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49年10月，由毛澤東主席點將、周恩來總理推薦，38歲的劉亞樓臨危受命，組建人民空軍，并被任命為共和國第一任人民空軍司令員。為了加快人民空軍現代化的進程，最為緊要的任務就是建設一支高水平的空軍翻譯隊伍，把蘇聯及西方發達的航空科技介紹到中國來。為此，劉亞樓嘔心瀝血，從1949年10月擔任空軍司令員開始，就著手打造空軍的翻譯隊伍，直到1965年5月生命垂危之際，他依然關心著空軍的翻譯事業。他把翻譯比作“橋與船”，始終強調翻譯事業對空軍建設的重要性;多次出席空軍翻譯工作會議，對翻譯隊伍的業務建設提出了實質性指導建議;注意在翻譯中發展黨員，并對翻譯人員在政治上進行關愛;根據毛主席的指示,組織翻譯編寫了306本條令、教令、教材和教程�？梢哉f，人民空軍的翻譯事業開始于劉亞樓，他不僅是人民空軍翻譯事業的奠基者，更是人民空軍翻譯事業的探索者與實踐者，其對人民空軍翻譯事業的貢獻是巨大的。

　　關鍵詞：劉亞樓;人民空軍;翻譯事業

　　1949年10月，由毛澤東主席點將、周恩來總理推薦，38歲的劉亞樓臨危受命組建人民空軍，“10月25日，劉亞樓被任命為空軍司令員。11月11日，中央軍委致電各軍區、各野戰軍：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司令部宣布成立。”①1950年4月，周恩來還為人民空軍題詞“為建立人民空軍而努力”②。在蘇聯的援助下，劉亞樓僅用一個半月的時間就開辦了6所航校，又用半年的時間就培養出新中國自己的飛行員，并先后組建起15個航空兵師，創造了世界空軍發展史上的奇跡。隨后，抗美援朝戰爭爆發，劉亞樓率領年輕的空軍入朝作戰，并取得了豐碩的戰果，創造了令人難以置信的戰爭神話，連當時的美軍都驚呼“中國共產黨一夜之間創造出一支強大的空軍”③。

　　要實現人民空軍現代化，就必須向當時的蘇聯及西方軍事發達國家學習，而最為緊要的任務就是建設一支高水平的空軍翻譯隊伍，把蘇聯及西方發達的航空科技譯介到中國來。為此，劉亞樓可謂是嘔心瀝血，從1949年10月擔任共和國第一任空軍司令員開始，就著手打造空軍的翻譯隊伍，直到1965年5月生命垂危之際，他依然關心著中國空軍的翻譯事業。

　　一、把翻譯比作“橋與船”，始終強調

　　翻譯事業對空軍建設的重要性新中國成立后，最重大的一次外交活動，就是毛澤東主席訪問蘇聯，并締結《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這次外交活動對當時的國際格局產生了巨大影響。1949年12月6日，毛澤東率隨行人員乘火車離開北京前往蘇聯，這次訪問的目的有四：

　　“一是祝賀斯大林的70壽辰，二是與蘇聯領導人交換對國際形勢的看法，三是同蘇聯訂立新的條約，四是商談向蘇聯貸款事宜。”④在談判期間，發生了臺灣國民黨軍的飛機轟炸上海的事件，于是，中方就要求蘇方派遣空軍保護華東地區，“斯大林答應給支援”。⑤根據中國政府和蘇聯政府達成的協議，在人民空軍創建初期，斯大林就派遣一批顧問和專家來中國，這批蘇聯顧問和專家在幫助中國組建航校的同時，還在剛剛建成的航校里直接承擔教學任務。基于俄文與漢文語言交流上的障礙，要順利開展教學工作，首先要做好相當數量的俄文翻譯工作，否則就無法開展工作，所以翻譯便成了刻不容緩、急需解決的問題。

　　對此，劉亞樓明確指出：“我們向蘇聯學習空軍建設經驗，沒有俄文翻譯，就是一句空話，等于想過河，沒有橋和船是辦不到的，因此，我們一定要下決心，解決好橋和船的問題。”⑥當時整個空軍系統只有31名俄文翻譯，這31名俄文翻譯都是從哈爾濱外專調來的，這個數量與空軍實際需要量相差甚遠。當時有6所航校，每個航校至少要配40名翻譯，而當時連6名都不到。為了解決燃眉之急，劉亞樓立即派人去哈爾濱和新疆一帶選調懂俄文的干部。后經東北局同意，除從哈爾濱外專調一批外，又從哈爾濱工業大學、哈爾濱醫專選調了一批。

　　當時新疆省副主席賽福鼎也從會俄文的青年知識分子和留用人員中招聘了52人。后又在劉亞樓的積極爭取下，經過中央軍委數次調配后，俄文翻譯的人員數才迅速增加，由一開始的31人一下子擴大到400人，并及時保證了航校和空軍部隊的訓練工作，同時還保證了空軍領導機關和華東空軍司令部的組建工作。從20世紀50年代后期開始，中蘇之間矛盾和沖突日益加劇。矛盾和沖突表現在：一是意識形態的分歧;二是蘇聯黨以“老子黨”自居，要求中國共產黨在軍事和外交上服從其蘇美合作主宰世界的戰略。

　　1958年，蘇聯提出要在中國領土和領海上建立中蘇共有共管的長波電臺和共同艦隊，這些涉及中國主權的要求，當即遭到毛澤東和中國其他領導人的堅決拒絕。對此，毛澤東后來說，“中蘇鬧翻實際上是在1958年，他們要在軍事上控制中國，我們不干。”⑦1959年8月，中印邊境沖突，蘇方發表偏袒印度的聲明，將中蘇分歧公之于世。同年9月，赫魯曉夫訪美后，赴北京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10周年慶典。蘇聯為了改善蘇美關系，要求中國在臺灣問題上承擔不使用武力的義務，中國當然不能接受，兩國領導人的會談不歡而散。

　　1960年4月，為紀念列寧誕辰90周年，中國共產黨發表《列寧主義萬歲》等3篇文章，以闡明中國共產黨關于時代、戰爭與和平、無產階級專政、反對現代修正主義等一系列重大問題的觀點，并對赫魯曉夫的某些觀點進行不指名的批駁。6月，在羅馬尼亞工人黨第三次代表大會上，赫魯曉夫對中國共產黨進行了激烈攻擊。會后，“蘇聯政府突然于7月照會中國，單方面決定立即召回在我國工作的全部蘇聯專家，廢除兩國經濟技術合作的各項協議。這一系列蓄意惡化中蘇關系的行為，使中國蒙受巨大的經濟損失，增加了當時的嚴重經濟困難，也極大傷害中國人民的感情，給兩國關系造成難以彌合的創傷。”⑧

　　由于蘇聯專家全部撤走，一時間跟蘇聯專家工作的很多口譯翻譯就沒事干了。在很短時間內，其他兵種都對閑下來的俄文翻譯人員進行了調整，改行的改行，轉業的轉業，一夜間原來的俄文翻譯隊伍就全部消失了�？哲娭鞴芊�譯部門的科研部也開始模仿其他軍兵種的做法，并提出了一個方案，給翻譯人員定了三個去向，就是改行一部分，轉業一部分，保留一小部分骨干做外事工作。劉亞樓司令員得知消息后，在1961年3月25日召開的空軍黨委第100次常委會上，否定了科研部的提案，并在會議上強調說：“把翻譯都處理掉，這是沒有遠見的。切不可把別人的錯誤做法當作經驗來吸收、模仿。

　　專家走了，翻譯人員還是大有用武之地的。培養一名既懂外文又懂專業的翻譯很不容易。不經過空軍黨委批準，一個翻譯也不準動。對現有的翻譯人員，不許隨便改行。必須加強管理，并根據各單位對翻譯工作的需要情況，適當加以調整。對有些單位的翻譯，確實沒有翻譯工作可做，可以調回，適當集中使用。”⑨

　　1960年10月，劉亞樓還責成科研部為俄文翻譯人員舉辦了英語、德語培訓班，有意識地給俄文翻譯人員創造一些條件，以利用空隙時間掌握第二外國語。培訓班每班20人，每期培訓時間為半年。開始時，有些人認為培訓時間太短，學不好。但劉亞樓的看法不同，他認為在精通一門外語的前提下，學另外一門外語相對比較容易。關于如何學好外文，劉亞樓還用一個非常形象的比喻來加以說明：“學習外文，好比蓋房子一樣，單詞是磚頭，把單詞都牢記住，啃透它，靈活地占有它，也就是 占有了蓋房子的磚瓦，就有了基礎。

　　再弄清楚文法，一串聯起來就成文章了，也就是蓋出了房子。”⑩并鼓勵參加培訓的學員說：“毛主席經常說，做事就怕認真。你們學習外文，翻譯文章和校對材料，一定要認真。在理解基礎上更便于記憶，這是成年人學外文的有利條件。你們譯文章和校對材料，從第一個字到最后一個字，連同每個標點符號，都要反復推敲。搞好以后，至少還要扎扎實實地看一遍，待自己有絕對把握以后，才能往出拿，否則，是不行的�？上�，你們總是缺乏耐心，好毛毛草草的，總以為甩出去了，自己就不負責任了。這種態度，是要不得的。”

　　二、多次出席空軍翻譯工作會議，對翻譯隊伍的業務建設提出了實質性指導建議

　　1950年5月24-30日，空軍訓練部召開空軍第一次翻譯工作會議，參加會議的人員包括各航校、部隊翻譯室的主任，會議總結了近半年來的翻譯工作，著重研究和確定了加強對翻譯工作的領導，提高翻譯人員的翻譯水平和改善翻譯人員待遇等問題。作為空軍司令員的劉亞樓百忙之中也抽出時間出席了會議，并在會議上做了重要講話，其講話結合國際國內形勢，明確要求每個翻譯人員要認請“消滅殘敵、鞏固國防”輥輰訛的重大意義，“把自已的工作和這一政治任務聯系起來，要真正理解毛主席說的‘沒有翻譯即沒有馬克思主義’這一論斷的真諦”。

　　針對當時空軍翻譯存在的水平低、質量差等問題，會議還就翻譯的標準問題展開討論。早在1938年，劉亞樓曾被黨組織派往蘇聯伏龍芝軍事學院深造，并在蘇聯參加了偉大的衛國戰爭，所以劉亞樓本身就精通俄文，談翻譯的標準問題時，就談得入情入理，十分深刻。他說：“準確和通順看來似乎矛盾，實際是統一的。

　　無論何時，都要使譯文的準確和通順達到統一。希望把它作為譯文的標準。……我們應該在正確翻譯的基礎上力求通順，丟掉準確而只講求通順是不對的，這勢必要損害原文的真正含義。所以，每個翻譯都要養成在準確基礎上求通順的習慣。”輥輲訛1951年2月19-24日，空軍訓練部召開了第二次翻譯工作會議。百忙中的劉亞樓司令員又親自到會，并給到會者作了國際形勢的報告。

　　報告中，劉亞樓肯定了翻譯工作取得的成績，表揚了一些優秀翻譯人員，同時對一些翻譯人員在業務上出現的自滿現象也進行了批評，還明確了今后翻譯工作的重點任務，即健全翻譯組織機構、領導關系和工作職責，這為空軍翻譯人員指明了未來發展的方向，就是要“成為既懂俄文又懂技術的工作人員”。為了培養高水平的翻譯人員，劉亞樓除從翻譯人員中抽調出部分優秀人員出國學習深造外，還計劃3年內選調60名翻譯到蘇聯茹柯夫斯基空軍工程學院學習，另外還抽調150名翻譯到航校學習航空技術，派26名翻譯到軍醫大學學醫，讓這些翻譯人員熟悉航空及醫學知識，以提高翻譯的精準性。

　　1954年6月，劉亞樓出席了第四次翻譯工作會議，并在會議上指出：“每個翻譯都應該具有高度的政治責任感，要有堅定的政治立場。能不能自覺地認真負責地翻譯，是衡量翻譯人員對革命工作態度的起碼尺度。在工作中暴露出來的誤譯、漏譯現象，不懂裝懂之風，極其嚴重。這是極不負責任的政治態度，應該立即糾正。不要單純追求速度，特別要注意質量，要以主人翁的態度來對待革命工作。”

　　1955年11月，針對翻譯人員中存在的譯風不正的問題，劉亞樓特別作了重要指示：“譯東西，既不該生枝添葉，自作主張，亂加一氣，更不準擅自去掉人家原來的意思。翻譯好比理發，只該給人家梳理得漂漂亮亮，多余的亂頭發可以去掉，反映出真面目，而決不準割鼻子，去耳朵。”輥輵訛1960年4月，在一次翻譯工作會議上，劉亞樓司令員再次強調：“不管寫東西，還是翻東西，都是給別人看的，一定要使別人能看懂，絕不能成心不讓別人看懂。”

　　1964年4月11日，劉亞樓出席空軍第十二次翻譯工作會議，并在會議上做了重要講話。他回顧了空軍翻譯工作的歷史，強調指出：“翻譯工作在空軍建設的各個階段都起了很大作用。在各個時期(空軍初建時期、抗美援朝時期、現代化建設時期、寫條令教材時期)都是如此。翻譯對空軍建設是有功勞的。利用世界范圍的科學成果、外事活動和軍事活動，都要用翻譯，這是肯定的。這一行不會失業。將來翻譯工作還是一項重要的工作，這一點要向200多位翻譯講清楚。翻譯是可以為人民服務的，是可以為人民再立新功的。”輥輷訛事實充分證明了劉亞樓司令員的正確論斷。大批蘇聯專家撤走后，空軍翻譯人員立刻投入筆譯資料工作。

　　僅用3年時間，就集中力量翻出1200余萬字，把編寫條令、教材所用的外軍資料全部譯出來，得到編寫人員的一致稱贊。在這項工作中有不少翻譯人員立功受獎，有的還被評為標兵。他們沒有辜負劉亞樓的期望，為人民立了新功。1964年11月，身患肝癌的劉亞樓住進了醫院，在病魔無情的折磨下，他仍帶著重病出席了最后一次翻譯工作會議。會上，關于翻譯隊伍的建設，劉亞樓提出了四個問題。

　　一是在新的情況下，要“把翻譯劃分專業，在各個專業上搞工作。在原來的基礎上稍加調整，可劃分為11個專業。”輦輮訛為什么要劃分11個專業呢?其目的就是為了把翻譯工作同研究工作結合起來，使翻譯工作同學術知識和戰術知識的研究結合起來。如分到高炮專業的翻譯，不能只是知道幾個高炮方面的名詞，而是要搞清、鉆透高炮方面的歷史、戰術、技術方面的知識。搞導彈的要成為導彈方面的行家。

　　二是提出“看一個翻譯的水平高不高，首先要看他中文水平高不高。中文水平不高，這是當翻譯的致命弱點”輦輯訛。因為評論一個翻譯水平的高低要看中文、外文、業務三個因素，最后的落腳點就在中文上。他認為凡是中文水平低的，都不能成為好翻譯。提高譯文質量，屁股要坐在中文上。當了十幾年翻譯，中文還很蹩腳，是沒有發展前途的，可以改行;一輩子翻不出一本書、翻不出一篇好文章，沒有前途的，要淘汰。但是對處理的人，不能推出不管，不能一腳踢開，不能弄得流離失所，他們是有功勞的。要勸他們改行轉業。

　　三是要“把翻譯干部隊伍搞起來。干部隊伍的成長要搞出一套程序來”輦輰訛。四是“要建設一支又紅又專的翻譯隊伍”輦輱訛，并提出對翻譯人員不應該稱呼他們為“翻譯”，應該稱呼他們為“研究員”。

　　三、注意在翻譯中發展黨員，并對翻譯人員在政治上進行關愛

　　舊中國的知識分子數量很少，在全國人口中僅占很小的比例。新中國成立后不久，中國共產黨便開始了對知識分子的教育和改造工作，讓他們重新學習，以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1951年10月，毛澤東在全國政協一屆三次會議上指出：“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種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國在各方面徹底實現民主改革和逐步實行工業化的重要條件之一。”

　　隨后，對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的工作在全國各地展開。1951年10月，經中共中央批準，《毛澤東選集》第一卷正式向全國發行。一時間社會各界掀起了學習毛澤東著作的熱潮。“大多數知識分子通過學習毛澤東著作，聯系思想和工作實際進行批評與自我批評，肅清封建買辦思想影響，批評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思想，經歷了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過程。”

　　四、根據毛主席的指示，組織翻譯編寫條令、教令、教材和教程

　　1958年6月29日，在中共中央軍委擴大會議小組長座談會上，毛澤東特別強調說：“軍隊訓練已經八年多了，連一本戰斗條令都沒有搞出來，這次要集中一些有豐富工作經驗和戰斗經驗的同志，搞出一本自己的戰斗條令來。”輧輯訛根據毛主席的指示，1960年，由葉劍英主持，在廣州召開了全軍編寫條令數材工作會議。會后，以劉亞樓為首的空軍黨委立刻組成了空軍條令教材編寫領導小組，并由劉亞樓擔任組長。

　　從1960年3月開始，劉亞樓著手抓落實工作，并下決心抽調精兵強將，組建得力的編寫班子。開始時，個別部門的領導對這項工作認識不足，不愿抽調得力干部參加編寫工作，以為抽些“筆桿子”，把外國軍隊的有關條令教材修訂一下，加些我軍的具體實例，變換一下口氣就可以了。

　　對此，劉亞樓在空軍黨委會上嚴厲地指出：“編寫我軍自己的條令、教令、教程和教材，是有關軍隊建設的百年大計，要下決心‘投資’，一定要下狠心，抽調最有能力的干部，不管在什么崗位上都要抽下來，集中精力，利用兩三年或三五年時間，把這項基本工程拿下來。有人強調工作忙、抽不出來;有的單位借口訓練和戰備任務緊不給抽人，想派些‘二把刀’來搪塞，這是很不負責的!”

　　接著，劉亞樓又說：“不管別的單位怎么辦，反正空軍黨委已經決定，由我來抓這項工作，擔任空軍條令教材編寫小組的組長。我是下決心完成這項任務的，不完成，我死不瞑目。” 編寫工作剛剛開始時，千頭萬緒，劉亞樓先抓“空軍戰斗條令”的編寫，以點帶面，全面鋪開。外文秘書組接受的第一項任務，就是查找各國空軍戰斗使用原則，拉條對比，統一權衡，提出利弊，供領導小組參考。

　　劉亞樓形象地稱這項工作為“上山采藥”，而后拉條“梳辮子”“貨比三家”，劉亞樓說：“唯有吃透外軍的東西，找出他們之間的利弊，我們編自己的東西才能超過他們。”輧輳訛統一軍語，是保證編寫工作質量的重要指標之一。所以，從編寫工作開始起，劉亞樓就強調軍語統一的重要性。劉亞樓曾在蘇聯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過4年，他精通俄文，聽力很強，還能會話。20世紀40年代后期，曾親自翻譯過蘇聯《紅軍野戰參謀業務條令》。

　　1955年，他曾利用療養期間親自主持修訂過《蘇聯空軍戰斗條令》譯本。劉亞樓對翻譯工作的態度是十分嚴謹的，主張不吃透原文不能下筆。他曾說：“下筆前一定要吃透原文，也就是說一定要弄清原文的含義及作者想表述的戰術思想，而后再下筆。”輧輴訛劉亞樓在對照原文校訂《蘇聯空軍戰斗條令》時，發現譯者將原文的“截擊”譯成“攔截”，把“殲擊機”譯成“驅逐機”，便找譯者交換意見，讓翻譯把錯誤的地方改正過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