行為進行道德判斷和道德評價時，除了善的意志以外的其它因素都是無關的。其中還隱含了一個條件即運氣是在善的意志以外的因素。由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運氣不受自由意志控制，我們在進行道德判斷和道德評價時可以不對其負責。
隨著倫理學的不斷發展，如何對待和評價運氣，以及受到運氣影響的人和事？仍然是哲學家爭論不休的問題。直到1976年，伯納德•威廉姆斯第一次提出“道德運氣”這個概念，和康德的道德觀站到了對立面，為哲學界對運氣的研究打開了新的局面。他把“道德運氣”這個概念引進了倫理學，雖然他沒有對概念本身進行明確的界定，但是他研究了運氣是怎樣影響到行為者對其行為進行反思性評價的。借此他表明了一個觀點：一個人在道德評定上的好壞在很大程度上是運氣好壞的問題。他在闡明觀點的過程中，提出了“高更”的例子來反對康德的運氣觀。在威廉姆斯看來，最終能夠證明高更當初的選擇是合理的只有成功本身。如果高更失敗了，表明他的選擇沒有根據，是不合理的，無正當性可言;如果高更成功了，說明他的選擇是正當的、是合理的。威廉姆斯認為：高更能否成功不僅取決于他的內在運氣，比如他是否有成為一個畫家的天賦；而且也取決于他的外在運氣，比如高更會不會在前往塔西提島的途中遇到暴風雨而翻船遇難、會不會遇到瘟疫等等。由此可見，威廉姆斯認為：運氣不僅影響事情的成敗，還有可能決定某個選擇能否得到辯護。
如果說伯納德•威廉姆斯為哲學界對運氣觀的研究開辟了新的道路，指引了正確的方向，那么托馬斯•內格爾對運氣觀的研究則將是哲學史上新的里程碑。相比較于威廉姆斯對運氣的論述，內格爾更側重于從生活中，從主客觀全面的角度去發現道德運氣，他給道德運氣下了明確的定義，并進行了詳細的分類，舉出了不同類型的“道德運氣”的存在，以證明康德式運氣觀的不成立。他指出，在許多情況下，道德行動者并非完全具有自由意志，但我們依然把他當作道德評判的對象。因此，“道德運氣”現象確實存在。而“道德運氣”現象存在的本身就表明行動的外部因素、行動本身的效果，不可能不影響我們的道德判斷。內格爾試圖從主觀和客觀的綜合角度來整體分析道德運氣，使道德運氣不再是一個僅僅從主觀角度談論的孤立的概念范疇。并且在道德運氣和控制之間的特殊關系給予了一定的闡述。托馬斯•內格爾有關道德運氣的理論對于我們重新認識運氣的倫理作用，對于指導人們正確合理地看待生活中的各種運氣、正確地行動、幸福地生活，都有一定的啟發意義。

參考文獻：
[1] 陳真 著.《當代西方規范倫理學》，南京；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
[2] [古希臘]柏拉圖 著。郭斌和 張竹明譯.《理想國》，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 ． 
[3] [美]托馬斯·內格爾著.萬以譯.《人的問題》，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