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黃埔軍校”，一段革命、建政與衛(wèi)國的歷史。對20世紀的政治而言，槍桿子是決定成敗的最關鍵。

　　1923年2月21日，這對孫中山是重要的一天，他重新回到了廣州。背叛并將他驅逐出廣州的軍事領袖陳炯明，這一次反被他趕跑了。廣州東郊，旋即設立了大元帥府。

　　這些年來，孫中山一直以大元帥自居，但他缺乏屬于自己的部隊。驅逐陳炯明，也是他的云南和廣西雇傭軍聯(lián)合作戰(zhàn)結果。他依賴雇傭軍，但雇傭軍并不完全聽命于他。自從不再打算以議會民主的方式與執(zhí)政者解決政治分歧后，不斷革命的孫中山飽嘗失敗之苦，在整個中國的權力版圖中，處于一個相當邊緣的位置。他決意組建屬于自己的嫡系子弟兵。

　　重返廣州后，滇軍將領沈鴻英的背叛，為雇傭軍的不可靠再添注腳。蘇聯(lián)專家的評估是，孫中山旗下各路聯(lián)軍的戰(zhàn)斗力接近于零。這一年的冬天，不到200人組成的警衛(wèi)團，成了孫中山唯一可以掌控的部隊。和接下來將被黃埔軍校樹為楷模的曾國藩一樣，孫中山也醞釀著要培訓和教育軍事學員。

　　曾國藩有感于彼時營兵的腐敗，開始盡募新勇，創(chuàng)辦湘軍，而終有所成。孫中山也差不多如此，但他擁有組建現(xiàn)代化軍隊更為便利的條件，因為有蘇聯(lián)的支持與幫助。

　　汪精衛(wèi)以黨代表的身份，在1926年3月黃埔軍校成立典禮上訓話時，這樣講述黃埔軍校成立的背景：“本來陸軍軍官學校成立的時候，是叫做中國國民黨陸軍軍官學校。那時候為什么要叫做中國國民黨陸軍軍官學校?因為在民國十三年，所有的軍隊，名義上雖是總理的軍隊，大元帥指揮的軍隊，實際上楊希閔、劉震寰等，他們各有各的目的，并沒有依照大元帥的計劃去做。大元帥是努力于國民革命工作，而統(tǒng)率中國國民黨黨員同帝國主義和軍閥奮斗的，看見這種軍隊，使他非常失望，所以，那時候就決定要創(chuàng)設這間學校，純粹本著中國國民黨的黨綱和總理的指導去訓練武裝黨員，希望在這學校里養(yǎng)成一班有主義有紀律的下級干部，然后再來組織黨軍。”

　　在孫中山且敗且戰(zhàn)、愈挫愈勇的這些年，汪精衛(wèi)一直是他忠心耿耿的追隨者。這個當年暗殺清朝攝政王未遂，賦詩“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的勇士，此時仍然清高自負，也深得孫中山的器重和賞識。1915年，孫中山在日本宣布討伐民國政府，蔡鍔在云南率先起義，已旅法多年潛心文學的汪精衛(wèi)被召回國，共襄革命大業(yè)。待到袁世凱病死，他又與妻子陳璧君去了法國。1917年，孫中山在廣州發(fā)動護法運動，他再度奉詔歸來。這種呼之即來的忠誠，配諸汪精衛(wèi)革命資歷，在參與孫中山此后幾乎所有重要政治決策后，終于成就他黨內(nèi)至高地位。

　　汪精衛(wèi)對黃埔軍校的籌備，技術性參與不多。包括在汪偽政府末期出版的《汪精衛(wèi)先生傳》，也甚少提及。從政治方向性而言，孫中山改組國民黨和“聯(lián)俄容共”政策，在黨內(nèi)均激發(fā)很大爭議，此時汪精衛(wèi)則堅定站在孫中山這一方。也正是“聯(lián)俄容共”政策的貫徹，決定性地催生了黃埔軍校。

　　這個過程中，還曾產(chǎn)生過停辦軍校的傳言。《申報》1924年3月15日刊發(fā)一則香港電：“自蘇俄代表鮑羅廷返京，廣州共產(chǎn)問題漸趨沉寂。訓練赤軍之黃埔軍官學校，將實行停辦。”結合其他史料可以看出，這停辦的說法，大抵是因為軍校財政緊張，蔣介石也是在這前后賭氣回浙江老家待了一段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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