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生態工程師論文發表了智慧生態城市建設制約因素研究，什么是智慧生態城?對于智慧生態城市規劃和建設，論文從幾個方面進行了探討，分析了建設智慧生態城的制約因素，促進城市居住環境的可持續發展。

　　[摘要]智慧被賦予了太多理想與完美的期許，智慧城市的生態性是基于智慧城市的本質與內涵，從技術、經濟、信息化應用層面來實現高度智能的、具有生態環境可持續性的現代化城市。然而，在面對智慧生態城市建設上，對于“智慧城市”與“生態城市”的認知還存在片面性，還面臨著更多的制約因素。特別是在構建城市公共服務環境中，還遭遇諸多不相適應的困境。堅持城市規劃的科學性、經濟性、效率性、多極性，需要從智慧生態城市的決策、規劃、績效考核等方面來滿足城市“公共利益”訴求，破解各類難題，促進城市建設的智慧化、生態化的協同發展。

　　[關鍵詞]生態工程師論文,智慧生態城市,內涵,規劃建設,制約因素

　　自十二五以來，我國智慧城市建設與規劃工作已全面展開，而對于智慧城市的概念及內涵，卻未能形成統一認識。智慧生態城市是在智慧城市基礎上，突出智慧城市的生態水平。如何界定智慧城市與生態城市之間的關聯性，必然需要從“智慧生態城市”視角來全面審視其內涵、特征。結合對智慧生態城市的各個定義的歸納與提煉，所謂智慧生態城市，是建立智慧城市核心特征基礎上，實現與生態核心特征的融合，促進人與自然、城市與生態環境的多元交互，并通過系統學、結構學、關系學、心理學、環境學、美學等理念來營造人居、自然和諧共生的城市發展模式。

　　一、智慧生態城市建設的基本理論

　　任何一種城市類型與城市規劃，都需要建立在相應城市建設理論基礎上，同樣，對于智慧生態城市規劃與建設，其理論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1.生態智慧理論從生命體與周圍環境的相互作用來看，生態智慧是延續環境的適應性、生存理念及生存策略基礎上，對生物與環境之間的相互適應。生態智慧強調對人的生態觀及生態規律的認識，強調正確理解生態問題，結合生物體與周圍環境的和諧共生中來營造生態群落。如從氣候、地理、人文等生態關系上來運用生態和諧理念，處理人居環境的協調性;從改造城市規劃與布局上，結合技術、經濟手段來充分發揮環境要素的作用。2.自律理論從“律”的解釋來看與哲學上的“理性”具有相似性，自律理論是基于個體的理性，自律與道德關系緊密，也是道德對個人行為的規范與體現。從一般意義來看，個體的自律與其道德準則相一致，不受外在力量的強制。智慧生態城市的自律是促進城市可持續發展的基礎，城市以其自身的行為方式、行為強度來遵循智慧生態城市的發展格局，來調控城市生態性，促進城市的自組織、自抑制、自調節、自發展，實現人與城市、自然的和諧共生。3.公共利益理論對于智慧生態城市中的“智慧”，不僅表現在技術上，更多的體現在利益壁壘上。真正的智慧是超越自身利益，努力實現多方利益平衡的智慧行為。如個人與集體、國家利益在平衡中，犧牲自我利益來維護民族、國家利益屬于智慧行為。同時，在智慧生態城市的公共利益實現上，要通過智力、知識、創造力來實現長期利益、短期利益的平衡，要實現個人與個人之外利益的相互平衡。事實上，公共利益是智慧生態城市的重要目標，也是彰顯智慧性、生態性，實現城市各主體之間協調有序的基礎。4.集體智慧理論集體智慧是通過眾多個體的相互協作來實現的智慧共享，也可以歸結為智慧融合的結果。從概念上來看，集體智慧將松散的個人、企業、組織集合在一起，以集體成員間的相互融合來實現對某一事物或問題的解決。其產生必然具備個體數量、密度與智慧所形成的關系。王殿華通過對信息效用的分析，指出由多個生物個體所形成的從無序到有序的自組織集體，可以實現“1+1”大于2的整體效用，將集體智慧理論應用到智慧生態城市的構建，可以實現集思廣益、社會公眾廣泛參與的建設宗旨，更能夠從挖掘多元化智慧元素中來體現生態城市的人本性，如通過借鑒和引入多個層面、多個集體組織的協作來強調智慧城市的集體智慧。

　　二、智慧生態城市規劃與建設的制約因素

　　智慧生態城市作為優化公共物品供應與協調的總任務，在立足城市空間資源布局上，其核心不在于加快城市進程的發展速度，更不是在于對某些具體建設項目的評價，而是對城市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協調。對于制約智慧生態城市建設的影響因素，多是偏離城市公共性的發展軌道。1.城市決策者意志對城市建設的影響較大智慧生態城市規劃與建設是由政府主導下實施的，對于政府決策者來說，由于受政績觀、晉升訴求的影響，在智慧生態城市規劃中易受決策者主觀意志的干擾，偏離應有的價值趨向。如地方政府決策者會圍繞GDP增長來強行推進智慧生態城市建設進度，對智慧生態城市的構建目標與政府在其中的職能產生扭曲，嚴重制約智慧生態城市的發展軌跡，甚至帶來重大社會發展難題。城市規劃本身具有整體性、系統性和階段性特征，尤其是在重要規劃節點上，如公路、機場、商業圈等公共設施上，一旦陷入政府決策意志范疇，將帶來項目建設重復、同質化競爭加劇，導致“換一屆政府換一張規劃圖”的惡性循環。2.對智慧生態城市規劃缺乏經濟化、效率化綜合評價城市規劃的總體目標是促進社會資源的合理配置，尤其是推進公共服務、保障社會秩序的協同發展。從城市規劃與建設效率上來看，公正、效率是兩個極點，而城市規劃終極目標不是效率而是公正。弗里德曼提出，城市公共領域的規劃與市場理性觀念無關，而應該基于社會理性來展開。對于智慧生態城市規劃與建設，不是為了滿足城市市場效率最大化。事實上，我國城市規劃與建設多遵循效率性目標，利用城市規劃工具性特點，冠以“規劃跟著項目走”“根據投資需求來調整和修編”思路，以致對城市規劃陷入了對效率與技術的不懈追求，而忽視了城市社會效益的整體性與綜合性。當前，城鎮化、工業化成為城市規劃發展的主題，對于多數城市在規劃與建設上，一味地追求經濟增長速度和數量，忽視了城市自身空間資源的合理配置，將城市規劃作為促進城市經濟增速的工具。很多不切實際的城市規劃與擴張，高新區、房產熱、CBD熱、舊城改造等不僅破壞了城市原來的人文環境，也背離了城市規劃發展的公共性目標。3.對城市公平性的缺失嚴重智慧生態城市規劃與建設，首先要強調對公共服務的公平性。公共服務是城市規劃發展的重點內容，如城市醫療、必需住房、交通、教育等公共設施，既是保障個體生活的基本條件，也是促進城市整體化發展的基礎。然而，在多數城市規劃中，將高端的文化藝術中心、CBD、高精尖技術示范基地作為城市發展的新標準，而忽視了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需求，淡化了城市社區公共建設及公共環境的營造。以住房為例，在政府決策導向下，住房建設空間存在不平等，住房階層化現象嚴重，公共政府空間被商品房所擠占，廣大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需求得不到滿足，而高價住房空間卻大量閑置，由此帶來的城市空間階層不平等問題，制約了智慧生態城市的發展。4.城市規劃主體的單極化和利益錯置問題突出智慧生態城市規劃的主體以政府為主，專家、社會公眾參與形同虛設，尤其是廣大社會公眾監督缺乏制度化，導致城市規劃陷入政府決策者的主觀傾向中。隨著土地資源的減少，對城市規劃經濟指標的要求更高，在利益驅動下城市規劃缺乏應有的合理性。對于舊城改造與規劃，缺乏規范與制約，項目審批草率，隨意變更規劃，如對于原來城市規劃內容進行重大變更，無法兼顧公共利益的應然要求。我國《城市規劃法》在保障城市主體利益上也給予了規定，如“組織編制機關應當充分考慮專家和公眾的意見，并在報送審批的材料中附具意見采納情況及理由，并規定采取聽證會、論證會和其他方式聽取公眾意見作為規劃的必要程序”。但對于社會公眾的參與聽證來說，操作性不強，公眾參與程序性較強，無法通過社會公眾監督來防范強權主體的利益偏置。

　　三、結語

　　通過對智慧生態城市“智慧”的全面分析，我國智慧城市建設還停留在智能城市或信息城市階段。圍繞智慧城市的建設理論，從制約因素探析中來梳理“智慧”城市的構建思路，明確“智慧”城市的生態要素，并從智慧生態城市理論與實踐研究中，挖掘其內涵和價值，以促進我國智慧生態城市的發展。當然，在推進智慧生態城市建設中，還需要結合我國城市發展背景實際，從當前存在的因素入手，全面理解和正確解讀其內涵，堅持城市智慧性、生態性的融合，促進城市居住環境的可持續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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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陳健 李晨

　　推薦期刊：農業機械學報(月刊)創刊于1957年，是由中國科協主管、中國農業機械學會和中國農業機械化科學研究院主辦的唯一綜合性學術期刊, 農業工程類中文核心期刊，美國工程信息公司(EI)和美國化學文摘社(CA)收錄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