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目的了解新冠肺炎防控信息的不同獲取渠道，為不同時期的疫情防控策略服務。方法采用定量研究與定性調查方法，對調查對象疫情防控信息的獲取渠道、認知狀況以及落實健康行為等內容進行調查。結果定量共調查447人，90%以上的調查對象對新冠肺炎傳播途徑有清晰的認識，疫情防控信息獲取渠道前3位依次為新聞發布(91.50%)，網上(74.05%)和微信、qq、公眾號(66.22%)。認為我國最終會徹底控制此次疫情的占93.96%。定性共調查31人，100%都能認識到“健康很重要，需要積極做好防護”，30人(96.7%)認為，“能獲得并認同官方的健康信息”。結論新聞發布是公眾獲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信息的主要途徑，不同特征人群獲取信息的途徑存在差異。

　　【關鍵詞】新冠肺炎;健康傳播;信息渠道

　　健康傳播是指將醫學研究成果轉化為大眾易讀的健康知識，使大眾通過態度和行為的改變，以降低疾病的患病率和病死率，有效提高一個社區或國家生活質量和健康水準的行為[1]。新型冠狀病毒肺炎(以下簡稱“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策略在不同階段有不同變化，需要根據不同特征人群、不同階段特點開展有針對性的傳播。為了了解公眾獲取疫情防控信息來源，選擇覆蓋面廣的信息傳播渠道，課題組于2020年3月和9月對不同特征人群疫情防控信息獲取渠道進行調查分析，現將結果報告如下。

　　1對象與方法

　　1.1對象

　　自愿填寫北京醫院協會科普公眾號推送的電子調查問卷微信用戶。

　　1.2方法

　　1.2.1調查方法

　　①定量調查:采用自行設計的調查問卷，通過微信公眾號推送至微信用戶，由微信用戶自愿填寫。問卷內容包括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基本知識、獲取信息的渠道、個人的感受和對疫情防控的信心等18道問題。基本情況(性別、年齡、文化程度、婚姻狀況和職業)有5道，是非題4道，單選題5道，多選題4道。②定性調查:對選取人群進行訪談，訪談提綱設計共10個問題，主要內容為了解疫情防控信息的獲取渠道、認知狀況以及落實健康行為的意愿等。

　　1.2.2統計分析

　　用“問卷星”后臺數據導出數據庫，采用SPSS21.0軟件進行數據清理，采用SPSS21.0進行統計分析。

　　2結果

　　2.1基本情況

　　共調查466人，有效447份，有效率95.92%。其中，男性占51.90%，女性占48.10%;18～30歲年齡組占29.75%，31～40歲占28.19%，41～50歲占23.94%，51～60歲占13.65%，61歲及以上老年人僅占4.47%;文化程度中，大專或本科占63.53%，其他文化程度的人群占比較小;已婚者占67.34%，未婚者占29.98%;職業分布較為分散，其中人數較多的職業為公務員及事業單位工作人員占20.36%，醫療衛生人員占19.46%，學生占14.99%，專業技術人員占13.42%。

　　2.2防控信息掌握情況及信息獲取渠道

　　90%以上的調查對象對新冠肺炎傳播途徑有清晰的認識，絕大多數調查對象疫情防控信息來源于新聞發布(占91.50%)，通過網上(占74.05%)和微信、qq、公眾號(占66.22%)途徑獲取疫情信息和防控知識的被調查首占比例也較高。從工作單位、社區活動，家人/親戚/朋友獲取疫情防控信息的比例較小。在此次疫情中，認為我國最終會徹底控制此次疫情的占93.96%;在過去兩周內“毫不擔心對防疫工作充滿信心”的被調查者占全部被調查者的68.68%，“把自己包裹嚴實才敢出門”“擔心自己被感染”“外出穿戴衣物反復消毒”所占的比例均超過20%。

　　2.3參與式快速評估定性調查結果

　　對31名不同職業特征人員進行定性調查。文化程度大專以下，職業包括網約車司機(6名)、保潔人員(8名)、65歲以上農民(4名)、服務行業從業人員(13名)。100%都能認識到“健康很重要，需要積極做好防護”，30人(占96.7%)認為，“能獲得并認同官方的健康信息”。20人(占64.5%)認為，“微信上說的疫情防護知識都是對的”。6名網約車司機認為，“我也知道久坐不好，也知道多喝水，可是運送乘客哪有時間呀”。18人表示(占50.6%)“不想看每天更新的疫情信息”。27人(占87.1%)表示“家人相互提醒自己也會在意”，“這個病傳染性強要注意”“我們不戴口罩得病了傳染兒女”。

　　3討論

　　傳染病疫情等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健康傳播應堅持大眾傳媒的主導作用[2]。本調查顯示，疫情防控信息的獲取絕大多數來源于新聞發布，其次是通過上網和各類新型社交媒體等;從工作單位或社區活動、家人/親戚/朋友獲取疫情防控信息的比例較小。說明政府主導的大眾傳播發揮了很好的作用。齊力等2020年3月的調查結果顯示，北京市居民新冠肺炎知識總體知曉率為81.83%，不聚集、外出佩戴口罩、勤洗手等行為形成率均在96%以上[3]。蔡歡樂、李文豪、孟浩蓉等關于公眾佩戴口罩的行為依從等多項調查也發現相似結果[4-10]。

　　另有聶勝楠等2020年2月的調查結果顯示，調查對象對新冠肺炎知識知曉率較高，絕大多數被調查者能夠做到出門戴口罩、勤洗手、不聚集等基礎性預防行為[11]。與本文研究結果基本一致。疫情發生期間，有公眾會存在“第三者效果”心理[12]的可能。表2結果顯示的認可導致疫情傳播的行為選擇“否”，可能就是部分公眾即使看到了確診病例數增加的信息，還是傾向于判定自己不會被感染的現象[13]。

　　據定性調查來看，智能手機的普及有利于健康傳播，前提是適度的媒體暴露;甄別有效信息的能力與健康素養有關。健康素養本身就是強調個體對健康知識的獲取、理解和應用能力，而后者就是個體受教育水平的直接體現[14]。但健康傳播的認知和信念不能完全轉化為健康行為表現突出，從網約車司機的描述可反映出需要關注的問題。所以，要關注重點地區、重點人群、重點問題健康促進與教育適宜策略[15]。

　　醫療衛生論文： 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網絡謠言的法律規制研究

　　在當前疫情防控常態化階段，自我傳播、群體傳播和組織傳播3種類型更為突出:根據不同年齡、職業和文化程度，健康素養在“內化于心、外化于行”的自我傳播類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群體傳播中家人、親戚、朋友的幫助、鼓勵、支持以及群體規范和壓力就發揮了重要作用;組織傳播更強調明確的目的性、反饋的強制性，如各級黨組織在疫情防控中幫助不同特征人群建立健康行為。在疫情常態化精準防控下，加強組織傳播將會在疫情防控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參考文獻

　　[1]吳一波，劉哲峰，施琳玲.抗擊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中的健康傳播倫理共識[J].中國醫學倫理學，2020，33(4):507-510.

　　[2]馬驍.健康教育學[M].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12:306.

　　[3]齊力，石建輝，徐露婷，等.北京市居民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知信行調查[J].首都公共衛生，2020，14(3):149-152.

　　[4]JANGK，BAEKYM.Wheninformationfrompublichealthofficialsisuntrustworthy:Theuseofonlinenews，interpersonalnetworks，andsocialmediaduringtheMERSoutbreakinSouthKorea[J].HealthCommun，2018，34(2):1-8.

　　[5]AggarwalN，DwarakanathanV，GautamN，etal.Facemasksforpreventionofviralrespiratoryinfectionsincommunitysettings:Asystematicreviewandmeta?analysis[J].IndianJPublicHealth，2020，64(6):192-200.

　　作者：賈艷1，朱士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