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納粹大屠殺”事件的歷史再現問題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熱門史學理論問題。在后現代語境下，語言學批判和記憶史的興起使得這一歷史事件的再現遇到了諸多方面的困難。除了將記憶資料轉化為學術性歷史成果的過程中遇到的主觀性干擾，歷史學家還要探討如何克服歷史敘事情境化的結構性缺陷。以海登·懷特為代表的后現代懷疑論者基于“納粹大屠殺”的歷史再現問題提出了采用“中間聲音”進行歷史書寫的設想，這種嘗試性的解決方案探索對后現代語境下學界的研究旨向具有啟示性。

　　[關鍵詞]納粹大屠殺;歷史再現;中間聲音

　　20世紀的史學研究中，“納粹大屠殺”(Holocaust，以下也簡稱“大屠殺”)作為令全世界集中討論與反思的典型事件，成為諸多歷史學理論與方法思考的載體。歷史學的“文化轉向”“人類學轉向”“記憶轉向”“語言學轉向”等一眾新取徑都先后基于“納粹大屠殺”這一歷史過往來檢驗和發掘自身的理論與方法在歷史解釋中的有效性、局限性和可能性。本文由“納粹大屠殺”的記憶轉化問題入手，進一步探討其歷史再現的深層次理論問題。

　　歷史教學論文投稿刊物：《史志學刊》(雙月刊)曾用刊名：山西地方志;滄桑，1993年創刊，語種：中文，開本：大16開，出版地：山西省太原市，郵發代號：22-72，《史志學刊》是學術刊物，注重學術研究，是集歷史學、方志學、編纂學于一體的學術研究刊物。

　　一、“納粹大屠殺”記憶的歷史轉化問題

　　“納粹大屠殺”是當代對人類社會現代文明的發展和自信最具殺傷力的歷史事件，它直接影響到事件發生及之后的人類對現代文明的反思和看待社會關系的方式。20世紀初，西方世界自我標榜文明中心和進步先鋒的情緒甚囂塵上，而作為19世紀以來西方社會文化最具活力的演繹者的德意志，卻以政府為端頭，自上而下，有謀劃、有組織地對德國及歐洲其他地區的猶太人進行種族隔離、迫害乃至滅絕性殺戮。

　　而其他本來在“一戰”后確立了限制德國優勢的政治格局的諸多大國，卻在“二戰”期間對此袖手旁觀。在屠殺行為已無需文字材料證明，猶太幸存者的大規模流離已成為洲際現象持續數年的情況下，國際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領域對此歷史事件未做深思。直到1961年艾希曼在耶路撒冷接受審判，漢娜·阿倫特關于“惡的平庸”言論引發爭論后，基于“納粹大屠殺”探討社會與人性問題的必要性才真正被學界重視起來。20世紀70年代興起的歷史記憶研究推動了關于“納粹大屠殺”的學術探討。

　　1986年的德國歷史學家之爭(Historikerstreit)將“大屠殺”的記憶與歷史再現問題推到了學界討論的高峰。從此開始，伴隨著不減的“納粹大屠殺”問題的研究熱，全世界越來越多不同領域的學者加入到討論記憶與歷史再現的關系中來。長期以來，歷史學習慣性地以過去留存下來的文字材料作為考察人類過往、再現人類過去經歷的工作對象。不過，隨著民族—國家觀念和現代主義觀念在諸多殘酷現實面前被動搖，文化認同的統一性被瓦解，歷史視角的差異性和多樣性成為以再現真實過往為己任的歷史學家無法回避的維度。

　　除了檔案和編年史，那些來自非主流和非官方的、又與之不一致的歷史反映所承載的研究價值已變得不容忽視。由此，“新史學”探索者逐漸嘗試將記憶作為發掘新歷史信息的重要來源。正如邁克爾·羅斯(MichaelRoth)所言：“……在現代性中，記憶是個人與集體認同的關鍵……我們就是我們所記得的一切。”[1]“納粹大屠殺”無疑是歷史記憶研究的天然素材。從材料意義上講，它提供了無數個體的鮮活經歷和精神反應。影像和數碼技術的日漸成熟，使得搜集、記錄和整理相關的記憶性證據成為可能。阿蘭·梅吉爾(AllanMegill)就此強調：“最近，人們對記憶作為一種有價值對象(確切地說是奉為典范對象)的關注，很大程度是作為對納粹大屠殺事件的一種回應。”[2]

　　不過，針對“納粹大屠殺”的記憶研究也暴露出歷史研究的原則性缺陷。最直接影響其在歷史學領域站穩腳跟的問題在于其呈現狀態不符合職業歷史學研究的實證模式。當大量“納粹大屠殺”幸存者的記憶被作為歷史研究資料來處理時，瑣碎無序的信息、難于整理的數量、口徑不一甚至自相矛盾的內容都給記憶的歷史轉化制造了困難。瑪里安·赫希(MarianneHirsch)提出了“后記憶”(post-memory)概念：“后記憶因其代際距離而區別于記憶，因其深深的個人關聯而區別于歷史。后記憶是記憶的強有力的、非常特殊的形式，這恰恰是因為它與其對象、原始資料(source)之間的聯系是被想象與創造所中介的，而不是被回想或重新收集所中介的。”[3]

　　除了客觀上的限制，“納粹大屠殺”的記憶整理工作也有猶太復國主義參與的政治背景，并因此使之始終難以與純然的學術研究接軌。科佩爾·潘森(KoppelPinson)曾說：“當時的情況確實是急需一種意識形態……猶太復國主義是唯一一種在納粹大屠殺之后才似乎更有意義的綱領。猶太復國主義是有組織的、活躍的、激進的。”[4]顯然，“納粹大屠殺”記憶的不穩定性，特別是其間摻雜的主觀性因素，成為其轉化為合格的歷史學研究成果的障礙。可是，主觀性因素對“納粹大屠殺”主題的歷史學研究的影響不僅于此，在其背后，還有著更為深層次的書寫問題與理論爭論。

　　二、“納粹大屠殺”情節化處理的限度思考

　　后現代主義懷疑論是史學史上對歷史學知識屬性沖擊最為激烈的理論批判。以海登·懷特(HaydenWhite)為代表的學者從語言學角度出發，將歷史學已有的理論與實踐解構為文學構成，由此拉大了歷史學研究與其客觀性追求的距離。懷特說：“歷史事件……本身所能給歷史學家提供的至多只是故事的元素。事件被炮制到一個故事之中，是通過壓制或者貶抑其中的某些東西，而突出另一些東西，通過描畫、主題重復、語調和視角的變化、交替的描述策略等等———簡而言之，就是我們通常指望在一部小說或者一部戲劇的情節化中找到的所有技巧。”[5]

　　84懷特試圖論證歷史書寫在本質上其實是詩性的(即主觀性的)，而非客觀的表述。歷史的面貌也不是由事實發生的實際狀況決定的，而是由歷史書寫者的情節建構決定的，或悲劇，或喜劇，或反諷。如他所說：“如何勾勒某一特定的歷史處境，端賴于歷史學家的匠心獨運，以及某一特定的情節結構與他想要賦予某種特殊意義的歷史事件序列相匹配。”[5]

　　85就前文關于“納粹大屠殺”記憶的歷史轉化問題的分析來看，它在后現代主義懷疑論的拷問下必然不堪一擊。就懷特認為的歷史書寫都是歷史學家的情節化處理的產物的理論而言，限制“納粹大屠殺”的歷史書寫真實性的最關鍵因素就不再是作為記憶載體的幸存者們記憶和表述是否屬實的問題，而是語言的問題。

　　只要傳遞與之有關的信息是以語言為工具，那它就根本不具說服力。可是，在此之后，現代主義語境下“納粹大屠殺”的歷史敘事問題的探討在一定程度上使懷特對自己的歷史書寫“情節化”理論流露出遲疑。此問題緣起自索爾·弗里德蘭德(SaulFriedlander)1990年4月在UCLA(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召集的名為“納粹主義與最終解決：探討再現的極限”的學術會議。會議就“納粹大屠殺”的歷史表現問題的探討，深化到歷史學家能否在證據多樣且相互矛盾的后現代語境下，明確出一條限制主觀性自由發揮以保證歷史學特性的界限。無疑，懷特是最有義務回答此問題的人之一。

　　“納粹主義和‘最終解決’所具有的特殊性，是否給我們關于它們所能講的真話設定了絕對的界限?”懷特自問。令其遲疑的不是材料真實與否層面的問題，而是他所謂的“以情節化模式表現過去的納粹主義的做法引起的倫理問題”。眾所周知，懷特認為歷史書寫的情節化模式無外乎“浪漫”“悲劇”“喜劇”“反諷”幾種類型，且上述類型的使用不取決于事件本身的性質，而是全憑歷史學家個人的選擇。他說：“在敘述故事的過程中，如果史學家賦予它一種悲劇的情節結構，他就按悲劇方式‘解釋’故事;如果將故事建構成喜劇，他也就按另一種方式‘解釋’故事了。”[6]

　　可是，面對在整個人類歷史上慘絕人寰的“納粹大屠殺”，懷特即便不做學理性的論證，也意識到將他所謂的情節化模式任意用來解釋這一無比嚴肅的歷史事件是絕對不妥的：“它們(納粹大屠殺)是否就像其他的歷史事件那樣，我們可以無限地闡釋而不可能最終決定它們的特定意義?”[7]37-38“納粹大屠殺”研究這一既摻雜眾多相互矛盾的記憶沖突，又因有道德判斷和政治指向而不可避免地存在情節化處理的主題，促使懷特不得不對其情節化理論做進一步闡釋。他除了進一步擴大其情節化理論對歷史敘事的影響程度，也對自己之前頗為得意的情節化理論進行了一定程度的修訂。一方面，他認為所有史料的內容矛盾不是其所記述事實的沖突，而全都屬于情節設置的沖突。他強調：“相互矛盾的敘事之間的沖突所涉及的，與其說是相關的事實，不如說是可以由情節化賦予那些事實的各種不同的故事意義。”[7]

　　38由此，他將歷史學研究中所有出現的事實矛盾都解釋為情節化的操作。這并不具有充分的說服力，因為他采用的是一種實用論解釋，即“當事關由情節化模式———被用于表現事實，展示不同種類的故事的形式與意義———制造的闡釋時，區分事實陳述與對它們的闡釋對我們毫無幫助”[7]39。當然，歷史研究者對懷特這種無條件夸大歷史的語言維度的作用力的做法并不陌生。這里更值得注意的是另一個方面。

　　懷特在思考“納粹大屠殺”的歷史再現問題時，修正了自己之前的“歷史敘事的情節類型由書寫者任意主導”的言論。他認為在面對“納粹大屠殺”這種特殊的歷史事件時，歷史書寫有必要明確某種情節選擇的限度。他意識到，“假設相互矛盾的敘事是事實被一個歷史學家闡釋為悲劇，而被另一個闡釋為鬧劇的結果，這對我們也毫無幫助”[7]39。

　　懷特將自己的情節化理論用于“納粹大屠殺”的歷史再現問題的探討，卻推導出其自身理論隱含的問題———他賴以自豪的對歷史敘事的情節化解構，“對我們也毫無幫助”。這揭示了后現代主義懷疑論遭詬病最多的方面，即其對歷史學屬性的所有批判除了深化和加強之前的懷疑論(包括笛卡爾、克羅齊、卡爾)之外，在建設性上，也就是完善歷史學考證和敘事的真實性上并無助益。“極限”研討會上，懷特表示歷史情節化的選擇性區分標準，這本身是他克服其懷疑論中的相對主義傾向的積極努力，盡管使之嘗試調整的是道德倫理維度(甚至一部分是輿論壓力所致)的考慮，而不是學理分析的結論。

　　他說：“我們或許會將有著歡快腔調與詼諧觀點的戲劇的或者田園牧歌式的故事，從相互矛盾的敘事之列排除，因為對納粹時期的事實來說———或者至少對那些要緊的事實來說———它明顯是虛假的。”[7]39這種區分的積極性在于，他在向著這樣一種方向努力，即盡管他依然堅持強調歷史書寫的構成方式與文學的文本構成如出一轍，但卻試圖搞清歷史書寫的情節化和文學的情節化有著一定區別———前者更嚴肅，主觀隨意性更少。可是，懷特給這種帶有積極性指向的試探加上了令人失望的條件限制。他認為，“只有當我們確信事件本身具有一種‘故事性的’形式和一種‘情節性的’意義的時候，我們才能自信地假設，相關的事實對能夠被以適當的方式講述的、關于他們的故事的種類設置界限”[7]39。

　　也就是說，懷特強調決定了歷史書寫的情節選擇的關鍵因素不是歷史區別于文學的嚴肅性和學術性，而是歷史書寫中本身的文學屬性。懷特這種對歷史書寫情節化理論的不情愿的修訂實際上對“納粹大屠殺”的歷史再現問題并無實質性的助益。不過，懷特提出了關于“納粹大屠殺”歷史書寫方式的思考，的確對“大屠殺”的歷史表現問題提供了一定啟示性。

　　三、“納粹大屠殺”的“不及物書寫”的設想

　　“納粹大屠殺”的內在意義和外部指涉極為復雜，復雜到令擅于借助復雜性而指責歷史學研究不具有客觀性的后現代懷疑論也暴露出自身的理論盲區。然而反過來，后現代懷疑論的語言學視域也為歷史敘事的書寫方式的完善提供了可能。雖然學者們對后現代語境下的“納粹大屠殺”的歷史再現問題沒有找到其歷史屬性的理論依據，它仍處于情節化模式的困境中，但其獨一無二的復雜性使得學者們逐步找到一種關于它的書寫模式的可供探索的思路。

　　無論是不是后現代主義者，“納粹大屠殺”的豐富性內涵是當前歷史敘事難以完整再現的，這種認識為學界大體所接受。當然，按照常規思路來思考這一問題，必然是盡可能保持視角的全面、判斷的公正和措辭的中立。用過去實證主義的話語表述，即按照“如實直書”的方式書寫“納粹大屠殺”;而在當今后現代主義的語言學批判的氛圍中，則在表述上更要避免比喻性語言的使用。關鍵的問題在于客觀的敘述無法真切還原歷史經歷者的內在狀態，主觀的浪漫式再現往往由于深描的情境化而無法被身處情境外的讀者理解和體驗。正如詹姆斯·揚(JamesYoung)指出的：“如果這段歷史將被完全理解的話，我們將聽到歷史學家和受害者分裂的聲音。”[8]

　　貝瑞爾·朗(BerelLang)在“納粹大屠殺”的歷史書寫問題上的觀點極具代表性。他指出：“對于一個從歷史的角度出發，把非個人的特征與對有關道德邊界的觀念的挑戰結合起來的主題，將該主體人格化的企圖顯得既沒有根據又自相矛盾：說它沒有根據，是因為它將本質上是集體性的主題個人化了;說它矛盾，是因為它在主題自身拒絕界限時對它設置了界限。”[9]144朗要求的是比較純粹的基于字面表達的歷史再現。

　　可是，這并不是解決“納粹大屠殺”之類現代發生的復雜事件的最合理方式。可是，懷特看到，“這個事件有著那樣一種特性，使之逃過了任何用于描述它的語言或任何用于表現它的媒介的把握”[7]43。同樣且更為著名的看法來自喬治·斯坦納(GeorgeSteiner)：“奧斯維辛的世界位于言說之外，正如它位于理性之外那樣。”[9]15以及艾克哈特(A.RoyEckardt)所指出的：“要怎樣才能言說那不可言說之物呢?當然我們應該去言說它，但我們怎能做到?”[10]對此兩難境地，懷特提出了一種中間思路。首先，他認為實證主義的“如實直書”觀念實際上是一種“現實主義”的書寫方式，而這種模式已經不具有解釋“納粹大屠殺”這樣復雜的歷史事件的能力了。他主張歷史書寫應引入一種與“現實主義”形成遞進關系的“現代主義”理念。懷特說：“現代主義依舊關切著要以現實主義的方式來表現現實，并且它仍然把現實與歷史看作是同一的。

　　但現代主義面臨的歷史不再是19世紀的現實主義所設想的那種歷史了。”[7]51因此，他認為，“……對它(納粹大屠殺)的再現，無論是歷史的還是小說的，都需要一種風格，一種現代主義的風格。這種風格是為表現社會現代主義使之成為可能的那種經驗而被發展起來的”[7]52。

　　由此，懷特認為法國文學理論家羅蘭·巴特(RolandBarthes)關于“不及物書寫”(intransitivewriting)的闡述，是以現代主義風格再現“納粹大屠殺”歷史的合適書寫模式。所謂“不及物書寫”，是介于主動語態和被動語態之間的“中間語態”，它避免了主動語態表述中因事件中的行動者的自說自話造成的表意模糊，又避免了被動語態表述中因敘述者從上帝視角生硬編排造成的事實歪曲。

　　與貝瑞爾·朗強調的與對象直接相對應、不加更改的表述不同，懷特則強調歷史真實性的多種表達。也就是說，表述的視角純然內在于敘述者情境和過分置身事外都是不合適的，用羅蘭·巴特的話講，“像浪漫主義作品之類作為主動語態的主體性，由于其實身在其中的行動者不是處于書寫的過程之內，而是先于這一過程的”，而“在的中間聲音中，存在于書寫者和語言之間的隔膜被漸漸消解掉了”，“在的中間聲音中，主語被構建為與直接同步的，受到的作用與影響”[11]。

　　雅克·德里達(JacquesDerrida)關于“延異”(différance)概念的闡述同樣解釋了“中間聲音”的可操作性：“由延異指涉的內容既不是簡單的主動也不是簡單的被動……它宣告了，或者說是令人想起某些似乎是中間語態的東西。它談論一種非操作性的操作，不能認為這種操作是主體之于客體的激情或行動，它不能看作是由一個行動者或承受者發出，或是從這些范疇的基礎或視角出發的。”[12]

　　懷特試圖在傳統實證主義史學和后現代結構主義語境之間尋找一種平衡，所謂“不及物書寫”是在及物和不及物這種二元對立的敘事中一種無法確定的狀態，它具有介于被動和主動之間的一種不可確定性，即中間性。這正是后現代懷疑論者為歷史學家尋找合適的敘事口吻做出的嘗試性努力，也是后現代懷疑論者在批判之余對歷史書寫做出的醒目的建設性建議。當然，這仍是歷史來自語言學批判視角下的一種嘗試解決“納粹大屠殺”歷史再現問題的途徑。就歷史學研究兩千年來的證據論證的研究模式，也并非沒可能出現新的突破性解釋。那是另一個方面且更為視野開闊的討論。

　　后現代語境下的分析只是其中的一個小方面而已。納粹大屠殺作為一段只能通過創傷來回憶的歷史，使其復雜的再現問題得到了諸多學者尤其是猶太學者的關注。關于創傷記憶的移情(transference)和修通(workingthrough)，20世紀70年代以來有諸多學者(尤以猶太學者為代表)專門論述過。以色列著名歷史學者索爾·弗里德蘭德也使用了深層記憶(deepmemory)的概念來與傳統的共同記憶(commonmemory)嚴格區分開來。同時更多非歷史學的學者也從社會學、心理學、語言學等諸多層面提出了諸多嘗試性方案，但目前學界就“大屠殺”書寫與再現問題上仍未找到除中間道路以外的有效方向。對歷史學家而言，“不及物書寫”的實踐操作性有多強，仍是一個問題。

　　以“不及物書寫”的形式書寫出的歷史著作的可讀性和可理解性又是另一個問題。這種難度和限制究竟是減少了后現代語境下“納粹大屠殺”的歷史再現問題的困惑，還是加劇了這一問題的復雜性，尚無法判斷。無論如何，通過審視“納粹大屠殺”這一歷史事件，歷史學研究本身的復雜性得到了前所未有地展現。從此單一事件入手，歷史學研究關于人文、社會、話語、道德和事實的理解和判斷，將進入一個全面整理和再度反思的新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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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孟翊潔，周鞏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