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長達幾千年的發展過程中，中國文論的言說方式逐漸表現出自己的獨特性，以下是小編搜集整理的一篇政治論文投稿：探究話語霸權視角下少數民族文學發展的論文范文，供大家閱讀參考。

 

　　中華民族是一個多民族大家庭，多民族的歷史共同構成了中華民族的歷史，盡管如此，少數民族文學研究卻始終難以獲得應有的地位，始終處于中國文學的邊緣。特別是中國進入近現代歷史之后，中國文學領域受到西方文化的強大沖擊，這種現象更加明顯，少數民族文學研究甚至淡出了人們的視野。由此，中國的少數民族文學史研究遭受三重話語霸權的排擠表現為現當代文學史研究中的突出特征。關于這一點，我們必須保持理性的認識和思維，同時必須下大力氣進行多民族文學研究，對話語霸權現象展開強烈批判，強調多民族文化共同發展，不同民族文化要互相影響、互相融合，這樣才能使中國民族文學的獨特優勢充分發揮出來，而我們的民族文學將會迎來一個嶄新的發展階段。

 

　　一、少數民族文學分析

 

　　少數民族文學歷史悠久，內容十分豐富，包括神話傳說、民俗故事、敘事詩等等，這些都是中國文學寶庫的重要組成部分。雖然很多少數民族文學作品并沒有書面形式，而是口頭流傳，但這并不能奪去少數民族文學的璀璨光芒。不少作品還被翻譯成漢文字出現在中國經典的文學作品之中。比如中國最早的詩歌總集---《詩經》，就是當時各民族流傳詩歌的作品。雖然當時的漢民族尚未形成，并沒有少數民族的概念。但是從當今的視角來看，很多少數民族的先祖正是當時分布各地的居民。比如湖南湘西土家族在婚禮之前的告祖儀式上，還要演奏詩經音樂，所唱歌詞恰恰是《詩經》中的《關雎》、《桃夭》之章，而且歌詞與《詩經》相同，這種遺風說明《詩經》與古代少數民族的淵源關系。

 

　　雖然我國少數民族文學歷史悠久，內容豐富，但是相對于漢民族而言在影響力上還存在相當大的差距。造成這種差距的原因就是文學的霸語權。

 

　　因為相比漢民族，少數民族在文化、經濟、政治等各方面都存在差距，中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學等社會的各個方面長期以來都是漢民族占據主導地位。從中國古代的文學作品集中，我們很少發現少數民族的作品，這是因為歷代很少有學者對于少數民族的作品進行研究或者收錄自己編纂的作品集中，這也恰恰是少數民族文學在多重話語霸權下影響力不足的最有力說明。[1]

 

　　二、西方話語霸權下的中國多民族文學

 

　　西方話語霸權能夠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中國文學的發展和研究，因為超過一半的文學史都建立在西方話語體系上。[2]當代文學這種特定時期下的言說方式原本反映現當代文學生存經驗，同時還應該體現現當代生存背景的獨特性，可是現當代文學處于西方話語霸權的壓迫之下，在反映本民族生存經驗的過程中表現得不夠出色，出現現當代文學的失語現象。[3]

 

　　在長達幾千年的發展過程中，中國文論的言說方式逐漸表現出自己的獨特性，無論是詩歌、散文，還是小說，評價標準各不相同，同時還立足于中國文人的生存經驗，逐漸發展成具有自身獨特性的闡釋體系。中華民族獨特的生存經驗恰恰可以通過這種闡釋體系體現出來，如《文心雕龍》、《詩品》、《文賦》等都能夠出色地承擔起反映中華民族獨特生存經驗的重任。可是，隨著西方文化傳入中國，中國文化便陷入了西方文化強勢壓迫的不利條件，中國長達幾千年的文學經驗在很短的時間內便出現了失語現象，而它闡述生存經驗的功能也很快消失，事實上，這種現象非常不正常。隨著中國的政治經濟逐漸向著西方的方向發展，文學生存機制本身具有的連續性不能采取強制手段人為隔斷，否則只能使中國文學成為西方文化的忠實追隨者，失去言說本民族獨特生存經驗的功能。處于這樣一種不利條件下的中國現當代文學評價體系必然不能很好地傳承中國傳統文論的獨特特征，而中國文論也就難以依照自己的標準對世界文論體系做出評判。[4]

 

　　現當代中國文學體系處在西方話語霸權的霸權之下，屬于中國文學體系的少數民族文學自然也難逃西方話語霸權的壓迫，這主要通過處于西方文學評價體系下的少數民族文學評價一直努力為自己爭取合法化身份體現出來。少數民族文學處于被壓迫的形勢下，已經瀕臨生存的邊緣，但是因為少數民族文學有自身的獨特生存機制，因而也應該具有自身獨特的評價標準。可是，少數民族文學研究一直沒有形成這種獨特性，而是緊隨西方文學之后，建立少數民族文學史就是這一現象的突出表現，如《白族文學史》、《苗族文學史》、《藏族文學史簡編》、《少數民族文學》等，以上提到的少數民族文學史無論是在評價標準上，還是在結構體系上都體現了對西方話語霸權的追隨，而且這些少數民族文學史無不采用了西方話語來闡釋，從某種程度上說，這反映出西方話語對少數民族文學的巨大沖擊，而少數民族文學也在與西方話語的碰撞中失去自己的獨特性。

 

　　三、漢語話語霸權下的中國少數民族文學

 

　　少數民族文學不但面臨西方話語壓迫，而且也面臨著漢語話語霸權的巨大沖擊，現代學者王國維曾經在自己的作品中提到中國史詩處于剛剛起步的階段，他同時也認為，中國盡管是一個古文學大國，可是卻沒有一部史詩可以與西方史詩相媲美，胡適也持類似觀點。[5]

 

　　可是，少數民族地區卻不乏優秀的史詩，即使我們依據西方史詩標準進行衡量，它們也仍然毫無疑問被劃入史詩的范圍，比較有代表性的作品有《烏古斯傳》、《格薩爾王傳》，此外還有《江格爾》等。不管是《格薩爾王傳》還是《烏古斯傳》都應該劃入中國古代文學史的行列，可是中國文學史卻并沒有為這些作品提供應有的地位，也正是因為如此，才會出現中國不存在史詩的結論，這也是漢語話語霸權的最根本體現。

 

　　另外，處于漢文化話語霸權下的少數民族文學文獻存在非常明顯的失落感，而語言失落是其最突出的表現。[6]

 

　　中華民族是由多種少數民族組合在一起的大家庭，民族之間通過各自的語言進行區別，因此中華民族的語言應該表現出多樣化的特征，而不同民族的文學作品也應該采用本民族語言進行創作，并且具有區別于其他民族的特點，所以對少數民族文學展開研究必須要從語言的角度來切入，而且語言也必定會是少數民族文學研究中的一項必備條件。如果將某一種少數民族文化轉換成另一種民族文化，需要用到翻譯，如人們耳熟能詳的《敕勒歌》就是一首鮮卑族民族詩歌，后才被翻譯成漢族詩歌，雖然我們所見到的《敕勒歌》新形式仍然帶有少數民族文化色彩，比如詩句與詩句之間長短不齊，可是鮮卑語已經消失，這首詩歌真實的原始風貌是怎樣的，我們并不能深入考究。由于少數民族語言和漢族語言之間存在巨大差異，經常會出現互相翻譯的情況，因此不同文化的碰撞應該首先表現為語言的碰撞或者思維的碰撞。由此，語言問題表現出一種新的含義，也就是漢族語言的話語霸權地位

 

　　正是由于語言障礙的存在，很多少數民族文學資料沒能保存下來，這不但造成了如今的少數民族文學研究缺乏相應的文獻資料，而且使得中國古代文學史被漢族文學史一統天下，這是一種非常不正常的現象。中國的文學史觀念來源于西方，它是在中西方文化不斷地交流與碰撞中出現的。重新書寫文學史的過程實質是重新整合本民族文學史的過程，它不僅需要重新對傳統文學進行歸納和整理，也需要當今研究者針對傳統文學提出自己的觀點，但也恰恰因為如此，少數民族文學研究才會出現這種非正常化狀態，使如今的文學史研究變得殘缺不全。雖然上文也列舉了一些少數民族文學作品，但這些少數民族文學卻并不能同漢族文學一樣在中國文學史上享有應得的地位，似乎中華民族文學史自誕生的第一天就就沒有為少數民族文學準備位置。因為少數民族文學一直處于被忽視的地位，所以很多文學研究者總是習慣將研究的重點放在漢族文學上，導致現有的少數民族文學研究成果很少。

 

　　四、精英話語霸權下的少數民族文學

 

　　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必然會出現碰撞、融合，因為這是歷史發展的必然[8],東西方文化的碰撞結果必須依靠精英知識分子才能向外傳播，而大部分的精英知識分子都來自漢族。雖然也存在一些少數民族知識分子，比如人民藝術家---老舍，但是這些少數民族精英知識分子基本都已經被漢化，也就是說這些少數民族知識分子被漢族文化所同化，無論是西方話語霸權還是漢語話語霸權，都必須通過精英知識分子來實現。由于精英話語霸權的存在，中國的少數民族文學長期處于不入流地位，它直接導致了文學研究者忽視少數民族文學的現象出現，使得少數民族文學研究一直處于殘缺不全的狀態。因而，少數民族作品也很少得以向外傳播和發展，在國外的影響力遠遠低于漢族文學。

 

　　精英意識并不是現代社會才出現的，它主要包含兩方面的內容：一是夷夏之辨;二是雅俗之分。縱觀中華民族的整個歷史發展過程，盡管在不同時期出現過"夷夏有別"以及"夷夏一家"的說法，但不管這些觀念在什么時間流行，我們不能否認的是，中國自古以來就存在一種歧視觀念。通常情況下，"夷夏一家"觀念流行的時期恰恰是少數民族建立自己的政權時期，而這種觀點反映了少數民族希望取得合法地位的想法。可是，漢族卻流行著"五胡亂華"的錯誤觀念，所以"夷夏有別"觀念是漢族文化話語霸權對少數民族文學進行壓制的反映。事實上，這一觀念反映出文明與野蠻的對立，漢族政權認為自己建立的政權才是正統的，而少數民族尚未開化，野蠻、落后，因此他們認為少數民族政權不具備合法性。

 

　　雅俗之分的觀點就是在這一基礎上產生的，雅俗之分就是對"夷夏之分"的反映，"夷"就是"俗","夏"就是"雅","雅"是歷代文人一直追求的境界。無論是"夷夏之辨"還是"雅俗之分",共同束縛了少數民族文學的發展，使其長期處于被壓抑的地位，而少數民族文學中的優秀代表，如《格薩爾王傳》、《烏古斯傳》等一直處于漢族文學的壓迫之下。關于這一點，現代文學研究中尤為突出，新文學自出現的第一天起就被賦予了強烈的精英意識，而中國的新文學更是一直沒有停止過雅俗之爭。

 

　　新文學出現之后，首先要為自己爭取一個合法的地位，而一直被人們看做俗文學代表的"新鴛鴦蝴蝶派"便成為了第一個目標。如果以市民的角度來評價"新鴛鴦蝴蝶派",它是一種真實的市民生活反映，能夠體現現代市民生活的情趣，因而能夠被廣大市民所認可，與市民審美情趣相符合，并且中國新文學在成立之初也引入了西方市民文學，周作人、林語堂都曾經借鑒過。新文學需要將一切休閑的文學、帶有封建性的文學列入打擊的范圍，所以"新鴛鴦蝴蝶派"被強行劃入非法的范圍，可是"新鴛鴦蝴蝶派"在市民中間的地位并沒有受到影響，仍然受到廣大市民的熱捧。正是因為如此，王德威發表觀點說，中國新文學從晚清時候起才開始具備現代性，而"新鴛鴦蝴蝶派"是俗文學開始的標志。無論中國新文學從什么時候開始具有現代性，"新鴛鴦蝴蝶派"一直處于精英知識分子的操控之下是毫無疑問的，而少數民族文學的地位和發展命運更是不言而喻。

 

　　另外，少數民族文學處于精英話語霸權之下還通過旁觀者獵奇的眼光反映出來，這種旁觀者的眼光非但不能正確認識少數民族文學，甚至有可能對少數民族文學的理解造成偏差。[9]

 

　　漢族通常以旁觀者的態度來看待少數民族，漢族人民對"敖包相會"的理解就非常典型。通常，提到敖包，漢人更容易想到美麗的蒙古姑娘同自己心愛的人相會的場景，很自然以為敖包是青年男女約會的地方，這其實是對敖包的一種錯誤理解。[10]

 

　　在古代，敖包是一種圓形建筑物，是由石塊、泥土以及柳條等堆積而成，一般建在明顯的地方，如路口、湖畔、山頂等，主要用來供奉神靈，逐漸才發展成為人們集會放松的地方。所以，漢人們想當然以為敖包是青年男女約會的場所是不正確的，這種錯誤認識直接反映出漢人站在旁觀者的角度以觀賞的眼光來看待少數民族。通過以上論述不難發現，很多時候我們往往帶著一種民族偏見去看待少數民族文學，這直接導致少數民族文學處于被精英知識分子控制的話語霸權之下，這在極大程度上影響了進一步深入研究少數民族文學，同時也嚴重影響了中國少數民族文學作品的對外傳播。

 

　　結語

 

　　縱觀中國文學發展史，每一次民族融合之后都會隨后出現文學的繁榮，如魏晉南北朝時期出現了民族大融合，文學自覺性產生，而且還出現了很多新的文體，而那時候的優秀文學作品也如雨后春筍一般涌現出來。盛唐時期也出現了一次較大規模的民族融合，不僅政治經濟呈現出繁榮景象，而且文學也欣欣向榮，進入中國文學史的巔峰時期。另外，漢族文化之所以能夠呈現出如此繁榮的景象，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漢族文學吸收了少數民族文學的先進成分，如元代戲曲非常繁榮就能證明這一點。所以說，要想對少數民族文學進行透徹的研究并推廣，一方面要遏制西方和漢民族文化的霸權地位，另一方面還要破除類似的精英文化霸權話語。繁榮的少數民族文學對中國文學的發展是一種補充，既有利于中國文化事業的發展，又能加快中國文學進入世界的腳步，無論從理論方面來看，還是從現實的角度來看，它對于中國文學話語的重建都意義非凡。

 

　　參考文獻：

 

　　[1]姚新勇.追求的軌跡與困惑---"少數民族文學性"建構的反思[J].民族文學研究，2004,(02)：20-21

 

　　[2]梁庭望.20世紀的中國少數民族文學研究[J].中南民族學院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1,(02)：28-29

 

　　[3]李曉峰.論中國當代少數民族文學話語的發生[J].民族文學研究，2007,(02)：15-16

 

　　[4]徐其超.文學史觀與少數民族文學主體地位的缺失和構建[J].民族文學研究，2009,(05)：44-45.

 

　　[5]席揚.關于中國當代文學史中"少數民族文學"的"歷史敘述"問題[J].民族文學研究，2011,(04)：31-32.

 

　　[6]李菲.民族文學與民族志---文學人類學批評視域下的少數民族文學[J].民族文學研究，2009,(08)：67-68.

 

　　[7]李曉峰.中國當代少數民族文學創作與批評現狀的思考[J].民族文學研究，2003,(02)：35-36.

 

　　[8]楊建軍，陳芬.論新世紀少數民族文學[J].北方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09)：19-20.

 

　　[9]羅慶春，劉興祿."文化混血":中國當代少數民族文學文化構成論[J].民族文學研究，2006,(02)：45-46.

 

　　[10]曹順慶.三重話語霸權下的少數民族文學研究[J].民族文學研究，2005,(03)：8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