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綠色經濟作為綠色發展的核心內容,既是實現經濟社會與生態文明建設協同發展的關鍵路徑,也是能源結構綠色轉型升級的首要目標.考慮到工業生產在經濟發展中的主力作用,作為工業生產的“血液”和能源市場的重要組成部分,原油市場與綠色經濟發展必然密切相關.為了深入挖掘原油市場與綠色經濟間的相關關系,本文采用非參數分位數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Causality-in-quantiles)和分位數對分位數(Quantile-on-quantile)回歸方法,探究原油市場與全球綠色經濟的交互影響機制.結果表明:第一,原油市場與全球綠色經濟發展總體上具有正向交互影響作用,但存在不同區域的異質性結構突變,其中亞洲區域的情況尤為復雜;第二,原油市場與全球綠色經濟的交互影響是時變和非對稱的,極端市場(尤其是熊市)時期的交互影響程度顯著大于正常市場時期;第三,原油市場與全球綠色經濟之間形成了“原油價格—需求—綠色經濟”雙向動態循環傳導的交互影響機制,且反向傳導比正向傳導的作用程度更深,且更加穩定.

　　關鍵詞原油市場;全球綠色經濟;交互影響;動態傳導;分位數對分位數回歸

　　1引言

　　近年來,生態環境惡化造成極端氣候多發,經濟社會面臨嚴峻的可持續發展問題.綠色發展作為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根本途徑,是全球應對生態環境和經濟社會協同發展這一挑戰的共識[1].綠色經濟是以效率、和諧、可持續為發展目標的新經濟形式[2],按照2012年聯合國可持續發展大會的定義,綠色經濟的核心一方面在于生態和經濟的協調發展,一方面還在于推動貧困消除,是實現綠色發展的關鍵舉措.眾所周知,經濟發展離不開工業的進步,而工業的持續增長導致了對傳統化石能源的需求量居高不下.

　　這給全球生態環境造成了嚴重的負面影響,面對溫室氣體帶來的氣候壓力,各國就能源結構的綠色轉型升級達成共識[3,4].據美國能源信息管理署(EIA)的能源消耗數據顯示1,1973年至今,煤炭消耗量占總傳統化石能源消耗的24%,天然氣占比30%,而原油占比高達46%.因此,原油市場與綠色經濟之間極易產生聯動,而其交互影響的潛在機制亟待我們展開探索.在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以下簡稱“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背景下,研究原油市場與全球各區域綠色經濟的交互影響機制,對我國綠色經濟“雙循環”。

　　促進綠色發展,從而實現2030年“碳達峰”和2060年“碳中和”目標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指導作用.從現有文獻來看,原油作為一種重要的大宗商品,是工業生產的基石和經濟發展的動力來源.有學者證實原油市場與經濟發展存在顯著關聯,他們認為原油市場能夠對諸如國內生產總值(GDP)、資本市場或金融市場等經濟發展造成影響[5-8],并且可以從價格和消耗兩個角度與經濟發展協同作用[9,10].其中,價格變動催生的投機需求給經濟穩定發展帶來了挑戰,學者Nusair和Olson[11]發現原油價格上漲會給GDP帶來負面影響.

　　另外,文獻[12]認為原油消耗對國家經濟增長具有積極作用,能夠反映工業生產,進而體現了經濟發展水平.因此,原油市場能夠從價格和消耗兩個渠道對經濟發展產生影響,根據現有研究,前者與經濟發展呈反向作用,后者呈正向作用. 由于溫室氣體導致了生態環境惡化,造成極端氣候頻發,給人類社會帶來了嚴重的危害,目前全球發展戰略正聚焦于實現能源結構的綠色轉型升級[13].諸多學者對能源結構中以原油為代表的傳統化石能源市場和可再生能源市場的聯動進行了討論[14,15].

　　文獻[16,17]發現原油價格與可再生能源消費之間存在長期聯系,油價對可再生能源消費具有正向影響;Xia等[18]認為原油價格對可再生能源股市變化存在同向沖擊;而Shah等[19]則認為可再生能源投資的變化與其替代品——原油的價格有關,油價上漲易導致對可再生能源的投資增多.由此可見,原油價格與可再生能源的消費、相關股價以及投資皆存在緊密的正向聯系.與傳統化石能源相比,可再生能源對環境和氣候形成的危害較小,是綠色經濟的基礎和綠色發展的關鍵[20-22].

　　因此,綠色經濟發展戰略和從傳統經濟發展模式向綠色經濟過渡已成為必然趨勢[23].文獻[24,25]從消費的角度觀察發現,增加可再生能源消費能夠減少二氧化碳排放量,是企業轉向綠色經濟發展模式的前提;Dutta等[21]從投資的角度證實,對可再生能源部門的綠色投資是促成產業綠色升級的主要手段,對綠色經濟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Zeqiraj等[26]則認為可再生能源股市高漲有利于綠色低碳經濟.

　　實際上,股市是經濟的晴雨表,綠色經濟領域相關企業的股票價格變化在很大程度上能體現其綠色發展活力,故而可再生能源股市體現了綠色經濟發展的水平和動態[27,28].因此我們認為,鼓勵可再生能源消費和投資能夠促進綠色經濟發展,而可再生能源相關公司的股票價格能反映該區域綠色經濟的發展水平.當前各國皆致力于對綠色經濟發展的支持和管理,旨在達成能源結構的綠色轉型升級與綠色發展.從而涌現出對綠色經濟的影響因素研究[29,30],并認為其中存在區域性差異[31].

　　一方面,從我國范圍內的省際或地區綠色經濟發展水平來看,有文獻證明了工業經濟發展、經濟集聚程度、自然資源和技術進步等區域內生因素能解釋我國東部沿海地區綠色經濟發展顯著強于西部地區的現象,皆具有同向作用,其中經濟集聚程度在大于一定臨界值時將帶來負向作用[32-34].另一方面,從全球范圍內的洲際或地區間綠色經濟研究來看,除區域內生因素外,金融危機、傳染病爆發和資本市場波動等外生因素也能給全球區域綠色經濟帶來沖擊[27,35,36].學者Urom等[27]發現全球股市和油市的波動率對區域綠色經濟存在較弱的負向影響,但其收益率對區域綠色經濟具有正向影響.

　　因此我們認為,我國范圍內省際或地區綠色經濟發展的差異通常由經濟發展和技術進步等內生因素造成,而全球范圍內洲際或地區間綠色經濟發展的差異還會同時受到金融危機等外部風險因素的影響.雖然現有研究采用了諸多不同的計量方法,例如條件在險價值(CoVaR)、向量自回歸(VAR)模型、馬爾科夫轉換方法和Copula函數等[18,21,37]。

　　但這些方法無法同時捕捉市場間的時變特征、非對稱性和局部關系,制約了研究角度,因此我們采用分位數相關方法進行分析.主要囊括非參數分位數格蘭杰因果檢驗[38]、分位數回歸[39]和分位數對分位數方法[40]. 這三種方法能夠分別度量自變量與不同分位數下因變量的因果關系、影響程度以及不同分位數下自變量與不同分位數下因變量的局部影響特征;能夠從多角度刻畫不同市場時期變量之間的交互影響,并描述變量間的非對稱關系和時變非參數局部結構[41-44].

　　一般而言,分位數回歸作為分位數對分位數方法的理論基礎,無需單獨討論.有學者據此對金融市場進行了研究[44,45],例如文獻[45]運用上述分位數方法證明了能源價格對碳價格具有不對稱的負面時變影響.從上述文獻梳理發現,學者們圍繞原油市場與綠色經濟展開了許多有益的探索,但仍存在一些亟待改進之處.與現有文獻相比,本文的貢獻在于:第一,目前對綠色經濟的研究大多局限在我國范圍內的省際或地區和全球范圍內的單一區域(如:歐洲);而本文以原油市場與全球不同區域綠色經濟發展水平作為研究對象,擴大了研究的廣度.

　　第二,以往文獻傾向于分析單向影響,鮮有文獻直接剖析原油市場與全球綠色經濟的交互影響與其中的傳導作用機制;本文則提出并證明了以原油價格與全球綠色經濟為研究對象的“原油價格—需求—綠色經濟”雙向動態循環傳導的交互影響機制,深化了研究的深度.第三,現有對原油市場與全球綠色經濟的研究方法大多不能同時反映它們之間的時變特征、非對稱性和局部關系;我們采用非參數分位數格蘭杰因果檢驗和分位數對分位數方法,對原油市場與全球綠色經濟進行不同市場時期下因果關系和影響程度的局部判斷,拓寬了分析問題的角度.

　　因此,本文研究原油市場與全球綠色經濟的交互影響,剖析其中的形成機理與動態機制,以期為系統掌握原油市場與全球綠色經濟間的潛在復雜關系提供理論基礎.為相關企業提供風險預警,助推企業規劃綠色發展路線,實現更加全面的可持續發展;此外,實現監管機構從多角度監測原油與全球綠色經濟的交互沖擊,準確跟蹤原油市場與全球不同區域綠色經濟間的局部異質性影響;同時,推動我國相關部門更加充分了解各區域綠色經濟的動態,對我國實現綠色經濟“雙循環”、助力全方位的經濟“雙循環”新發展格局和綠色發展規劃具有重要的現實參考意義.

　　文章結構安排如下:第2節對原油市場與全球綠色經濟間的雙向傳導機制進行理論分析;第3節為模型介紹;第4節實證結果分析;第5節穩健性檢驗;第6節結論.

　　2理論分析

　　綠色經濟是當前全球各地區綠色發展的重點,而原油作為傳統化石能源的主要代表,關系到能源結構綠色轉型.因此,考慮到原油價格是衡量原油市場動態的重要指標,探究原油價格和全球綠色經濟交互影響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經濟學中,價格與需求互相影響,需求與消耗相輔相成,從而體現生產力和經濟發展水平.鑒于此,根據現有文獻總結,原油價格與全球綠色經濟間的交互影響可能存在傳導過程.那么該傳導過程是如何進行的?能否進行雙向傳導?存在哪些理論機制?

　　假設在一定時期內供給和成本等其他因素保持穩定.在原油價格對綠色經濟影響的正向傳導過程中,根據價格理論,當原油價格上漲時,商品的替代效應會使經濟行為主體增加對原油的替代品即可再生能源的需求量,給能源結構綠色轉型升級和相關行業提供了良好的契機,能夠促進綠色經濟發展,形成了以原油價格對綠色經濟正向影響為主的“原油價格—需求—綠色經濟”正向傳導機制.

　　在綠色經濟對原油價格影響的反向傳導過程中,當綠色經濟發展態勢良好時,將利好可再生能源,意味著能源的消費需求偏好更傾向于可再生能源.此時,鑒于市場的有效運轉立足于經濟行為主體,而經濟行為主體的決策有純粹理性與有限理性之分,故而由綠色經濟傳導至原油價格存在三條路徑.具體而言:路徑一,當經濟行為主體是純粹理性人時,根據預期效用理論,純粹理性人的決策將基于“理性化”的公理假設,追求加權估計后的預期效用最大化結果[46].

　　若綠色經濟發展導致可再生能源需求增加,考慮到可再生能源與原油在生產中的同質作用,有限成本將促使純粹理性人在對可再生能源花費較高的情況下,降低原油需求,從而給原油價格帶來下行的壓力.形成了以綠色經濟對原油價格負向影響為主的“原油價格—需求—綠色經濟”反向傳導路徑.路徑二與路徑三,當經濟行為主體是有限理性人時,根據前景理論,有限理性人會在非有效市場的“噪音”交易中根據自身財富預期的“參考點”作出實際決策[47],并且有文獻證明前景理論對解釋高風險的股市收益具有明顯的信息價值[48].

　　鑒于此,有限理性人不僅會受到成本限制,而且將考慮到市場運行規律和以往經驗,認為綠色經濟導致的可再生能源需求增加會使其價格上漲.此時衍生出路徑二與路徑三,其中,路徑二中可再生能源價格上漲時,商品的替代效應發揮作用,將直接導致有限理性人增加對替代品(原油)的需求.路徑三中可再生能源價格上漲時,將與路徑一的油價降低協同作用而間接使原油需求增加.需要指出的是,這兩條路徑內的原油需求增加最終都將拉升油價.形成了以綠色經濟對原油價格正向影響為主的“原油價格—需求—綠色經濟”反向傳導路徑.可見傳導機制中的“需求”在正向傳導路徑中表現為可再生能源需求,而在反向傳導路徑中包含了可再生能源需求和原油需求的部分替代關系.

　　鑒于此,“原油價格—需求—綠色經濟”的正向傳導中,原油對綠色經濟存在正向影響.而反向傳導中,綠色經濟對原油的影響有兩種情況,路徑一為負向影響,而路徑二與路徑三為正向影響.然而,原油市場與全球綠色經濟之間能基于預期效用理論實現交互影響作用相反的傳導,還是在前景理論的推動下形成交互影響作用相同的雙向動態循環傳導?傳導的作用大小是否存在差異?二者間交互影響時是否具有異質性?這些都是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也是本文研究的重點.

　　3模型介紹

　　3.1非參數分位數格蘭杰因果檢驗

　　2016年,Balcilar[38]根據Nishiyama等[49]和Jeong等[50]的前期研究提出了非參數分位數格蘭杰因果檢驗(Causality-in-quantiles).該方法能衡量市場之間在因變量不同分位數水平下的非線性因果關系,不僅能進行變量均值的因果檢驗,還能分析極端市場時期的因果關系.能檢驗原油市場與全球綠色經濟各自作為因變量時不同分位數(不同市場時期)下的雙向因果關系.

　　4實證結果

　　4.1數據選取及描述性統計

　　本文聚焦于原油市場與全球不同區域綠色經濟發展的交互影響,故選取日度原油價格和日度納斯達克OMX綠色經濟指數作為研究樣本.

　　一方面,原油是目前全球能源消耗結構中占比最大的傳統化石能源,全面實現能源結構綠色轉型升級是一個漫長而艱難的過程,因此目前綠色發展無法規避原油價格這一最重要影響因素的沖擊.作為原油價格的標桿,布倫特(Brent)原油價格反映了全球原油市場的變化[37].因此,本文選取布倫特原油現貨價格(Brent)代表原油市場價格.另一方面,綠色經濟作為綠色發展的基本形態,與經濟和生態環境可持續發展密切相關.

　　納斯達克證券市場以納斯達克OMX綠色經濟指數(QGREEN)作為基準;提供了一套完整且涵蓋廣泛的指數來追蹤能源效率、清潔燃料和污染緩解等多個綠色經濟領域企業的股價動態,跟蹤不斷成長的環境和可再生能源部門.因此,本文采用納斯達克OMX綠色經濟指數(QGREEN)、納斯達克OMX美國綠色經濟指數(GRNUS)、納斯達克OMX歐洲綠色經濟指數(GRNEUR)、納斯達克OMX亞洲綠色經濟指數(GRNASIA)分別作為全球綠色、北美2、歐洲和亞洲區域綠色經濟發展水平的代理變量[27].

　　實際上,原油市場與全球綠色經濟間存在結構突變是合理的.造成該現象的主要原因在于,文章僅考慮了原油市場與全球綠色經濟的交互作用,忽略了其他尚未納入研究的因素可能帶來的沖擊;尤其是極端市場狀態下,外部不確定因素同樣容易對原油市場與全球綠色經濟產生影響.一般而言,原油與綠色經濟兼具經濟屬性與生態屬性,與實現能源結構綠色轉型升級、“碳達峰”和“碳中和”息息相關.已有文獻證明了原油市場與全球綠色經濟還將受到外在不確定風險因素的影響,例如經濟政策不確定性和金融不確定性等[27,51].因此,我們認為原油市場與全球綠色經濟不是互相唯一的影響因素.

　　第二,原油市場與全球綠色經濟交互影響的結構突變存在異質性,不同區域的結構突變表現不同;全球、北美和歐洲綠色經濟表現相似,亞洲綠色經濟表現更為復雜.例如,正向傳導中除與其他區域綠色經濟相同的結構突變外,0.9分位數下的原油市場對0.6—0.95分位數下的亞洲綠色經濟也存在顯著的負向沖擊.產生這些異質性結構突變主要有兩個方面原因.一方面,北美區域中,美國作為全球最大的經濟體,發展水平與綜合影響力位居全球前列,其股市波動能夠反映全球股市動態[43],是全球經濟的風向標.而歐洲是經濟綠色轉型的先驅和主要推動者,綠色發展行動在歐洲長期具有較好的民意基礎和法律保障.

　　同時,本文選取的布倫特原油主要交易場所位于歐洲,雖然在發展綠色經濟時,歐洲的經濟體量與實力不敵北美,但在原油市場與歐洲綠色經濟的交互影響機制發揮作用時,歐洲不僅具有明顯的地域優勢,還存在近代工業革命后遺留的經濟底蘊.鑒于此,現階段北美與歐洲作為發達國家綠色經濟的兩大區域代表,綠色發展水平難分伯仲,結構突變的異質性程度較低;體現了全球絕大部分綠色經濟境況,故而北美、歐洲綠色經濟與全球總體綠色經濟表現相似.

　　另一方面,相比于歐美區域,近年來亞洲經濟騰飛,市場活躍度較高,給綠色經濟提供了更加廣闊的發展空間.我國作為全球原油凈進口第一大國5,是發展速度最快的亞洲新興國家.隨著“一帶一路”倡議不斷深化,且當前以國內大循環為主,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拉開序幕,我國與亞洲其他國家的資金、貿易往來休戚與共,經濟協同發展.然而,作為以發展中國家為主的區域,亞洲的資本市場瞬息萬變,機遇與挑戰并存.因此,原油市場與亞洲綠色經濟間的異質性結構突變相較于其他區域更加復雜與多變.

　　第三,原油市場與全球綠色經濟的交互影響具有時變特征與非對稱性.不同分位數上的交互影響不同,極端分位數的影響程度明顯比正常分位數強烈,且低分位數時的交互影響程度顯著大于高分位數時的交互影響程度.例如:0.05—0.2低分位數下亞洲綠色經濟對原油市場的影響程度高達0.9,0.8—0.95高分位數下的影響程度為0.5,而中間分位數下的影響程度僅有0.3左右, 全球視角下及其他區域綠色經濟對原油市場的影響也具有同樣的時變特征.

　　這說明,處于熊市時期的原油市場與全球綠色經濟的交互影響程度顯著大于處于牛市時期.一般而言,價格變動能夠助長投機需求,特別是在熊市時期[5].由于羊群效應作用,市場的悲觀情緒持續擴散與加強.此時,市場將面臨內部震蕩和外部風險.實際上,文獻[7,52,53]發現金融市場之間的相關程度是時變的,極端風險時期將跳躍式增加,而Yang等[43]證明了金融不確定性對原油的非對稱影響在極端壞的市場時期比在極端好的市場時期更強,為本文結論的合理性提供了文獻依據.鑒于此,根據QQ結果,我們認為原油市場與全球綠色經濟的交互影響同樣具有非對稱性與時變性.從原油市場與全球綠色經濟交互影響表現的差異性來看.

　　一方面,全球綠色經濟對原油市場的影響程度顯著大于原油市場對全球綠色經濟的影響程度,另一方面,全球綠色經濟對原油市場影響的結構突變現象明顯弱于原油市場對全球綠色經濟影響的結構突變.這表明“原油價格—需求—綠色經濟”交互影響機制的反向傳導作用比正向傳導作用程度更深,且更加穩定.具體來看,一方面,隨著綠色發展趨勢不斷擴散,能源結構亟需綠色轉型升級. 為此,各國皆積極采取政策措施,使產業升級重點和投資風口更傾向于可再生能源,在很大程度上助力于綠色經濟發展.這表明與原油市場相比,綠色經濟發展在當前具有較為強烈的政策驅動性,故而受到政策直接顯示偏好的綠色經濟給原油市場帶來的影響程度更深.

　　另一方面,鑒于能源結構的綠色轉型尚未全面普及,加之諸多地區經濟實力與技術水平發展不均衡,不同于已進入成熟發展階段的原油,綠色經濟正處于發展的初期階段,發展機制尚未完善.除原油市場以外,容易同時受到政策調控、發展規劃和其他金融市場等多方面市場噪聲的沖擊與影響.因此,原油可能不是現階段全球綠色經濟發展最關鍵的影響因素,而全球綠色經濟迅速發展卻可能是現階段影響原油的重要影響因素.

　　5穩健性檢驗

　　為了進一步增強本文結論的穩健性,本節采取WTI原油現貨價格代替布倫特原油現貨價格作為數據樣本,進一步進行相應的分位數-分位數回歸分析.由于美洲地區,特別是北美地區的原油價格定價基準是WTI原油,其與歐洲地區油價基準的布倫特原油價格變化還有一定的區別,因此采用WTI原油價格作為另一個有代表性的油價替代變量具有較好的合理性.

　　6結論

　　全球綠色經濟的深入推進,為經濟社會與生態文明建設的協調發展,實現全面綠色轉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我國在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下,面臨更加錯綜復雜的綠色經濟發展前景.為此,本文基于非參數分位數格蘭杰因果檢驗與分位數對分位數(QQ)方法,探討了近十年來原油市場與全球綠色經濟的交互影響機制與潛在關系.根據實證結果,原油市場與全球綠色經濟間存在“原油價格—需求—綠色經濟”雙向動態循環傳導的交互影響機制.

　　第一,原油市場與全球綠色經濟的交互影響總體為正向影響,但由于諸多外部不確定因素的影響,加之不同區域的經濟發展模式與階段差異較大,交互影響間存在異質性結構突變.例如,亞洲綠色經濟的發展環境相對脆弱,其異質性結構突變較為復雜.

　　第二,原油市場與全球綠色經濟在極端分位數(尤其是低分位數)下的影響強于中分位數的影響,且具有時變特征和非對稱性,體現了全球綠色經濟發展環境的復雜性.第三,鑒于原油與綠色經濟發展階段不同,“原油價格—需求—綠色經濟”雙向動態循環傳導的交互影響機制中,反向傳導作用更加穩定,程度更深.上述結果明晰了原油市場與全球綠色經濟間的交互影響機制與潛在關系,給投資者、監管機構和政府部門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啟示.

　　首先,投資者應積極把握市場發展境況,及時調整對不同區域的投資策略.尤其是ESG(Environmental,social,governance)投資者,在進行綠色投資決策時,不僅應該重視原油市場與全球不同區域綠色經濟交互影響的特征,而且為有效防范原油資產與綠色經濟資產的風險,應保持對原油和可再生能源需求的密切關注,觀察需求量的變動,優化綠色投資組合策略.

　　其次,考慮到原油市場與全球綠色經濟的交互影響與潛在關系,監管機構在風險監測和追蹤體系構建過程中應對其中的價格傳導引起重視,多角度統籌,以健全應對風險沖擊的反饋機制.統籌考慮原油市場與全球綠色經濟的交互影響以及在交互影響過程中,原油與可再生能源需求變動帶來的影響,并展開對不同區域原油和可再生能源需求量的定時監測,及時捕捉風險信息.積極掌握其他不確定性因素的沖擊,根據不同市場情況與不同區域的異質性結構突變,適時調整對“原油價格—需求—綠色經濟”傳導的雙向監管方式與力度.

　　最后,政府部門應積極解決傳統市場機制無法應對原油市場與全球綠色經濟復雜關系的問題,探索兼顧能源結構綠色轉型升級和全球綠色經濟發展的政策調控模式.考慮交互影響程度的方向和不同市場時期、區域的異質性結構突變,警惕原油與可再生能源需求量的變動,防范需求量變動對原油價格或綠色經濟的信息傳遞.預先調整政策措施,加強區域性綠色發展戰略和審慎監管舉措的協調配合.

　　更為重要的是,在“雙循環”的新發展格局下,我國作為亞洲區域經濟發展的領頭羊,在面臨相對多變的綠色經濟發展環境時,應重點防范極端情況的不確定性,根據“原油價格—需求—綠色經濟”交互影響機制的異質性,積極探索前瞻性的綠色發展路線.堅決摒棄阻礙生態文明建設的傳統經濟發展模式,完善能源結構綠色轉型升級的鼓勵政策,引導亞洲各國綠色經濟協調發展,促成亞洲綠色發展良性進步,最終實現“碳達峰”與“碳中和”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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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魏宇,孫應玥,王瑤,張佳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