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晚清著名學者、詞人譚獻，同光間曾多次來往京師，詩酒文會中與當時多位名伶來往密切，并編有《群芳小集》《群芳續集》等。光緒初年，又根據所見所聞為蘿摩庵老人所著《懷芳記》作注。關于《懷芳記》一書的作者，日記中已有明確提示，借此可考得其人為喬松年。但由于通行本《復堂日記》為譚獻生前編定的刪節本，后雖有徐彥寬補錄、續錄，依然稱不上是全本，其中與戲曲相關的大部分史料即被刪除殆盡。今南京圖書館等處藏有《復堂日記》稿本六十冊，其中不僅詳細記錄了《群芳小集》《群芳續集》的成書歷程，還充分呈現了當時士伶詩酒文會的真實場景。這對于考察花譜類書籍的生成以及同光間京師梨園生態，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

　　關鍵詞：《復堂日記》;《懷芳記》;《群芳小集》;《群芳續集》;譚獻

　　戲曲論文投稿刊物：《戲曲藝術》是北京市教育委員會主管、中國戲曲學院主辦，以發表戲曲研究理論文章為主的學術期刊，季刊，是全國中文核心期刊(北大核心)、人大《復印報刊資料》重要轉載來源期刊。雜志創刊于1979年。《戲曲藝術》編輯部現任主編：傅謹， 主任：曲謹春， 責編：陳友峰、李鋒， 采編：李鋒。

　　譚獻(1832—1901)，初名廷獻，字仲修，號復堂，浙江仁和(今杭州)人。同治六年(1867)舉人，署秀水教諭，歷任歙縣、全椒、合肥、宿松等地知縣。曾為詁經精舍監院、經心書院山長。平生以詩古文辭著稱，文導源漢魏，詩優柔善入，惻然動人，尤工于詞，錢仲聯《近百年詞壇點將錄》推尊之為“托塔天王晁蓋”。[1]著有《化書堂初集》三卷附《蘼蕪詞》一卷，《復堂類集》文四卷、詩十一卷及詞三卷，《復堂日記》八卷、補錄二卷、續錄一卷等。除此之外，譚獻還有與戲曲相關的著述，如同光間編有《群芳小集》一卷、《群芳續集》一卷，光緒年間又為蘿摩庵老人所著《懷芳記》作注。這兩種著述的存在，充分體現了譚獻對于同光間梨園故實的熟諳，也表明譚獻曾參與到晚清士伶交游與品評的活動中去。《復堂日記》作為譚獻一生治學、交游、行事的總括，本當對這部分事實有所反映，但在今天所通行本中，卻極少有關于這方面的記載。這未免令人起疑。

　　事實上，今天我們所能看到的《復堂日記》乃是經過譚獻精心編選而成的節本，其所呈現的只是其人其書的一個面向。其后雖有徐彥寬續為補輯，成補錄二卷、續錄一卷，依然稱不上是“全本”。其全稿實分藏于南京圖書館、浙江圖書館、浙江大學圖書館等處。在稿本日記中，不僅保存有為《懷芳記》一書作注的具體時間及《群芳小集》《群芳續集》的原始文本，還具體呈現了同光間士伶互動的生動場景，這對還原二書的成書歷程及其具體情境，提供了可靠的第一手憑據，同時也為考察同光間京師梨園生態，增添了一份珍貴的獨家史料。

　　一、《懷芳記》著者“蘿摩庵老人”考實

　　《懷芳記》是嘉道以來所興起的梨園花譜中的一種，題為“蘿摩庵老人撰”“麋月樓主附注”，成于光緒二年(1876)，刊于光緒五年(1879)。此書以品評道光至同治間京師名伶為主要內容，對了解當時的京師梨園故實，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此書先后收入《香艷叢書》《古今說部叢書》《清代燕都梨園史料》，今又編入由傅謹主編的《京劇歷史文獻匯編·清代卷》，可以想見其流傳程度。但于其作者“蘿摩庵老人”，則多不得其詳。如李真瑜《北京戲劇文化史》中有《清末北京的戲劇學著作》一章，敘錄此書云：“《懷芳記》，作者蘿摩庵老人，真實姓名、籍里失考。”[2]《中國古籍總目》史部傳記類著錄此書，未標示著者姓名[3]。《京劇歷史文獻匯編·清代卷》為此書所作提要亦云：“其人不詳。”[4]

　　871然則其人確不可考嗎?固然，梨園花譜因多是文人筆墨游戲的產物，加上所詠對象為男旦，因而往往被認為難登大雅之堂，故在創作或刊刻時多不標明真實姓名，而以別號代之。如所謂“糜月樓主”(一作眉月樓主)、“笙月詞人”、“南湖漁隱”、“香溪漁隱”等均是。《日下看花記》著者所謂“所以稱號者，以游戲筆墨，知者自知，不必人人皆知”[5]，正是這種心理的絕好體現。以譚獻《群芳小集》為例，在刊成分送同人時，就受到李慈銘“不自愛”的指責，其同治十一年(1872)五月二十五日日記云：“群芳者，都門樂僮也。

　　無論此等浪子生活不足冤酷紙墨，以自命知微言大義之人，而刻畫賤工崽子之狀，又何其不自愛耶?”[6]5760于此可見此類書籍在士人心中的地位。正因為如此，在作者的正式刊行著述中，有關此類活動的事實往往都被抹除。這樣一來，就給后世的研究者帶來極大的障礙。一方面由于別號不同于室名、字號那么常用而固定，另一方面則在于別號的選取往往具有隨意性，大部分甚至是一時起興的產物。如果沒有相關的原始史料相對應，不僅別號所指真實身份難以考索，著述背后所隱藏的現實場景，更是無從勾勒。作為同類性質的《懷芳記》亦不能例外，其所署“蘿摩庵老人”即為別號，似乎不易考索。其實，關于《懷芳記》一書的作者，在注者譚獻的《復堂日記》中已有明確提示，光緒五年正月初七日日記云：“檢《懷芳記》，此書喬河帥為鞠部作也。”[7]可知此人姓喬，曾為河道總督(別稱河帥)。

　　檢《清代職官年表》，清代河道總督為喬姓者僅喬松年一人。[8]喬松年(1815—1875)，字鶴儕，號健侯，山西徐溝(今屬太原)人。據《清史稿》本傳，喬氏為道光十五年(1835)進士，授工部主事，再遷郎中，咸豐三年癸丑(1853)以知府發江蘇，此后歷任蘇州知府、兩淮鹽運史、江寧布政史、安徽及陜西巡撫等職。同治九年庚午(1870)授倉場侍郎(駐直隸通州)，次年授東河道總督。其出都、入都時間亦與《懷芳記》中所謂“余自癸丑出都，庚午始返，凡十八年”者相合。

　　又喬松年所著有《蘿藦亭文鈔》一卷、《蘿藦亭遺詩》四卷、《蘿藦亭札記》八卷等，均以“蘿藦亭”為名，與此書所題“蘿藦庵”也基本吻合。關于“蘿藦亭”之取名來由，姚繼榮曾根據喬氏《蘿藦亭札記》自序推測說：“蘿藦，為纏繞本草，生于山坡、田野、路旁，從河北至福建，廣有分布。蘿藦亭，很可能是喬氏園亭之名。蘿藦不起眼，以之名亭和題書，也反映了喬氏的自謙。”[9]完全屬于一種字面的推理。其實，蘿藦亭乃喬氏家鄉太原一舊地名，俗稱洛漠亭，在太谷縣西北。以鄉土地名為書名是古代比較常見的一種命名方式，如司馬光《涑水紀聞》、閻若璩《潛邱札記》等均是。至此，《懷芳記》的作者為喬松年，基本可以無疑。以布政使、河道總督的身份作此“不登大雅之堂”的小書，也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以往對花譜類作者身份的界定，即創作此類書籍的群體中，除了進京應試的無名書生、落拓士子外，還可能是風流名士，甚至是身居顯耀的一方大員。

　　關于《懷芳記》的成書時間，光緒五年武林云居山人序云“成于丙子仲秋”，此丙子當為光緒二年。然喬松年已逝于光緒元年(1875)，何成書反在身后?據譚獻稿本日記，光緒二年仲春初二日云：“赴贊侯招飲，同集為阮霞青、喬雪千、劉叔孔，見喬河帥遺著《懷芳記》。”a又十一日日記云：“剪燈注《懷芳記》”，十二日又云“還《懷芳記》”(《丙子新書》)，可見譚獻補注成于此時。因此，所謂“成于丙子仲秋”者，當是指譚獻附注完成時間，其中“仲秋”或是仲春之誤。至于作序者“云居山人”，現在所能掌握的信息，僅能從落款處得知為武林(今杭州)人。而譚獻日記記載與此書相關者，僅有鄭襄(贊侯)、阮恩霖(霞青)、新安黃氏b、李耘珊c等四人。其中鄭襄為江夏人，阮恩霖為儀征人，李耘珊為壽州人，均與“武林”無涉，只能暫付闕如了。

　　二、《群芳小集》《群芳續集》的成書及相關問題

　　《群芳小集》《群芳續集》與《懷芳記》類似，也是以優伶為品評對象的花譜類著述。其書仿照以往《詩品》《畫品》等品鑒人物的方式，將優伶按上品、逸品、麗品、能品、妙品等次序加以品題，對象包括徐小香(蝶仙)、朱蓮芬(水芝)、梅巧玲(慧仙)、時小福等當時著名優伶，是戲曲史料中頗具特色的一種。關于其作者“糜月樓主”與譚獻的對應關系，谷曙光《梨園花譜〈群芳小集〉、〈群芳續集〉作者考略：兼談〈譚獻集〉外佚作補輯》一文已有詳細的考證。a[10]但對于此書的成書過程，則多不得其詳，而稿本《復堂日記》的發現，正可以彌補此中不足。《群芳小集》，一名《增補菊部群英》，書前有王詒壽(眉子)、河陽生等人的敘及題詞。正文品題了同光間活躍于京師梨園行的優伶凡三十人，其中上品三人，逸品先聲二人，麗品先聲四人、繼起六人，能品先聲四人、繼起四人，妙品先聲四人、繼起三人，其中不乏所謂“同光十三絕”中人物。

　　據稿本日記，品題始于同治十年(1871)三月二十四日，是日同人集于聚俊堂，優伶到者有湘云、芷湘、瑞云、芷荃、采蘭、佩仙等，日記云：“予輩將為群芳小集，今夕先各貽一絕句。”(《金門日錄》)，所貽對象除以上六人外，另有桂枝、薇仙、荊仙三人。四月初四日，補作紫云、艷儂二絕。初六日又作芷蓀一絕。二十日又云：“撰群芳小集絕句十八首，章別具。”(《金門日錄》)。至此，品題三十絕句均告成。與稿本相較，刻本無采蘭“蘭氣依然三月中，玉階曾受露華濃。試看洧水清瀏地，處處春游有國風”一絕。四月二十日，全本錄成。日記云：“《群芳小集》鳳洲錄成，將封寄梅閣付刻也。”(《金門日錄》)至于刊成時間，譚獻光緒五年(1879)八月十一日日記云：“辛未年已有《群芳小集》之刻。”

　　(《山桑宦記》)辛未即同治十年(1871)。可見是隨寫隨刻，譽錄者為潘鴻，付刻者為何梅閣。至同治十一年(1872)，李慈銘、王詒壽等已有閱讀此書的記載。王詒壽同治十一年十一月廿一日日記云：“仲修《群芳小集》已刻成，重讀一過，頗勝近人白門新柳萬萬也。”[11]111李慈銘五月二十五日日記云：“得許竹筼書，送閱譚仲修所刻《群芳小集》。”[6]5760可知此書在同人間的流傳情況。同治十二年(1873)三月，此書又以《燕市群芳小集》為名登載于《瀛寰瑣記》第五卷。值得注意的是，與刻本相比，此本多出朱虎兒、寄瓢生、薛瑤卿等三人題詞。

　　朱虎兒，即朱虎臣，名文炳，號慕庵，浙江仁和人。薛瑤卿，原姓邊，蘇州人，以色藝名于杭，后為滬上名伶。考之稿本《復堂日記》及王詒壽《縵雅堂日記》，譚獻與薛瑤卿相識，在同治十二年正月，此后一段時間里，與朱文炳等人頻繁交游。故王詒壽以同人歌詠薛瑤卿之作編成《瑤花夢影錄》一書，其中就收錄有譚獻題詞三首。薛瑤卿跋及朱文炳等人題詞當作于是時，但不知為何人抄錄刊載于《瀛寰瑣記》中。為此王詒壽還頗有不快，其同治十二年三月二十日日記云：“予所作《群芳小集序》并題詞、仲修諸詩及題品小贊，均為何人刻入《瀛寰瑣記》中，真可痛恨也。”[11]170可見刊載時未經允許。此后《群芳小集》與《群芳續集》合刻時亦未將此數人題詞納入。

　　三、稿本《復堂日記》中的晚清梨園

　　如果說刻本《復堂日記》是譚獻精心構建的“著作”，稿本日記則可謂是毫無斧鑿痕跡的最原始、最真實的記錄。日記起于同治元年(1862)，止于光緒二十七年(1901)，前后長達四十年，幾乎涵括了譚獻平生所見、所聞、所歷、所感，大到吏治民情、時代因革，小到衣食住行、晴雨災荒，可謂巨細無遺。其中不乏與戲曲相關的記載。如就觀劇而言，從杭州到北京，觀劇可以說已成為其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遺憾的是，譚獻在記錄時多不標明所觀劇目名稱、演員、排場等方面的信息，但也有例外，如同治十年(1871)二月廿九日日記云：“慶福居觀全勝和劇，秦聲激越，竹哀絲豪，耳目為之一新。觀者蟻聚，無容足之地。”(《金門日錄》)通常以為，秦腔在徽班進京后已失去了人們的青睞，但據此日記，可見這種豪爽、激越的劇種在晚清依然有一定的受眾。當然，日記記錄所觀劇目，還是以三慶、四喜為多。除觀劇外，日記記載最為豐富，也最具價值的，當屬與《群芳小集》《群芳續集》相關聯的士伶交游史料。

　　結語

　　清代文獻的豐富性，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它的體系性與相互關聯性，日記與梨園花譜的相互印證即其中的絕好事例。日記與梨園花譜在性質上都具有隱微性，不欲見諸世人。偶爾刊刻傳世，也多是經過事后加工的產物，其所呈現的并非是文本的本來面貌。如通行刊本《復堂日記》中已無從窺探譚獻參與梨園活動的事實與場景，而花譜類著述如《懷芳記》《群芳小集》等，遺留的也僅僅是品評的“結果”，其背后鮮活的人與事已完全被隱藏。而稿本《復堂日記》對當時士伶活動的詳細記載，卻為還原當時場景提供了一個絕好的機緣。

　　總的來說，通過對《復堂日記》中有關梨園史料的梳理，我們大致可以發現它具有以下幾方面的價值。一是可以基本考定《懷芳記》作者為喬松年，另外喬氏身為一方大員，卻作此“不登大雅之堂”的小書，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以往對花譜類作者身份的界定，即創作此類書籍的群體中并不僅僅是落拓士子及應舉書生。二是通過日記中關于《群芳小集》《群芳續集》成書的詳細記載，可以基本還原二書的成書歷程及其版本差異。三是日記中有關同光間士伶交往及詩酒文會的持續記載，使我們得以一窺當時京師梨園的真實場景，為考察晚清戲曲生態，特別是花譜類著述的產生，提供了一種最直觀的梨園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