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為進一步探析《呼蘭河傳》國民性解剖主題，在概括分析小說中小城人國民劣根性和馮歪嘴形象獨異性基礎上，結合作者的情感態度，從啟蒙和生存的視角思考其內涵意蘊‍‌‍‍‌‍‌‍‍‍‌‍‍‌‍‍‍‌‍‍‌‍‍‍‌‍‍‍‍‌‍‌‍‌‍‌‍‍‌‍‍‍‍‍‍‍‍‍‌‍‍‌‍‍‌‍‌‍‌‍。 小說在刻畫小城人生存困境和悲劇中揭露和批判其劣根性，同時在兒童視角的感受和作者成人視角的思考描寫中凸顯馮歪嘴形象體現的在生存困境中掙扎的原始生命強力、樂觀頑強精神和積極反抗追求‍‌‍‍‌‍‌‍‍‍‌‍‍‌‍‍‍‌‍‍‌‍‍‍‌‍‍‍‍‌‍‌‍‌‍‌‍‍‌‍‍‍‍‍‍‍‍‍‌‍‍‌‍‍‌‍‌‍‌‍。 蕭紅對小城人有批判有悲憫，在對小說和現實人們生存出路渺茫的悲苦絕望中，又力圖給予希望，探尋出路‍‌‍‍‌‍‌‍‍‍‌‍‍‌‍‍‍‌‍‍‌‍‍‍‌‍‍‍‍‌‍‌‍‌‍‌‍‍‌‍‍‍‍‍‍‍‍‍‌‍‍‌‍‍‌‍‌‍‌‍。 此主題繼承于魯迅，透過國民性從內部審視反思傳統弊病，進行國民性改造和存在之思，肯定民間蘊含的生命強力，顯示出底層生存困境中原始生存哲學苦難救贖的重要性，有跨時代啟蒙和哲理意義。

　　關鍵詞：《呼蘭河傳》 國民性 蕭紅 生存 啟蒙

　　蕭紅小說《呼蘭河傳》的一個重要主題是對國民性的刻畫解剖，她在抗戰時期又一次繼承魯迅國民性批判主題，將目光聚焦到東北故鄉呼蘭河小城和這里的人們，批判國民劣根性之外，也透過對國民性積極面的凸顯，探尋改造國民性和民族生存方式的積極出路。 本文立足文本，概括分析小說呈現的小城人的國民劣根性特征和馮歪嘴形象的獨異性，結合寫作背景和蕭紅復雜的情感態度，從啟蒙和生存的視角探究其主題意蘊。

　　一.小說揭示的國民性主要特征

　　《呼蘭河傳》通過描述小城底層人的生存狀態和諸多生存悲劇刻畫了國民性特征，主要揭露和批判國民劣根性，也未舍棄對國民性積極面的表現，凸顯了馮歪嘴形象代表的在生存困境中掙扎的原始生命強力和頑強反抗精神。

　　1.底層群像的國民劣根性

　　小說前兩章整體觀照小城人的實際生活，既有代表性的關于大泥坑的盛舉，又有瑣碎普遍的生活狀態，還有各類鬼神活動的精神盛舉。 從中已揭示小城人的國民性特征，而這些特征在后幾章寫“我”家租戶、鄰里鄉親的具體事件中有更細致的表現。

　　小城人最顯著的國民性特征是熱衷流言談資，喜做看客。 從首章圍繞街上大泥坑出過的種種意外、熱鬧就可見一斑。 一年中在泥坑里抬車抬馬無數次，但沒有一個人說用土把泥坑子填上，說要拆墻擴路、種樹攀著走，就是沒有說要填平它的。 為什么? 小城人的迂腐只是其一，蕭紅敏銳總結“這泥坑子施給當地居民的福利有兩條”[1]10，即精神消遣和物質利益：前者是常抬車抬馬、淹雞淹鴨，熱鬧多事，可供圍觀、說長道短; 后者是可以自欺欺人，吃便宜瘟豬肉。 有人、馬陷坑時，過路人分兩種。 旁觀看熱鬧、喝彩的是穿長袍的清潔紳士們; 幫忙施救的是底層勞動人，也是小說主要塑造的人物群像。 第二類人老實善良、不怕臟、熱心腸，然而他們也愛這熱鬧，第二天也傳流言，一哄說馬死了，制造泥坑的威嚴和談資影響力，他們仍然是作者諷刺和揭露的看客。 不管是旁觀熱鬧的冷漠，還是熱心出謀劃策、出力，兩類人最后對泥潭默許存在的看客態度和心理是一致的。 這種不作為還因為人們生活習慣的惰性與慣性。

　　小城人看待苦人的不幸悲劇時的冷漠健忘態度，是對看客本質的更深一層揭露，即漠視生命、麻木的國民性特征。 小城人除泥坑盛舉等熱鬧消遣，工作、生活都默默地，“生老病死也都是一聲不響地默默地辦理”[1]11。 王寡婦獨子淹死了，轟動一時，但不久也歸于平靜，親戚朋友也忘記; 人們對瘋了的王寡婦的哭只會引起為時甚短的一點惻隱之心，還喜歡歸劃各類不幸者當做叫花子對待; 染缸房兩學徒爭婦人一死一判監也只是作為幾年后的談資，世界“并沒有因此而改動一點”[1]12。

　　觀熱鬧、傳流言時卻漠視生命，甚至幫著壓迫殘害生命。 例如對小團圓媳婦和王大姐。 人們興奮異常地圍觀小團圓媳婦跳大神、洗澡等事件，出謀劃策關心她，給她治“病”，卻并不真正關心她的健康和生命。 她被折磨致死，人們無動于衷，埋葬完像過年回來，歡天喜地，有二伯說“人死還不如一只雞”[1]103，她婆婆只心疼花在她身上的錢。 三姑六婆私下閑言啐語評判、抹黑王大姐，也畫出看客本質。 關注和制造熱鬧、流言，不是因為關心他人，而是想要滿足窺伺心理和作為娛樂消遣，甚至不顧對象死活，自以為的熱心腸、同情心的善良表面之下是內心的冷漠殘忍和漠視生命，善良、熱心等已變質，極具反諷意味。 這些看客和傳播流言者正是魯迅所說的“無主名無意識的殺人團”[2]45，其中還看到女性對自身同性的壓迫殘害。

　　漠視生命不僅表現在對他人生死的麻木，更悲哀的是對自身生而無目的的麻木，漠視自己的生命。 扎彩鋪做活計的人、漏粉房的人，這些窮苦人做粗活、吃粗菜飯、穿破爛衣、甘住危房，他們的生死不怕不是勇敢，而是一切皆無所謂，活著只為也只求基本溫飽而不得，逆來順受，不知光明，沒有希望和追求，糊涂過日，麻木可怕。

　　小城人喜歡自欺欺人，極具阿Q精神。 如借泥坑的存在給吃便宜瘟豬肉找遮羞布。 小說還重點刻畫有二伯阿Q般的自欺欺人和怨恨心理機制，他古怪的性情是變形的自卑自負，習慣自嘲、以窮人窮命自居，似是認命的自知之明、自暴自棄，卻又不甘心，所以在“有子”和“有二掌柜”的稱呼和身份間在意和痛苦，又以精神勝利法自我安慰。 他內心怨恨自身的貧窮和他人的富貴，恨地位的不平等，又深知無法改變，還在心理認知上有著根深蒂固的奴性。

　　呼蘭河人還迷信鬼神，蒙昧無知。 繁多的鬼神活動是精神盛舉，是看客的消遣，是解決病痛的求助對象，是現實生活的安慰和可笑救贖。 跳大神、畫符紙治病去災，迷信無知制造著一場場人間慘劇，荒誕鬧劇以悲劇收場。

　　2.馮歪嘴形象的獨異性：生存反抗與東北“力”的表現

　　小說表現的國民性優點是中國底層民眾的傳統優良品性：逆來順受、堅韌頑強、樂觀、勤勞善良、勤儉等。 一方面，前文已談到有的優點是用以反諷，表層下實是劣根性。 另一方面，小城人的確在寒涼艱難的生存困境中掙扎著頑強生存，最后一章磨倌馮歪嘴是最代表性的一個。

　　茅盾曾評論，“他們的本質是善良的，他們不欺詐，不虛偽，也不好吃懶做，他們極容易滿足”，有著自然頑強的生命力，馮歪嘴是“生命力最強的一個——強得使人不禁想贊美他。 然而在馮歪嘴身上也找不出什么特別的東西，除了生命力特別頑強，而這是原始性的頑強。 ”[3]10

　　真找不出“特別的東西”嗎? 并不是。 馮歪嘴是窮苦磨倌，作為底層群像一員，有其共性，面對同樣的生存困境，特別在成家前，他是不知光明、希望的一類人，但馮歪嘴又不同于他人的麻木自私、漠視生命和茍活。 對他身上的優點，作者并不是像對其他人那樣反諷，更多是懷著贊美和期望刻畫其“特別的東西”。 在“我”兒童視角的觀察感受和蕭紅成人視角的思考描寫中，其形象多是積極的。

　　馮歪嘴生命力“特別”頑強，在生活的苦難考驗中樂觀前行。 他勤勞，打梆子、拉磨、拉黏糕賣，努力營生，成家生子波折中，更加勤懇工作，負起妻兒重擔，一心改善家人生活，也小有進步，買得起新棉花、花洋布、雞蛋，初步穩定生活。 這是他物質生活上的追求，生存和溫飽層面的行動反抗。 之后面對喪妻苦難打擊，更體現頑強不屈生命力‍‌‍‍‌‍‌‍‍‍‌‍‍‌‍‍‍‌‍‍‌‍‍‍‌‍‍‍‍‌‍‌‍‌‍‌‍‍‌‍‍‍‍‍‍‍‍‍‌‍‍‌‍‍‌‍‌‍‌‍。 王大姐產下二兒子死后，他承受精神苦痛，在旁觀者認為的絕望中鎮定下來，他和孩子在眾看客幸災樂禍的流言和惡意心理期望中，照常活著。 他不消沉，不屈服于命運，堅定了信念：在世上“一定要生根的。 要長得牢牢的。 ”[1]140他承擔起責任前行，獨自將兩個孩子喂養大。 兒子和他一樣都有極頑強的生命力，孩子的繼承和長大也是希望。 這些體現出對悲劇命運和生存苦難的原始的反抗精神。

　　“特別”的還有：他不畏世俗眼光和王大姐結合，二人有敢于沖破禮教束縛而自主婚姻的反抗精神，體現他對生活更高精神層面的追求。 在眾人眼中王大姐與他這低下窮苦的磨倌門不當戶不對，是無媒茍合產子的丑事。 馮歪嘴跟祖父求助搬屋時，說“我成了家啦”[1]128，他認定自己是成家，而非掌柜太太所罵“沒有臉”“把個野老婆弄到大面上來”[1]129。 別人認為他在這境地會上吊、自刎，想看熱鬧，他“還是好好地活著”[1]136，照顧妻兒，“他家是快樂的。 ”[1]138在呼蘭河城這個閉塞落后之地，封建禮教枷鎖因襲甚重，流言、看客心理足以殺人，從團圓媳婦、王大姐事件就可見。 而馮歪嘴敢于跳出傳統規約，不畏流言，承擔責任好好生活，更顯難能可貴。

　　他還關愛體貼老婆，不同于隨意打罵輕賤老婆的其他男性。 小城人認為子孫娘娘都怕老爺打，“男人打女人是天理應該，神鬼齊一”[1]40。 女性地位低且自己也覺本應如此。 這是“夫為妻綱”又一舊習在小城的流毒。 所以馮歪嘴又是“異類”。 他給懷孕的妻子買雞蛋補身，阻止她做重活，人前夸贊和心疼她儉省。 他發乎本心的至誠人倫之情，而非擁眾流俗于扭曲的綱常規約，也是“特別的東西”。 他善良，待人真誠友愛，和廚子、有二爺隔窗聊天問好; 對孩子親切憐愛，常送“我”黏糕吃，對比那些本質并不真良善的人對孩子所為，如偽裝熱心殘害小團圓媳婦，對溺死的孩子和其母親只做談資不久忘卻的漠然，對初生嬰兒毫不憐惜趕出磨房，惡意期望馮歪嘴出生就喪母的二兒子長不大……他人的冷漠涼薄面前，馮歪嘴人情味十足。

　　馮歪嘴子代表的國民性積極面在他人國民劣根性對比襯托中塑造，也反過來再次凸顯他人的麻木茍活和涼薄殘忍。

　　二.主題意蘊：啟蒙內涵與存在之思

　　《呼蘭河傳》解剖國民性，對國民性形成原因也做了一定揭示和反思，此主題蘊含了改造國民靈魂的“立人”啟蒙思想，具有從內部反省文明衰落之因、探尋生存出路的啟蒙意義，包含對人類生存方式的哲理性思考。

　　蕭紅繼承魯迅豎起的國民性批判大旗，抱著啟蒙主義，要“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2]536。 錢理群說，他們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父”與“女”的兩代人，“有著最親密的文學的血緣關系”。 [4]這文學是“改造民族靈魂”的文學。 “當蕭紅寫《呼蘭河傳》時，其他中國作家們大都在寫戰時報道文學、短文、戲劇，或者寫抗日的小說或短篇宣傳品等作品，而很少能算文學創作。 ”[5]抗日大時代中，蕭紅選擇回望家鄉呼蘭河小城和這里的人們，既是女性視角和自身性格的逆向性自我選擇，也是文學創作再次聚焦民族自身問題、國民自身弱點、傳統文化內部腐朽的表現。 “抗戰中要反封建，抗戰以后也要反封建”[6]，文明的衰亡腐朽更多始于其自身內部，民族內省、靈魂改造不應中斷，改造國民性的啟蒙文學在魯迅和“五四”人的文學之后仍需繼續未竟事業。

　　1.國民劣根性形成原因與生存困境

　　蕭紅批判國民性找尋其原因，深刻地反思人性、社會、傳統文化弊病。 首先矛頭指向人和人性本身。 小城人缺乏“人”的意識的自覺和人性的覺醒，他們把人的生命價值看得比動物、家禽還低，人死不如一只雞。 不將自己看做“人”，何談尊重生命和生存質量，何談人性，于是，他們漠視生命，冷漠殘忍，麻木不仁、動物不如地生存。

　　其次是呼蘭河人所處的生存環境，即小城的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小城受地域限制，封閉落后，下層百姓物質生活極度貧窮，環境閉塞使傳統思想更加濃厚，導致生活和精神的慣性、惰性，習慣了分明的等級制，安于茍活。 貧窮的物質生活加劇人們對物質和精神生活雙重的低級追求，認同生命價值的低廉，只求溫飽而不得，便混混噩噩、不思進取; 貧窮、身份地位的低微，也促使諸如有二伯這類人產生怨恨心理機制和阿Q自欺欺人的精神勝利法，心理性格扭曲。

　　最后是人所在的歷史文化環境。 中國傳統文化的長期浸染塑造了國民的普遍性格，其中的弊病也促成國民劣根性。 封建思想禮教束縛、鬼神文化浸淫，人們因循守舊，甘于桎梏。 經年累月存在的大泥坑便是呼蘭城腐朽的象征隱喻，即使有時表面看來干了、正常，內里仍是泥沼，有深陷危險，這腐朽陳敗可以吞噬一切。

　　“一切都在舊的軌道里緩緩陳腐地運轉下去，”[7]91中國傳統小農社會養成安靜悠然、一成不變的生活模式和思想意識，人們養成慣性惰性，也習慣忘卻并前行，在正常秩序內一切照舊僵化生活。 小說中的特例——賣豆芽菜的瘋女人，雖然瘋了還忘不了自己的悲哀，隔三差五到廟臺哭一場，哭完仍回家去吃飯、睡覺、賣豆芽菜。

　　掙扎著難以忘卻喪子之痛，所以只能瘋，以發瘋形式跳出傳統正常秩序之外，用偶爾的哭訴來紀念和“不忘卻”。 傳統宗法制社會信奉普遍統一標準，排他擁眾，控制和同化思想，禁錮自由，束縛個性，不允許特立獨行。 批判這一點也是繼承魯迅提倡的“任個人而排眾數”。 小團圓媳婦、王大姐的行為思想不在統一標準和正常秩序之內，于是受到周圍流言傷害和精神鎮壓。 人們以傳統的普遍的女性標準來審判她們，在流言中定其罪。 馮歪嘴和兒子頑強生存下來的結局發展不符合看客們的悲劇預期，大家居然感到遺憾，將傳統文化陋習下扭曲的變態心理展現得淋漓盡致。

　　以上國民劣根性形成原因也顯示出底層民眾自身與外界造成的多重生存困境：物質的急劇貧乏、封建思想對人性的強大桎梏、社會對苦人的涼薄殘忍等。

　　2.國民性改造與存在之思：反抗與出路

　　小說揭露國民劣根性造成的死亡悲劇和生存現狀悲劇，體現蕭紅“對生命價值的思考和改造民族生活方式的熱望”，“與中國傳統的生死觀迥異，這里明顯的是一條由死到生的哲學路線”，“用生命的毀滅來喚起生的價值”。 [7]91蕭紅以啟蒙知識分子眼光回顧童年，深刻地審視忘卻不了的兒時家鄉人事物，她對小城人劣根性既有批判也有悲憫，對于小說和現實人們生存方式雙重無出路感到悲苦絕望，又試圖探索出路。 她關注思考小城人生死存在的種種問題弊病，包含歷史真實的和人類普遍的生存困境表述和存在之思‍‌‍‍‌‍‌‍‍‍‌‍‍‌‍‍‍‌‍‍‌‍‍‍‌‍‍‍‍‌‍‌‍‌‍‌‍‍‌‍‍‍‍‍‍‍‍‍‌‍‍‌‍‍‌‍‌‍‌‍。

　　而表現國民性優點、寄予其希望，則是她對改造底層民眾國民性和生存方式的思考探索。 最終，蕭紅或是自己看到一絲希望，或是想給予自己和掙扎著改良人生的人們以希望的安慰，就如魯迅般“在《藥》的瑜兒的墳上平空添上一個花環，在《明天》里也不敘單四嫂子竟沒有做到看見兒子的夢”[8]，她描寫了東北農民生命力的頑強，特別是最后一章馮歪嘴和他孩子的極強生命力，以及這人身上“特別的東西”：對生存苦難、封建桎梏的反抗精神，發乎天性的至誠人倫親情和人情味等。 這些是蕭紅未舍棄的對東北“力”的表現，對國民性中殘存的優良品性難得的肯定，含著對于故鄉乃至國人國家的希望。

　　對閉塞落后的小城底層人來說，民主自由等新思想的外部啟蒙暫時沒有意義，他們無法接觸和真正理解，自上而下的他者化的啟蒙是不適用的。 馮歪嘴的反抗有局限性，被茅盾稱為只是“原始性的頑強”，的確，他的反抗主動性較低，思想認識不明確，自我主體意識覺醒也不徹底，但正是這種極強的原始性生命需求，這種本能原欲所潛藏的強力，于底層的他們才極為適用。 魯迅強調“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2]161，即是本著生命本能和原始需求展開。

　　首先，馮歪嘴的勤勞營生、改善物質生活是窮苦困境中的行動反抗，是生存和溫飽層面的積極追求。 馮歪嘴相對孔乙己等受過封建教育荼毒的酸腐讀書人不同，所以他能夠因強烈的生存本能需求而在生存與溫飽層面取得反抗的初步成功，自然地呼應符合魯迅提倡的“第一要謀生”[2]159、陳獨秀的“職業主義”方針。

　　其次，他突破舊習的自主成家、突破扭曲綱常流毒的愛護妻兒、獨異于周遭涼薄的可貴人情味，是發展層面的精神需求上的實際反抗，他沒有麻木茍活，淪為封建思想控制同化的庸眾，這不僅體現他自我主體意識和反抗精神的初步覺醒，更體現出魯迅倡導的在封建“名教的斧鉞底下”幸存的未受污染的“愛”的天性[2]45和柳詒徵所謂“就天性出發的”“本乎至誠”的人倫親情[9]的重大意義。 最后，他頑強反抗悲劇命運，不畏絕望境遇和流言重壓，堅定生存信念，背負責任前行，以實際行動自我救贖，這是頑強生命力的原始反抗，原始的傳統的民間哲學的生存勝利。

　　面對生存苦難的自我救贖的態度、行動與反抗精神，是作家思考人的存在的常見表現主題。 魯迅筆下孔乙己、祥林嫂都是底層苦難者，和馮歪嘴一樣，也承受一般社會對于苦人的涼薄，孔乙己的酸腐靈魂讓他在謀生上缺乏能力和決心，無法像馮歪嘴那樣清醒和積極地進行生存與溫飽層面的反抗，這是其悲劇的內因; 祥林嫂是有反抗性的，歷經喪夫、被迫改嫁、再喪夫、喪子等多重苦難，她也曾重振生活希望，繼續堅持生存，但因最終缺乏“韌”的持續反抗而救贖失敗，在封建禮教節烈思想的外界重壓下，在內心信念虛無垮塌后，走向絕望和死亡。

　　而馮歪嘴做到了韌的反抗。 雖然作為未接受過新思想的下層民眾，但馮歪嘴仍然表現出潛意識的解放自身、改變現存秩序的愿望，盡管有局限，然而正是這種本乎天性、基于強烈本能需求愿望的反抗行為顯示了其特別的積極性和實效性。 當代文學新啟蒙背景下也有對生存困境和苦難的書寫探討，例如余華在90年代的苦難敘事主題中，他筆下的福貴在重重苦難后的活著，一方面是持續反抗不放棄的結果，一方面更接近于消極忍耐、被動承受的民間哲學，回歸了中國傳統的原始的生存哲學。

　　茅盾認為馮歪嘴不是積極的人物，有學者認為福貴是樂觀的消極、沒有悲劇精神，缺乏反抗主動性，余華是在消解苦難。 這是用西方的形而上哲學標準去觀照，其實馮歪嘴、福貴的生存反抗更接近于個人精神內傾的、樂觀原始的中國民間哲學，是基于生存本能的反抗，這是從未受束縛污染的本能天性、未受扭曲的傳統文化精華和生存哲學中汲取形而上的支撐，苦難者給予了自己形而上的生存信念，尋求苦難救贖。 蕭紅通過挖掘馮歪嘴身上國民性優秀品質，展現東北“力”，從天性的本能原欲和中國傳統文化道德精神層面去觀照，汲取積極力量，直面存在，積極探索適用于中國底層民眾的國民性改造方式和生存出路，也看到了希望。

　　參考文獻：

　　[1]蕭紅.蕭紅小說集·呼蘭河傳[M].沈陽：萬卷出版公司，2014.

　　[2]魯迅.魯迅雜文全集[M].北京：九洲圖書出版社，1995.

　　[3]茅盾.論蕭紅的《呼蘭河傳》[M]//王觀泉.懷念蕭紅.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1.

　　[4]錢理群.“改造民族靈魂”的文學——紀念魯迅誕辰一百周年與蕭紅誕辰七十周年[J].十月，1982(1):230-237.

　　[5]葛浩文.蕭紅評傳[M].哈爾濱：北方文藝出版社，1985：137-138.

　　作者：劉亞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