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中國經濟運行發生了一個比較大的轉折，就是經濟增長下行，雖然習近平同志在2013年20國峰會上講，速度降低是我們主動調整。這確實是需要的，即要放慢速度，調整結構。但是，另一方面，經濟增長速度降低下來，財稅收入減少、就業困難以及銀行壞帳問題都會抬頭。我們面臨一個困境，即新的增長點在哪里?

　　我覺得在中國學術界，經濟學界有兩派區別的觀點，一派是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劉世錦為主提出，他說中國可能從此以后，7.5%、7%、甚至6%、6.5%的速度會成為一個常態。什么原因?他說35年改革開放以后，勞動力成本上升，土地價格上升等等，資源約束越來越厲害。同時，另一位經濟學家林毅夫，他說中國經濟增長以8%的速度還可以增長二十年。這兩派觀點正好截然相反。在這中間是海南發展改革學院的遲福林，他說要保證增長，需要把我們以前出口和投資主導型的增長轉型為消費主導型，當然他提了三四年，消費增長速度這幾年反降不升。我們社會銷售零售商品總額的增長，最多的年份增長從20%降到18%、16%、14%，今年前三季度可能是12.9%。我們強調消費要代替出口拉動推動經濟增長，但是我們的消費越來越差，替代不了出口推動這部分。

　　有的學者希望能不能出口增長速度再上升。但是從現在的情況看，美國的再工業化，人民幣的升值，相對于美元貶值，去年日元也大幅度貶值，英鎊、歐元都貶值，對中國整個出口都形成一個比較大的壓力。

　　2014年會好嗎?林毅夫先生說我們經濟增長二十年，過去我們政府主導的投資拉動還是一個非常好的經驗，他說我們還可以用這種辦法。最近我們看到他的一個說法，我們經濟增長速度掉下來不是體制問題，而是國際上的出口發生了變化，他的意思我們的體制沒問題。我看了一下我們加入世貿以后的經濟增長，2001年到2011年的十年間10%的平均增長速度，最高的年份，2006年的時候凈出口總額占GDP比率65%，出口強勁的拉動經濟增長，我估計今年會降到40%。現在的問題是，我們再用2008年的辦法，比如4萬億，我們2009年放了10.5萬億貸款，我們能不能還搞一次?今年沒搞房價已經漲的一塌糊涂，我們如果再搞一次，可能是另一輪房價暴漲和消費物價的增長。美國放了很多貨幣，它的物價漲在全世界，我們放了很多貨幣全漲在國內，漲在家里，漲不到國外。

　　我研究發現，我們三公消費一壓以后，居民消費頂替不上，是2013年消費增長速度大幅度下降的重要的原因。其實消費的背后是支出，支出的后面是收入，收入的后面是居民的創業和財富，他是一個流程。但是你要分析2012年國民生產總值的時候會發現，300多萬人的銀行，他的利潤創造了1.1萬億。2.4萬億農業勞動能力，他們只創造了5萬億國民生產總之。政府在2012收了28000多億的土地出讓金，銀行收了1.1萬億的利潤，國有企業2.2萬億利潤，還不包括工資等國民生產總值。最后我算了個帳，如果刨除掉國有企業2000萬職工，刨除掉銀行300萬人的家庭，刨除掉在政府工作的人，我們其余的工人、農民大概只分配了52萬億GDP的40%以下。財富的分配中，政府、銀行和國有企業分配太多，居民分配太少，所以我想說沒有收入怎么振興消費。

　　我們2012年人均GDP是6094美元，全球是10139美元，我們是全球GDP水平的60%，我們還是在全球平均水平之下。當然我們不看戶籍城市化為53%，如果看戶籍我們城市化水平還很低在35%左右，我們進到城市里三億多農民絕大部分是沒有房子的，他只是六個月之內，或者一年在這兒打工，很多自己的孩子沒有在一起，沒有社保等等。實際上從臺灣和韓國國際經驗看，30%到60%的過程都是經濟快速發展階段，臺灣高經濟增長持續了39年，我們沒有到那個城市化完成，增長速度下降的時候。為什么突然速度降低了下來，我想還是老百姓的收入問題，你想讓用消費拉起來，居民的消費因收入分配比例低而拉不起來。這一次三中全會提出居民創業投資，降低稅費、融資等體制的改革，放寬進入門框，降低企業負擔，減少政府干預。我覺得三中全會確實對通過改革，改變收入分配格局，擴大消費能力，拉起經濟增長速度，有著重大的利好。我不同意林毅夫先生提出的，速度下降不是體制問題的看法。我們這么多年經濟失去了活力。怎么辦呢?我覺得你要擴大消費，消費的后面是收入，收入背后是創業、就業，你要放開老百姓辦企業的門檻，要減少政府干預，給企業真正減稅，把銀行和小貸公司的高利貸管住，銀行300萬利潤相當于制造業2倍的利潤，這是非常不合理的，一切都在于改革。

　　看2014年，剛才大家評論三中全會特別好，能不能真的改?能不能真的減稅，把政府管住不要亂收費，真的把對制造業“敲骨髓式”的信貸管住，我覺得是非常關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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