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湘西形象既包括中心文化圈民族對邊地湘西的文化想象和“他者”表述，也包括湘西人自我想象，前者叫做“鏡像湘西”，后者稱為“湘西自畫像”，二者構成湘西形象的一體兩面‍‌‍‍‌‍‌‍‍‍‌‍‍‌‍‍‍‌‍‍‌‍‍‍‌‍‍‍‍‌‍‌‍‌‍‌‍‍‌‍‍‍‍‍‍‍‍‍‌‍‍‌‍‍‌‍‌‍‌‍。鏡像湘西重點研究注視者文化，該鏡像由中心眼中的邊地、禮邦眼中的蠻族、禮樂文明與現代文明眼中的巫楚形象組成;湘西自畫像重點研究被注視者文化，該畫像由邊緣守望中心、民族重塑蠻族、圣地顛覆匪邦三維面組成‍‌‍‍‌‍‌‍‍‍‌‍‍‌‍‍‍‌‍‍‌‍‍‍‌‍‍‍‍‌‍‌‍‌‍‌‍‍‌‍‍‍‍‍‍‍‍‍‌‍‍‌‍‍‌‍‌‍‌‍。湘西形象研究將一國文學中的異國形象研究渡入中華文化圈內異域形象研究，是一國之內異地、異族形象研究的范型，這對解析邊地文明的地方性知識具有重要的啟發意義‍‌‍‍‌‍‌‍‍‍‌‍‍‌‍‍‍‌‍‍‌‍‍‍‌‍‍‍‍‌‍‌‍‌‍‌‍‍‌‍‍‍‍‍‍‍‍‍‌‍‍‌‍‍‌‍‌‍‌‍。

　　關鍵詞：形象學;湘西形象;邊地中華

　　二十世紀至今,我們已經建立起“中國文學”和世界其他國家文學的比較研究,比較文學作為一個學科也早就建立起來,但是“中國文學內部各民族文學的比較研究還十分欠缺，這顯然是很遺憾的，因為在我看來,這種民族間的文學比較研究,不僅有助于我們重新認識‘中國文學’，更是建構‘中國文學’,推動民族融合，增進各民族國家認同的重要方式。”{1}為此，我們試圖探討中華文明內部不同文化類型之間的濡染與激蕩,開展中心與邊緣的比較形象學研究。

　　我們將一國文學中的異國形象研究引渡到中華文化圈內異域形象研究,有助于我們重新認識邊緣與中心，突破傳統的“同心圓”認知模式。以“湘西形象”為例證，建立起一種廣泛包容不同民族、不同區域、不同文化的多元異域的比較文化形象學。中國的形象學研究有三個維面的拓展：從西方人眼中的中國形象向世界各國中的中國形象拓展，從一國文學中的異國形象研究向一國文化中的異國形象研究延展，從一國眼中的中國形象研究向中國人眼中的他國形象研究擴容。

　　較之一國文化中的異國形象研究，一國之內的異地、異族研究尚處于發軔階段，加之中國民族眾多、幅員遼闊這一具體實際，這是對西方經典形象學“異國”研究范圍的重要突破，是一片有待開墾的學術野地，是一個值得重視的大有作為的研究領域。湘西是邊地的代表，湘西形象將一國文化中的異國形象研究渡入中華文化圈內異域形象研究，是一國之內異地、異族形象研究的范型。

　　一、湘西形象何謂：鏡像與自畫像

　　(一)湘西的定義

　　湘西的概念是一個流動的譜系。“族群的邊界自身是一種社會的產物，其所強調的可能各不相同，且會隨著時光的流逝而發生變化。”{2}湘西在歷史上經歷不同行政區劃的沿革，位于湖南的西部，處于行政邊緣，地處湘鄂渝黔邊區，是文化板塊漂移的典型區域。從歷史學的角度看，湘西是歷史上國家權力相對缺失，政治控制方式多元的地區;其區域資源相對豐富,生計模式多樣;該地域文化多元交融，既具有較強的非漢特征,又深受漢文化的影響�？杀环Q為“內地的邊緣”{3}。

　　有學者從文化學的角度思考，歸納出漂移在歷史長河中的文化行政版圖，“歷史長河中的湘西，是一個漂移的湘西：小湘西，大湘西，泛湘西。”{4}其他研究者從自身的研究對象出發，選擇不同的湘西定義，張佑華選擇唐代的湘西，“歷史文化意義上的‘五溪蠻’生產生活的地區。”{5}張穎選擇“小湘西”的概念，“建國以后的湘西概念”{6}。

　　王萍選擇“大湘西”的概念，“湘西是一個地域文化圈，包括現今的湖南省湘西土家自治州還包括張家界、懷化、以及常德和邵陽部分地區在內的區域，即‘大湘西’。”{7}筆者認為“從歷史的角度來看，湘西地域文化是在先秦神話傳說中開始閃亮登場，經屈原、陶淵明、唐詩竹枝詞、明代文學一直到現代的沈從文，綿延數千年，風采照人，成為漢文學當中密集而靚麗的一道絢目的景觀。”{8}梳理湘西的概念，我們可以發現，湘西的概念由一組觀念群組成，其屬性滿足表述者的需要是湘西觀得以產生的根本動力。

　　(二)湘西形象的內涵

　　最先采用比較文學形象學視角研究湘西的是劉洪濤教授，“應用比較文學形象學研究方法，研究沈從文小說中的苗族形象，便可了解，苗族文化是沈從文作為湘西代言人與外界對話的依據和支撐。”{9}另外王立教授《唐詩中的胡人形象——兼談中國文學中的胡人描寫》等論述為我們的形象學研究提供多維視角。

　　基于此，我們提出“湘西形象”的問題與領域，并以“漢文學中的湘西形象研究“為論題獲得國家社科基金資助，楊春、張佑華、王江生等五人完成的碩士論文皆沿著文學中的湘西形象進行開掘，例如“湘西想象既是華夏中心漢民族對邊緣湘西以苗族、侗族、土家族、瑤族等為主體的少數民族的一種文學想象和文學表達，也是湘西本土民族民間文學和文人文學對湘西自我所作的一幅‘自畫像’。”{10}

　　在前人文學領域研究的基礎上，我們可以從更為深廣的文化領域討論湘西形象，湘西想象的問題與領域將獲得擴容與增生的研究空間，湘西形象的文化意義大于文藝意義。我們可以將湘西形象定義為既是中心文化圈民族對邊緣湘西的文化想象和“他者”表述，也是湘西人自我想象的“自畫像”。湘西形象具有兩面性，他者表述的湘西形象我們稱之為“鏡像湘西”，自我建構的湘西形象，我們稱之為“湘西自畫像”。

　　湘西形象是中心對邊緣想象的代表，應用形象學基本理論和方法對中心文化圈中源遠流長的“異族”“異地”之湘西形象進行系統梳理研究，是對西方傳統經典形象學“異國”研究范圍的理論拓展突破，是對目前學界這方面研究成果單薄的彌補，可為一國之內“異族”“異地”形象研究提供一個范例。

　　(三)湘西形象的外延

　　湘西形象的研究范圍由橫縱坐標系構成。橫坐標是文本網絡，文本不僅包括具有代表意義的文藝文本(文學、影視、雕塑、舞蹈、音樂、繪畫、戲劇等門類藝術)、副文本或準文本(筆記、游記、書信等)和非文本(正史、文物、方志、自然遺產、文化遺產、非物質文化遺產)，還包括文本得以產生的文化空間(地理空間、歷史空間、生活空間、虛擬空間)，中心文化圈和邊地湘西的生產生活的方式都是形象得以產生、生產、再生產的形象生產場。

　　有學者對湘西形象形象存在方式的探討值得借鑒，“湘西形象，就其存在方式而言，似可在邏輯可能上區分為眼中湘西，胸中湘西，手中湘西。”{11}將西方的形象學理論與中國的傳統的畫論結合提出自己的觀點。文本網絡構成的文本交互生產意義的空間，這就是文本間性，湘西形象的研究可以突破傳統的文藝學的研究路徑，開拓文本間性領域研究和地域文化的跨界研究。

　　縱坐標是湘西形象史。宏觀視角包括種族、時代、環境(丹納語)三個視角，其中民族視角需要系統梳理前現代的湘西形象、現代湘西形象的歷史，找出湘西形象的變奏和轉型，例如夷夏之辨中華夏與東夷、西戎、南蠻、北狄之間的中心與邊緣的文化關系，五族共和的政治意義和民族政策的影響力以及新中國建立開展的五十六個民族的民族識別工作都是異域形象產生的文化環境;時代視角需要考察中心文化圈中先秦神話傳說時期的湘西形象、秦漢至隋唐羈縻州時期的湘西形象、宋明土司時期的湘西形象、清代改土歸流時期的湘西形象、20世紀以來現代化進程和現代性語境中的湘西形象。

　　湘西形象的歷史一方面在總體上表現為從文化之“蠻”到政治之“匪”的歷史，另一方面，像陶淵明等作家，“冒著將他者理想化的危險”(馬克·莫哈語)，塑造的是一個迷人的具有濃郁異域情調的烏托邦湘西。從陶淵明的“世外桃源”到沈從文小說的“別一個國度”，這是湘西形象的另一種歷史，即烏托邦湘西史。有研究者概括古典湘西形象的歷史輪廓具有啟發意義，“先秦兩漢-魏晉南北朝時期、羈縻州時期、土司時期和改土歸流時期。”{12}環境視角是考察自然山水對文化圈和文化帶的形成作用，民族的遷徙的路徑、生產生活的方式、中心與邊緣之間的區隔的形成以及文化走廊的開拓，將自然地理與歷史文化地理結合起來。

　　二、湘西形象為何：中心的邊地參照系

　　湘西形象何以出現，是湘西的某種屬性滿足了想象者、表述者的某種需要，湘西作為一面鏡子成為主體確認自身身份的方式，“在我們對世界的主觀經驗與脆弱的主體性得以形成的文化歷史環境之間，身份提供了一種理解的方式。”{13}為什么需要形象的背后是為什么會有自我與他者，自我與他者的潛臺詞就是差異哲學所思考的問題，語言學領域可為我們提供啟發意義，“能指與所指間沒有固定的天然聯系，語言中一切成分被聯系起來，是由‘差別’和‘對立’來決定的。這一思想后來在本韋尼斯特那里得到了發展。

　　形象學由此受到啟發：若將形象制作者稱為A，他者稱為非A，前者只有與后者組成一對關系后才有意義，因為兩者是對立、互補、互為參照的。于是，在文學中的異國形象不再被看成是單純對現實的復制式描寫，而被放在了‘自我’與‘他者’，‘本土’與‘異域’的互動關系中來進行研究。”{14}如果湘西是一面鏡子，那么中心文化圈在這面鏡子前看到的是自己，研究湘西想象重要的不是想象與湘西的事實之間的關系，而是研究中心文化圈遇到了什么問題，這個問題需要什么樣的文化實踐，湘西提供了中心文化圈的需要，既可以作為確認自身的證據，又可以作為反思和批判自身的依據。

　　這就是學界在比較文學形象領域常提的意識形態的整合功能和烏托邦的顛覆功能，湘西形象的研究主要對湘西形象的意識形態批判文本(如“蠻夷”敘事文本、“土匪”敘事文本)和烏托邦迷戀文本(如陶淵明、沈從文作品)的細讀。無論是文化之“蠻”還是政治之“匪”，在功能上，湘西形象是一定社會“按本社會模式，完全使用本社會話語”所想象、表述、塑造的意識形態幻象，這一意識形態幻象進一步強化、放大了主流社會對邊緣社會、大民族對少數民族的文化、政治優越感。

　　而陶淵明筆下“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的世外“桃源”，作為一個迷人的異質的烏托邦湘西，其基本功能，是對禮崩樂壞、世風日下的主流社會政治、倫理、文化的顛覆和解構。這樣的湘西形象，就其異質性而言，頗類亨利·巴柔對“東方”的描述：“那里沒有理性，卻有激情、神奇和殘酷，沒有進步或現代化，不是身邊的日常生活，而是迷人的遠方，是逝去的花園或重新發現的天堂。”{15}

　　依據上文中提出的湘西形象史的梳理，我們可以總結出八個不同時期擁有不同參考價值的湘西想象，回答中心文化圈為什么塑造湘西形象?我們提出中心的邊地想象的八個維面，即參考系的“八地之說”，共同構成一個“八面玲瓏”形象體，由湘西形象的面的研究進入體的研究‍‌‍‍‌‍‌‍‍‍‌‍‍‌‍‍‍‌‍‍‌‍‍‍‌‍‍‍‍‌‍‌‍‌‍‌‍‍‌‍‍‍‍‍‍‍‍‍‌‍‍‌‍‍‌‍‌‍‌‍。

　　化外之地參考系，簡稱“外地”。湘西稱為異類生存空間，具有人種學參考價值�！渡胶＝洝贰对娊洝返鹊浼�中頻繁出現“苗蠻”“武陵蠻”“三苗”“驩兜的后裔”，《后漢書·馬援傳》稱“五溪蠻，皆盤瓠之子孫也。”《水經注·沅水條》稱“盤瓠者，高辛氏之畜狗也。”《后漢書·南蠻傳》大量記載武陵蠻叛亂的事件。陶淵明的《桃花源記》中也是不知有漢和魏晉的異類。屈原、陶淵明遠到而來湘西是被主流文化邊緣化的結果，這是一種區隔人與地的懲罰方式，湘西被想象成一塊異類鄉土，流放的文人何嘗不是心中守望著中心文化圈。

　　這是主流文化圈對自己的確認，湘西成為中心文化圈“內圣外王”的參考系，內圣強調克己復禮，湘西做為對立面是幾近動物類的生存，外王是“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自己立身，通達了，也不要忘記使別人也能立身，通達。一方面中心文化圈需找異域的差異，另一方面是試圖消除這種差異。這是己所欲施于人的文化權力思維模式。

　　邊緣地帶參考系，簡稱“邊地”。湘西作為政治上非直屬行政空間，采用“羈縻州制”，中央王朝對周邊少數民族采取籠絡政策，試圖將邊遠地區納入中央的州縣地方行政體系之中。湘西作為中心文化圈同化的對象納入中心文化視野。

　　湘西遂成為主流文化圈中邊緣失意者的流放之地，劉禹錫、王維、胡曾等詩人進入湘西，一方面是個體文人的進入和感同身受，劉禹錫的《晚歲登武陵城顧望水路悵然有作》、王維的《桃源行》、胡曾的《武陵溪》等具有烏托邦的顛覆功能，一方面是主流意識形態的整合功能的絕對優勢地位不容動搖。

　　豪酋方域的參考系，簡稱“方域”。湘西作為政治上的地方割據政權，政治與軍事矛盾重重，一是地方與中央的對抗，二是本地土民與土司之間的尖銳矛盾，湘西遂成為名不副實的行政管轄之地。

　　方屬之地的參考系，簡稱“屬地”。湘西逐漸成為真正的中央的政治版圖。雍正五年(1727)清朝政府在少數民族地區廢除土司統治，實行流官統治的政治改革運動。湘西地區的人才輸出與文人的進入，方志、竹枝詞中的湘西形象逐漸豐富起來。

　　文化飛地的參考系，簡稱“飛地”。湘西成為現代中國現代化與現代性進程的參照系�！哆叧恰�(1934)標致著沈從文的湘西世界是對中心文化圈問題的思索，中國的文化轉型對傳統文化的顛覆，現代性的進程到底給中國人帶來什么，人性在現代性進程中的轉變，從器物、制度到文化的全面的鼓蕩中聚變，湘西是介于鄉土與都市二者時間的文化意象。沈從文是往返于中心與邊地的“邊際人”，其文學作品構建的“湘西世界”(趙園語)是中心文化圈重要的參考系，其文學構建的“從邊城走向世界”(凌宇語)是與現代人類文明的對話。

　　沈從文的湘西形象區別前沈從文時代的關鍵是新文化運動對人的啟蒙，沈從文之前的湘西僅僅是失意文人的個人眼中的湘西，沈從文與他的文學是一個時代的文化癥候，是一種審美現代性的反思思潮，新文化運動的主將遂成為引領思潮的流派，后從文時代的文學還將繼續思考沈從文的問題。

　　匪患重地的參考系，簡稱為“匪地”。湘西成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最后的敵對戰場，紅色新中國的榮光還未籠罩下的“匪區”，紅與匪形成對立，湘西成為紅色專政的對象，文學、影視劇對土匪形象的生產與再生產是歷史進入想象的集中表現，匪患湘西從歷史渡入想象，就是湘西想象的現實參考價值從意識進入潛意識之中，作為原型文化基因保留在中心文化圈中。

　　原生態景觀勝地的參考系，簡稱“勝地”。湘西擁有張家界國家森林公園、天門山國家森林公園、南方長城遺址、紅石林國家公園、湘西的四大古鎮——田園牧歌之鳳凰古城、發掘秦簡的里耶、千年土司城的芙蓉鎮、盤瓠文化之浦市，還有德夯苗寨等村落景觀都是原生態的名勝，這是與都市現代空間相對的鄉土空間，具有生態美學的參考價值。自然景觀成為都市對面的人與自然的生態思想，雖然這僅僅是一種想象動力建構的幻想世界，但它或隱或顯地指示現實。

　　紅色圣地的參考系，簡稱為“圣地”。革命時期，湘西為中心文化圈貢獻了一個元帥、一個方面軍、數個紅色革命根據地。湘西成為紅色敘事的對象，紅色革命對土匪割據的否定產生了紅色圣地的湘西形象。

　　社會主義建設新時期，湘西成為湘鄂川黔、湘鄂渝黔邊區的連片貧困地區，是武陵山片區扶貧攻堅的主戰場，湘西成為文化、政治、經濟的“洼地”，文化中的紅色旅游的建立以及旅游產業中打造魅力湘西、神秘湘西、演藝之都的文化品牌，用旅游營銷事件將湘西形象推向旅游點、劇場舞臺、文學作品、影視熒屏、自然景觀、文化古城，湘西形象成為一種營銷的手段和模式，湘西是文化與旅游相結合的形象經濟區。“圣地”區別于“勝地”，紅與匪的敘事成為中心文化朝圣的“標的”，“標的”的社會集體想象物就是中心文化的革命模式。

　　有學者提出沈從文是對蠻夷湘西、世外桃源想象改寫、反寫、顛覆的最后一個守望者和最初一個重寫者，后從文時代(文化事業、文化產業時代)開啟了生活重塑和書寫模式，“在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實踐中，湘西各族兒女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為政治民主、經濟繁榮、社會和諧、文化先進進行不懈的探索，則是湘西形象現代重塑的新篇章。

　　在當下‘日常生活審美化’的后現代新潮中，鳳凰古城、德夯苗寨、矮寨大橋、《魅力湘西》的歌舞、《天門狐仙》的燈光、寶峰湖憋氣的蛙人、天門洞呼嘯的飛機、吸納了民族地域元素的超豪華五星級賓館、市長在上海世博會上推介的空氣，凡此種種，無一不是湘西形象現代性重塑的神來之筆!”{16}這種中心的邊地參考系并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時間斷代，各種地緣參考系之間有重疊和交叉，都作為形象的原型存在于中心文化圈的基因之中，邏輯的存在與現實的歷史條件是決定湘西形象或隱或顯的重要依據，目前的湘西的古典形象研究側重以歷朝歷代行政區劃為標志，考察中心與邊緣的等級關系應從文化自身的脈絡出發去分析，湘西形象的“遺傳”與“變異”是值得研究的文化空間。

　　三、湘西形象何為：由文藝研究轉向邊地文化研究

　　(一)湘西研究：由文藝研究進入文化領域

　　文藝中湘西形象的表述最為集中，其代表性意義是形象學研究提出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關節點。從關節點出發，我們需要疏通文化的脈絡，經典文藝的形而上品格需要與現實生活的豐富性相結合，歷史與想象之間的關系，虛擬與現實之間的互動，文藝中精英的視角與大眾文化的土壤之間的關系需要打通，一方面疏通文藝與文化的源流關系，另一方面實現文藝對現實生存的人文關懷。高建平教授在討論東方與西方的關系值得借鑒，“東方與西方，本來并不是邏輯上的差別，而是地理上的區分。在很長的時間里，我們卻將一個地理上的區分邏輯化了。于是，東方與西方處處相對立，在邏輯上互為反題。”{17}

　　同理，湘西不應該因為地理上、族群上、宗教信仰上的區分而形成對立的反題，這就是我們所要批判和結構的“邊”“蠻”“巫”形象，這種形象是中心文化圈采取一種俯視和矮化的態度去看待的結果。“人無‘它’不可生存，但僅靠‘它’則生存者不復為人”{18}湘西形象研究從文藝進入文化領域，從前代性的古典塑造到現代生活的重塑研究是湘西形象研究本身合法性和顯學潛力的體現，湘西形象的研究問題需要學科跨界的學術思考，這種跨界的思維模式和提問方式，從西方學者的比較文學形象學到中國學者的跨文化形象學研究，湘西形象成為一國之內異地、異族形象研究的范型，這種范型提出問題和開拓學術領域的方法，值得從學科的角度去延伸。

　　(二)邊地中華：由單邊到多邊文化研究

　　地處內陸腹地被漢文化團團包圍滲透的“湘西”，既是一個孤島似的“異地”形象，也是一個以土家族苗族為主體的化外“異族”形象，是“異地”“異族”形象的統一。要實現形象學的本土化，就“必須經過某種調適以加強其有效性，必須從中國文學的實際出發把握它的一般性特點和特殊形態，換句話說，中國的比較文學形象學研究必須具有中國文化眼光。”{19}

　　湘西是邊地的代表，湘西形象是邊地形象中的一邊，中華文化圈內民族眾多，幅員遼闊，以湘西形象為范型，我們可以考察多邊的文化觀念，諸如“江南”“關東”“中原”“嶺南”等具有豐富文化意蘊的文學形象總體上是“異地”形象。有學者提出詳細論述“邊地中國”對多元一體的中華文化的作用和意義，“‘邊地中國’———這個值得在‘文明’范疇以及文野相分的對應里重加關注的區域與話題，還有待結合古今中外的相關對照認真發掘、深入、辨析。”{20}

　　也有學者從審美現代性的視角，以邊地為研究對象，建構“鄉土”美學，“在鄉土美學之既定學科語境中的鄉土,是指資本主義商品經濟和大工業文明出現以來,與城市在空間形態和時間性質上雙重同步對立的農村、鄉村‍‌‍‍‌‍‌‍‍‍‌‍‍‌‍‍‍‌‍‍‌‍‍‍‌‍‍‍‍‌‍‌‍‌‍‌‍‍‌‍‍‍‍‍‍‍‍‍‌‍‍‌‍‍‌‍‌‍‌‍。”{21}為了將文化的中國與政治中國的區別，我們可以采用“邊地中華”的文化概念，考察邊地文化區域，諸如百越、苗瑤與氐羌族群，佛教與藏傳佛教族群，南島語系與漢藏語系區域，“環太平洋文化圈”“闊葉林文化帶”“稻作文化帶”。

　　小區域中有“大湘西”的泛稱是武陵山片區，也有諸如武陵山文化圈、澧水文化帶的劃分，這是對邊地文化有益的探索，更是開掘地方性知識的途徑。多邊研究不僅需要從個案出發，從特殊到普遍，也要講多邊交互作為考察的空間，用“間性”哲學的范式探索中邊間性和邊邊間性，實現超越中邊二元分割的思考框架，“多元一體格局”(費孝通語)中的每一個文化單元都有文化的平等性，關注邊地文化提供的文化意義，最終真正實現“間性文化的共同體”模式。所以，湘西形象的研究要跳出湘西看湘西，從湘西形象推演到對邊地形象的思考，最后以邊地中華為旨歸。

　　(三)間性本體論：從主客體到主體間性研究

　　比較文學形象的本體論出發點是差異哲學，“自我”與“他者”的區隔構成，形象學的研究是注視者對被注視者的想象和表述，關鍵是研究“他者”，由此，西方的中國形象研究研究的關鍵是在西方，中國的自我想象何以展開，是在自我的框架之內的想象還是進入西方的話語體系，討論沒了出路。

　　“我們應該警惕這種本來在西方具有批判性的理論運用到中國時變成民族主義情緒的幫兇、后殖民主義在西方是批判本質主義的強權話語，而在中國則演變成為反西方的民族主義工具。”{22}錢中文教授在2013年中國中外文藝理論學會第十次年會上指出西方文藝理論拿來之后的實踐困境，“研究和使用西方理論的時候往往表現為理論現象的簡單羅列，而缺乏理論思維的穿透力。”{23}我們需要重新考量差異哲學的出發點，主客體對立的二元話語模式之間對話是否可能和如何可能，一國之內的異地、異族形象的研究可為之提供借鑒。

　　一國之內的中心與邊緣，一方面是一方對另一方的他者想象，但只要文化實現開放，文化走廊的通道得以展開，開放的文化走廊諸如絲綢之路的開辟，佛教引入，中華文化輸入日本、韓國、東南亞等國家，漢字文化圈的形成，中西文化交流的展開是“間性”力量的展現。如果反其道而行之，文化政策施行夷夏的區隔，敵對的民族關系，文化障礙的建立(長城、南方長城)都是阻礙區域的交通和文化交流的案例。

　　我們認為形象學的哲學基礎可以從“主體間性”哲學中獲得啟示，從此出發，器物流通成為多元文化圈物質交流的紐帶，人物的來往(比如沈從文)成為多元文化圈的交流使者，文化的互滲是多元文化圈獲得對話與最終的可能。一國之內的“跨”同樣適用于異國之間的“跨”文化研究，“不想討論‘文化自覺’這一命題的真偽，只想反思跨文化形象學通往‘文化自覺’的路徑是否開放。”{24}

　　文化邏輯在文化實踐中是否可能，這需要破除文化之間的區隔與障礙，走出一條異國之間或者一國之內的異地、異族之間的“跨”文化路徑或走廊。如果說文化跨界和交流，文化的輸入與輸出是文化得以保存、發展的基本模式，那么主體間性就是異國形象研究和一國之內異地、異族研究的本體論。

　　湘西形象既是中心文化圈民族對邊地湘西的文化想象和“他者”表述，也是湘西人自我想象的“自畫像”。湘西形象研究將一國文學中的異國形象研究渡入中華文化圈內異域形象研究，是一國之內異地、異族形象研究的范型。從湘西形象研究的問題到湘西研究的建構，從湘西研究推演到“邊地中華”研究，從注視者的他者建構發展到主體間性哲學本體論和方法論的探討，可為當今和諧民族、和諧地域、和諧社會建設竭盡綿薄之力。

　　尤其在中國主推“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簡稱“一帶一路”)的大背景下，在當今經濟全球化、文化同質化的逼人形勢下，通過對地方性知識的系統梳理建構，為“和而不同”的主體性民族形象和地域形象的“他塑”“自塑”“互塑”提供借鑒。

　　相關刊物推薦：《絲綢之路》雜志1992年9月首屆中國絲綢之路節期間創刊于絲路重鎮——金城蘭州。1993年起在國內外公開發行。在1994、1999年甘肅省社科類期刊評級中，連續被評為一級期刊。2001年年底入圍“中國期刊方陣”并榮膺“雙效”期刊稱號。2007年，被評為“第二屆北方期刊獎”優秀期刊，中國核心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