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唯物史觀深化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歷史定位》一文包括四個部分，要義是“深化”和“定位”，以對唯物史觀的曲意“解讀”和對社會發展規律的隨意“闡述”作為理論準備，重點是以“置換”的名義修改唯物史觀的基本內容，否定勞動價值論，改變市場經濟和科學社會主義的本質，把市場經濟“定位”于共產主義社會之中‍‌‍‍‌‍‌‍‍‍‌‍‍‌‍‍‍‌‍‍‌‍‍‍‌‍‍‍‍‌‍‌‍‌‍‌‍‍‌‍‍‍‍‍‍‍‍‍‌‍‍‌‍‍‌‍‌‍‌‍。 這實際上是對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的曲解和顛覆‍‌‍‍‌‍‌‍‍‍‌‍‍‌‍‍‍‌‍‍‌‍‍‍‌‍‍‍‍‌‍‌‍‌‍‌‍‍‌‍‍‍‍‍‍‍‍‍‌‍‍‌‍‍‌‍‌‍‌‍。 本文在評論的同時主要闡明：馬克思的唯物主義歷史觀是科學的，修改唯物史觀不可能改變市場經濟的本來性質，不可能否定勞動價值論，也不可能改變作為共產黨人初心的共產主義奮斗目標。

　　關鍵詞：唯物主義歷史觀; 科學社會主義; 勞動價值理論;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資本主義

　　用生產資料的決定性作用解讀唯物史觀歪曲了人類社會的一般規律

　　余文第二章的標題是“‘物質生產力’支配視域下的社會發展規律解讀”。 這里的“‘物質生產力’支配”，就是生產資料支配，就是生產資料在人類社會歷史發展中的決定性作用。 不用說，這種解讀只能是對唯物主義歷史觀的曲解。

　　哲學論文范例：名同實異：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的“物質”概念

　　作者：陳文通

　　(一)共產主義是從馬克思的“兩個偉大發現”得出的科學結論

　　余文一開始就說：唯物史觀既有理論框架可以歸結為：尋找一個邏輯起點——生產力; 確定一種動力機制——生產關系一定要適應生產力; 形成一套解釋體系——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 問題的難點和疑點集中在邏輯起點上：生產力由人和物兩種要素構成，何種要素起主導作用，變成了認識生產力的關鍵所在。 唯物史觀原創理論對此十分明確：物的要素即生產資料支配人的要素即勞動者。 共產主義理想社會的設想正是按照這一基本判斷從邏輯上生成的。 所謂消滅階級、國家消亡，所謂消滅剝削、實現平等，都與上述生產方式的形成聯系在一起。 [1]48

　　余文對馬克思的唯物主義歷史觀的理解和概括，可謂花樣翻新。 開始是用“一對矛盾”“兩種關系”“一個標志”概括“唯物史觀基本內容”; 爾后是打造了一個“社會關系-生產關系-生產力-生產資料”的“唯物史觀的邏輯路線圖”; 現在又勾畫了包括“邏輯起點”“動力機制”“解釋體系”的唯物史觀的“理論框架”。 按照余文的說法，這是馬克思唯物史觀的“既有理論框架”，是“唯物史觀原創理論”。 果真如此嗎? 我們必須加以澄清。

　　1.所謂的“理論框架”并未確切全面體現唯物史觀的精髓

　　從哲學的傳統觀念看問題，馬克思的唯物主義歷史觀著重說明了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關系。 但是，正如我們在前面已經說過的，這遠遠不是唯物史觀的全部基本內容。 余文莫名其妙地將這兩個關系說成是“解釋體系”; 同時，又畫蛇添足地加上了“邏輯起點”和“動力機制”——就其內容來說，已經包含在所謂的“解釋體系”中了。 這里首先需要說明的是：馬克思的唯物主義歷史觀是對人類歷史發展規律認識的結果，并成為馬克思寫作《資本論》的指導思想。 這根本不是一個從頭腦里構思出來的“理論框架”，更不是余文所理解的那樣一個“理論框架”。 余文把唯物史觀歸結為“一個邏輯起點”“一種動力機制”“一套解釋體系”，純粹是故弄玄虛，好像唯物史觀是馬克思坐在書齋里構思出來的。

　　根據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和《〈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等著作中的論述，唯物主義歷史觀的精髓和內在聯系是：首先，作為考察人類歷史的“出發點”的，是“直接生活的物質生產”。 在這種現實的生產過程中，不斷繼承和不斷發展的生產力是人類“全部歷史的基礎”。 這種現實的生產力決定了一定的生產方式，進而決定了一定的交往方式，即市民社會(這種社會不過是人們交互活動的產物)。 人們的社會歷史始終只是他們的個體發展的歷史; 他們的物質關系(物質生產和生活關系)形成他們的一切關系的基礎。 人們在發展其生產力時，即在生活時，也發展著一定的相互關系。 其次，在市民社會的基礎上，即在物質關系的基礎上，一方面，從市民社會作為國家的活動描述市民社會; 另一方面，從市民社會出發，闡明意識的所有各種不同理論的產物和形式——宗教、哲學、道德，并追溯它們產生的過程。 再次，當人們的交往方式不再適合于既得的現實的生產力時，就不得不改變他們繼承下來的一切社會形式。 在新的社會形式中，隨著新的生產力的獲得，人們便改變自己的生產方式。 隨著生產方式的改變，他們便改變作為這一特定生產方式的必然關系的經濟關系，進而改變人們的相互關系。 最后，物質關系和生活條件作為基礎，還有另外一種意義：歷史上周期地重演的革命運動和社會的革命變革，不是取決于“變革的觀念”，而是取決于變革的物質條件，即“全面變革的物質因素”。 一方面是一定的生產力; 另一方面是革命群眾。 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到，余文對唯物主義歷史觀的理解是多么狹窄和膚淺。

　　2.共產主義的結論絕不是從余文的“理論框架”中推演出來的

　　在余文看來，共產主義的結論是從作者所理解的那個“理論框架”得出的，特別是從作者以為的“邏輯起點”出發推演出來的。 這種認識至少包含了雙重錯誤。 首先，共產主義(科學社會主義)的結論是從馬克思的“兩個偉大發現”得出來的。 一方面，唯物主義歷史觀概括了人類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主要是：人類社會是不斷發展變化的，這種發展變化是由生產力推動和生產方式的變革引起的。 每一種生產方式都是合乎規律地出現的，都應當完成它應當完成的歷史任務。 按照這種認識，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歷史上作出了巨大的歷史貢獻，資本主義并沒有原罪，但它也和先前的其他生產方式一樣，都不是永恒的和一成不變的，而是歷史的、變化的、易逝的。 另一方面，剩余價值的發現，說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不過是最后一種對立的生產方式，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矛盾——主要是生產目的和實現這一矛盾的手段之間的矛盾，必然會導致工人失業、兩極分化和經濟危機。 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對于發展生產力的潛力完全發揮出來時，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末日就要來臨了。 這時候，一種正在孕育成長的新的生產方式，必然將取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 這就是“兩個必然”。 這個結論絕不是哲學家推演出來的。 其次，公有制和計劃經濟絕不是從“大機器生產資料”得出來的。 大機器工業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物質基礎。 從工場手工業發展到大機器工業，使剩余價值的生產從絕對剩余價值發展到相對剩余價值，使勞動從形式上隸屬于資本轉變為實際上隸屬于資本，從而使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真正建立在自己的物質技術基礎之上。 古老的資本(高利貸資本、商業資本)早就存在了，資本和雇傭勞動的關系的雛形也早就已經存在了(工場手工業)，但是，真正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建立在大機器工業的基礎之上的。 可以說，沒有大機器工業就沒有資本主義生產方式‍‌‍‍‌‍‌‍‍‍‌‍‍‌‍‍‍‌‍‍‌‍‍‍‌‍‍‍‍‌‍‌‍‌‍‌‍‍‌‍‍‍‍‍‍‍‍‍‌‍‍‌‍‍‌‍‌‍‌‍。 科學社會主義的生產力是從資本主義社會繼承的，因此，大機器工業必然成為科學社會主義的物質基礎。 但是，展望未來，大機器工業只不過是科學社會主義物質基礎的起點。 因此，科學社會主義，從而公有制和計劃經濟，絕不是從大機器工業這種生產資料得出來的。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本矛盾和內在限制，絕不是由大機器工業產生的，而是由勞動和所有權的分離產生的，由資本和雇傭勞動的對立產生的。 馬克思那個時代的工人合作工廠已經說明，當資本家的工廠破產以后，雇傭工人以合作社的方式接收下來，原有的物質條件(大機器工業)便成為合作工廠的物質基礎。

　　(二)共產主義絕不是建立在自然經濟和滿足生存需要的基礎之上的

　　余文在第二章第一節(“‘物質生產力’體現自然經濟時期生產力特色，滿足生存需要成為該時期生產力發展的第一要務”)講了三點，簡要歸納如下：(1)馬克思所處的時代是剛剛轉向商品經濟的時期。 在自然經濟時期，腦力勞動尚未直接進入物質生產，人們所使用的是通過經驗修正和完善的生產資料，馬克思所說的決定生產關系的“物質生產力”指的就是這種生產資料。 馬克思從人的“需要”中切出具有特定含義的“生存需要”，并且將滿足生存需要視為理想社會的目標。 按照這一界定所設想的理想社會模式顯然不能脫離特定時代條件來理解。 (2)大機器初始運用便帶來了經濟危機，無產階級無法獲得生活必需品，生存需要上升為現實壓力。 面對這一尖銳的社會矛盾，當務之急是使無產階級擺脫水深火熱的困境，解決他們的生存需要問題。 因此，馬克思、恩格斯主張通過暴力革命來推翻資產階級。 (3)馬克思把以滿足生存需要為基礎的“按需分配”作為共產主義高級階段的目標。 根據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的論述，可以確認兩點：一是首先強調的是滿足人們的“生存需要”; 二是“生存需要”是其他需要的基礎。 [1]48-50余文還說，馬克思認為，人類社會的“史前時期”將終結于資本主義階段。 按照唯物史觀的初衷，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馬克思、恩格斯的選擇是客觀需要。 馬克思心中一定有一個更為深刻的邏輯：人類歷史中有一種要素在不斷變得強大，該要素越來越成為社會財富的宏大基石。 當馬克思發現大機器生產資料出現的時候，他認為自己找到了這一歷史要素。 他提出公有制計劃經濟，就是為了讓大機器生產資料充分發揮作用。 所謂社會主義革命這種主動選擇，目的也只能是順應大機器生產資料的客觀要求。 [1]50-52

　　余文的意思是說，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科學社會主義)是建立在手工工具和自然經濟的基礎之上的，旨在滿足生存需要，所謂“按需分配”就是滿足生存需要，為此必須以暴力革命推翻資產階級。 在余文看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邏輯是：生存需要得不到滿足的客觀需要—找到創造財富的大機器生產資料—公有制計劃經濟的保證作用—選擇社會主義的暴力革命。 很顯然，這是對科學社會主義乃至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的極大歪曲。

　　1.馬克思所處的時代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處于統治地位的時代

　　余文關于馬克思所處時代的說法——剛剛轉向商品經濟，自然經濟的生產力，腦力勞動尚未直接進入物質生產，通過經驗修正和完善的生產資料——是完全不符合歷史事實的。 而且，余文有意把馬克思的唯物主義歷史觀所說的決定生產關系的“物質生產力”，說成是以這種傳統的落后的生產資料為基礎的。 這些說法是為余文先入為主的觀點服務的。

　　關于馬克思所處的時代是一個什么樣的時代，已經載入史冊。 但余文似乎沒有搞清楚這個歷史背景。 馬克思開始寫《資本論》的時候，已經是19世紀60年代了，《資本論》第一卷是1867年出版的。 在當時的英國，以大機器工業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已經是處于絕對統治地位了，距離英國工業革命的起始年代已經過了整整一個世紀。 英國工業革命始于18世紀60年代，以棉紡織業的技術革新為始，以蒸汽機的改良和廣泛使用為樞紐，以19世紀三四十年代機器制造業機械化的實現為基本完成的標志。 17世紀時，英國資產階級政權的建立促進了資本主義的進一步發展，英國的殖民擴張為資本主義的發展積累了大量的資本，圈地運動為資本主義的發展提供了大量生產所必需的勞動力。 18世紀中期，英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資本主義殖民國家，國內外市場的擴大對工場手工業提出了技術改革的要求，因此以技術革新為目標的工業革命首先發生在英國。 英國工業革命的主要表現是大機器工業代替手工業，機器工廠代替手工工場。 革命的發生并非偶然，它是英國社會政治、經濟、生產技術以及科學研究發展的必然結果，它使英國社會結構和生產關系發生重大改變，生產力迅速提高。 這次革命從開始到完成，大致經歷了一百年的時間，影響范圍不僅擴展到西歐和北美，推動了法、美、德等國的技術革新，而且還擴展到東歐和亞洲，俄國和日本也出現了工業革命的高潮，它標志著世界整體化新高潮的到來。 ①很顯然，馬克思所處的時代，就工業來說是大機器工業已經替代工場手工業的時代，就動力來說是蒸汽時代，就生產方式來說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已經處于統治地位的時代。 十年左右一次的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就是在這種生產力和生產方式條件下發生的。 余文為了否定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而歪曲歷史事實，這就絕不是認識問題了。

　　2.共產主義的目標絕不僅僅是滿足人的生存需要

　　按照余文的說法，共產主義的目標僅僅是滿足人的生存需要。 一方面，馬克思從落后的生產力出發，所滿足的需要僅僅是生存需要。 于是，馬克思從人的“需要”中切出具有特定含義的“生存需要”，并且將滿足生存需要視為理想社會的目標。 另一方面，剛一開始運用大機器生產便帶來經濟危機，無產階級無法獲得生活必需品，生存需要上升為現實壓力。 面對這一尖銳的社會矛盾，當務之急是使無產階級擺脫水深火熱的困境，解決他們的生存需要問題。 這是余文從所謂“自然經濟時期生產力”得出的結論。 這完全是無知妄說。

　　滿足生存需要成為“第一要務”是從虛構的“自然經濟”推演出來的。 余文首先虛構出一個“自然經濟生產力時代”，然后又以此為基礎推演出“生存需要第一要務”。 前面已經指出，馬克思所處的時代，是19世紀中后期，根本不是“自然經濟生產力”的時代，而是英國工業革命持續了一個世紀的時代，是大機器工業占統治地位的時代，是周期性地發生以生產相對過剩為標志的經濟危機的時代，是資本主義生產已經具有世界性(即經濟全球化)的時代，也是英國農業已經資本化的時代。 當時有堆積如山的商品有待出售，以至于不得不到處開拓世界市場‍‌‍‍‌‍‌‍‍‍‌‍‍‌‍‍‍‌‍‍‌‍‍‍‌‍‍‍‍‌‍‌‍‌‍‌‍‍‌‍‍‍‍‍‍‍‍‍‌‍‍‌‍‍‌‍‌‍‌‍。 如果不是因為經濟制度的弊病，根本不會出現絕對貧困現象，滿足生存需要也就不會成為第一要務。

　　人類的需要從來就不僅僅是生存需要。 人類對物質生活資料的需要一開始就是由三種需要——生存需要、享受需要、發展需要——構成的。 生存需要實際上就是保存生命、種的繁衍、簡單勞動力再生產的需要。 單純的生存需要意味著貧窮，充其量能夠解決溫飽生活。 享受需要就是生活不同程度的改善和豐富，超出了簡單勞動力再生產的范疇，在小康生活中就包含了一定的享受需要。 享受需要的增加和富裕生活相聯系。 發展需要指的是人本身的發展——體力的發展、腦力的發展、勞動能力和知識結構全面性的發展、抗自然風險能力的發展，這些都同受教育的程度和醫療衛生的發展相聯系，和打破狹隘的社會分工相聯系。 只是，在人類發展的不同階段，在不同的生產力水平條件下，在不同的生產方式中，各種需要的實際內容、所占比例和階級性質有所不同罷了。 在文明時代的初期，在生產力水平很低的條件下，生存需要自然是基本的; 在高度發達的生產力條件下，享受需要和發展需要越來越成為主要的部分。 只不過，在對立的生產方式中，享受需要和發展需要主要屬于生產資料的所有者和統治者。 生存需要是和享受需要、發展需要結合在一起的。 有許多消費資料既滿足生存需要，也滿足享受需要和發展需要。 馬克思和恩格斯十分關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工人階級的貧困化問題——絕對貧困和相對貧困。 馬克思在《資本論》及其手稿中，考察了他們的生活狀況，恩格斯曾經先于馬克思考察了“英國狀況”——工業發展的狀況和工人階級的狀況。 但是，他們都沒有專門論述過“生存需要”，更不用說像余文煞有介事地說的那樣，從人的“需要”中“切出具有特定含義的‘生存需要’，并且將滿足該需要視為理想社會目標”。 看來，余文特意杜撰出馬克思從人的“需要”中切出“生存需要”，的確有“特定”的考慮，這就是，力圖把馬克思主義創始人所為之奮斗的共產主義社會，描繪成一個僅僅能夠滿足“生存需要”的社會，好像是一個從中世紀向資本主義社會轉變過程中的社會狀態。 這樣一來，不僅共產主義社會的性質完全改變了，無產階級革命的性質也完全改變了。 這應該是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歷史定位進行鋪墊吧!

　　生存需要成為突出的問題完全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造成的。 在當時的西歐，絕對貧困問題，生存需要得不到滿足的問題，根本不是因為處在自然經濟時代，生產力落后，而是因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及其分配方式造成的兩極分化和貧富懸殊; 或者說，這不是基于動物界的生活規律，而是人類社會的規律。 解決這個問題的出路，只能是通過無產階級的革命斗爭，剝奪剝奪者，把過剩的生活資料歸還給無產階級。 恩格斯在談論工人階級生存斗爭時指出：“把動物社會的生活規律直接搬到人類社會中來是不行的。 生產很快就造成這樣的局面：所謂生存斗爭不再單純圍繞著生存資料進行，而是圍繞著享受資料和發展資料進行。 在這里——在社會地生產發展資料的情況下——來自動物界的范疇完全不中用了。 最后，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生產所達到的高度使社會不再能夠消耗掉所生產出來的生活資料、享受資料和發展資料，因為生產者大眾被人為地和強制地拒之于這些資料之外; 因此，十年一次的危機不僅毀滅生產出來的生活資料、享受資料和發展資料，而且毀滅生產力本身的一大部分，以此來重建平衡; 因此，所謂生存斗爭就采取了如下的形式：必須保護資產階級的資本主義社會所生產出來的產品和生產力，使之免遭這個資本主義社會制度本身的毀滅性的、破壞性的作用的影響，辦法是從不能辦到這一點的居于統治地位的資本家階級手中奪取社會生產和社會分配的領導權，并把它轉交給生產者群眾——而這就是社會主義革命。 ”“把歷史看作一系列的階級斗爭，比起把歷史單純歸結為生存斗爭的一些沒有多大差異的階段，要更加富有內容和更加深刻得多。 ”[2]372-373他還說：“人類社會和動物社會的本質區別在于，動物最多是搜集，而人則能從事生產。 僅僅由于這個唯一的然而是基本的區別，就不可能把動物社會的規律直接搬到人類社會中來。 ”“人類的生產在一定的階段上會達到這樣的高度：能夠不僅生產生活必需品，而且生產奢侈品，即使最初只是為少數人生產。 這樣，生存斗爭——我們暫時假定這個范疇在這里是有效的——就變成為享受而斗爭，不再是單純為生存資料斗爭，而是為發展資料，為社會地生產出來的發展資料而斗爭，對于這個階段，從動物界來的范疇就不再適用了。 ”[2]623

　　3.暴力革命是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完成歷史使命為前提的

　　余文強加給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理論的邏輯是：落后的生產力—生存需要成為第一要務—通過暴力革命解決生存問題—通過按需分配實現共產主義的目標。 我們把它簡化一下再翻譯出來就是：絕對貧困和生存問題導致暴力革命，通過供給制的“按需分配”實現原始共同體式的共產主義。 這是對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的共產主義理論的嚴重歪曲和篡改。

　　從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理論來講，共產主義是建立在資本主義生產充分發展的基礎之上的，是以最大限度地實現科學生產為前提的。 也就是說，它是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完成自己的歷史使命(以對立的方式發展生產力)為前提的，是以具備充分的物質條件為前提的。 在當時看來，暴力革命是不可避免的——雖然他們并不排除和平過渡。 當時，他們始終非常明確，即暴力革命僅僅是新社會從舊社會的胎胞里借以產生的助產婆。 如果說人們對暴力革命存在誤解，那絕不是馬克思的過錯。

　　的確，在布朗基時代，西歐(尤其是法國)的無產階級革命具有超階段的性質，即在仍然需要發展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時候就力圖推翻資本主義制度，而且它始終是聲稱代表多數人的少數人的行動。 關于這一點，恩格斯在馬克思的《法蘭西階級斗爭》一書的導言中已經說得清清楚楚了。 但是，在法國革命時代發生的事情，后來又以新的形式在東方的后發展國家重演。 后發展國家社會主義的問題，不在于采取激烈的暴力革命的行動，也不在于奪取政權，甚至也不在于走上一條新的特殊的發展道路，而在于沒有真正搞清楚這種革命的性質，新政權和新社會的性質，以及這條道路不同階段的歷史任務和實現形式。 但是，這種失誤和扭曲，和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理論是毫無關系的。 余文顯然同樣沒有搞清楚問題之所在，反而把問題的根源指向馬克思的唯物史觀，指向共產主義社會的目標，指向暴力革命。

　　4.余文的理論邏輯純粹是編造

　　余文強加于馬克思的理論邏輯，或者說思路，即所謂“生產力落后造成生存危機—大機器生產資料實現按需分配—公有制計劃經濟解決生產的無政府狀態—社會主義革命消滅私有制”的邏輯，已經以不同的方式不止一次地不厭其煩地表達過了。 這不僅邏輯混亂，而且觀點荒謬，充分暴露了其對于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的無知——如果不是有意歪曲的話。 在理論上講，科學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完全是由“兩個偉大發現”——唯物主義歷史觀和剩余價值理論——得出的科學結論，是“兩個必然”客觀規律的表現，發達的生產力已經是歷史前提。 從實踐上說，首先，科學社會主義不是從生存需要得不到滿足出發的(這種情況從奴隸社會就已經存在了)，而是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已經成為生產力的桎梏出發的。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困境，不僅僅表現在工人階級的貧困化、失業和兩極分化上，更重要的是，由它內在的基本矛盾(生產目的和實現目的的手段的矛盾)反復導致的經濟危機，已經到了不能使其起死回生的地步。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問題不是生產力不發展，不是缺乏滿足需要的生產力條件，而是對立的生產方式造成了不合理的分配方式‍‌‍‍‌‍‌‍‍‍‌‍‍‌‍‍‍‌‍‍‌‍‍‍‌‍‍‍‍‌‍‌‍‌‍‌‍‍‌‍‍‍‍‍‍‍‍‍‌‍‍‌‍‍‌‍‌‍‌‍。 一方面是商品的堆積，另一方面是貧困的堆積。 經濟危機導致的生產停滯、企業破產、信用中斷已經大大地破壞了生產力。 其次，大機器工業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物質基礎，是在工業革命中形成和發展的。 大機器工業不是馬克思發現的用來滿足生存需要和消除貧困的手段，真正能夠成為消除社會弊病的武器的，是變革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 再次，社會主義革命絕不是像歷史上的農民起義那樣，是為了解決生活貧困而爆發的，而是為了根本鏟除剝削制度而爆發的。

　　(三)階級劃分的基礎是物質勞動和精神勞動的分離而非腦體分工

　　余文在“‘物質生產’是唯一重要的生產性勞動，腦體分工是客觀存在卻不盡合理的分工現象”一節中說：馬克思認為，滿足生存需要的消費品只能通過物質生產獲得，物質生產因此成為唯一的生產性勞動。 馬克思認為腦力勞動脫離了直接物質生產，客觀上減少了進行物質生產的勞動總量，具有非勞動性質，是一部分人把本應自己承擔的勞動義務強加給他人的結果。 馬克思、恩格斯認為，腦體分工構成階級劃分的基礎。 “分工的規律就是階級劃分的基礎”; 分工就是腦體分工。 馬克思目睹了以資產階級剝削無產階級為特征的腦力勞動者對體力勞動者的剝削，毫不猶豫地站在體力勞動者一邊。 余文認為，馬克思像“盲人摸象”一樣從社會總勞動中“割裂出腦力勞動”。 如果說，腦力勞動者主導了歷史進步的話，那么，體力勞動者則支撐了腦力勞動者的存在。 [1]50-51看來，余文對馬克思的論述的歪曲和篡改已經形成慣性，我們必須對此予以澄清。

　　1.生產勞動是符合一定生產方式的生產目的的勞動

　　余文把“物質生產”說成是“唯一重要的生產性勞動”，這是不正確的。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對“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有一系列專門論述，揭示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本質。 他明確指出，一般意義的“生產勞動”始終存在，無非是勞動者借助于勞動資料作用于勞動對象，生產出滿足人類需要的物質生活資料。 但是，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生產方式，以及由它決定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 所謂“生產勞動”或“生產性勞動”不是一個一般范疇，而是同特定生產方式以及由這種生產方式所決定的生產目的相聯系的范疇。 資本主義的生產勞動不是生產物質產品的勞動，不是生產商品的勞動，而是生產剩余價值的勞動，是生產資本的勞動。 對于資本家來說，生產性不在于能夠生產使用價值，不在于生產商品，而在于能夠生產剩余價值。 生產的具體形式、具體過程和生產的物質形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夠使資本增殖。

　　2.參與物質生產的勞動既包括體力勞動也包括腦力勞動

　　按照余文的說法，在馬克思看來，腦力勞動脫離了直接物質生產，客觀上減少了進行物質生產的勞動總量，具有非勞動性質。 這不是無知妄說就是明目張膽的篡改。 在一切對立的生產方式和社會形態中，例如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確存在著“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對立”，存在著科學和勞動的分離，從而也存在著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在不同人之間的分離。 但是，在任何生產過程中，無論是單個人的勞動過程中，還是“總體工人”(“結合勞動人員”)的勞動過程中，或是大機器工業的工廠中，都既包括體力勞動，也包括腦力勞動; 都離不開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結合，不可能僅僅是體力勞動。 所不同的是，在資本主義的總體結合勞動中，對于每個人來說，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在很大程度上是分離的，每個人只作為總體工人的一個器官起作用。 人類勞動過程中的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經歷了從統一到分離的過程。 馬克思說：“工場手工業分工的一個產物，就是物質生產過程的智力作為他人的財產和統治工人的力量同工人相對立。 這個分離過程在簡單協作中開始，在工場手工業中得到發展，在大工業中完成。 在簡單協作中，資本家在單個工人面前代表社會勞動體的統一和意志，工場手工業使工人畸形發展，變成局部工人，大工業則把科學作為一種獨立的生產能力與勞動分離開來，并迫使科學為資本服務。 ”“在工場手工業中，總體工人從而資本在社會生產力上的富有，是以工人在個人生產力上的貧乏為條件的。 ”[3]418“就勞動過程是純粹個人的勞動過程來說，同一勞動者是把后來彼此分離開的一切職能結合在一起的。 當他為了自己的生活目的對自然物實行個人占有時，他是自己支配自己的。 后來他成為被支配者。 單個人如果不在自己的頭腦的支配下使自己的肌肉活動起來，就不能對自然發生作用。 正如在自然機體中頭和手組成一體一樣，勞動過程把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結合在一起了。 后來它們分離開來，直到處于敵對的對立狀態。 產品從個體生產者的直接產品轉化為社會產品，轉化為總體工人即結合勞動人員的共同產品。 總體工人的各個成員較直接地或者較間接地作用于勞動對象。 因此，隨著勞動過程的協作性質本身的發展，生產勞動和它的承擔者即生產工人的概念也就必然擴大。 為了從事生產勞動，現在不一定要親自動手; 只要成為總體工人的一個器官，完成他所屬的某一種職能就夠了。 上面從物質生產性質本身中得出的關于生產勞動的最初的定義，對于作為整體來看的總體工人始終是正確的。 但是，對于總體工人的每一單個成員來說，它就不再適用了。 ”[3]581-582

　　但是，盡管存在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的分離，每個人從事的勞動也并不是純粹的體力勞動或者腦力勞動，而是以體力勞動為主或者以腦力勞動為主。 而且這些不同的勞動者作為“生產工人”，同資本家的關系都是雇傭勞動者的關系。 馬克思說：“在特殊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許多工人共同生產同一個商品; 隨著這種生產方式的發展，這些或那些工人的勞動同生產對象之間直接存在的關系，自然是各種各樣的。 例如，前面提到過的那些工廠小工，同原料的加工毫無直接關系; 監督直接進行原料加工的工人的那些監工，就更遠一步; 工程師[對生產的物品]又有另一種關系，他主要只是從事腦力勞動，如此等等。 但是，所有這些具有不同價值的勞動能力(雖然使用的勞動量大致上在同一水平上)的勞動者的總體進行生產的結果——從單純的勞動過程的結果來看——表現為商品或一個物質產品。 所有這些勞動者合在一起，作為一個生產集體，是生產這種產品的活機器，就像從整個生產過程來看，他們用自己的勞動同資本交換，把資本家的貨幣作為資本再生產出來，就是說，作為自行增殖的價值，自行增大的價值再生產出來。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特點，恰恰在于它把各種不同的勞動，因而也把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或者說，把以腦力勞動為主和以體力勞動為主的各種勞動分離開來，分配給不同的人‍‌‍‍‌‍‌‍‍‍‌‍‍‌‍‍‍‌‍‍‌‍‍‍‌‍‍‍‍‌‍‌‍‌‍‌‍‍‌‍‍‍‍‍‍‍‍‍‌‍‍‌‍‍‌‍‌‍‌‍。 但是，這一點并不妨礙物質產品是所有這些人的共同勞動的產品，或者說，并不妨礙他們的共同勞動的產品體現在物質財富中; 另一方面，這一分離也絲毫不妨礙：這些人中的每一個人對資本家的關系是雇傭勞動者的關系，是在這個特定意義上的生產工人的關系。 所有這些人不僅直接從事物質財富的生產，并且用自己的勞動直接同作為資本的貨幣交換，因而不僅把自己的工資再生產出來，并且還直接為資本家創造剩余價值。 他們的勞動是由有酬勞動加無酬的剩余勞動組成的。 ”[4]62-63

　　3.構成階級劃分的基礎的是物質勞動和精神勞動的分離

　　按照余文的說法，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腦體分工構成階級劃分的基礎。 這又是歪曲和篡改。 事實上，階級是物質勞動和精神勞動的分離(分工)引起的，而不是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分工引起的。 余文無疑把體力勞動和物質勞動、腦力勞動和精神勞動等同起來了。 我們看看馬克思和恩格斯是怎么論述的。

　　馬克思和恩格斯說：“分工起初只是性行為方面的分工，后來是由于天賦(例如體力)、需要、偶然性等等才自發地或‘自然形成’分工。 分工只是從物質勞動和精神勞動分離的時候起才真正成為分工。 ……從這時候起，意識才能擺脫世界而去構造‘純粹的’理論、神學、哲學、道德等等。 ”[5]82馬克思說：“分工是迄今為止歷史的主要力量之一，現在，分工也以精神勞動和物質勞動的分工的形式在統治階級中間表現出來”; [5]99“物質勞動和精神勞動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鄉村的分離”。 [5]104恩格斯說：“社會分裂為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統治階級和被壓迫階級，是以前的生產不太發展的必然結果。 只要社會總勞動所提供的產品除了滿足社會全體成員最起碼的生活需要以外只有少量剩余，就是說，只要勞動還占去社會大多數成員的全部或幾乎全部時間，這個社會就必然劃分為階級。 在這被迫專門從事勞動的大多數人之旁，形成了一個脫離直接生產勞動的階級，它掌管社會的共同事務：勞動管理、國家事務、司法、科學、藝術等等。 因此，分工的規律就是階級劃分的基礎。 ”“社會階級的消滅是以生產高度發展的階段為前提的，在這個階段上，某一特殊的社會階級對生產資料和產品的占有，從而對政治統治、教育壟斷和精神領導的占有，不僅成為多余的，而且成為經濟、政治和精神發展的障礙。 ”[6]410-411馬克思和恩格斯已經講得很明白，真正的分工是從物質勞動和精神勞動分離的時候才開始的。 恩格斯所說的“分工的規律就是階級劃分的基礎”，其中的“分工”就是指物質勞動和精神勞動的分離。 一部分人從事物質勞動，即生產物質生活資料的勞動; 另一部分人脫離物質勞動，專門掌管社會的共同事務，即勞動管理、國家事務、司法、科學、藝術等等。 物質勞動不等同于體力勞動，物質勞動包括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 精神勞動不等同于腦力勞動，精神勞動是從事精神生產的勞動，在階級社會中，精神生產是統治階級、剝削階級的專利。

　　(四)生產關系的形成取決于生產力和生產方式而不是人的認識

　　按照余文的說法，唯物史觀著重強調了“物質生產力”對形成“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生產關系方面，而低估了生產關系建構中存在的“選擇的、或然的、取決于人們認知能力”的方面。 作為馬克思主義者，面臨當代新的發展事實，顯然可以更為全面、更為準確地解讀歷史規律，使唯物史觀現代化。 這里最為關鍵的問題是重新認識勞動，尤其是重新認識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 [1]52余文的意思是說，唯物史觀不是從人出發，而是從物質生產力出發，因而高估了生產力對形成生產關系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作用方面，而低估了人的認知能力對構建生產關系的能動作用方面。 問題在于對勞動的認識，忽視或者輕視了腦力勞動。 結論是：必須使唯物史觀現代化，問題的關鍵是重新認識勞動。 這里涉及三個問題：(1)人的認知能力對生產關系的形成究竟起多大作用。 (2)馬克思是否輕視腦力勞動。 (3)唯物史觀是否存在需要現代化的問題。

　　1.一定的生產關系必須同一定的生產力相適應

　　生產關系是生產的社會關系，是生產的社會形式。 按照唯物主義歷史觀，生產關系(生產關系的總和)是自然而然地形成的，不“取決于人們”的“認知能力”，不是人為地“建構”出來的，不是人們可以隨心所欲地“選擇”的。 這種自然必然性就在于，生產關系必須始終同現實的生產力相適應。 同生產力相適應，也就是同人類自身發展的程度相適應，同個人的勞動能力(體力和智力)相適應，同人類已經制造出來的生產資料(尤其是勞動資料)的性質相適應，同勞動技藝和科學發展已經達到的水平相適應，同認識和利用自然力的能力相適應，同社會創造和積累的物質財富的狀況相適應，同在這種生產力基礎上形成的生產方式和勞動方式相適應。 但這并不是說人的認知能力對生產關系的形成不起作用，而是說，人的認知能力是第二性的。 事實上，上述若干相適應已經不是機械的、被動的，而是靈活的、能動的。 因此，這里面已經包含了人的認知能力，包含了人類對自然規律、社會發展規律和思維規律的認識。 但這種認知能力不是單個人的能力，而是人類總體的認知能力。 也就是說，人的認知能力只能作為一種合力起作用，這種認知能力的合力就是必然性。 如果現有的生產關系同現實的生產力不相適應了，社會革命就要來臨了，新的生產關系將取代現有的生產關系。 生產關系隨著生產力的發展而變動，是人類社會由低級向高級不斷發展的過程。 這些都是唯物主義歷史觀的題中應有之義。 根本不存在生產關系形成過程中低估人的認知能力的問題。

　　2.馬克思任何時候都沒有輕視腦力勞動

　　所謂馬克思只重視體力勞動的作用，而輕視腦力勞動的作用，純粹是一個偽命題。 任何勞動過程都是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的結合過程，即使最簡單的勞動也是如此。 但是，二者結合的方式和程度可以大不相同。 在自然狀態下，在非對立的生產方式中，體力和智力是不可分割地集中和統一在勞動者的身體之中的。 但是，在對立的生產方式中，物質勞動和精神勞動分離了，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也逐步地發生分離了，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這種分離達到了極端的地步。 在那里，原來作為勞動者技藝的東西轉化為科學因素，隨著勞動和科學的分離，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也發生了很大程度的分離，出現了工程師和操作工人、操作工人和單純的助手的區別。 本來，體力勞動的減少是生產力發展的結果，但是，在對立的生產方式中，這種減少表現為對體力勞動的貶低和歧視‍‌‍‍‌‍‌‍‍‍‌‍‍‌‍‍‍‌‍‍‌‍‍‍‌‍‍‍‍‌‍‌‍‌‍‌‍‍‌‍‍‍‍‍‍‍‍‍‌‍‍‌‍‍‌‍‌‍‌‍。 在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理論家看來，在生產過程中，在價值和剩余價值的創造過程中，體力勞動的作用，從事直接勞動的雇傭勞動者的作用已經變得微不足道了。 但是，這是科學和勞動的分離造成的。 馬克思既沒有特別重視體力勞動的作用，也沒有貶低和歧視腦力勞動的作用，而是揭露和批判對立的生產方式造成的惡果。

　　3.唯物主義歷史觀不存在余文所謂的現代化問題

　　唯物主義歷史觀是同唯心主義歷史觀相對立的，它所揭示和闡明的是人類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是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一般關系。 人類社會的進一步發展，無疑會使我們加深對這些一般規律的認識，豐富這一規律在實踐中的表現，但不會根本改變這些規律本身。 因此，根本不存在通過“重新認識勞動”實現“唯物史觀現代化”的問題。 通過“唯物史觀現代化”“重新認識勞動”構建生產關系，只是余文的一廂情愿。 如果重新認識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只在于確認腦力勞動是支配體力勞動的決定性力量，資本家是腦力勞動者，資本家通過按勞分配積累了更多的財富，資本家的腦力勞動創造了更多的價值和剩余價值，私有制代替公有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代替計劃經濟就是為腦力勞動大顯身手創造體制條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共產主義的題中應有之義，那么，所謂“唯物史觀的現代化”無非是按照資產階級的需要修改唯物史觀，并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異化提供理論依據。 這時候，唯物史觀就不再是唯物史觀，而是十足的唯心史觀，科學社會主義也不再是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而是一些人頂禮膜拜的“民主社會主義”——一種新型的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

　　(五)公有制計劃經濟絕不是直接從大機器生產力得出來的

　　1.所謂的“馬克思的思路”是對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的全面顛覆

　　余文在第二章第三節中首先提出了一個所謂的“馬克思的思路”。 余文說，馬克思的思路是：社會沖突的根本原因是人們不能普遍滿足生存條件的需要，而這與生產發展的一定歷史階段相聯系; 當大機器生產資料出現，“按需分配”生存條件就成為可能; 然而，生產無政府狀態卻導致生產力浪費，唯有代之以計劃經濟才能充分發揮大機器效能; 要實現計劃經濟就必須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 后者只能通過社會主義革命途徑才能做到。 [1]52所謂“馬克思的思路”，可以看作是余文對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另一種形式的簡要概括。 萬變不離其宗的邏輯聯系是：落后的生產力和生存需要得不到滿足—大機器生產使按需分配成為可能—只有通過計劃經濟才能克服市場的無政府狀態—計劃經濟必須以公有制為基礎—只有通過社會主義革命才能做到。 按照這種說法，社會主義革命的起因是生產力落后導致的生存危機，大機器工業為按需分配滿足需要創造了條件，計劃經濟和公有制在于克服生產的無政府狀態。 這一概括也許可以用于某些后發展國家社會主義——例如格瓦拉的社會主義，波爾布特的社會主義。 但是，這和真正的馬克思的思路不僅相去甚遠，而且幾乎是對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的全面顛覆。

　　2.公有制歸根結底是為了實現工人階級乃至全人類的全面解放

　　余文煞有介事地提出這樣的問題：公有制到底是為了生產力需要還是為了生產關系需要? 余文說，似乎有兩個答案：按照唯物史觀，應該是生產力需要——計劃經濟就代表更高水平的生產力; 按照剩余價值理論，應該是生產關系需要——私有制是勞動力商品形成的前提條件，一旦代之以公有制，勞動力商品就不成立了，剝削也就無法形成。 馬克思沒有把公有制功能的兩個方面進行區分，應是刻意所為。 其實，事情應該是一元論的。 公有制原則并非出于生產關系考慮，而是出于生產力考慮; 馬克思是為了計劃經濟需要才主張公有制的，隨著計劃經濟提供了更高生產力水平，人們普遍滿足了生存需要，階級就失去了存在意義。 [1]52-53在這里，余文一方面說公有制的功能“應該是一元論的”，另一方面又說是“出于生產力考慮”而“非出于生產關系考慮”。 這是自相矛盾的。 其實，無論是“一元論”，還是單一生產力考慮，都是不確切的。 更重要的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余文提出的問題和兩種可能的答案都是有目的的和故意的。

　　所謂公有制的兩個功能是故弄玄虛。 根本不存在“公有制的兩個功能”問題，這也不是一元論或者二元論的問題。 無論是“生產力需要”還是“生產關系需要”，都是不確切的和沒有意義的。 一方面，公有制不是凌駕于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上的東西，社會主義公有制本身就是一種生產關系，一種取代資本主義私有制的生產方式。 另一方面，生產力和生產關系處在不同的層次上，它們之間不是并列的關系。 生產力是生產物質生活資料的能力的應用和發揮; 生產關系是生產的社會關系，或者說是生產的社會形式。 這里必須指出，第一，絕不是單純為了實行計劃經濟的需要而實行公有制; 相反，計劃經濟倒是高度發達的生產力和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必然產物和必然要求。 公有制取代私有制是歷史的必然，完全是為了解決勞動和生產條件的分離，解決資本和雇傭勞動的對立，解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本矛盾和內在限制。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問題，不是勞動生產力(率)本身的問題，而是基本矛盾。 就這個意義來說，實行社會主義公有制直接地說是為了變革過時的、不合理的生產關系; 但解決這種過時的和不合理的生產關系本身，又是為了解放生產力和發展生產力，最終使工人階級和勞動大眾獲得全面解放。 第二，實行公有制不是為了解決生存需要。 如果單純為了解決生存需要而實行公有制，那么，現存的生產力一定是非常落后的傳統的生產力，而現實卻已經是大機器工業處于統治地位。 如果在非常落后的生產力基礎上實行公有制，那么，一定是原始共同體類型的公有制，這種社會主義一定是“窮社會主義”——和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毫無關系。 第三，滿足生存需要絕不是消滅階級的標志。 階級的存在固然根源于落后的生產力和不能滿足社會需要。 但是，滿足生存需要絕不是消滅階級的標志。 階級的存在始終同對立的生產方式相聯系，而不是單純同貧窮落后相聯系。 原始共同體社會經常不能滿足生存需要，但沒有階級; 在20世紀中葉普遍存在的“窮社會主義”，同樣沒有階級。 相反，在生產力高度發達的西方國家，生存需要早已經不成問題了，但那里仍然存在階級，而且在近20年來，貧富懸殊加劇，階級矛盾進一步尖銳化。

　　把唯物史觀和剩余價值論對立起來是完全錯誤的。 余文說：“按照唯物史觀，應該是生產力需要”; “按照剩余價值理論，應該是生產關系需要”。 這樣一來，就把唯物史觀和剩余價值理論對立起來了。 這是一個一箭雙雕的陷阱。 如果肯定“生產力需要”，就必須否定剩余價值理論; 反之，如果肯定“生產關系需要”，就必須否定唯物史觀。 唯物史觀的要義是存在決定意識，物質決定精神; 生產的社會形式同生產力相適應，上層建筑和意識形式同經濟基礎相適應。 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結論不是直接從唯物史觀中得出來的，而是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已經成為生產力的桎梏得出來的‍‌‍‍‌‍‌‍‍‍‌‍‍‌‍‍‍‌‍‍‌‍‍‍‌‍‍‍‍‌‍‌‍‌‍‌‍‍‌‍‍‍‍‍‍‍‍‍‌‍‍‌‍‍‌‍‌‍‌‍。 而共產黨人的理論歸結為“消滅私有制”。 很顯然，這里既把生產力作為出發點和落腳點，也把生產關系同生產力相適應看作問題的關鍵。 剩余價值理論的核心是闡明價值的本質和源泉，確認商品價值不過是社會勞動，只有生產商品的活勞動創造價值和剩余價值。 這一理論不在于否定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而在于說明它同樣是一種對立的生產方式，是榨取勞動者剩余勞動的一種特殊形式。 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同生產力相適應的時候，剩余價值的生產就是不可避免的。 只有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成為生產力的桎梏時，剩余價值理論才成為社會主義革命的理論依據。 可見，這里不存在剩余價值理論是“生產關系需要”這樣的問題。

　　3.階級斗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絕非來源于計劃經濟

　　余文說，無產階級專政作為強制性的政治權力，可以大刀闊斧地完成所有制從私有制向公有制的轉變; 而要獲得無產階級專政，只能依靠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斗爭。 這樣的政治路線圖是：計劃經濟—公有制—無產階級專政—階級斗爭。 馬克思在大量著述中，都展示了這一設想。 而該設想的原點還是唯物史觀的邏輯路線圖：社會關系—生產關系—生產力—生產資料。 生產資料成為衡量理想社會能否到來的物質根據。 當大機器生產出現的時候，馬克思、恩格斯就認為，實現理想社會的時機已經成熟。 政治選擇取決于：資本主義無法接納大機器生產力，經濟危機就證明了這一點。 [1]53余文曾經為我們描繪了一條“唯物史觀的邏輯路線圖”，現在又從這個邏輯路線圖導出一條“政治路線圖”。 這個路線圖告訴我們，階級斗爭和無產階級專政來自計劃經濟，而根源是“資本主義無法接納”的“大機器生產”。 所有的“罪過”都是唯物主義歷史觀。 這就不僅僅是奇談怪論的問題了。

　　所謂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治路線圖”，純粹是唯心史觀。 首先，計劃經濟并不是社會變革的出發點和落腳點，而是這一變革的必然結果。 按照馬克思的理論，革命變革的起因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已經成為生產力的桎梏，革命變革的出發點是“剝奪剝奪者”，并改變生產資料的資本性質，從而消滅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資本和雇傭勞動的關系)，消除經濟關系的對抗性質。 革命變革自然是無產階級推翻資產階級的階級斗爭，在革命變革的過程中，在政治上的過渡時期，不能不實行無產階級專政。 但是，無產階級專政僅僅是實現這種轉變和過渡的政治形式。 革命變革的任務一旦完成，階級斗爭和無產階級專政就成為不必要的了。 其次，階級斗爭絕不是計劃經濟引起的。 把階級斗爭和無產階級專政歸咎于計劃經濟，簡直連形式邏輯都不講。 計劃經濟僅僅是社會總勞動按照社會需要按比例分配借以實現的形式。 之所以采取計劃調節的實現形式，而不采取交換價值的實現形式，是因為經濟條件不同。 當開展無產階級革命的時候，甚至當無產階級專政已經建立的時候，正是“剝奪剝奪者”的時候，也就是說，社會主義公有制計劃經濟還在建立的過程中。 當公有制已經建立起來，進而實行計劃經濟的時候，階級斗爭已經停止了，無產階級專政的任務已經完成了。 再次，大機器工業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物質基礎，相對剩余價值的生產就是建立在大機器工業的基礎之上的。 所謂“資本主義無法接納大機器生產”純粹是無稽之談。 沒有大機器工業，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就沒有建立在自己的物質技術基礎上。 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并不是根源于大機器工業，而是根源于它的基本矛盾——主要是生產目的(剩余價值)和實現手段(提高勞動生產力)的矛盾。 大機器工業根本不是衡量共產主義的實現條件是否成熟的根據和標志，而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存在的條件，確切地說，是判斷勞動是否從形式上隸屬于資本已經轉變為實際上隸屬于資本的標志。 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到，余文經常用后發展國家社會主義的情況去解釋和說明馬克思的基本理論。 但這只會導致理論上的混亂。

　　(六)所謂的“三性”對于論證“政治路線圖”毫無意義

　　余文為了說明強加于馬克思的所謂“政治路線圖”，相繼祭出了精心杜撰出來的“三性”——大機器的二重性、計劃經濟的二元性、計劃經濟條件的兩面性。 但是，這“三性”對于說明這個所謂的“政治路線圖”毫無意義。

　　1.大機器生產資料的作用主要不在于生產自動化和勞動簡單化

　　余文說，大機器生產資料的作用具有二重性：一是生產方式自動化; 二是勞動方式簡單化。 [1]53這里所說的“大機器生產資料”，無非是作為工業革命產物的組合工具機、傳動裝置和發揮動力作用的蒸汽機，以及由它們構成的自動機器體系。 相對于工場手工業而言，自動機器體系的確實現了生產的自動化和勞動的簡單化。 但這“兩化”遠沒有確切反映大機器工業的劃時代作用和意義。 生產方式自動化凸顯的是動力機器和傳動裝置的作用，而沒有凸顯工具機革命的作用; 勞動簡單化僅僅是就看管機器的直接勞動而言的，并不適合于復雜勞動和高級勞動。 這個“二重性”都是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范圍內表現出來的，和所謂的“政治路線圖”毫無關系。

　　根據馬克思的論述，大機器工業引起的變革和發揮的作用主要是：(1)工具機成為18世紀工業革命的起點。 “所有發達的機器都由三個本質上不同的部分組成：發動機，傳動機構，工具機或工作機。 發動機是整個機構的動力。 ”“機器的這一部分——工具機，是18世紀工業革命的起點。 ”[3]429“作為工業革命起點的機器，是用這樣一個機構代替只使用一個工具的工人，這個機構用許多同樣的或同種的工具一起作業，由一個單一的動力來推動，而不管這個動力具有什么形式‍‌‍‍‌‍‌‍‍‍‌‍‍‌‍‍‍‌‍‍‌‍‍‍‌‍‍‍‍‌‍‌‍‌‍‌‍‍‌‍‍‍‍‍‍‍‍‍‌‍‍‌‍‍‌‍‌‍‌‍。 ”“17世紀末工場手工業時期發明的、一直存在到18世紀80年代初的那種蒸汽機本身，并沒有引起工業革命。 相反地，正是工具機的創造才使蒸汽機的革命成為必要。 ”[3]431-432(2)大工業使生產方式的起點由勞動力轉向勞動資料。 “生產方式的變革，在工場手工業中以勞動力為起點，在大工業中以勞動資料為起點。 ”[3]427(3)工具機代替手工工具使發動機擺脫了人的限制。 “只是在工具由人的有機體的工具轉化為一個機械裝置即工具機的工具以后，發動機才取得了一種獨立的、完全擺脫人力限制的形式。 ”[3]434“勞動資料取得機器這種物質存在方式，要求以自然力來代替人力，以自覺應用自然科學來代替從經驗中得出的成規。 ”[3]443(4)機器作為大工業特有的生產資料實現了用機器生產機器。 “大工業必須掌握它特有的生產資料，即機器本身，必須用用機器來生產機器。 ”[3]441(5)大機器工業實現了從絕對剩余價值的生產發展到相對剩余價值的生產。 “機器生產相對剩余價值，不僅由于它直接地使勞動力貶值，使勞動力再生產所必需的商品便宜，從而間接地使勞動力便宜，而且還由于它在最初偶爾被采用時，會把機器占有者使用的勞動轉化為高效率的勞動，把機器產品的社會價值提高到它的個別價值以上，從而使資本家能夠用日產品中較小的價值部分來補償勞動力的日價值。 因此，在機器生產還處于壟斷狀況的這個過渡時期，利潤特別高，而資本家也就企圖盡量延長工作日來徹底利用這個‘初戀時期’。 ”[3]467-468(6)機器體系表現為雙重特征(主體和客體的不同)和具有雙重作用(大規模應用和資本主義應用)。 英國經濟學家尤爾對自動工廠的描繪包含著兩種說法：一種是協作的工人看管機器體系; 另一種是由單個機器和工人組成的自動機從屬于同一個自行發動的動力。 對此，馬克思指出：“這兩種說法決不是相同的。 在前一種說法中，結合總體工人或社會勞動體表現為積極行動的主體，而機械自動機則表現為客體; 在后一種說法中，自動機本身是主體，而工人只是作為有意識的器官與自動機的無意識的器官并列，而且和后者一同從屬于中心動力。 第一種說法適用于機器體系的一切可能的大規模應用，第二種說法表明了機器體系的資本主義應用從而表明了現代工廠制度的特征。 ”[3]483(7)自動工廠中勞動的分工同機器體系的要求相適應。 “就分工在自動工廠里重新出現而言，這種分工首先是把工人分配到各種專門化機器上去，以及把大群并不形成有組織的小組的工人分配到工廠的各個部門，在那里，他們在并列著的同種工作機上勞動，因此，在他們之間只有簡單的協作。 工場手工業的有組織的小組被一個主要工人同少數助手的聯系代替了。 重大的差別是實際操作工作機的工人(包括某些看管發動機或給發動機添料的工人)和這些機器工人的單純下手(幾乎完全是兒童)之間的差別。 所有‘feeders’(單純給機器添勞動材料的人)或多或少地都算在這種下手之內。 除了兩類主要工人外，還有為數不多的負責檢查和經常修理全部機器的人員，如工程師、機械師、細木工等等。 這一類是高級的工人，其中一部分人有科學知識，一部分人有手藝，他們不屬于工廠工人的范圍，而只是同工廠工人聚集在一起。 這種分工是純技術性的。 ”[3]483-484(8)在以機器體系為基礎的生產過程中，智力同體力勞動相分離。 “生產過程的智力同體力勞動相分離，智力轉化為資本支配勞動的權力，是在以機器為基礎的大工業中完成的。 變得空虛了的單個機器工人的局部技巧，在科學面前，在巨大的自然力面前，在社會的群眾性勞動面前，作為微不足道的附屬品而消失了; 科學、巨大的自然力、社會的群眾性勞動都體現在機器體系中，并同機器體系一道構成‘主人’的權力。 ”[3]487(9)在機器體系的基礎上建立了兵營式的工廠制度。 “工人在技術上服從勞動資料的劃一運動以及由各種年齡的男女個體組成的勞動體的特殊構成，創造了一種兵營式的紀律。 這種紀律發展成為完整的工廠制度，并且使前面以及提到的監督勞動得到充分發展，同時使那種把工人劃分為勞工和監工，劃分為普通工業士兵和工業軍士的現象得到充分發展。 ”[3]488(10)機器將工人階級轉化為過剩人口并使其處于貧困狀態。 “勞動資料一作為機器出現，就立刻成了工人本身的競爭者。 資本借助機器進行的自行增殖，同生存條件被機器破壞的工人的人數成正比。 ……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就這樣被機器轉化為過剩的人口……在機器逐漸地占據某一生產領域的地方，它給同它競爭的工人階層造成慢性的貧困。 ”[3]495-496我們通過比較就可以看出，余文所謂的大機器的“二重性”是多么的相形見絀。

　　2.計劃經濟的作用本質上是社會所有制和共同生產的要求

　　余文說，計劃經濟資源配置具有二元性：一是建立生產與消費一致性; 二是均衡平等進行社會分工。 余文解釋道：首先，計劃經濟對資源配置體現在建立生產與消費的一致性方面。 針對資本主義生產無政府狀態所帶來的生產過剩危機，必須運用計算方式判斷生產能力和消費需要。 從社會主義國家的實踐看，計劃經濟后期普遍強化統計和監控力度，帶來“管理過剩”局面，應該說與此有關。 市場經濟把資源配置交由市場機制決定，無疑在理念上勝過一籌，是效果好、成本低的選擇。 其次，計劃經濟對人力資源配置側重在分工領域的社會平等原則。 當代事實顯然超出了馬克思所針對的時代。 就腦體分工關系而言，與體力勞動直接面對物質對象不同，腦力勞動面對的是精神對象。 如果說，體力勞動是人皆可為的勞動方式的話，那么，腦力勞動則只有經歷了訓練過程的那部分人才可勝任。 [1]53-54

　　上述說法既不準確、不深刻，也不科學。 首先，在馬克思的經濟理論中，共產經濟的有組織有計劃的調節和資本主義經濟的交換價值調節根本沒有可比性，它們分別適合于不同的生產方式。 其次，后發展國家的所謂計劃經濟和馬克思所說的有計劃的調節根本不是一回事，不能將二者混為一談，更不能以此作為貶低和否定計劃調節的根據。 再次，無論是計劃調節還是市場調節，體現的都是一定的經濟關系，都是由一定的經濟條件決定的，絕不能把它們看作是可以任意選擇的方法和手段。 除此之外，附帶指出：(1)就計劃經濟來說，講“生產與消費一致性”不如講“在生產和消費之間建立直接的聯系”更確切‍‌‍‍‌‍‌‍‍‍‌‍‍‌‍‍‍‌‍‍‌‍‍‍‌‍‍‍‍‌‍‌‍‌‍‌‍‍‌‍‍‍‍‍‍‍‍‍‌‍‍‌‍‍‌‍‌‍‌‍。 計劃經濟的本質是消除了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通過社會的方式實現了勞動的直接交換。 (2)經濟危機并不是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帶來的，而是由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本矛盾造成的。 由生產的盲目性導致的供求失衡，可以通過市場機制(供求、價格、競爭)得到糾正。 (3)所謂“均衡平等進行社會分工”的說法很不確切。 共產主義要解決的不是社會分工的“均衡平等”，而是消滅社會分工本身。 社會分工根源于對立的生產方式，根源于貧困和兩極分化，根源于科學和勞動的分離，而不是生產的無政府狀態，絕不是計劃經濟本身可以解決的。

　　3.計劃經濟不過是共產經濟在交換方式上的表現

　　余文說，計劃經濟實行的條件包括兩方面：一是生產資料公有制原則; 二是經濟信息準確性原則。 這就是所謂的“計劃經濟實行條件的兩方面”。 [1]54毫無疑問，“計劃經濟實行條件的兩方面”僅僅同余文中的計劃經濟相聯系。 余文中的計劃經濟要解決的問題有二：一是消除經濟危機，二是實現按需分配。 這兩個“問題”都不是馬克思的計劃經濟(社會統一組織和有計劃的調節)所要解決的問題。 計劃經濟所要解決的問題，就是社會所有制、共同生產、聯合勞動要解決的問題，計劃經濟不過是這種共產經濟關系的必然要求和必然產物。 其中，生產的無政府狀態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產物，一旦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不存在了，無政府狀態也就不存在了。 更何況，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無政府狀態可以通過價值規律和市場機制加以調節。 按需分配和共產經濟相聯系，是由共產主義生產方式決定的，不需要從分配方式方面單獨提出按需分配的任務。 至于余文所說的按需分配，即解決生存需要的問題，就更不是共產主義計劃經濟的任務了。

　　所謂“計劃經濟實行條件的兩方面”，都是不成立的。 首先，不是主觀設定的計劃經濟要求什么樣的條件，而是計劃經濟在何種條件下可以產生，且有必要。 不是任何公有制都要求和有可能實行計劃經濟，建立在落后生產方式基礎上的公有制(例如原始共同體)不可能產生計劃經濟的要求。 準確的信息并不構成一個獨立的條件，它是高度發達的生產力和社會所有制的題中應有之義。 其次，不是根據計劃經濟的要求實行公有制，也不是根據公有制的要求實行無產階級專政。 這種思路和邏輯不僅是顛倒的，而且最有可能發生的是經濟關系超階段。 實踐證明，如果在落后的生產力基礎上，主觀主義地確定計劃經濟，然后通過社會主義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為計劃經濟創造公有制的條件，是注定要失敗的。

　　(七)余文對唯物史觀的解讀和得出的結論都是錯誤的

　　余文在所謂“計劃經濟實行條件的兩方面”部分，對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及其邏輯結論，以新的方式(即科學社會主義目標的角度)再一次作了隨心所欲的解讀。 我們不得不給予關注。

　　1.余文對唯物史觀的解讀充滿了普遍和系統的歪曲

　　余文說：唯物史觀所指向的科學社會主義目標形成了完整邏輯：時代事實展現的矛盾是，“大機器生產資料—資本主義私有制—生產無政府狀態—經濟危機”; 化解矛盾的基本思路是，“大機器生產資料—社會主義公有制—計劃經濟—按需分配”; 實現后者依循的策略是，“階級斗爭—無產階級專政—所有制變革”。 余文再一次地老調重彈說，唯物史觀對物質生產力地位的確認，構成上述邏輯起點，也成為上述邏輯展開的主線。 唯物史觀的計劃經濟指向，著意在充分發揮大機器生產資料的作用，而這一結論顯然針對的是生產力要求。 馬克思把物質生產力視為生產力標志，生產資料公有制意味著社會掌控生產力。 計劃經濟致力于充分發揮生產資料的作用，這反映了唯物史觀一向重視生產力的原則。 但是，計劃經濟落敗于市場經濟，則證明其沒有找準生產力第一致動要素。 于是，余文斷言：唯物史觀用物質生產力標志生產力的方式具有時代局限性。 這是因為，馬克思的時代是自然經濟向商品經濟過渡的時期，其顯著特征是：腦力勞動主體部分仍然滯留在社會管理領域; 少數腦力勞動進入物質生產過程(例如研制蒸汽機)，剛剛開始影響社會生產力。 馬克思、恩格斯一方面高估了大機器對建構理想社會的價值和意義，另一方面又固化了大機器的生成機制，以至于既放棄了重新認識腦力勞動作用的歷史機遇，又失去了重新認識市場經濟作用的理論機遇。 [1]54-55

　　把余文的觀點簡要概括起來就是：馬克思囿于時代(從自然經濟向商品經濟過渡時期)的局限性，過分強調體力勞動的作用，忽視和貶低腦力勞動，因而沒有找準生產力第一致動要素，把物質生產力(即生產資料)而不是腦力勞動的生產力作為生產力的第一致動要素和標志，進而高估了大機器生產的作用。 為了充分發揮生產資料的作用，避免無政府狀態和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錯誤地選擇了計劃經濟，而不是市場經濟。 為了實行計劃經濟又必須實行公有制。 為了實行公有制又必須進行階級斗爭和實行無產階級專政。 結果是計劃經濟落敗于市場經濟。 一言以蔽之，在余文看來，馬克思的唯物主義歷史觀存在時代的局限性，與現實不符，核心是忽視和貶低腦力勞動，導致對市場經濟的認識不正確，根子是“沒有找準生產力第一致動要素”。 而出路就是余文后面將要說的修改唯物史觀：一是“生產力置換”; 二是“市場經濟定位”。 在這里，余文不僅誤解和篡改了一些范疇的內涵，混淆了兩種不同的計劃經濟，而且違背了歷史事實。 我們可以說，余文對唯物史觀的解讀充滿了普遍的和系統的歪曲。

　　這里著重指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本矛盾，根本不是“大機器生產資料—資本主義私有制—生產無政府狀態—經濟危機”這種邏輯關系; 解決基本矛盾的途徑和形式，也不是“大機器生產資料—社會主義公有制—計劃經濟—按需分配”。 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是生產目的(剩余價值)和實現手段(發展生產力)的矛盾，其根源是資本和雇傭勞動的對立，其集中表現是工人失業、兩極分化、生產過剩——經濟危機。 問題不是來自大機器生產，不是一般的私有制，不是無政府狀態，而是勞動和所有權的分離，資本和雇傭勞動的對立，生產目的和生產手段的對立。 解決基本矛盾的根本之點在于，在高度發達的生產力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完成歷史使命的基礎上，改變生產的物質條件的資本性質。 共產主義的本質是共同占有、共同生產和聯合勞動，共產主義的社會形態是自由人聯合體; 計劃經濟和按需分配(不是余文所說的滿足生存需要的按需分配)不過是共產主義社會所有制的題中應有之義。

　　2.余文從對唯物史觀的錯誤解讀中得出的結論同樣是錯誤的

　　在第二章的末尾，余文闡述了所謂“馬克思唯物史觀對當代的啟示和邏輯發展”。 余文說：馬克思對生產資料的倚重，與他發現了科學力作用有關，但遺憾的是，他把科學力靜態化了，只看到大機器狀態，就認為可以實現理想社會了‍‌‍‍‌‍‌‍‍‍‌‍‍‌‍‍‍‌‍‍‌‍‍‍‌‍‍‍‍‌‍‌‍‌‍‌‍‍‌‍‍‍‍‍‍‍‍‍‌‍‍‌‍‍‌‍‌‍‌‍。 實際上，大機器出現恰恰是一個開始，宣示人類腦力勞動正式進入了物質生產過程，腦力勞動大展宏圖還在后面。 馬克思時代人類經歷的是第一次工業革命，21世紀人類正面臨第四次工業革命，而且以后還會進行多少次這種科技革命，人們根本沒有辦法預期。 可以肯定的僅僅是：人類在科學技術領域的持續進步具有無限空間。 因此，把人類對理想社會的追求僅僅與滿足生存需要聯系起來，不如把它與生命自由目標聯系起來。 這樣一來，對歷史規律的解讀就很難與生產資料這種客體要素聯系在一起，而應該與勞動能力這種主體要素聯系在一起。 唯物史觀推出生產資料作為表述歷史規律的要素，生產資料公有制和計劃經濟是其理想社會的標配; 而深化唯物史觀需要推出勞動能力作為表述歷史規律的要素，勞動方式腦力化和交往關系全面化是理想社會的標配。 [1]55

　　上述余文的主要觀點是：馬克思只看到大機器，而沒有看到腦力勞動。 他把共產主義社會的目標僅僅和滿足生存需要聯系起來，而不是與生命自由聯系起來。 馬克思把生產資料公有制和計劃經濟看作是理想社會的標配，而不是把勞動方式腦力化和交往關系全面化看作是理想社會的標配。 為此，深化唯物史觀需要推出勞動能力作為表述歷史規律的要素。

　　余文翻過來調過去的話完全是無的放矢，都是違背事實的，是強加于馬克思的。 馬克思講的物質生產力，就是勞動生產力，而勞動作為“總體結合勞動”，既包含體力勞動，也包含腦力勞動; 既包含一般工人的勞動，也包含工程師的勞動; 在機器體系中，在直接生產過程之外，還包含科學家的勞動。 未來的共產主義社會就是以這樣的物質基礎為起點的。 共產主義的經濟關系(共同占有、共同生產、聯合勞動)否定了私有制，否定了資本和雇傭勞動的對立，為生產力的發展創造了更好的條件。 共產主義社會的目標不是單純滿足生存需要，而是滿足人的全部需要，是人的自由全面發展。 因此，根本不存在“理想社會的標配”存在錯誤的問題，根本不需要在“深化唯物史觀”的名義下去修改唯物史觀。

　　余文接著還說，上述邏輯過程(即余文區別于馬克思的邏輯過程)一定程度上為中國的社會主義改革提供了一種宏觀支持。 中國的改革不像某些人輕描淡寫地說的那樣，僅僅是一種經濟體制調整，而且這種調整能夠沿用多長時間還要拭目以待; 這一改革已經涉及到理念層面，馬克思主義追求理想社會的目標沒有變，但目標解讀或尺度發生了變化，與此一致，發展途徑也需要變化。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歷史方位需要在上述認識的基礎上重新認定。 規律層面的解讀既然出現不同，相應調整就難以避免。 [1]55

　　在這里，余文毫不掩飾地告訴我們：中國的改革，最重要的不是經濟體制的調整，而是理論層面的變革。 主要包括：重新解讀唯物主義歷史觀; 重新解讀馬克思提出的共產主義社會的奮斗目標和尺度; 改變中國的發展途徑(也就是發展道路); 重新認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歷史方位。 顯然，這種“理論變革”是在“唯物史觀深化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歷史定位”的名義下進行的，但實際上，這已經不是單純對唯物史觀的修改，更不是在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范圍內的理論創新，而是對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的全面修改; 這種修改也并非僅僅是為我國的市場化改革提供理論支撐，而是為新的“發展途徑”提供理論支撐。 這就是余文從對馬克思的唯物史觀的解讀中得出的最重要的結論和啟示。

　　這里著重指出，馬克思對人類社會一般發展規律的認識，對資本主義經濟規律的認識，對未來社會發展趨勢的認識，都是科學的。 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沒有什么可以修改的。 共產主義的目標和實現途徑是從“兩個必然”和“兩個決不會”得出來的，是不可能根本改變的; 否則，唯物史觀和共產主義理論就被推翻了。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可以成為后發展國家實現人類社會第二階段(物的依賴關系階段)歷史任務的特殊形式，但它既不可能根本改變這一歷史任務本身，也不可能根本改變這個階段的歷史定位。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確有一定的特殊性，但它的“歷史方位”就是一般市場經濟的歷史方位。 市場經濟本質上是資本主義經濟，市場經濟的基本特征就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本特征，市場經濟不可能成為共產主義社會的經濟形式。

　　3.所謂唯物史觀排除活勞動的作用純粹是捏造

　　余文說，唯物史觀最值得玩味的是對活勞動作用的逐步排除。 歷史在此基礎上被歸結為一種客觀力量的成長，后者將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不是活勞動，而是死勞動成為人類共享資源。 一些人固守馬克思“死勞動不創造價值只轉移價值”的結論，忘記了馬克思是為了反對剝削而作出這一判斷的; 在歷史觀方面，馬克思的結論正相反：死勞動越來越發揮決定性作用。 [1]55

　　在余文看來，馬克思在價值理論和歷史觀方面是相反的和矛盾的：一方面認為，活勞動創造價值; 另一方面認為，死勞動發揮決定性作用。 唯物史觀排除了活勞動的作用，而發揮重要作用的是“客觀力量”，即死勞動，生產資料。 因此，固守馬克思的“死勞動不創造價值只轉移價值”的結論是錯誤的，馬克思是為了反對剝削才作出這一判斷的。 余文在這里著重想說的是，死勞動也創造價值，因為死勞動(例如機器)的作用越來越大。 很顯然，余文把價值的源泉和生產要素在生產過程中提高勞動生產力的作用混為一談了。 這里首先指出，把唯物史觀和勞動價值論對立起來是完全錯誤的。 唯物史觀根本沒有排除活勞動的作用，社會勞動生產力的源頭是活勞動; 勞動價值論也沒有否定物化勞動在生產過程中生產使用價值的作用，而使用價值是價值的物質承擔者; 物化勞動不過是過去勞動，是曾經創造過價值的勞動。 創造價值的唯一源泉是生產過程中雇傭勞動者的活勞動，而不是非活勞動要素。 但是，提高勞動生產力的因素是多方面的，除了勞動者的能力和素質以外，還包括生產資料的規模和效能，勞動的社會結合，通過科學利用自然力，等等。 在人類歷史上起決定作用的是社會勞動生產力的不斷發展。 無論是活勞動還是死勞動，都是提高勞動生產力的要素。 在馬克思的歷史觀中，根本不存在是活勞動還是死勞動起決定性作用的問題。

　　4.俄國革命的實踐絲毫沒有突破唯物主義歷史觀

　　余文說，社會主義者需要解決的思想認識問題是：是否能夠認同唯物史觀的邏輯路線圖? 或者說，是否接受唯物史觀對生產資料作用的判斷? 學界在這個問題上是曖昧的。 之所以如此，是因為自列寧開始，社會主義運動主體就轉向了落后民族，而后者恰恰缺乏先進的生產資料。 而這一要素的物質性，幾乎擠掉了任何解釋空間。 當年，面對第二國際理論家的攻訐，列寧把唯物史觀所要求的“物質生產力”，置換為“文化水平”，進而把唯物史觀設定的生產關系，調整為指向該目標的政治權力‍‌‍‍‌‍‌‍‍‍‌‍‍‌‍‍‍‌‍‍‌‍‍‍‌‍‍‍‍‌‍‌‍‌‍‌‍‍‌‍‍‍‍‍‍‍‍‍‌‍‍‌‍‍‌‍‌‍‌‍。 這充分表明列寧不是以本本行事的革命家。 他對唯物辯證法的運用，拓展了唯物史觀的解釋空間。 回避物質生產資料標準，代之以具有彈性的文化水平，創造了歷史。 蘇聯的誕生和繼起的中國革命，均受益于列寧的理論突破。 然而，面對當代形勢，人們需要追本溯源，還原一個客觀的馬克思，也恢復唯物史觀本來面貌。 列寧為了推動落后俄國社會主義革命所作的理論變通，與唯物史觀本意的區別就必須予以面對。 [1]55-56

　　余文想說的是，馬克思認為，在人類歷史上，生產資料起決定性作用，社會主義必須建立在先進的生產資料基礎上。 但是落后國家沒有先進的生產資料。 列寧為了推動落后俄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從落后國家出發，放棄了生產資料標準，突破了物質生產力決定經濟制度的觀點，拓展了唯物史觀的解釋空間。 這樣一來，列寧所作的理論變通與唯物史觀本意的區別，就必須予以面對。 余文肯定了列寧的“理論變通”，進而借助這種“理論變通”修改唯物史觀。

　　很顯然，余文把俄國革命的條件和建立共產主義制度的條件混為一談了。 當時俄國的確存在革命的條件，但僅僅是新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條件，而不是社會主義革命的條件。 如果以此否定唯物史觀的正確性，即否定物質生產力的最終決定性作用，是完全錯誤的。 所謂落后國家可以通過革命建立“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然后在這一制度的保護和推動下發展生產力，是超階段的理論基礎。 后發展國家在特殊條件下，在工人階級政黨的領導下，有可能通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走上一條特殊的發展道路——社會主義道路。 但這并不等于已經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也并沒有突破馬克思的唯物主義歷史觀。 俄國以及所有后發展國家社會主義的實踐已經充分證明了這一點。

　　5.對唯物史觀的曲解在于改變中國道路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

　　余文在講了列寧的“理論變通”“與唯物史觀本意的區別必須予以面對”之后說，其中的奧秘應該在于，由此可以發現馬克思當年形成唯物史觀的方法原則，進而對馬克思所形成的一系列政治結論提供一個合理解釋。 馬克思正是在變動不居的歷史過程中找到了一條穩定的河道，即生產力，又在該河道中找到了一條不斷前行的船，即生產資料。 現在人們發現，唯物史觀的解釋框架存在著時代條件的局限性，沒有考慮推動船運行時水手的變化——因此對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過程出現了誤讀。 當社會主義改革用市場經濟代替計劃經濟的時候，已經遠遠不是一種發展經濟方式改變，而是對生產力第一致動要素認識的改變，即對生產力本身認知的改變，為此生產關系及相應上層建筑也需要隨之改變。 [1]56

　　在這里，余文妄言，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借以確立的“方法原則”存在問題。 馬克思只是找到了河道(生產力)和船(生產資料)，而不注重水手(勞動者)的作用，不懂得水手會變化。 在余文看來，馬克思所說的“物質生產力”只不過是作為“客體化成果”的大機器。 由于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存在時代條件的局限性，導致對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過程出現了誤讀。 我國的市場化改革已經證明了這一點。 于是，余文得出結論：以市場經濟代替計劃經濟，遠遠不是經濟發展方式的改變，而是對生產力、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的系統性改變。 這是一個十分重大的理論問題。

　　在這里，所謂唯物史觀不注重勞動力的作用純粹是無稽之談，根源于余文對“物質生產力”的曲解，即把物質生產力等同于生產資料。 余文所謂“對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過程出現了誤讀”無非是三點：一是以社會主義公有制代替資本主義私有制; 二是以計劃經濟代替市場經濟; 三是通過無產階級革命實現這種轉變。 正是由于這種“誤讀”，導致了錯誤的社會主義實踐。 按照余文的邏輯，現代資本主義的生產力已經是“勞動的生產力”了，社會財富和價值主要是由包括資本家在內的腦力勞動者創造的，市場經濟的性質和歷史定位改變了，已經不存在剝削了，已經是按勞分配了，只要對按勞分配造成的兩極分化加以限制就是共產主義了，市場經濟已經和共產主義對接了。 正因為如此，余文對市場化改革的實質給予了與眾不同的評價，得出了具有顛覆性的結論。 顯而易見，余文對唯物史觀的曲解，不僅在于修改和顛覆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而且在于改變中國道路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進而改變中國共產黨人的奮斗目標。 鑒于余文在這里所說的，不過是為了引出后文，我們就沒有必要作進一步的評論了。

　　三、以勞動生產力置換物質生產力在于顛覆唯物史觀

　　余文第三章的標題是“當代‘勞動生產力’對‘物質生產力’的邏輯置換”。 這里的要害是“置換”，置換的實際涵義是偷梁換柱。 從唯物主義歷史觀本身看問題，既然勞動生產力和物質生產力是同義語，那么，這種置換不過是故弄玄虛。 但是，余文并不是單純的故弄玄虛，而是以“學術”的形式顛覆唯物主義歷史觀。

　　(一)從物質生產力轉向勞動生產力是一個偽命題

　　余文在本章一開始說，人類進入商品經濟時代之后，“勞動資料取得機器這種物質存在方式，要求以自然力來代替人力，以自覺利用自然科學來代替從經驗中得出的成規”。 此時，一向通過“社會勞動”凝聚的生產資料，轉變為個人勞動的發明創造; 一向經由“歷史積累”才能生成的技術水平，轉變為應對競爭的現實需要。 科學技術越來越成為發展生產力的方式，吸引人們關注其源頭即勞動者能力。 生產力第一致動要素從“物質生產力”逐步向“勞動生產力”轉變。 對于馬克思、恩格斯而言，只要實行公有制，“主人”就可從資本家變為全體勞動者，發揮滿足人類生存需要的作用。 [1]56這些說法既缺乏邏輯性，也缺乏科學性。

　　商品生產的普遍化是生產力和經濟關系發生重大變化的結果。 所謂“人類進入商品經濟時代”是一個不確切的說法。 如果“商品經濟”指的是“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那么，原始公社末期就已經開始這個進程了。 如果“商品經濟”指的是普遍化的商品生產，即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那么，它和大機器工業的出現相關聯‍‌‍‍‌‍‌‍‍‍‌‍‍‌‍‍‍‌‍‍‌‍‍‍‌‍‍‍‍‌‍‌‍‌‍‌‍‍‌‍‍‍‍‍‍‍‍‍‌‍‍‌‍‍‌‍‌‍‌‍。 但絕不是先“進入商品經濟時代”，爾后出現“大機器工業”，而是相反。 沒有大機器工業，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就不可能建立在自己的物質基礎上，就不可能有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 沒有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商品生產絕不能普遍化。 更重要的是，商品生產的普遍化，不僅必須建立在大機器工業的物質技術基礎上，而且是社會分工發展和資本原始積累的結果，也是勞動和所有權分離的結果。

　　所謂的幾個“轉變”都是不確切的和虛構的。 以大機器工業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產生以后，究竟發生了什么樣的變化? 余文認為，一向通過“社會勞動”凝聚的生產資料，轉變為個人勞動的發明創造; 一向經由“歷史積累”才能生成的技術水平，轉變為應對競爭的現實需要。 把余文中這些晦澀難懂的話翻譯一下就是：勞動方式由社會勞動轉變為個人勞動; 生產力由生產資料轉變為勞動能力; 生產力首要因素從“物質生產力”轉變為“勞動生產力”; 技術水平由歷史積累的經驗和技藝轉變為現實的技術創造。 這幾個“轉變”都是不確切的和虛構的。

　　特別是，在社會生產力發展中，根本不存在“勞動生產力”對“物質生產力”的置換問題。 第一，自有人類以來，在任何生產方式中，生產都是“社會的個人的生產”，個人勞動寓于社會勞動之中，社會勞動包含著個人勞動。 即使是科學勞動，也不是單純的個人勞動。 第二，任何時候的生產力都不單純是生產資料的生產力，而是各種生產要素和一般社會力的生產力。 大機器出現以前的生產并不是只有生產資料在起作用; 大機器生產也不是只有勞動能力在起作用。 第三，把馬克思所說的物質生產力和勞動生產力看作是兩種不同的生產力，看作是不同時代的生產力，純粹是望文生義。 第四，技術水平的提高取決于兩個方面，一方面是繼承的歷史成果，另一方面是科技創新。 這二者是不能截然分開的。 科技發展的歷史只可以作出這樣的區分：在古代，真正的自然科學還沒有產生，生產是建立在經驗積累和技藝傳授的基礎之上的; 在現代，生產是建立在現代科學技術的基礎之上的，即建立在對自然規律認識的基礎之上的。 至于把公有制直接建立在這幾個“轉變”之上，這不過是脫離實際的幻想。

　　(二)“六個轉變”和“三個變革”都是站不住腳的

　　余文在第三章第一節中說，科學技術成為第一生產力，使生產力第一致動要素從“物”轉移至“人”，即從靜態“生產資料”轉移至動態“勞動能力”。 在當代，隨著科學技術成為第一生產力，科技成果來源從“社會勞動”轉變為“個人勞動”，科技成果生成從“歷史積累”轉變為“現實創造”，從而使科學力從一般物化形態演變為腦力勞動形態，從客體要素演變為主體要素。 生產力中“人”與“物”兩大要素的關系發生了變化：由“物支配人”轉變為“人主導物”——原來生產資料技術水平決定勞動者分工格局，現在勞動者能力狀況決定生產資料技術水平。 這一轉變對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產生了重要影響。 [1]56

　　按照余文所說，由此引起的進一步的變化和提出的要求是：(1)決定歷史發展的經濟要素從生產資料所有制向勞動者積極性轉移。 從消滅私有制轉向調動勞動者積極性，所有制問題退居次要地位。 余文說，經濟要素歸根結底對歷史發展起決定作用，區別在于，生產力中人與物兩大要素何者主導。 當物的要素占據主導地位時，要掌控生產力，就必須掌控生產資料。 當年，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主張生產資料公有制，“消滅私有制”，就是看到了這一事實。 當大機器出現之后，公有制意味著社會掌握了大機器生產力，實行計劃經濟就能夠避免生產無政府狀態，通過充分發揮大機器生產力作用，滿足全體社會成員的生存需要，實現“按需分配”原則。

　　然而，一旦生產力中人的要素占據主導地位，是否能形成一流生產力，關鍵就在于能否全面調動勞動者積極性; 相比之下，所有制問題退居次要地位，需要服從于調動勞動者積極性的目標。 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之所以落敗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關鍵就在于社會主義者沒有及時判斷“科學技術成為第一生產力”現象所昭示的變化。 這一現象的產生，標志著“人”取代“物”占據了生產力主導地位。 社會主義改革動力來自生產力落后帶來的政治壓力，需要依循勞動能力主導地位重塑生產力發展機制。 [1]56-57(2)生產關系體現生產力發展的需要首先是解決各盡所能問題。 市場經濟代替計劃經濟既對接經濟要素轉移又體現了按勞分配原則。 余文說，中國改革以“部分人先富”起步，這是承認勞動者能力差別推出的各盡所能舉措，也是共同富裕目標從整體同步原則轉向漸進量變原則。

　　按勞分配產生的“先富者”具有合理性; 而現代市場經濟體現了按勞分配原則。 市場經濟代替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改革的關鍵選擇。 它成功對接了現代生產力領域中第一致動要素從“生產資料”向“勞動能力”的轉移，使社會主義事業發展通過落實各盡所能、按勞分配原則，找回了“先進生產力”的形成機制。 [1]57(3)上層建筑要依據生產力需要合理確定生產關系。 余文說，在歸根結底的意義上，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 但是，在現實中，生產關系能否適應生產力發展需要具有或然性，推動生產力發展的生產關系可以存續下去，遲滯生產力發展的生產關系就要被修改甚至淘汰。 一般而言，凡生產關系都經歷了選擇過程，體現了政治家或管理者對生產力需要的認知和判斷。 [1]57余文總結說，上述轉變一定意義上發展了唯物史觀原創理論：原來是如何充分發揮生產資料技術水平，現在則需要解決如何全面調動勞動者積極性——這是社會主義改革用市場經濟代替計劃經濟的根本原因。 [1]58

　　在這里，余文將由“科學技術成為第一生產力”引致的變化，概括為“六個轉變”：(1)從“社會勞動”轉變為“個人勞動”; (2)從“歷史積累”轉變為“現實創造”; (3)從一般物化形態演變為腦力勞動形態; (4)從客體要素演變為主體要素; (5)由“物支配人”轉變為“人主導物”; (6)由生產資料技術水平決定勞動者分工格局轉變為勞動者能力狀況決定生產資料技術水平。 進而提出對唯物史觀產生重要影響的“三個變革”：(1)從生產資料所有制向勞動者積極性轉移; (2)生產關系首先解決各盡所能問題; (3)上層建筑要合理確定生產關系。 毫無疑問，這“三個轉變”是對唯物史觀提出的挑戰，從而成為修改唯物史觀的依據。

　　其實，所有“轉變”都是余文根據主觀需要設計和制造出來的，都是沒有事實依據的; 所有“變革”都是同特定目的相聯系的一廂情愿，都是站不住腳的。 工業革命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確立，不僅使生產方式、生產的組織形式、勞動方式發生了質的變化，而且，生產關系、交換方式和分配方式也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但是，余文沒有抓住這些變化，而是離開生產方式談論生產力、生產要素、勞動能力、分配關系的變化，從“科學技術”的作用出發，演繹出所謂的“變化”，并以此為根據貶低、修改唯物史觀，進而改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市場經濟)的社會性質。 這是無濟于事的。

　　所謂的“六個轉變”并不是余文的新觀點‍‌‍‍‌‍‌‍‍‍‌‍‍‌‍‍‍‌‍‍‌‍‍‍‌‍‍‍‍‌‍‌‍‌‍‌‍‍‌‍‍‍‍‍‍‍‍‍‌‍‍‌‍‍‌‍‌‍‌‍。 前面已經說過，把生產力劃分為物質生產力和勞動生產力，把生產的人的要素和物的要素割裂開來和對立起來，把勞動中的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割裂開來和對立起來，把腦力勞動等同于精神勞動，歪曲社會勞動和個人勞動的關系，歪曲科學技術發展的歷史過程，都是無中生有。 這里作簡要說明。

　　第一，科學技術對于發展生產力的作用，本質上是通過科學利用自然力，由此引起的最大變化就是：一方面，社會勞動生產力空前提高，勞動的社會結合也隨之發生重大變化; 另一方面，直接勞動越來越降低到微不足道的地步，從而加劇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在的目的和手段的矛盾。 但是，基于這種變化，勞動從形式上隸屬于資本轉變為在實際上隸屬于資本。 第二，不存在社會勞動轉變為個人勞動的問題，改變的只是社會勞動和個人勞動的具體存在形式。 第三，不存在歷史積累轉變為現實創造的問題，人們只能在歷史積累的基礎上進行現實創造。 第四，不存在科學力從物化形態演變為腦力勞動形態的問題，存在的是從單個人的經驗技藝上升為現代科學技術。 第五，不存在從客體要素演變為主體要素的問題，存在的是人的因素和物的因素的發展以及技術結構和存在形態的變化。 第六，不存在由物支配人轉變為人主導物的問題，任何的物支配人都是對立的生產方式的表現。 第七，不存在從生產資料決定轉變為勞動能力決定的問題，關鍵在于生產方式的性質。

　　關于從“六個轉變”出發提出的改革思路——“三個變革”，是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初衷和方向相矛盾的，甚至是背道而馳的。 第一，所有制問題始終是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根本問題。 《共產黨宣言》指出：“共產主義的特征并不是要廢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廢除資產階級的所有制。 ”“現代的資產階級私有制是建立在階級對立上面、建立在一些人對另一些人的剝削上面的產品生產和占有的最后而又最完備的表現。 從這個意義上說，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 ”[5]286“共產主義革命就是同傳統的所有制關系實行最徹底的決裂; 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發展進程中要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 ”[5]293

　　1882年俄文版序言指出：“《共產黨宣言》的任務，是宣告現代資產階級所有制必然滅亡。 ”[5]251所謂“決定歷史發展的經濟要素從生產資料所有制向勞動者積極性轉移”是一種糊涂觀念，是對《共產黨宣言》基本精神的背離。 所有制關系的重要性就在于使生產關系同生產力相適應。 我國根據現階段生產力的客觀要求發展多種所有制形式，從經濟利益上調動人們的積極性，并不意味著“決定歷史發展的經濟要素從生產資料所有制向勞動者積極性轉移”，更不意味著未來我們不需要“消滅私有制”。 其實，調動勞動者積極性本質上是一個經濟關系同生產力相適應的問題，這本身就是所有制問題。 第二，我國生產關系變革首先要解決的問題是使生產的社會形式同現階段的生產力相適應。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歷史定位、發展私有制經濟和資本主義經濟、由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都是糾正經濟關系超階段的問題，都是為了使生產的社會形式同生產力相適應。 但是，是否相適應，并不僅僅在于能不能體現各盡所能。 各盡所能指的是勞動能力的充分發揮，調動資本的積極性就不屬于各盡所能的問題。

　　第三，生產關系歸根到底是由生產力性質決定的。 我國改革的要求是由生產力提出來的，而不是由上層建筑本身提出來的。 改革前我國的上層建筑和意識形態是由傳統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決定的。 無論是經濟關系還是上層建筑都同現實的生產力不相適應。 我們根據馬克思的唯物主義歷史觀深刻總結了歷史教訓，認識到了經濟關系超階段的問題。 這不過是現實的經濟關系在我們頭腦中的正確反映。 符合生產力要求的經濟關系只能來自生產力，而不是上層建筑。

　　上層建筑不過是發揮積極的反作用。 所謂“上層建筑要依據生產力需要合理確定生產關系”是對存在決定意識的一種顛倒。 第四，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的根本原因絕不是為了解決“置換”問題。 余文說，上述轉變一定意義上發展了唯物史觀原創理論：原來是如何充分發揮生產資料技術水平，現在則需要解決如何全面調動勞動者積極性——這是社會主義改革用市場經濟代替計劃經濟的根本原因。 [1]58這不僅是對唯物史觀的歪曲，而且是對改革的根本原因的篡改。 唯物史觀是對人類社會一般發展規律的認識，在改革中，核心是要求“兩個適應”——生產關系同生產力相適應，上層建筑同經濟基礎相適應。

　　根本不涉及這樣的選擇：是解決“如何充分發揮生產資料技術水平”的問題，還是解決“如何全面調動勞動者積極性”的問題。 況且，在同生產力相適應的生產關系中，調動勞動者的積極性和發揮生產資料的作用是統一的，并不需要在二者之間作出選擇和取舍。 無論是發揮生產資料的作用，還是調動勞動者的積極性，都取決于生產的社會形式是否同生產力相適應——即使是對立的生產方式也是如此。 用市場經濟代替計劃經濟，本質上是使已經超前的所有制關系“向后退”，更多地發揮私有制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作用。 如果講代替的“根本原因”，那就是為發展生產力創造出制度條件。

　　(三)對“勞動生產力”的曲解無助于所謂的“邏輯置換”

　　余文在第三章第二節——“勞動生產力”展開為科學力和集體力，即“社會一般生產力”和“社會勞動生產力”——中說，從馬克思時代到20世紀中葉以來，在生產力第一致動要素方面的變化，要求重新認識生產力發展的動力機制。 種種跡象表明，勞動生產力作為科學力和集體力的整全表達，正在取代單一科學力即物質生產力的地位，變成新時代適應歷史規律的思想基礎。 [1]58余文所說的變化是根本不存在的。

　　余文從“邏輯置換”的目的出發任意解讀生產力諸范疇的涵義。 余文的要點有三：第一，馬克思對社會力中“科學力”“集體力”現象的揭示。 第二，社會力形成“成倍生產力”的增益作用表現在四個方面。 第三，馬克思關于社會力現象的整全表述‍‌‍‍‌‍‌‍‍‍‌‍‍‌‍‍‍‌‍‍‌‍‍‍‌‍‍‍‍‌‍‌‍‌‍‌‍‍‌‍‍‍‍‍‍‍‍‍‌‍‍‌‍‍‌‍‌‍‌‍。 [1]58-61

　　余文告訴我們：(1)勞動生產力=社會生產力=社會力。 (2)社會力采取科學力和集體力兩種形態。 (3)科學力采取物化形態，集體力采取人化形態。 (4)社會力來自分工的專業性、多樣性、同時性。 (5)物質生產力和勞動生產力都是精神生產力。 鑒于這些概念和判斷都同余文重大的理論觀點相聯系，我們不得不辛苦地加以解析和澄清。

　　在《資本論》及其手稿中，馬克思使用了一系列同生產力有關的范疇，我們應當認真領會這些范疇的確切涵義。 馬克思說：“應當把一般勞動和共同勞動區別開來。 二者都在生產過程中起著自己的作用，并互相轉化，但二者也有區別。 一般勞動是一切科學勞動，一切發現，一切發明。 它們部分地以今人的協作為條件，部分地又以對前人勞動的利用為條件。 共同勞動以個人之間的直接協作為前提。 ”[7]119“通過簡單協作和分工來提高生產力，資本家是不費分文的。 它們是資本統治下所具有的一定形式的社會勞動的無償自然力。 應用機器，不僅僅是使與單獨個人的勞動不同的社會勞動的生產力發揮作用，而且把單純的自然力——如水、風、蒸汽、電等——變成社會勞動的力量。 ”[8]363“機器與工場手工業中的簡單協作和分工不同，它是制造出來的生產力。 ”[8]364“生產過程中勞動的分工和結合，是不費資本家分文的機構。

　　資本家支付報酬的，只是單個的勞動力，而不是他們的結合，不是勞動的社會力。 科學的力量也是不費資本家分文的另一種生產力。 其次，人口的增長，也是這種不費資本家分文的生產力。 但只是由于占有資本，——尤其是機器體系形式上的資本——，資本家才能攫取這些無償的生產力：未開發的自然資源和自然力，以及隨著人口的增長和社會的歷史發展而發展起來的勞動的全部社會力。 ”[8]553“撇開固定資本不談，不花費任何代價的一切生產力，即來自分工、協作、機器的一切生產力(所謂不花費任何代價，例如指的是水、風等等動力，或由于工廠的社會環境所產生的好處); 還有自然力——自然力的應用不需要任何費用，或者至少在自然力的應用不需要任何費用的限度內——加入勞動過程而不加入價值形成過程。 ”[4]

　　340“社會的勞動生產力，或直接社會的、社會化的(共同的)勞動的生產力，由于協作、工場內部的分工、機器的運用，以及為了一定的目的而把生產過程轉化為自然科學、力學、化學等等的自覺的運用，轉化為工藝學等等的自覺的運用，正像與這一切相適應的大規模勞動等等一樣(只有這種社會化勞動能夠把人類發展的一般成果，例如數學等，運用到直接生產過程中去，另一方面，這些科學的發展又以物質生產過程的一定水平為前提)，與在不同程度上孤立的個人勞動等相對立的社會化勞動生產力的這種發展，以及隨之而來的科學這個社會發展的一般成果在直接生產過程中的運用，——所有這一切都表現為資本的生產力，而不表現為勞動的生產力，或者說，無論如何只有在勞動與資本相等同的意義上才表現為勞動的生產力; 既不表現為單個工人的生產力，也不表現為在生產過程中結合起來的工人的生產力。 ”[9]

　　83-84他還說：“不僅這些直接物質的東西……起來反對工人，作為‘資本’同工人相對立，就連社會地發展了的勞動的形式——協作、工場手工業(作為分工的形式)、工廠(作為以機器體系為自己的物質基礎的社會勞動形式)——都表現為資本的發展形式，因此，從這些社會勞動形式發展起來的勞動生產力，從而還有科學和自然力，也表現為資本的生產力。 ”[4]37-38根據馬克思的論述，表現為資本的生產力的社會勞動的生產力包括：(1)作為生產資料的勞動產品，物化勞動，特別是采取機器形式的勞動資料; (2)勞動的社會結合形式，社會勞動本身的自然力，如簡單協作，分工和工場手工業，以機器體系為基礎的工廠制度; (3)同單個工人的知識和技能相分離并實現在機器上的科學; (4)借助機器和勞動的社會形式而加以利用的自然力本身。

　　余文對同生產力有關的重要范疇的理解有很大偏差。 主要表現在：一是對社會力、集體力、科學力的理解不夠準確; 二是沒有搞清楚物質生產力和勞動生產力的關系; 三是對精神生產力的涵義完全誤解。

　　我們已經說過，勞動生產力就是社會生產力，就是勞動的社會生產力或社會勞動生產力，而生產力不過是勞動的社會生產力的簡稱。 物質生產力和勞動生產力是同義語，物質生產力絕不等于生產資料，勞動生產力絕不等于人的生產力。 在總體和一般意義上，生產力可以有多種表達方式。 例如：物質生產力(或相對于精神生產力，或相對于社會生產形式、生產方式)，工人的物質勞動力，有用勞動的生產力，人類的生產力，全部生產力(或指過去一切時代所創造的全部生產力，或指一定社會形態所容納的全部生產力)，一切生產力(或指提高生產力的一切因素，或指包括物質生產力和精神生產力在內的一切生產力)。

　　這里有針對性地指出：第一，社會力就是勞動的一般社會力。 下述范疇和概念——一般生產力，一般社會生產力，一般社會力(一般社會知識，一般智力，一般科學勞動，科學力量[人類理論的進步]，一般精神產品，人類發展的一般成果，社會發展的一般成果，物化的知識力量，勞動的社會精神)，勞動的全部社會力，等等——都是在這個意義上使用的。 第二，集體力的核心是勞動的社會結合的力量。 下述范疇和概念——勞動的社會生產力，勞動生產力(勞動的生產力)，勞動的全部社會力，社會勞動的生產力(社會勞動生產力)，社會的勞動生產力(直接社會的、社會化的[共同的]勞動的生產力)，勞動的全部主體生產力(相對于資本的生產力而言)，勞動的社會力，勞動的各種社會生產力，集體力，(結合勞動的)特殊生產力，等等，——都是在這個意義上使用的。 第三，科學力本質上是人類通過科學(物理的，化學的，數學的，生物的，地質的，天文的，等等)來認識、開發和利用自然力。 科學力作為一般精神成果包含在一般社會力之中。 科學力不僅離不開自然力，而且總是和社會力相結合的。 第四，精神生產力指的是精神生產的生產力，是相對于物質生產的生產力(物質生產力)而言的。 精神生產不等于腦力勞動。 馬克思使用的所有生產力范疇，都是在物質生產范圍內的。

　　(四)對唯物史觀的所謂深化其實是對勞動價值論的顛覆

　　余文在第三章第三節講的是“勞動生產力或社會力對唯物史觀的深化”。 可以預料，這里應該是余文在斷言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具有時代局限性”的基礎上，開始按照市場經濟的歷史定位修改唯物史觀了。 余文首先重復了前面關于生產力有關范疇的相當混亂的涵義，然后又一次重復了先前以各種名義(“唯物史觀基本內容”，“唯物史觀的邏輯路線圖”，“人類歷史過程的主線”，“唯物史觀既有理論框架”，唯物史觀的“解釋體系”，等等)說過的內容大體相同的話，大致的意思是：唯物史觀的第一致動要素、馬克思所說的社會生產力就是生產資料; 馬克思從生存需要出發提出實行公有制和計劃經濟，而這就是共產主義的理想社會。 然后，余文又闡述了所謂“勞動生產力視域下”的兩個觀點：

　　第一，分析勞動生產力視域下活勞動與死勞動的關系。 第二，馬克思唯物史觀的預設條件。 [1]61-63余文在冗長的論述中表達了以下幾個重要理論觀點：(1)資本屬于管理性質的主體活勞動。 (2)資本積累是資本家管理勞動的產物，具有按勞分配的性質。 (3)勞動力是雇傭工人的人力與作為生產資料的物力的結合。 (4)剩余價值不僅來源于活勞動，也來源于死勞動‍‌‍‍‌‍‌‍‍‍‌‍‍‌‍‍‍‌‍‍‌‍‍‍‌‍‍‍‍‌‍‌‍‌‍‌‍‍‌‍‍‍‍‍‍‍‍‍‌‍‍‌‍‍‌‍‌‍‌‍。 (5)唯物史觀忽略了管理勞動，淡化了管理主體，歷史合理性消失了。 (6)唯物史觀用體力勞動者遮蔽了腦力勞動者的作用，歷史進程固化了。 顯而易見，這是對馬克思的價值理論和剩余價值理論的徹底顛覆。 為此，必須加以分析和澄清。

　　資本家的管理勞動屬于剝削勞動。 資本家從事的勞動是由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所產生的，并并不是抽象一般的“管理勞動”。 資本家的確是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主體，在工業生產中是“工業司令官”，他的勞動也屬于活勞動，但資本家作為資本的人格化，他的勞動不屬于生產勞動，而是剝削勞動，和雇傭工人的活勞動具有質的區別。 在未來社會中，生產的對立性質不存在了，資本家也就成為不必要的了。

　　資本是積累起來的剩余價值。 不管資本家興辦企業最初的貨幣資本來自何處，從整個資本的再生產過程來看，資本都不過是積累起來的剩余價值。 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分配方式是由生產方式決定的，這里的分配方式只能是資本主導的分配方式，只能是生產要素的所有者憑借生產要素對資本增殖的貢獻進行分配，資本家和企業主憑借資本所有權取得剩余價值(利潤); 雇傭工人憑借勞動力所有權取得勞動力價值——工資。 按勞分配是以社會所有制、共同生產、聯合勞動為基礎的分配方式。 凡是作為資本家取得的收入，都不屬于按勞分配。

　　勞動力不等于人力。 人力是同物力、自然力相區別的概念，人在不勞動的時候同樣存在人力。 勞動力僅僅在勞動過程中才表現出來。 單純的人力不屬于經濟范疇。 雇傭工人的勞動力是一個經濟范疇，是作為商品賣給資本家的，至于勞動力怎么和生產資料結合，如何發揮勞動力的作用，取決于資本家和生產方式。 把勞動力說成是人力和物力的結合，無非是想把物力(生產資料的作用)塞到勞動力中去，為生產資料同樣創造價值制造理論依據。

　　任何非勞動要素都不創造價值。 無論是商品價值還是剩余價值，都是活勞動創造的。 參與生產過程的死勞動(勞動資料、勞動對象)，只是按其消耗的程度將原有的價值逐漸轉移到新產品中去。 死勞動可以通過提高勞動生產率的方法，降低商品的個別價值，在市場上實現更多的社會價值，從而幫助個別資本家從社會上已經創造的剩余價值中分得一個更大的份額，但這些死勞動不能創造剩余價值。

　　很顯然，余文把商品包含的價值和活勞動新創造的價值混為一談了; 把剩余價值的生產和剩余價值在市場上的實現混為一談了。 所謂死勞動創造剩余價值不過是競爭中的假象。 黑格爾的所謂使用價值的“中介作用”，無非是節約固定資本和提高勞動生產力(率)的作用。 這種作用不創造新價值，但可以降低商品的個別價值，從而可以實現更多的價值。

　　根本不存在唯物史觀忽略管理勞動的問題。 在對立的生產方式和社會形態中，社會管理和生產過程的管理都具有對立性質和階級性質。 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管理勞動具有二重性，即凡是作為總體結合勞動發揮作用的場合，管理勞動當然創造價值; 而凡是作為資本家發揮作用的地方，所謂的管理勞動無非就是資本家的剝削勞動，它不僅不創造價值，而且還無償占有雇傭工人創造的剩余價值。

　　根本不存在體力勞動遮蔽腦力勞動的問題。 在任何生產勞動中都同時包含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 問題只是在于，在對立的生產方式中，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在不同的人們那里分離了，科學和勞動分離了。 其實，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一切生產力都表現為資本的生產力。 如果講“遮蔽”，那么，作為勞動者的勞動——無論是體力勞動還是腦力勞動——都被資本遮蔽了。

　　四、“深化唯物史觀”不可能改變市場經濟的本來性質

　　余文第四章的標題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對‘勞動生產力’的全面承接”。 在這里，余文從修改和虛構唯物主義歷史觀轉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歷史定位。

　　(一)余文沒有搞清楚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本質和相互關系

　　余文在本章的引言中說，不能以“有無剝削”衡量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制度的關系。 現代資本主義“大體體現了按勞分配”，只是兩種制度的平等原則和平等目標有所不同：資本主義以勞動為尺度; 社會主義以勞動者為尺度。 社會主義始終實行某種程度的按需分配。 余文又說，傳統社會主義一直秉持以“有無剝削”衡量兩制關系，當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通過規范法治體系，從傳統形態轉變為現代形態，大體體現了按勞分配性質的時候，尤其是當社會主義改革選擇了市場經濟的時候，兩制關系的區別轉變為“何種平等”：資本主義尊奉以勞動為尺度的平等原則，止步于社會兩極分化; 社會主義堅守以勞動者為尺度的平等目標，在實行按勞分配的同時，始終實行某種程度的按需分配，幫助弱勢群體提高勞動能力，逐步實現共同富裕目標。 [1]63這些說法不是明顯錯誤就是混亂不堪。

　　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包含著不同層次的關系。 一是人類社會處于不同階段的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經濟制度)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經濟制度)的關系。 二是在人類社會第二階段同時并存的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關系。 就生產方式或者經濟制度來說，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是直接對立物，代表著人類社會發展的兩個階段和兩種形態。 社會主義制度和資本主義制度固然可以用有沒有剝削區別開來，但是，有剝削的不僅僅是資本主義制度，沒有剝削的也不僅僅是社會主義制度。

　　“剝削”有不同的社會形式，資本主義的剝削有其特殊性，就這個意義來說，的確不能單純以“有無剝削”衡量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制度的關系。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人類社會最后一種剝削方式。 就兩條道路的關系來說，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同處于人類社會第二階段，即人的依賴關系階段‍‌‍‍‌‍‌‍‍‍‌‍‍‌‍‍‍‌‍‍‌‍‍‍‌‍‍‍‍‌‍‌‍‌‍‌‍‍‌‍‍‍‍‍‍‍‍‍‌‍‍‌‍‍‌‍‌‍‌‍。 盡管發展道路不同，但在所有制關系、生產方式、交換方式、分配關系等方面，二者存在諸多的相似性和共同點，受同樣的經濟運動規律支配，存在著由這些規律帶來的類似的經濟社會后果。

　　衡量標準和分配方式不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 所謂“資本主義以勞動為尺度，社會主義以勞動者為尺度”是不知所云的說法。 所謂“尺度”就是衡量標準。 難道資本主義的衡量標準是勞動? 難道社會主義的衡量標準是勞動者? 如果講衡量標準，那么，資本主義的衡量標準應該是資本增殖，是利潤最大化。 社會主義的衡量標準應該是人的全面解放和自由全面發展。 所謂現代資本主義體現了按勞分配，社會主義始終實行按需分配是完全錯誤的。 如前所述，資本主義的分配方式是由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決定的，是按要素所有權分配的，而不可能實行按勞分配。 作為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的社會主義的分配方式，只能是按勞分配，不可能實行按需分配。 按需分配和供給制是兩種不同的分配方式。

　　(二)余文的核心是改變資本主義和市場經濟的社會屬性

　　余文第四章第一節的主題是，市場經濟“自由競爭、優勝劣汰”機制有效激勵了勞動，成為“勞動生產力”的最佳發展環境。 其要點有三：(1)市場經濟競爭機制對個人勞動的有效激勵; (2)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對科學力的發掘運用; (3)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集體力發展。 我們看看余文到底說了些什么。

　　1.余文對資本主義和市場經濟的肯定完全超出了歷史范疇

　　根據余文的論述，我們可以歸納出下述五個要點：(1)把市場經濟看作是普遍的和永恒的經濟形式。 余文說，深化唯物史觀的重要任務是確立市場經濟在人類歷史規律中的地位。 市場經濟是形塑社會發展史這把鑰匙的最佳途徑。 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將一直牽手，市場經濟的最高形態直達共產主義理想社會。 (2)唯物史觀的局限性導致計劃經濟的失敗。 余文說，馬克思在生產力中低估了勞動者的作用，卻強化了生產資料的作用。 公有制計劃經濟落敗于市場經濟，與基礎理論有關。 唯物史觀把“物質生產力”作為生產力第一致動要素具有時代局限性。

　　(3)按照現代市場經濟來重新認識資本主義。 余文說，選擇市場經濟是社會主義者過心理上的大關。 馬克思主義最重要的觀點是，資本為惡天下，殘酷剝削他人。 既然現在社會主義也走上了市場經濟道路，需要按照現代市場經濟實際來認識資本主義。 現代市場經濟體現按勞分配原則，當代資本是按勞分配的產物。 資本的本質是理性，今天已經放棄了剝削方式。 資本大行其道不僅有利于資本家，也有利于其他社會成員。

　　(4)對社會力的運用不能以馬克思的認識為基礎。 余文說，市場經濟的內在競爭機制要求持續創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從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分離出來，宏觀上可以看作是該要求的體現。 競爭歸根結底體現在更高生產力水平上，這才需要推出社會力概念。 盡管馬克思系統地闡釋了這一概念，但他對市場經濟的否定性認識，意味著不能以馬克思的認識為基礎考慮社會力運用問題。 (5)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超越在于以平等合作的方式來利用集體力。 余文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超越，越來越指向能夠更好地開啟集體力作用的空間。 資本主義的做法是強者支配弱者，所形成的集體力體現強者一方的積極性; 社會主義主張強弱平等合作，所形成的集體力體現各方積極性。 [1]64-65

　　余文的上述觀點除了似是而非的以外，基本上是錯誤的。 資本主義和市場經濟是完成一定歷史任務的社會形式，應當給予歷史的肯定，但余文對資本主義和市場經濟的肯定完全超出了歷史范疇。 第一，市場經濟不過是資本主義經濟在交換方式上的表現，僅僅存在于一個歷史時代。 表現為市場經濟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其重要歷史使命就是以對立的方式發展生產力，但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并不是市場經濟的歷史，市場經濟不可能成為理解人類社會發展歷史的鑰匙，更不可能到達人類理想社會的制高點。 第二，所謂“計劃經濟落敗于市場經濟”是一個偽命題。

　　如果計劃經濟指的是馬克思所說的計劃調節，那么，這種計劃經濟還沒有問世，根本談不上“落敗”; 如果指的是傳統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那么，這種計劃經濟是超階段的產物，它的失敗是違背唯物史觀和客觀規律的必然結果，同馬克思的經濟理論毫無關系。 第三，資本主義社會方式并沒有發生根本變化。 現代資本主義借以存在的生產力基礎的確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資本的具體組織形式和活動范圍也有很大變化。

　　但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沒有發生根本的變化，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本特征——資本和雇傭勞動的關系，以剩余價值為直接目的——沒有發生變化。 我們已經指出，余文所謂“現代市場經濟體現按勞分配原則，當代資本是按勞分配的產物”，“資本的本質是理性，今天已經放棄了剝削方式”云云，純粹是無稽之談。 嚴格的法律制度是以維護資本的根本利益為前提的，不可能改變資本的本性。 第四，所謂市場經濟的內在競爭機制就是資本競爭的機制，競爭的結果是優勝劣汰和你死我活，只要是市場經濟——無論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都是如此。 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條件下，一切社會力都表現為資本的生產力。 在市場經濟關系范圍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是如此。

　　馬克思對社會力的論述沒有過時，仍然具有現實意義‍‌‍‍‌‍‌‍‍‍‌‍‍‌‍‍‍‌‍‍‌‍‍‍‌‍‍‍‍‌‍‌‍‌‍‌‍‍‌‍‍‍‍‍‍‍‍‍‌‍‍‌‍‍‌‍‌‍‌‍。 第五，集體力在不同的生產方式中具有不同的性質。 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社會主義生產方式中，集體力體現的是不同的經濟關系。 在前者那里，集體力作為資本要素發揮作用; 在后者那里，集體力就是共同體的力量，就是社會所有、共同生產和聯合勞動的作用。 所謂“資本主義的做法是強者支配弱者”，“社會主義主張強弱平等合作”，純粹是混淆不同關系的庸俗理論。 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資本和勞動不是強弱關系，而是資本剝削雇傭勞動的關系。 至于“社會主義”，則必須把后發展國家社會主義的現階段和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嚴格區別開來。 在中國現階段，同樣普遍存在著資本和雇傭勞動的關系，只是受到了社會主義因素的制約。 在未來社會的第一階段，仍然存在勞動能力和生活水平的差別，但不存在階級差別。

　　2.余文對唯物史觀和價值理論的顛覆無非是為資本主義辯護

　　在有關“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實現了“對科學力的發掘運用”的論述中，余文零零散散、拉拉雜雜地講了以下這些雖不成系統但值得關注的觀點：第一，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擅長科學技術的運用，但不利于科學技術的傳播。 社會主義通過市場經濟實現了對科學技術的推動，但這一開始就區別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 鄧小平認為先富幫后富，可以采取“專利權轉讓”方式進行。 第二，對唯物史觀進行再認識，在一定意義上，也是確認市場經濟的歷史方位：市場經濟是人類終于找到的一種廣泛動員、客觀衡量、有效激勵勞動的經濟體制。

　　社會主義改革一開始小心翼翼地走近市場經濟，是因為后者雖有事實撐腰卻與原創理論沖突。 在社會主義必然代替資本主義的大前提下，必須厘清這種目標不變、方略調整的復雜關系。 先從“方法”層面接納市場經濟，是唯一穩妥的選擇。 第三，把唯物史觀“物質生產力”調整為“勞動生產力”(生產力由物質形態轉變為精神形態)是一個很大動作，完整地闡述這一轉換所需要的邏輯條件，應該是形成該轉換合理性的必由之路。 當年馬克思試圖證明死勞動不創造價值，而只轉移價值，是作了一系列假設才成立的。 第四，資本主義社會中死勞動對活勞動的支配，導致無產階級失去主體性，即便無產階級可以通過公有制獲得對生產資料的使用權，也改變不了生產資料技術水平外在于無產階級的實質——因為使用不等于擁有。 [1]66所有這些觀點，都意味著對唯物史觀和價值理論的顛覆，而目的無非是為資本主義辯護。

　　第一，市場經濟本身的經濟關系不因發展道路不同而根本改變。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區別，不在市場經濟關系內部，而在市場經濟關系外部。 在市場經濟關系內部，都是資本和雇傭勞動的關系，否則，改革就毫無意義。 在這個范圍內，“專利權轉讓”不能不遵循價值規律。 在市場經濟關系外部，存在著一定的社會主義因素。 所謂“先富幫后富”，就是在市場經濟關系之外進行的。

　　第二，理論家和改革家不應當為經濟體制改革提供錯誤的理論依據。 市場經濟這種經濟形式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是私有制、社會分工、商品生產不斷發展的結果; 是自然形成的，而不是“找到”的。 經濟體制改革本質上是糾正超階段的錯誤，不存在“有事實撐腰卻與原創理論沖突”這樣的問題。 改革的阻力來自傳統社會主義理論和既得利益，而不是馬克思的“原創理論”。 既然經濟體制改革是解決超階段的問題，那么，就不能將之歸結為“方略調整”，而是必須要解決中國現階段的歷史定位問題。 中國現階段不是處在人類社會第三階段，而是第二階段。 市場經濟是一種特殊的經濟關系，而不是方法手段，所謂“先從‘方法’層面接納市場經濟”實則是掩耳盜鈴和暗度陳倉。

　　第三，勞動價值論絕不是建立在一系列假設的基礎之上的。 把物質生產力等同于物質形態的生產力，等同于生產資料，把勞動生產力等同于人的生產力，等同于精神生產力或精神形態的生產力，從而把物質生產力和勞動生產力區別開來，是余文的“創造”，這已經喋喋不休地說過多次了，沒有必要在這里再一次澄清了。 但余文的要害是，在顛覆唯物史觀的同時，編造出一種新的“邏輯條件”。 余文對勞動價值論的質疑是完全不能成立的。 死勞動不創造價值是事實，不需要“作一系列假設”。 問題的實質是，余文把價值創造和由個別價值的降低而引致的社會市場價值的增加混為一談了，把剩余價值的創造和個別資本通過提高勞動生產率從已經創造的剩余價值中“創造出”更大的份額混為一談了。

　　第四，死勞動對活勞動的支配權完全來源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 死勞動對活勞動的支配權，既不是死勞動本身的要求，也不是它的罪過，而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造成的。 這種支配權來源于勞動和所有權的分離，來源于科學和勞動的分離。 一旦實現了“剝奪剝奪者”，生產資料屬于社會所有，勞動和所有權統一了，就不是死勞動支配活勞動了，而是活勞動支配死勞動了，也就是人支配物。

　　3.“深化唯物史觀”不可能改變市場經濟的本來性質

　　余文說，唯物史觀原旨不僅是用“物”遮蔽“人”，還是用“體力”遮蔽“腦力”。 鄧小平認為計劃和市場都是發展經濟的“手段”，二者并不具有排他性。 事實上，恩格斯早就說過，凡商品經濟肯定會導致資本主義結果，也就是說，市場經濟本質上與資本主義一致; 說社會主義也能用，可以理解為市場經濟在一定程度或一定方式上可以為社會主義所用。 實際上，唯物史觀深化需要解決兩個相互關聯的問題：一是市場經濟的歷史方位，二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創新發展。 [1]67對于這些說法，需要加以澄清。

　　首先指出，所謂唯物史觀的“兩個遮蔽”純屬無中生有。 唯物史觀中的社會勞動生產力，或物質生產力，既包含了生產資料和體力勞動的作用，也包含了勞動者和腦力勞動的作用，甚至還包括了勞動的一般社會力和自然力。

　　其次指出，用鄧小平的“市場經濟理論”說明現代市場經濟的性質是移花接木，文不對題‍‌‍‍‌‍‌‍‍‍‌‍‍‌‍‍‍‌‍‍‌‍‍‍‌‍‍‍‍‌‍‌‍‌‍‌‍‍‌‍‍‍‍‍‍‍‍‍‌‍‍‌‍‍‌‍‌‍‌‍。 鄧小平所說的“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一方面是以國有經濟實行責任制為基礎的，另一方面是限制在主要是全民所有制企業之間的交換。 從理論上講，這不是真正的市場經濟，而是模擬市場機制，同西方國家的市場經濟有質的區別。 這種所謂的“市場經濟”并沒有根本改變傳統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關系，的確可以看作是“方法手段”。 但是，中國的“市場化改革”完全突破了鄧小平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 余文顯然贊同恩格斯的“市場經濟本質上與資本主義一致”的觀點，承認我國現在的市場經濟實際上是資本主義經濟。 但是，這絕不是因為這個觀點“社會主義也能用”。 把這句話用在這個地方，是對鄧小平的話的歪曲，也是移花接木。 能夠采取市場經濟形式的，只能是后發展國家社會主義的現階段。 因此，所謂“唯物史觀深化需要解決兩個相互關聯的問題：一是市場經濟的歷史方位，二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創新發展”，純粹是一廂情愿。 唯物史觀不可能被修改得同余文的主觀愿望相適應。 也就是說，既不可能改變市場經濟的資本主義本質，也不可能通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創新發展”，把市場經濟植入共產主義。

　　(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可能否定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

　　余文第四章第二節的主題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推動勞動方式腦力化和交往關系全面化，體現“勞動生產力”發展對接共產主義目標。 其核心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可以“對接共產主義目標”。 這是根本不可能的。

　　1.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并不意味著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已經過時

　　余文認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具有劃時代意義，當社會主義選擇了市場經濟之后，(原來基于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的)一切認識都不同了(改變了)：(1)重新啟動(肯定)了資本的作用，消滅剝削的道義優勢不復存在了; (2)社會主義國家參與資本主義國家制定的世界秩序不存在障礙了; (3)個人主義的價值觀已經進入了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觀了; (4)社會主義對資本主義的替代步入了漸進的量變過程。 社會主義必然性的邏輯也隨之發生了變化。 就理論來說，原有的結論——資本剝削罪行累累，推翻資本統治是社會主義者的重要任務——已經過時。 就實踐來說，中國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的正當性始終存在，就這一點來說馬克思主義理論沒有過時; 但《資本論》對資本剝削的判斷，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踐中已經過時。 不過，對無產階級反抗資產階級剝削合理性的判斷，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實踐中并不過時。 [1]68余文在這里宣布：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具有“劃時代意義”，“一切就都不同了”。 余文一方面給資本“平反”，另一方面“宣判”《資本論》已經過時，因此，消滅資本主義的任務已經不存在了，個人占有就是社會主義，資本主義就是社會主義。 這是余文明白無誤的表白。 這充分說明，余文要么對市場經濟一竅不通，要么有意借助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顛覆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

　　我們已經說過，市場經濟是以資本和雇傭勞動為基礎的，是以資本增殖為直接目的的; 市場經濟不過是從交換方式來看的資本主義經濟。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是社會主義社會的市場經濟，不是社會主義性質的市場經濟，而是后發展國家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種社會形態的市場經濟，和國際社會的一般市場經濟處于同一個發展階段。 就市場經濟本身的經濟關系來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西方國家的市場經濟沒有本質區別。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之所以能夠和國際接軌，就是因為它們具有相同的經濟關系。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有區別，但區別存在于市場經濟關系外部，而不是內部。 區別在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現階段相適應的經濟形式，包含著一定的社會主義因素——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直接代表勞動階級利益的人民政府，體現共同利益的國有經濟，為最終實現共產主義創造條件。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既沒有改變資本主義的性質，也沒有改變社會主義的性質。 中國由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恰恰說明唯物主義歷史觀乃至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是科學的和正確的。

　　2.市場經濟并不是可供選擇的一種“最好的社會發展途徑”

　　余文說，當馬克思把兩種力(集體力和科學力)的發展都與“社會個人的發展”聯系起來的時候，人們可以得出結論：最好的社會發展途徑是市場經濟。 后者的“自由競爭、優勝劣汰”機制，為“社會個人的發展”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動力。 基本消除了剝削的市場經濟，在勞動競爭的公平前提、勞動成果的客觀衡量、勞動運用的自主選擇諸方面，都創造了前所未有的環境條件。 [1]69這是一大堆糊涂觀念。 第一，“集體力”和“科學力”在不同的生產方式中具有不同的社會性質。 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這兩種力都表現為資本的生產力; 但是，在共產主義生產方式中，這兩種力都歸結為勞動的社會的生產力。 第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后發展國家社會主義特殊發展道路的客觀要求，其實質是，以社會主義道路的特殊形式完成人類社會第二階段的任務。 它既不是來源于基于兩種力的“社會個人的發展”，也不決定于改革者的主觀愿望。 市場經濟是人類社會一定發展階段的經濟形式，根本談不上“最好的社會發展途徑”。 第三，市場經濟的自由競爭、優勝劣汰都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題中應有之義，市場主體的競爭本質上是資本的競爭，在競爭的背后，包含著資本對雇傭勞動的剝削，包含著優勢資本對弱小資本的剝奪。 市場競爭是以不同等的經濟條件為前提的，本身就是不公平的。 所謂“公平競爭”，只在于產業選擇、市場準入、等價交換、要素流動的公平。 在市場競爭中，勞動者有選擇把勞動力賣給誰的自由，也有失業的自由，這種“自由”是以勞動和所有權的分離為前提的。

　　3.市場經濟并未改變唯物史觀的主導因素

　　余文說，社會力正在代替物質生產力成為唯物史觀的主導因素。 社會力具有共享性質，是社會合作的產物。 ……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運用“自由競爭、優勝劣汰”最大限度地調動了勞動者個人的積極性，為科學技術的持續發展打開了通道。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運用“協同發展、共同富裕”最大限度地調動了勞動者集體的積極性，后者實際上以民族國家為單位。 [1]70這又是糊涂觀念。 首先，根本不存在“社會力代替物質生產力的問題”‍‌‍‍‌‍‌‍‍‍‌‍‍‌‍‍‍‌‍‍‌‍‍‍‌‍‍‍‍‌‍‌‍‌‍‌‍‍‌‍‍‍‍‍‍‍‍‍‌‍‍‌‍‍‌‍‌‍‌‍。 社會力指的是，勞動生產力中不是由單個勞動者產生的生產力，而是由他們的社會結合和一般精神成果(科學)產生的生產力。 社會力是社會勞動生產力的重要構成要素。 因此，所謂“代替”純屬無稽之談。 物質生產力就是物質生產中的社會勞動生產力。 其次，“自由競爭、優勝劣汰”作為一種由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產生的強大壓力，自然會產生“調動積極性”的作用。 但這種作用和奴隸社會皮鞭的作用是類似的; 不同之處是，經濟強制代替了超經濟強制。 但無論如何，市場競爭產生的調動積極性的作用，根本不同于共同生產和聯合勞動的作用。

　　4.市場經濟不可能推翻勞動價值論

　　余文說，市場經濟的神奇之處在于：它簡化了關于勞動現象的判斷，不管死勞動、活勞動，還是擬勞動，只要與某種勞動產品聯系在一起，就都具有了某種價值擔當; 理性正是在這種統一機制中尋找到資源配置的新理念、新路徑。 [1]70余文要說的是，死勞動、擬勞動和活勞動一樣，都創造價值。 這是一種十分荒謬的觀點。 這就如同，不管好人壞人、活人死人，都和“人”聯系在一起。 死勞動也就是過去勞動，物化勞動，是通過勞動已經生產出來的物質產品，運用于生產過程的就是勞動資料和勞動對象。 死勞動本身包含一定的社會勞動，因而有價值。 但在新的生產過程中，它只對于生產使用價值起作用，不會增加新價值。 死勞動可以通過提高勞動生產率幫助個別資本家實現更多的利潤，但并沒有創造新價值。 至于“擬勞動”，顯然不是勞動。 不管余文指的是什么，都和價值創造毫無關系。 即使在市場化資源配置中，活勞動和死勞動也是有嚴格區分的——盡管在一定范圍內，機器可以代替人。 可見，市場經濟在價值創造方面并沒有什么“神奇之處”，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和剩余價值論就是以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為前提的。

　　(四)唯物史觀深化展現了對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的全面顛覆

　　余文第四章第三節的標題是，“生產力第一致動要素轉變對唯物史觀的深化”。 標題本身已經表明，對唯物史觀的深化源自“生產力第一致動要素的轉變”。 這種“深化”不僅涉及唯物史觀話語體系的轉變，而且涉及理想社會目標的調整，展現了對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的全面顛覆。 這一部分帶有總結性質，但沒有什么新觀點。

　　1.唯物主義歷史觀不是余文能夠任意修改的

　　余文認為，生產力第一致動要素一旦從“物”轉變為“人”，唯物史觀的話語體系就不能不相應地轉變了。 科學技術成為第一生產力，修改了唯物史觀對歷史標志的判斷：衡量歷史發展的不再是生產資料技術水平，而是勞動者的能力水平，具體說來，是勞動者腦力化水平——這才是判斷科學技術發展的基本標志，從而也是判斷歷史進步的基本標志。 [1]70-71前面我們已經指出，“生產力第一致動要素從‘物’轉變為‘人’”純屬子虛烏有。 作為物質生產力的生產力，就是勞動的社會生產力，其中包含了人的因素、物的因素、社會結合的因素、科學的因素、自然力的因素等等。

　　在不同的經濟時代，各種因素起作用的形式和程度各不相同，但歸根到底人的因素始終是主導因素。 至于人類歷史的標志，依照要說明的問題的不同，也不是唯一的。 勞動資料的革命、武器制造、資源開發利用、階級斗爭等等，都可以成為標志。 馬克思曾經把自然物、化學元素和勞動資料看作是區分不同歷史時代的標志，但這并不是說這些自然物、化學元素、勞動資料就是生產力的“第一致動要素”了。 在現代社會，通過科學技術利用自然力，對于提高勞動生產力的作用，已經達到無法估量的程度，也凸顯了科學家的重要性，但這是生產力、人本身不斷發展的結果，根本不存在對唯物史觀的修改，或者唯物史觀的話語體系的轉變。

　　2.共產主義的目標不是余文可以任意改變的

　　余文說，理想社會目標的調整需要與生產力第一致動要素對接，應該體現在以先進生產力為基礎上。 共同富裕的落腳點是“富裕”，而不是“共同”。 就此而言，即便“部分富裕”也比“共同貧窮”要好。 [1]71這種認識沒有半點社會主義。 第一，既然“生產力第一致動要素的轉變”是子虛烏有，那么，也就談不上理想社會目標與這種轉變“對接”了。 共產主義社會的目標既不是單純解決生存需要，也不是滿足于實現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也和小康社會一樣，可以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階段的奮斗目標，但這不是共產主義社會的目標。 共產主義社會的目標主要不是提高生活水平，而是在消滅階級的基礎上，實現工人階級和勞動大眾的全面解放和自由全面發展。

　　第二，所謂“‘部分富裕’也比‘共同貧窮’要好”，意味著可以容忍兩極分化。 共同貧窮是大鍋飯的結果和標志，是超階段的傳統社會主義造成的。 在社會主義道路上解決共同貧窮，目標是共同富裕。 在整個過程中允許有先富后富的區別，但這種區別應當主要來自勞動能力的差別，而不是資本和雇傭勞動的對立。 在我國現階段，資本和雇傭勞動的生產方式不可避免，但我們在理論上絕不能認為“‘部分富裕’也比‘共同貧窮’要好”。 否則，社會主義道路就沒有存在的理由，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就沒有區別。

　　3.市場經濟不可能落實按勞分配原則

　　余文說，市場經濟解決了按勞分配原則的落實問題：首先運用法治實現了對勞動者充分施展自身能力的動員，規范了自由競爭的公平環境; 其次運用市場機制對勞動成果的價值予以確認，提供了衡量勞動者能力的客觀尺度; 最后運用按勞分配原則劃分利益歸屬，體現了人們在勞動尺度面前平等的原則。 市場經濟雖然在實際運行中，會出現某些背離上述“公平—客觀—平等”原則的情況，但總體來看，仍然是人類文明出現以來，最好的組織社會合作的方式。 當代人類最終都選擇了市場經濟方式，印證了該方式的客觀必然性。 [1]71這可以看作是余文從另一個角度對市場經濟的肯定‍‌‍‍‌‍‌‍‍‍‌‍‍‌‍‍‍‌‍‍‌‍‍‍‌‍‍‍‍‌‍‌‍‌‍‌‍‍‌‍‍‍‍‍‍‍‍‍‌‍‍‌‍‍‌‍‌‍‌‍。 但是，這種肯定是脫離實際的，不正確的。

　　必須指出以下幾點：第一，市場經濟就其經濟關系來說就是資本主義經濟，法治的約束和規范有可能提高市場經濟的文明程度，但絕不會改變市場經濟的本來性質，既不會改變資本和雇傭勞動的關系，也不會改變按要素分配的分配關系。 這就是說，把資本對雇傭勞動的剝削納入法治軌道，并不會取消剝削。

　　第二，市場機制體現的僅僅是商品的等價交換，確認的是商品的社會價值，僅就這一點來說體現了“公平—客觀—平等”的原則。 但在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中，商品生產是以資本和雇傭勞動為基礎的，從工人階級的角度看問題，沒有“公平”和“平等”可言。 在這種生產方式中，勞動力也是商品，商品價值也包括勞動力商品的價值。 勞動力的價值不等于勞動者在生產過程中創造的價值。 市場機制可以確認商品的社會價值，但不可能確認勞動成果的價值，也不可能成為衡量勞動者能力的客觀尺度。 在同一個企業中，由于經營狀況不同，同一勞動者的勞動能力會有不同的表現; 在不同的企業中，相同的勞動能力可以有完全不同的表現。

　　第三，在市場經濟中，基本的分配方式是按生產要素所有權以及各種要素對資本增殖的貢獻進行分配，簡單來說就是按要素分配，決定分配結構的是資本，而不是勞動。 按勞分配是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特有的分配方式，和市場經濟毫無關系。 第四，市場經濟體現的是歷史的生產方式，在這個發展階段是最適宜的經濟形式。 但是，所謂市場經濟是“最好的組織社會合作的方式”，是根本不能成立的。 市場經濟無論對于過去的生產方式，還是對于未來的生產方式，都是不適用的。 市場經濟體現的不是“社會合作”，更談不上“最好”了。 市場經濟是一種特殊的剝削方式，資本家和雇傭工人之間根本不是合作關系。 所謂“當代人類最終都選擇了市場經濟方式”，不過是人類社會第二階段的現象。 在這個階段，人類沒有其他更好的選擇。

　　4.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作用都取決于經濟條件

　　余文說，在生產力兩大要素的關系中，是人決定了物; 物僅僅是人化之物。 只有抓住人，才能很好地形成物。 如果說，計劃經濟致力于充分發揮物的作用的話，那么，市場經濟則致力于全面發揮人的作用。 [1]71這些說法完全經不起推敲。 第一，在人和物的一般關系中，人支配物是可以成立的。 但是，在市場經濟中，在資本主義的生產過程中，人和物的關系恰恰相反，是物支配人，進一步說，是資本支配人。 第二，所謂“計劃經濟致力于充分發揮物的作用”，“市場經濟則致力于全面發揮人的作用”，是根本不正確的判斷。 真正的計劃經濟就是共產主義經濟，在那里，人有可能支配全部生產力，不言而喻，首先發揮的是人的作用。 市場經濟發揮什么要素的作用，發揮到何種程度，完全取決于資本增殖的要求。 在這個前提下，資本會充分發揮一切生產力的作用——包括人的作用和物的作用。

　　5.市場經濟作為自然必然性不是可以任意限制的

　　余文說，在自然經濟向商品經濟轉化的過程中，馬克思過多地受到了既有的自然經濟實際的影響，把歷史發展規律的主導因素定位于生產資料這種物上，從而提出經濟社會發展是一種“自然史”過程。 在當代，當市場經濟已經成為人類普遍的選擇的時候，我們仍然可以把經濟社會形態的發展看作“自然史”過程。 [1]71余文到底想說什么，莫名其妙。 所謂“自然史”的過程，就是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過程，就是受經濟社會發展和規律支配的過程。 馬克思之所以確認“經濟社會發展是一種自然史的過程”，絕不是因為“過多地受到了既有的自然經濟實際的影響”。

　　自然史和自然經濟毫無關系。 《資本論》的基本結論恰恰不是從“自然經濟”中得出來的，而是從普遍化的商品生產即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得出來的。 中國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體現了客觀經濟規律的要求，符合唯物史觀，這個轉變的確是“自然史的過程”。 但是，市場經濟無論在中國還是在世界，都只是存在于人類社會第二階段。 “自然史”的過程絕不意味著市場經濟是永世長存的。

　　6.市場經濟不可能成為共產主義的基礎

　　余文說，唯物史觀深化形態通過生產力第一致動要素從“物質生產力”轉變為“勞動生產力”實現。 二者的相同之處是：都展示了人類歷史發展的確定性，表達了歷史規律的具體內容。 二者的區別在于：“物質生產力”視角突出了生產資料技術水平在人類歷史發展中的標志意義，在大機器生產條件下，把公有制基礎上的計劃經濟視為理想社會的基礎——人們需要做的是順應“物質生產力”水平變化，在生產關系領域形成適應性調整; “勞動生產力”視角突出了勞動者的能力水平在人類歷史發展中的標志意義，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把勞動方式腦力化和交往關系全面化視為共產主義基礎——人們需要做的是形成與“勞動生產力”之間的互動，在其科學力和集體力環節主動施為。

　　更為重要的是：唯物史觀揭示人類勞動經由歷史積累而形成越來越豐厚的資源條件，將越來越顯著改變活勞動與死勞動在創造財富方面的比例關系，以歷史資源出現的死勞動越來越占據主要地位。 這不僅決定著人們將通過勞動方式腦力化盡可能多地發掘利用并形成死勞動資源，而且決定了人類共產主義目標將體現在歷史資源公有化基礎上。 對現實而言，社會主義選擇市場經濟，獲得了發展科學力的主動權;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秉持共同富裕價值觀，形成了發展集體力的自覺性。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對這兩種社會力的推動，意味著對人類歷史資源的完整開發利用，是其實現先進生產力的實踐依據，也是其直通共產主義目標的邏輯依據。 [1]71-72

　　余文的上述觀點不過是對先前觀點的簡單重復，沒有任何新意。 這里同樣重申：第一，正如我們在前面已經反復指出的，把生產力區別為物質生產力和勞動生產力，以及所謂生產力第一致動要素的轉變，是余文為著某種目的而制造出來的，是根本不存在的。 因此，也就談不上二者的相同之處和區別。 任何生產方式和經濟時代的生產力都是勞動者能力的運用，都需要把勞動者和生產資料結合起來，都力求發揮勞動的社會結合的作用，都力圖通過科學利用自然力; 區別在于，生產方式不同，二者結合的主導因素不同，二者結合的方式、程度、效果不同，生產力發展程度不同，科學成長程度不同。 第二，所謂活勞動和死勞動的比例關系，無非是生產的技術構成和資本的有機構成‍‌‍‍‌‍‌‍‍‍‌‍‍‌‍‍‍‌‍‍‌‍‍‍‌‍‍‍‍‌‍‌‍‌‍‌‍‍‌‍‍‍‍‍‍‍‍‍‌‍‍‌‍‍‌‍‌‍‌‍。 這是科學發展成果運用于生產過程的結果。 但是，科學的發展和在生產過程中的運用，受到生產方式的影響。

　　在市場經濟中，一切都以資本增殖和利潤最大化為轉移。 在勞動和所有權分離、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分離、科學和勞動分離的情況下，所謂“勞動方式腦力化”如果不是一句空話，就是僅僅變成極少數人的專業，是不可能普遍化的。 第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對科學力和集體力的利用，或者說對勞動的一般社會力的利用，就市場經濟關系來說，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沒有多大區別，都是以資本和雇傭勞動為基礎的，其直接目的都是剩余價值，最終都表現為資本的生產力。 其目的是為了發揮資本的積極性(而不是勞動的積極性，勞動者是被迫的)，這也是經濟體制改革的初衷。 如果說有區別，也僅僅存在于市場經濟關系外部，存在于共產黨的領導，存在于人民政府和國有經濟的作用。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只不過是以對立的方式為共產主義創造條件，絕不可能“直通共產主義目標”——正如西方國家的市場經濟不可能直通共產主義目標一樣。 中國的市場經濟只能與中國道路的初級階段共進退，與世界市場經濟共存亡。 中國進入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之時，就是市場經濟完成歷史任務之時。

　　五、結束語

　　我們在對余文四章的全部內容作了考察之后，有必要回過頭來考察一下余文的“摘要”和引言——這應該是重要的提示和概括。 余文在“摘要”中說：“唯物史觀提供了社會主義歷史必然性證明，所擘畫的未來藍圖是公有制計劃經濟。 中國改革推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表明生產力第一致動要素已經從‘物質生產力’轉移至‘勞動生產力’，進而表明生產力發展重心已經從側重‘生存需要’轉移至側重‘發展需要’;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歷史定位將經由唯物史觀這一轉變完成。 ”[1]42換一種方式說就是：唯物史觀為科學社會主義的歷史必然性提供了理論依據; 由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是“兩個轉移”的結果和表現; 體制改革和“兩個轉移”要求修改唯物史觀;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歷史定位隨著唯物史觀的轉變而完成。 “摘要”涉及的所有問題我們都給予了闡述和澄清。

　　需要補充關注的是余文的引言。 余文在引言部分提出的主要觀點有：(1)作為“理想的共產主義社會”“標志”的“每個人的自由發展”，就是用“同等自由”詮釋“普遍平等”，從而體現了“社會平等”與“個體不同”的統一。 (2)問題是，理論邏輯和規律指向同實踐如何對接。 過去是同計劃經濟的實踐路徑對接; 但當我國從計劃經濟轉變為市場經濟的時候，“客觀上衍生出實踐路徑與規律指向的再度對接問題”。 (3)“再度對接”是通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歷史定位”實現的。 因此，“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歷史定位”“具有重大政治性質和重要理論意義”。 而這一點“只能通過深化唯物史觀才能做到”。 [1]42-43對此，我們需要作簡單回應。

　　第一，共產主義的目標是消滅階級而不是什么“普遍平等”。 余文把“同等自由”和“普遍平等”看作是共產主義的目標，肯定是不正確的。 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當階級差別在發展進程中已經消失而全部生產集中在聯合起來的個人的手里的時候，公共權力就失去政治性質。 原來意義上的政治權力，是一個階級用以壓迫另一個階級的有組織的暴力。 如果說無產階級在反對資產階級的斗爭中一定要聯合為階級，如果說它通過革命使自己成為統治階級，并以統治階級的資格用暴力消滅舊的生產關系，那么它在消滅這種生產關系的同時，也就消滅了階級對立的存在條件，消滅了階級本身的存在條件，從而消滅了它自己這個階級的統治。 ”“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 ”[5]

　　294很顯然，無論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還是“每個人的自由發展”，僅僅存在于“自由人聯合體”中，僅僅同階級的消滅相聯系。 恩格斯進一步指出：“無產階級所提出的平等要求有雙重意義。 或者它是對明顯的社會不平等，對富人和窮人之間、主人和奴隸之間、驕奢淫逸者和饑餓者之間的對立的自發反應……。 或者它是從對資產階級平等要求的反應中產生的……。 在上述兩種情況下，無產階級平等要求的實際內容都是消滅階級的要求。 任何超出這個范圍的平等要求，都必然要流于荒謬。 ”“可見，平等的觀念，無論以資產階級的形式出現，還是以無產階級的形式出現，本身都是一種歷史的產物，這一觀念的形成，需要一定的歷史條件，而這種歷史條件本身又以長期的以往的歷史為前提。 ”[10]

　　448他又說：“用‘消除一切社會的和政治的不平等’來代替‘消滅一切階級差別’，這也很成問題。 在國和國、省和省、甚至地方和地方之間總會有生活條件方面的某種不平等存在，這種不平等可以減少到最低限度，但是永遠不可能完全消除。 ……把社會主義社會看作平等的王國，這是以‘自由、平等、博愛’這一舊口號為根據的片面的法國人的看法，這種看法作為當時當地一定的發展階段的東西曾經是正確的，但是，像以前的各個社會主義學派的一切片面性一樣，它現在也應當被克服，因為它只能引起思想混亂，而且因為已經有了闡述這一問題的更精確的方法。 ”[10]325余文一方面離開“消滅階級”大談“普遍平等”; 另一方面又用“同等自由”代替“自由全面發展”，這都同共產主義毫無關系。

　　第二，唯物史觀和中國道路不存在“再度對接”問題。 余文所謂的“理論邏輯和規律指向同實踐如何對接”，是一個臆造的問題。 問題的實質是，余文把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和后發展國家社會主義混為一談了。 由包括唯物史觀在內的“兩個偉大發現”得出的科學結論——科學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是符合客觀規律的。 這種科學社會主義包含著消除商品生產，從而包含著“社會統一組織和有計劃的調節”(即列寧所說的“計劃經濟”)。 共產主義社會只能是計劃經濟(計劃調節)，而不可能是市場經濟(交換價值調節)。 中國的社會主義是后發展國家社會主義，現在處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初級階段。 中國現階段不具備實行計劃經濟的條件，傳統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是超階段的產物; 由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完全符合唯物史觀闡明的社會發展一般規律。 如果講“對接”，只能是后發展國家社會主義和唯物史觀對接。 原來是照貓畫虎和共產主義的計劃經濟對號入座，現在是回歸人類社會一般規律‍‌‍‍‌‍‌‍‍‍‌‍‍‌‍‍‍‌‍‍‌‍‍‍‌‍‍‍‍‌‍‌‍‌‍‌‍‍‌‍‍‍‍‍‍‍‍‍‌‍‍‌‍‍‌‍‌‍‌‍。

　　第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歷史定位就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歷史定位。 余文想通過顛覆唯物史觀和勞動價值論，修改共產主義的目標，改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性質，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科學社會主義直接對接，即把市場經濟植入共產主義社會。 這是違背社會發展規律的，是根本行不通的。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西方國家市場經濟的區別在于發展道路不同，主要是市場經濟的外部關系和發展導向不同，但它們都是在以有差別的方式發展“資本的生產力”，所要完成的都是人類社會第二階段的任務。 市場經濟的歷史定位就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歷史定位; 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歷史定位就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歷史定位。 市場經濟和共產主義社會是對立物，只要仍然是以資本和雇傭勞動為基礎、以資本增殖為目的的市場經濟，就不可能是共產主義社會。

　　第四，對唯物主義歷史觀的認識的確需要深化。 唯物主義歷史觀對我國改革開放的理論指導意義，主要是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的關系。 但不要以為，唯物史觀的基本內涵僅僅限于這兩個方面的簡單關系。 唯物史觀的內涵非常豐富，包含著一系列重要觀點。 概括地說，至少包括下述要點：物質生活資料的生產是人類歷史的基本前提; 一定的物質生產力決定一定的生產方式和社會形態; 一定的生產關系的總和作為經濟基礎決定政治上層建筑和意識形態。

　　任何一種經濟社會形態的產生和滅亡都取決于物質條件; 社會變遷和政治變革的終極原因是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 勞動資料是勞動的社會關系的指示器; 經濟社會形態的發展是一種自然史的過程; 人類社會不能跳過和取消自然的發展階段; 任何經濟社會形態都是在原有形式內部發展起來的; 每一種特定的經濟形態都只應當解決從它本身產生的問題; 革命和經濟制度的性質取決于經濟發展的狀況; 任何生產方式和經濟規律都是歷史的; 暴力只是新社會借以產生的助產婆; 社會生產力發展和人類本身發展的利益是一致的; 人們扮演的經濟角色不過是一定經濟關系的人格化; 民族的發展取決于社會生產力、社會分工和社會交往的發展; 等等。 余文如果要“深化唯物史觀”，就必須首先搞清楚唯物史觀的重要內涵和基本觀點。

　　參考文獻：

　　【1】 余金成.唯物史觀深化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歷史定位[J].中國浦東干部學院學報，2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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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5】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7】 [德]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8】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9】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10】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