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媒體時代，我國報業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 如何破除舊載體、舊內容、舊流程、舊市場等“四舊”、解決報業供給與受眾需求不平衡不匹配的問題，是報業破解當下困境、實現突圍的關鍵所在‍‌‍‍‌‍‌‍‍‍‌‍‍‌‍‍‍‌‍‍‌‍‍‍‌‍‍‍‍‌‍‌‍‌‍‌‍‍‌‍‍‍‍‍‍‍‍‍‌‍‍‌‍‍‌‍‌‍‌‍。 宏觀上，以供給側的提質優效倒逼需求側，增重供給側“蹺蹺板”，抑制市場、資本、消費群體等多種要素流失，通過體制改革、技術革新、人才引進、創新服務模式等具體手段，為虛弱的報業注入營養液，助推市場供給側與需求側重歸平衡。 微觀上，將“6S模式”作為報業供給側起死回生的一劑猛藥，即separate(經營獨立化)、sale-modernize(盈利現代化)、sociation(產業集聚化)、social commonweal(社會公益化)、servitization(服務個性化)、survey(反饋互動化)。 其中，separate作為體制保障，sale-modernize、sociation是生存前提，simple、servitization、survey則是具體行為。

　　【關鍵詞】報業　供給側改革　新聞事業管理

　　一、研究緣起與文獻回顧

　　移動互聯網時代，各類公眾號、短視頻和新聞APP等新媒體如雨后春筍般涌現，借著流量時代的風口猛烈沖擊著傳統報業市場體系。 這場新老媒體的對話直接導致了大眾傳播媒介的重新洗牌，報業發展舉步維艱，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

　　新聞媒體論文范例： 中國報業之如何對網絡群體傳播進行輿論引導

　　當下，我國報業面臨的問題不僅是新媒體的外部挑戰，還有自身難以解決的內部問題，即報業供給與受眾需求不平衡、不匹配的問題：一方面，站在供給端的報業所能提供的信息不再是受眾的剛需; 另一方面，需求側的受眾也難以主動接受、迎合傳統報紙的傳播特點。 因此，如何協調好信息供給與當前背景下的受眾需求，是報業破解當下困境實現突圍的關鍵所在。 而通過供給側結構性變革應對媒體融合，進行供給側與需求側協同并實現報業結構優化，也符合國家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政策導向，具有廣闊的發展前景。

　　針對供給側改革視域下的報業轉型，國內已有一些專家學者進行了相關研究，如朱建華認為報業的重新崛起是建立在優質內容生產與供給之上的，供給側改革為報業轉型發展提供了難得的機遇; 范以錦提出互聯網時代報業改革應回歸供給側，并將供給側改革與需求側的需求綜合起來考慮，才能在當今轉型中走出困境; 張志成分析了報業自辦發行實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舉措。 但此類研究的數量總體來講仍然較少，且多以個案分析(在中國知網檢索“報業供給側改革”，相關文獻12篇中有7篇屬個案分析)作為主要手段。 本文試圖從宏觀上構建出一個符合報業一般發展規律的供需結構調整方向，進一步探討報業轉型路徑，以便更好地指導我國報業在融媒體時代的轉型升級。

　　二、我國報業供給側現存問題與經濟學成因分析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來源于經濟學中供給學派的思想，其核心內容在于強調供給側在整個社會生產、消費與再生產過程中的重要性，認為只有提高供給側的物質資料水平，才能撬動市場需求側活力，從而帶動市場發展，以此來達到供給體系與需求體系的平衡，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出的背景是，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我國國民對于物質資料的水平有了較高需求，且這種需求每時每刻都在不斷增長，而進行各種社會物質資料生產的企業、廠商等各類供給角色由于適應了已有的生產模式，未能及時、有效地對這種需求進行反應，導致了供需兩端的不平衡。

　　企業如此，報業亦然。 這種不平衡的情況恰恰與我國報業生存發展的現狀不謀而合：一邊是受眾渴望得到更高質量的信息傳播與服務體驗; 另一邊是報業墨守成規、堅持舊有生產模式與傳播載體，加之新媒體技術的快速發展與普遍應用，報業市場成了“一潭死水”。 由于受眾需求的提高是社會生產力發展的結果，有其社會性與必然性，是不可逆的，因此解決報業市場問題只有從報業供給問題入手。

　　1. 現存問題

　　(1)宏觀問題：“四舊”未破除。 想要徹底地進行報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關鍵要解決報業現存的“四舊”問題，即舊載體、舊內容、舊的生產流程、舊的市場。

　　舊載體——落后媒介不受青睞。 報業昔日的輝煌有賴于國人讀書看報的群體社會習慣。 但時至今日，新媒體技術已實現了全民化的普及，國民的閱讀習慣出現了革命性的變化。 中國新聞出版研究院于2018年進行的全國國民閱讀調查顯示，受眾以網絡、手機和電子閱讀器等媒介為主要形式進行的數字化閱讀的接觸率為76.2%，而報紙的閱讀率僅為35.1%。 [1]可見，國民閱讀習慣已經產生了較大變化，報紙等紙質類信息載體已不再受讀者青睞，紙質媒介已不適合作為報業生存發展的主陣地。

　　舊內容——報紙語言風格固化。 國民閱讀媒介的轉移改變了人們對于文字風格的傾向性。 相較于新媒介扁平化、語言口頭化、文字圖視化的特點，報紙語言一直以來的嚴謹、刻板對于受眾來說顯然不“討喜”。 尤其是對于都市報群體來說，原本更接地氣的內容還要保持較為嚴謹的語言風格，導致對同一事件的報道很容易就在與微信、微博等新興媒體的較量中敗下陣來，失去受眾資源。

　　舊流程——采編時效大打折扣。 傳統的報紙生產流程基本遵循的是一線記者采集新聞、文字編輯加工新聞、相關部門把關、刊登新聞這一環環相扣的工作流程，在互聯網尚不發達的過去，這一流程可以充分保證報紙刊登內容的準確性與意識形態的正確性。 但如今，一條新聞從發生到被人所知，往往只需經歷幾分鐘甚至幾秒鐘，而報紙固守這一傳統流程，最終送到讀者手上時，新聞的時效性已大打折扣。

　　舊市場——線下市場持續萎縮。 科技深刻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人們已不再滿足于受時間、空間限制的傳統物質交換方式，網絡線上消費大行其道，線下市場持續萎縮。 而報業依靠的恰恰就是廣闊的線下市場，如今，電子報還沒有在我國報業中大力普及，就已經被各類免費、快捷的新型媒體平臺所代替，導致報業幾無市場可以依靠。

　　二次售賣難以為繼。 傳統媒體時代，報業的盈利模式主要是二次銷售模式，收入嚴重依靠廣告。 許多報紙通過壓低訂閱價格占據市場，保證廣告收入引流的穩定。 而當下，全民閱讀陣地轉移到屏上，信息傳播成本逐漸接近零點，受眾對信息的選擇也更為主動和自由，增加了廣告收入的獲得難度與不穩定性。 我國報業二次售賣盈利模式已經無法在互聯網時代為報業的收入提供可靠保障。

　　由于我國報紙種類較多，且各有其不同特點，在進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具體步驟中應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針對不同類別報刊存在的不同問題對癥下藥。

　　(2)微觀問題：各類報紙現狀及供給側具體問題。

　　其一，以各地日報為代表的黨政機關報。 現狀：表盈內虛，外強中干。 我國黨政機關報是黨和政府的耳目喉舌，經濟上有撥款補助，發行上有相關職能部門的統一訂閱，表面上看屬于我國報業內部現狀較好的報紙類型。 但也恰恰由于這個原因，黨政機關報對政府部門的依賴比較嚴重，加之受制于體制內部因素，未來發展空間與活力十分有限，已經觸及發展的“天花板”。

　　供給側問題：信息內容過于單一。 受制于體制的機關黨報內容生產多以政治性、意識形態屬性內容為主，這類信息有其特定受眾群體，但終究局限于部分，無法使信息與更廣泛的群體產生聯系，也很難進一步擴大市場。

　　收入模式固化‍‌‍‍‌‍‌‍‍‍‌‍‍‌‍‍‍‌‍‍‌‍‍‍‌‍‍‍‍‌‍‌‍‌‍‌‍‍‌‍‍‍‍‍‍‍‍‍‌‍‍‌‍‍‌‍‌‍‌‍。 機關黨報由于閱讀群體的固化，收入來源也基本上定型。 這實際上在媒介資本運作越來越激烈的情形下增加了風險因素，甚至成為一種拖累。

　　資源浪費比較嚴重。 機關黨報擁有發展成區域性大報的先天優勢，擁有較好的資本資源、土地資源、媒介資源、技術資源等關鍵市場要素，但由于其類型風格固定，很多資源無法得到充分利用，在無形中造成了資源浪費與報業轉型發展機會的流失。

　　其二，以都市報為代表的社會性綜合報。 現狀：慣性下滑、持續萎縮。 我國都市報是當下報業轉型階段受影響較大的報業群體，大有被網絡自媒體所取代的態勢。 收入渠道一再減少，從業人員大量流失，可調動的社會資源急劇下降，除了發展前景變得不明朗外，還給社會增添了不穩定因素。

　　供給側問題：信息可替代性強。 都市報主要內容都是比較親民、市井化的社會新聞，但由于舊新聞生產流程的信息滯后性，發生在受眾身邊的大事小情往往要經由多個環節才能見報，且有信息準入門檻。 而直線、可隨時隨地共享信息的網絡自媒體在這種新聞的傳播上往往會領先一步，形成對報刊媒體的競爭優勢。

　　產能過剩嚴重。 在20世紀中后期到21世紀初的報業黃金時代，由于商業廣告對傳播載體存在巨大需求，各都市報紛紛創立，實際上很多報紙之間的信息登載并沒有較大區分，只因彼時報紙幾乎作為唯一的信息流通渠道，收獲不錯的效益。 而如今，網絡成為信息傳播的主陣地，信息高度重合，都市報彼此之間幾乎沒有競爭力可言，大量“孿生”報紙存在于市場上，侵占、浪費了整個報業的社會資源。

　　欠缺進入網絡市場的社會資源與資本。 受二次銷售模式失靈的影響，各類都市報在收入上嚴重受限，而開拓網絡市場需要大量資本注入。 這一巨大矛盾使都市報的運營陷入僵局，導致都市報大面積破產、倒閉。

　　其三，以行業報為代表的專業性報紙及其他報紙。 現狀：產能過剩，亟待整合。 大量行業功能報的井噴出現，是我國紙媒輝煌時期的特殊現象。 這些行業功能報大多只適合于當時的信息環境，如各種廣播電視報。 這種針對某一行業、某一領域的行業功能報發展至今已幾乎沒有任何發展潛力，其內容已完全被網絡功能所代替，產能過剩問題嚴重，亟待內外部力量進行整合、淘汰。

　　供給側問題：內容可利用價值低。 現在針對某行業如彩票、電視等領域的功能報紙的功能性已完全被更加便捷、全面的手機APP、PC端軟件所取代，行業功能報幾乎沒有存在的價值，成為即將被淘汰的夕陽產業。

　　退市手段原始野蠻。 行業功能報從誕生起就屬于報業中規模較小的報紙類別，在遇到發展瓶頸時，往往沒有相應的能力來應對，退市相對來說成為首要選擇。 我國的報紙退出方式主要是以行政退出為主，表現形式是直接關閉。 其背后不可避免的是人員安排和資產處理問題，如若沒有完善的法律機制和社會保障體制等把關，很容易引發不必要的社會問題和國家財產損失。 [2]

　　2. 經濟學成因分析

　　導致我國報業大面積出現供給側問題，其內外因素有很多，但基本可以歸納在三則經濟學經典理論分析之中。

　　(1)長期安逸，落入“青蛙效應”。 “青蛙效應”是經濟學中的一個經典理論，即人們熟知的“溫水煮青蛙”。 它指一個企業或產業較長時間內處于良好發展狀態，忽視了周圍市場環境的變化，不思進取，最終被市場所淘汰。 我國報業在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借著改革開放的東風迅速發展，各類晚報、都市報、電視報因市場的空白獲得了空前的發展，加之政策的引導、國民思想的解放，我國報業步入了發展的黃金時代，至21世紀初十年都處于一個較為輕松的發展環境中。 這使得我國報業中的大部分主體局限于此，沒有注意到媒體技術革命的“暗流”，時至今日才發現問題的嚴峻性。

　　(2)心存僥幸，違背“鱷魚法則”。 經濟學中的“鱷魚法則”是指當某一產業發現自己的發展背離了市場的方向，必須立即止損，不得有任何延誤與僥幸，否則將會進一步擴大損失。 其實，早在2012年，我國報業供給側弊病所帶來的問題就已初步顯露：CTR的全國城市居民調查數據顯示，2012年以來報紙的日到達率急劇下降，[3]七年間從53.9%大幅下降到2019年的24.2%。 [4]這就是說，在七年間就有超五成的讀者離開了報紙。 彼時，我國報業還尚未如今日這般身陷囹圄，但報業內部卻普遍存在僥幸心理，不愿放棄這塊已耕耘多年、無須多費心思的“風水寶地”。 沒有勇氣走出舒適區，缺少壯士斷腕之勇的報業，最終邁向了邊緣化的結局。

　　(3)錯失時機，現代媒體的“進入壁壘”逐漸升高。 在企業發展過程中，由于市場的不斷變化，各種因素促使其進行相應的產業轉型，而從原產業向目標產業跨越的過程中，企業會遇到既有產業的競爭、新生產方式的適應、資本無效投入等種種困難，這些困難被統稱為企業進行產業轉型的“進入壁壘”。

　　當下，我國報業想要從傳統媒體向現代媒體轉型，需要跨過三個壁壘，即政策壁壘、資金壁壘、技術壁壘。

　　政策壁壘方面，當下我國雖然并沒有對壁壘內部的企業單位有明顯的政策傾斜，但通過對現代媒體利用現代信息技術進行信息傳播活動的進一步規范與限制，在不經意間提高了壁壘外部進入現代媒體范圍的準入標準，使得傳統媒體在轉型過程中有所顧忌。

　　技術壁壘方面，考驗我國報業的并不是新的信息傳播平臺的研發難度問題，而是如何獲得信息受眾的問題。 當下，信息受眾已被幾大媒體平臺分化、瓜分，新的媒體平臺很難再次進入受眾市場進行資源爭奪。 傳統媒體與現代媒體相比也缺少相應的吸引力，這使得傳統媒體在轉型過程中依托已有的現代媒體平臺，增加了報業轉型時及轉型成功后進一步發展的不確定因素。

　　資金壁壘方面，現代媒體紅利這一大塊蛋糕已被早一步進入的幾大媒體平臺寡頭分去了大半，傳統媒體進入這一產業的過程中及進入后，基本都要依靠這些媒體平臺(如微博、微信公眾平臺等)才能生存，這使得我國報業在轉型過程中需要投入更多的成本，但獲利時卻只能參與二級甚至多級分利。

　　同樣是報業的供給側轉型，美國的報刊產業早在十多年前就做出了反應：2008年，《基督教科學箴言報》在創刊一百周年之際宣布放棄紙質版，全部轉為網絡版，這一舉動令全球報界為之震驚，也拉開了美國報業改革的序幕。 而彼時受制于網絡技術的發展，網絡新型媒體尚未形成氣候，報業進行產業轉型的“進入壁壘”相對較低‍‌‍‍‌‍‌‍‍‍‌‍‍‌‍‍‍‌‍‍‌‍‍‍‌‍‍‍‍‌‍‌‍‌‍‌‍‍‌‍‍‍‍‍‍‍‍‍‌‍‍‌‍‍‌‍‌‍‌‍。 隨后，各大主流報紙如《華盛頓郵報》《紐約時報》等相繼增加電子版業務，并在后續幾年中逐步進行經營重心轉移。 2018年eMarketer數據顯示，美國的數字廣告收入已經超過1 000億美元，而同時，報紙廣告收入在十年間已經從高峰時的600億美元降至200億美元。 [2]這使得美國報業跟上了新媒體技術的革新速度，以至于在最近幾年面對各種新型媒介的異軍突起，其始終能在激烈的競爭之中站穩腳跟。 我國報業對于信息傳播線下到線上的發展趨勢反應相對遲緩，未能在網絡媒體產業“進入壁壘”較低時實現規模大、質量好的產業轉型。 當下各種網絡新型媒體借著網絡技術快速發展的東風迅速成長，在產業內部形成了較強的市場控制與關系網絡，報業此時再想完成自己的產業轉型，則需要跨越更高的“進入壁壘”。

　　三、我國報業供給側與需求側協同方向及轉型路徑

　　我國報業實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由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報紙的發展歷程所決定的。 我國報業經歷了三次重大變革：新中國成立初期發展階段、20世紀60年代受挫階段、改革開放蓬勃發展階段。 不難看出，報業作為黨和人民的耳目喉舌，因在維護政治穩定、鞏固意識形態方面的特殊作用，其發展與國家整體規劃息息相關。

　　而如今，報業的供給側問題經歷了長時間、多方面的累積，并非單一的技術革新或是載體變更問題，涉及多種生產要素，是復合型的改革。 想要實現我國報業供給側與需求側的協調平衡，應做到宏觀方向與微觀模式的結合。

　　1. 宏觀：供給側“加碼”助推“蹺蹺板”平衡

　　報業市場之所以陷入桎梏，總體來說就是市場杠桿中的供需兩側出現了嚴重失衡：一方面，需求側的受眾群體對信息的時效性、可讀性、廣泛性的要求越來越高; 另一方面，報業供給側只能給受眾提供跟不上時代需求的產品。 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如今的市場主體已經漸漸圍繞消費者轉向，而報業供給側還遵循著舊式的“以我為主”思維方式，這讓報業市場杠桿完全傾向于消費者一側。

　　就如同蹺蹺板一樣，一端是逐漸邊緣化的“營養不良”的報業，另一端則是“胃口”越來越大的受眾。 隨著受眾在市場上的權重越來越高，他們在信息交流環境中的主動權也越來越大。 當報業所生產的信息產品完全是由受眾所選擇、控制的，其輿論影響的重要功能也就名存實亡，等待報業的最終也只能是淘汰。

　　想要讓蹺蹺板重回平衡狀態，報業集群只能不停地向更輕的一端加重砝碼，抑制市場、資本、消費群體等多種要素流失，通過體制改革、技術革新、人才引進、創新服務模式等具體手段，為虛弱的報業注入營養液，助推市場供給側與需求側重歸平衡。

　　2. 微觀：“6S模式”助力報業供給側重生

　　報業想要在如今波濤洶涌的市場海洋里繼續存活，閉門造車、固守成規是不可取的。 相反，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通過借鑒新興媒體蓬勃發展的“4I模式”(interact、interesting、immediate、integrate)，[5]報業可以將“6S模式”作為讓供給側起死回生的一劑猛藥，即separate(經營獨立化)、sale-modernize(盈利現代化)、sociation(產業集聚化)、social-commonweal(社會公益化)、servitization(服務個性化)、survey(反饋互動化)。 其中，separate作為體制保障，sale-modernize、sociation是生存前提，social-commonweal、servitization、survey則是具體行為。

　　(1)separate(經營獨立化)——政企分離，管辦明確。 把經營獨立化作為報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體制保障，是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所決定的。 1978年，人民日報社因當時的財政撥款入不敷出，報社發展遭遇經濟困境，而信息擁有實現營收的前景，其聯合了當時的其他八家中央新聞單位向財政部打報告，要求實行企業化管理。 于是“事業單位企業化管理”成為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報業的主流經濟體制，在這一體制下，大部分報社成為自收自支的事業單位。 [6]

　　經營上可以自收自支，內部管理上又可以向事業單位靠攏，在運營資本、工作場地、發展方向等市場要素上獲得政策傾斜。 因此，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里，我國報業尤其是各地日報等政黨報業，在事業單位的“溫室”中，憑借著對信息資源的壟斷優勢獲得了十分舒適的生存環境。 但同時，也加深了這些傳統行業等、靠、要的消極思想。 隨著近幾年網絡媒體的快速發展，我國報業失去了固有的信息占有優勢，這一發展模式的弊病進一步凸顯。

　　實行進一步的政企分離，經營獨立化，是對改革開放初期國有企業實行“松綁”的借鑒與發展，是對改革開放的深入實踐。 報業發展“松綁”之后，有利于報業更好更獨立地走向市場，適應市場競爭，提高報刊企業發展的自發性，從而倒逼報業提高自身競爭力，實現自我轉型發展。

　　(2)sale-modernize(盈利現代化)——創新機制，廣開源流。 盈利現代化，是我國報業實現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生存前提。 盈利是企業生存發展的最大目的，是企業維持運營的根本，是企業提高社會效益的保證。 現代社會報業傳統的二次銷售盈利模式已無法滿足其基本的運營資本需求，想要維持報業整體的穩定發展，行業內部必須優化收入組合，廣開源流，增加資本流入渠道。

　　在報紙銷售利潤持續萎縮的情形下，報業應盡快破除“報業=報紙”的傳統思想，將報紙銷售歸為產業收益模塊中的某一單元，降低報紙優先級。 只有實現盈利多元化、現代化，企業才能真正實現現代化管理，真正實現自負盈虧，這是報業進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最大目的。

　　當下經濟模式的多樣性實際上為報業豐富收入項目提供了良好的發展前景與空間，報業可以利用自身在傳統印刷業的固有優勢，提升印刷質量，出版周邊刊物、紀念品; 利用自身社會形象，組織公益活動、體育賽事; 利用已有資本要素，進行市場投資、土地管理、場地外包等運作; 開展網上業務，銷售電子報、電子書、電子信息等線上信息產品，實現現代化盈利。

　　以日本《讀賣新聞》為例，在其實現網絡媒體的轉型后并沒有單純地依靠廣告、流量收入，而是繼續提高印刷質量，出版有紀念、收藏意義的紙質出版物; 舉辦各種線下有益于讀者的活動; 增設宗教版; 增設新穎獨特的麻將專欄、賽馬專欄、黑白漫畫專欄和釣魚專欄等。 [7]《讀賣新聞》注重這種全產業化發展，尋求一種多樣化的組合盈利模式，增強自己的抗風險能力。

　　(3)sociation(產業集聚化)——抱團取暖、建立集群。 產業集聚化是提高我國報業競爭力、實現報業現代化的重要手段。 在報業發展的傳統時期，各區域大報、地方小報處于一種各自獨立的狀態之中，這無疑使我國報業整體的產業力量分散化、薄弱化。

　　而現實中，各種都市報、行業報，本身可以某種功能版面成為官方報紙的組合部分，而各種市級的官方晚報可以通過集聚整合，成為黨政機關大報的重要組成部分，實現報業集聚的樹狀圖——實力最強、規模最大的報企深深扎根，各種功能報作為職能分叉向上發展。

　　實際上，我國報業集團的構建早在20世紀末就已開始：1994年6月10日至12日，國家新聞出版總署在杭州召開全國首次報業集團研討會，《光明日報》《經濟日報》《浙江日報》《南方日報》等十家報社的負責同志參加了會議，論證了組建報業集團的必要性、可行性，提出了組建報業集團要具有傳媒實力、經濟實力、人才實力、技術實力和發行實力五個基本條件。 [8]二十余年過后，我國確實出現了不少實力雄厚的報業集團，做到了區域內的信息資源整合，但這種產業集聚只有在業內真正做到普及化，才能實現整個報業的結構優化整合，真正實現1+1>2的最優效果。

　　(4)social-commonweal(社會公益化)——弱化逐利、強化公益。 報業的社會公益化是我國報業實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具體行為，也是黨對于報業發展方向的具體要求。 2019年2月26日至28日，黨的十九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的決定》，強調從事經營活動的事業單位和面向社會提供公益服務的事業單位推進事企分開，理順同主管部門的關系，推進管辦分離，強化公益屬性，破除逐利機制。 這就要求我國報業在信息傳遞過程中盡快完成從信息販賣者到信息提供者的角色轉變。

　　強化公益屬性、弱化逐利屬性，并不是指報刊產業要放棄利潤收入，而是要求我國報業通過對自身公益責任與盈利功能的優先級調整，理順自身社會職能，明確自身社會位置，實現產業發展的決定性轉向‍‌‍‍‌‍‌‍‍‍‌‍‍‌‍‍‍‌‍‍‌‍‍‍‌‍‍‍‍‌‍‌‍‌‍‌‍‍‌‍‍‍‍‍‍‍‍‍‌‍‍‌‍‍‌‍‌‍‌‍。

　　在信息成本持續走向零點的情況下實現信息提供的公益化，有利于我國報業主動拓寬收入渠道，豐富收入單元，在政策導向下實現報業的轉型升級。 同時，當下國家對媒介的意識形態問題高度重視，不斷探討加強媒體公益事業屬性的可行性，在這種趨勢下，國家利用“看得見的手”建立媒體轉型公益事業的相應扶持政策與體系也是可以預見的。

　　(5)servitization(服務個性化)——受眾優先、私人定制。 傳播學中有一重要概念為選擇性機制，十分適用于當下的新媒體時代。 如今信息傳遞鏈條的主導者已向受眾轉移，人們對于信息不再是被動地接受，而是主動選擇，人們傾向于選擇符合自己價值、喜聞樂見的信息與媒體，而不受選擇的媒體則在這一范圍內遭到淘汰。

　　我國報業要通過供給側結構改革，主動配合市場受眾，吸引讀者(用戶)閱讀興趣以此來擴大信息市場，向供給端加重市場砝碼，實現產業工序杠桿平衡。

　　以《華盛頓郵報》為例，其關注讀者的閱讀興趣，并長期進行各種讀者調查，以保證符合讀者的興趣。 其甚至建立了“用戶參與漏斗”模式，區分一般訪客、經常登錄者和重視用戶，為不同讀者推送不同內容，達到定制化的效果。 該報將62個欄目分化出來，讀者可以在網站上注冊，挑選自己感興趣的板塊進行訂閱，并隨時更改。 這樣的方式大大提高了讀者的閱讀興趣，更能給予讀者一種私人定制的體驗。 [9]

　　(6)survey(反饋互動化)——媒體更新、二次互動。 報業在供給側改革的進程中要把媒介技術的提高作為自己產業轉型升級的主要手段。 應用交互性高、被接受程度強的手機平臺APP、微信公眾號、微博等新媒體平臺是必由之路。

　　我國報業由產生到發展，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 在這個過程中，紙質媒體一直是以主要陣地的角色出現的，如果在短時間內完全放棄紙質陣地，全部轉向網絡新媒體，勢必會增加產業的不穩定因素，還會有損報紙的社會形象。 加之，讀書看報在我國除了作為一種文化符號外，還是一種隱藏的身份符號，如果就此使得紙媒不復存在，也與我國的文化傳統背道而馳，因此我國報業在新媒體的應用過程中總體要遵循“兩個達不到+一個飽和”原則。

　　所謂“兩個達不到”，就是指在報業由依靠傳統媒體作為主要傳播工具向依靠新媒體作為主要傳播工具的轉向過程中，傳統媒體(紙質媒介)在報業傳播方式中的占比，隨時間推移呈逐漸下降的趨勢，但不會完全消失; 新媒體(微信公眾號、社交媒體、直播平臺等)在報業傳播方式中的占比，隨時間推移呈逐漸上升的趨勢，但永遠也達不到飽和的“1”。

　　大體可用兩個反比例函數作為呈現：P1(傳統媒體占比)=1/(t+1); P2(新媒體占比)=-[1/(t+1)]+1。 如圖1所示，只有二者相加，才能達到最終的理想飽和狀態“1”。

　　結語

　　我國報業發展經歷過大大小小的變革，每一次改革都會伴隨著陣痛，但這次向新媒體時代的跨越、供給側結構性的改革，無疑是有史以來最困難的一次。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視域下的報業轉型涉及多方面的社會要素，在實踐過程中也不是逐一擊破而是牽一發而動全身的。 因此，在實踐過程中更要把好方向，用好方法，淘汰落后產能，實現社會功能的關停并轉，加速產業集聚，提高服務效率與質量，實現我國報業整體的現代化。 站在新媒體技術革命新風口，迎接我國報業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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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信息：黃洪珍(1969— )，男，湖南郴州人，湖南科技大學人文學院教授，新媒體研究所所長，主要研究方向：媒介經濟; 何日輝(1994— )，男，湖南郴州人，海南師范大學新聞傳播與影視學院碩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媒介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