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仁”是孔子思想體系的重要范疇，而由“仁”發現“人”，從“仁本”走向“人本”，是孔子教育思想體系建構的基本理路。孔子從仁本教育觀出發，形成了“愛人”與以人為重的教育理念，并由此在教育內容方面呈現人本(文)主義教育色彩，即建立以“仁”“禮”為核心的世俗主義的教育內容;在教學方法方面凸現人的主觀能動特性，即以啟發誘導為主要特征的教學方法的運用;按照自勵、勵人的原則去形成具有強烈人本色彩的教師觀，即以人影響人的方式去“愛人”和教人。孔子教育思想的人本化，其實就是教育體系的道德化，其終極指向是服務于德治社會的建設。

　　關鍵詞:仁;人的發現;孔子;人本思想;建構

　　眾所周知，儒家思想具有較為鮮明的人文主義色彩，但這種人文主義并不同于西方文藝復興時期與神學相對立的重視獨立人的價值和地位，張揚人的理性，關心個人幸福的人文主義內涵，更多呈現的是人“類”性、世俗性、倫理性和政治性等特征，因此，準確地講，儒家的人文主義其實便是人本主義。中國傳統人文主義特征形成的源頭雖然可以上溯至三代時期的禮樂文明，但人本性真正成為先秦古典教育鮮明特征和教育理想的終極追求，其奠基者則是先秦儒家教育理論的開創者尤其是儒家思想的創始人孔子。有學者認為，孔子的“偉大發現是‘人’和‘仁’德”[1]，而縱觀孔子教育思想理論的架構，基本理路則是由“仁本”向“人本”的發展。

　　一、教育仁本觀的形成

　　“仁”是孔子思想體系的核心范疇，是其倫理思想、政治主張和教育理論的邏輯起點，«論語»中論及“仁”的地方有百余次，故孔子的學說又可以被稱為“仁學”。“仁”的概念雖然出現在孔子之前，但是從孔子開始豐富“仁”的倫理和政治內涵，并在教育理論中第一次發現了“人”。據學者研究，“仁”字出現較晚，清代學者阮元考證:“‘仁’字不見于虞夏、商«書»及«詩»三頌、«易»卦爻辭之內，似周初有此言而尚無此字。”[2]«詩􀅰鄭風􀅰叔于田»和«詩􀅰齊風􀅰盧令»中，雖分別有“洵美且仁”“其人美且仁”句，但二者都是用來描寫青年男子(獵人)外貌英俊威武，有男子氣魄，而與道德無關。

　　春秋時期，“仁”字大量被使用，且已完全是一個道德概念，并被賦予多重含義。例如，«左傳»«國語»中出現“仁”字數十次:«左傳􀅰昭公十二年»:“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左傳􀅰僖公八年»:“目夷長且仁，君其立之。”«國語􀅰周語下»:“愛人能仁。”«國語􀅰晉語»:“為仁者，親愛之謂仁。”這些“仁”字都含有“愛人”或“克己”等道德意涵。孔子論“仁”，其內涵既保留了原有“仁愛”“愛人”的基本含義，但又不僅僅將“仁”視作一個具體德目，而是有著極為豐富內涵的概念，是“統攝諸德，完成人格的總稱”[3]，并且賦予“仁”以鮮明的人道色彩。首先，“仁”是人所特有的情感道德，是人之所以為人的規定。

　　他說:“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4]24一個沒有仁德的人，僅僅遵守外在的禮樂又有什么用呢?人必須有“仁”，人若無“仁”，則不成其為人。魯哀公問政于孔子，孔子對曰:“仁者，人也，親親為大。”[5]意謂仁是強調人與人之間應該互親互愛，尤以孝親為第一位。同時，仁愛之德包含著以人為人的思想，“仁者愛人”的“愛人”，并不限于對與自己有著血緣關系人的仁愛，而應是“泛愛眾”，因為群體之間雖然存在親疏之別，但畢竟同為“人類”，均應是仁愛的對象。«論語􀅰鄉黨»記載:一次馬廄被焚，時任魯國司寇的孔子關心的首要問題是“傷人乎”“不問馬”，這在馬匹比底層民眾還要寶貴的時代，孔子的詢問體現其以人為重的思想。又，孔子反對用木人像、土人俑作為陪葬品，并詛咒第一個發明“俑”的人應該斷子絕孫。這些事例均體現出孔子“天地之性，人為貴”[6]的人本思想。正是因為“仁”是人之所以為人的規定，則人同此心，心心相通，將心比心、“推己及人”的情感體驗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故孔子說:“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

　　[4]65又說:“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4]166這種以己推人的“仁”德要求，凸顯了對“人”的價值與地位的肯定和尊重，“是出自內心深處的一種對‘人’的平等與親切之情，這種把‘人’與‘己’視如一體的感情顯然會引出一種‘人’應當尊重‘人’的觀念”[7]。其次，孔子不僅從“仁”中發現了人的價值、人的地位乃至人的尊嚴，他還由此發現了人“為仁”的主觀能動性。雖然在孔子的思想中，“仁”是一種綜合素質，是道德的極高境界，很少輕許于人，即使對于忠心職守的令尹子文，也不肯定其是否具備了仁德。但同時他又認為“仁”是一個過程，仁與不仁主要取決于個體自覺:“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4]123“仁”德的修養主要靠自己的內在自覺，而不是取決于他人的約束:“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4]

　　74“仁”彌散于人的倫常生活之中，“為仁”亦當從日常點滴去實踐，尤其以孝愛親人為“為仁”的出發點，故當學生宰予對為父母守三年之孝的規定表示異議時，孔子直接罵其“不仁”。當多言且易急躁的司馬牛“問仁”時，孔子并不是從“仁”的定義予以解答，而是有針對性地回答:“仁者，其言也訒。”[4]124仁人說話要謹慎，意即克服了自己的缺點便可達到“仁”。實現“仁”德體現了人所具有的超越性。實踐“仁”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經過艱難的實踐。“仁”不是一種具體的道德規范，而是一種內心自覺向上的境界，典型的莫過于被孔子稱贊“其心三月不違仁”的顏回，面對一簞食、一瓢飲、居陋巷的艱苦日子，“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4]59，這種被后世宋儒稱為“孔顏之樂”的真諦，乃在于“仁者”懷有人生理想，在成就自己的過程中，不會為外在境遇所左右，而感受精神上的無限快樂，故“仁者不憂”[4]95。“仁者”對自己行為有約束能力:“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4]123但這種約束絕非是對外在規范的消極適應，而是一種成就自己的主動行為。

　　二、“愛人”與以人為重的教育理念

　　孔子從“仁”發現了“人”，主張“愛人”，而“愛人”的重要內涵是使人獲得教育。他將“不教而殺謂之虐”[4]210列為四惡之首，又說:“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4]147意思是愛他就要為他操勞，為他盡忠就需要去教誨他。既然教育是“愛人”的重要體現，那么這種教育就一定是以人為本、以人為重的教育，是一種“敬鬼神而遠之”[4]61的人事范圍的教育。孔子以人為重的教育，就是以培養政治賢才“士”為目的，他的學生子夏所說“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4]202比較準確地從理論上概括了孔子關于教育目的的主張。在孔子的心目中，“士”或“君子”的人格形象，首先要求是道德完善的人，是一位有道德理想、政治抱負，努力提高精神境界的“仁者”。他說:“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于是，顛沛必于是。”[4]

　　36君子拋棄了仁，如何能成就名聲?君子時刻都不能違背仁，匆忙時是這樣，顛沛時也應如此。其次君子有著廣闊的胸懷，淵博的知識，以及溫、良、恭、儉、讓等道德涵養。孔子說:作為君子必須具備多種才能，不能只像器具一樣，只有一種用途，而應“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4]166。即應以道義作為做人的根本，按禮儀去實行，用謙遜來表達它，用忠誠去完成它，否則就談不上君子。由于君子常常能自我反省，故無所憂懼。此外，君子關心的是道德修養，對于物質享受則應無所追求:“士志于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4]37士是以學“道”為志向，若是以物質享受不如人為恥辱的話，對于這種人就不值得與其談論“道”了。“泛愛眾”是“仁”德的應有本義，“愛人”的范圍更廣，受教育對象的面當然亦更大。孔子在教育對象上主張“有教無類”[4]170，提出不受族類、貧賤、門第限制，絕大多數人均享有接受教育的權利。正如他自己所稱:“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4]67意思是只要主動送上10條干肉作為拜師禮，都能成為其學生。孔子的主張適應了“士”階層崛起及文化學術下移的歷史潮流，對于打破“學在官府”、擴大教育對象，以及擴張學校的社會基礎和人才來源等均有著積極意義。以人為重的教育，在教育內容方面主要是體現了人文(或人本)主義教育的色彩。

　　在孔子私學的教育內容中，依照“敬鬼神而遠之”的原則，清楚地拒斥神鬼領域的探討，«論語􀅰先進»中記載:“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孔子更關心此時此地的現實社會的世俗問題，故教育內容主要限于君子做人的道理(德)和從政的手段(才)，具體說主要涵蓋文化知識教育和道德教育。«論語»中曾記載孔子以“文、行、忠、信”[4]73教育學生———“文”指文獻典籍，如«詩»«書»«禮»«樂»等，“行”是指躬行或品行，“忠”“信”均屬于人與人之間交往所應遵循的道德教育范圍。

　　三、以“仁”“禮”為旨歸的教育內容

　　孔子論述最多的是“仁”和“禮”。“仁”的含義非常廣泛，幾乎涵蓋所有的道德準則。«說文解字»曰:“仁，親也。從人從二。”這里的“二”是指人、己二人而言，即如何處理人我關系。«論語»中孔子自己對“仁”的解釋中最簡潔的是“愛人”[4]131，而最經典的是“克己復禮為仁”[4]123。為此，我們可以把孔子關于“仁”的論述簡單概括為“克己”和“愛人”兩個維度。所謂“禮”，是指典章制度、風俗習慣，禮貌儀節，以及婚喪嫁娶等各種典禮儀式。就仁和禮的關系，仁是思想核心，是內在情感，禮則是規范、準則，是仁的外在體現，即仁是內核，禮是形式。具體言之，就“克己”的道德而言，即要求以禮制來約束自己，一切行為都應該循禮而行，即所謂“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4]123。

　　其中最根本的要求是在財富的占有上謹守等級名分，克制超越禮制的欲望。由此，他對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4]23。為鼓勵人們更多地關心自身的道德修養，他提出了“義利之辨”的道德評價問題，他說:“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4]39認為一位道德修養者，應該努力提高精神境界，而在物質享受方面則不宜要求太多太高。為從動機上防微杜漸，他認為即使是合乎義的利，也不可過多地追求。就所謂“愛人”的道德修養而言，就是對他人有同情之心、關愛之情，其中最基本的是“孝悌”之心的養成:“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與。”[4]2“孝”體現父子之間縱向的血緣之親，“悌”則呈現兄弟之間橫向的血緣之愛。這一縱一橫不僅建構起細密的宗法圖譜，而且成為儒家倫理教育的基本德目，同時完成了儒家倫理教育與“親親尊尊”禮制思想的貫通。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孔子的“愛人”之心并不限于親緣之間，而是要求對普天之下所有人均抱有同情之心。不過，孔子在提出“泛愛眾”的觀點之時，又設計出“愛有差等”的原則，即施仁愛也要受到等級名分的約束。

　　如果超越了等級名分，就會變成僭越行為。所以他說:“夫禮，天子愛天下，諸侯愛境內，大夫愛官職，士愛其家，過其所愛曰侵。”[8]從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他的“仁”是從“禮”中引申出來的。在孔子的私學中，“仁”和“禮”的教育內容最常見的是通過師生問答的方式進行傳遞。«論語»一書中記載了顏淵、子貢、子張、原憲、樊遲、林放等諸多弟子問“仁”、問“禮”的教學片段，這一方面說明“仁”“禮”確實是孔子私學教育教學的重要內容，另一方面也說明“仁”“禮”意涵深厚，確非三言兩語能夠解釋清楚。從孔子師生之間關于“仁”“禮”問題的問答可以看出，孔子從未用“定義”的方式來解答“仁”“禮”的意涵，幾乎都是根據不同場景、不同學生從“何種屬于仁”的句式來回答學生的提問，更多地是讓學生自己“領悟”。在孔子的思想體系中，“仁”“禮”不僅屬于道德的范疇，同樣也屬于社會政治治理的范圍。依照“述而不作，信而好古”[4]66的原則，通過閱讀文獻典籍無疑是把握古人治國之道和領悟“仁”“禮”精神的最佳途徑。孔子在文獻典籍學習方面，最重要的便是“六經”，即«詩»«書»«禮»«樂»«易»«春秋»。

　　«詩»即流傳至今的«詩經»，是孔子上采西周、下擷春秋時期的詩歌編輯成書的，是中國最早的詩歌總集。根據樂調的不同，分為風、雅、頌三部分，其中“風”屬民歌，為十五國的地方音樂;“雅”是宮廷音樂;“頌”是周天子和諸侯祭祀用的音樂。關于孔子編刪«詩»的原則，他自己曾說:“«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4]11意思是說，其思想內容都合于周禮的準則。«詩»中包含仁、禮精神的教育是不言而喻的。«書»即«尚書»，是孔子將春秋以前歷代官方的政治歷史文件匯編而成，記載了夏、商、西周時期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等方面的重要史實，有較高的歷史價值。

　　不過，孔子教授«書»的要旨在于宣揚文武之道，使學生將來能把這種被他視為理想政治楷模的古代制度推行于當前，建立一個充滿仁、禮精神的德治社會。«禮»即«士禮»或«儀禮»，相傳是孔子從周代禮制中選取士必須學習的禮制十七篇親自編定而成。孔子重視禮的儀式，即“俎豆之事”“弦歌鼓舞”的實際訓練，更注重其包含的禮的宗旨和原則。他說:“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4]185意思是禮與樂本義不是其外在的儀式，而是其所包含的“敬”與“和”。由禮儀到禮義，是孔子的重要貢獻。«樂»即«樂經»，是有關音樂方面的書。

　　雖然有無«樂經»自古以來就有著很大爭論，但有一點是無疑的，即樂在孔子心目中占有很高的地位，經常與禮相提并論。孔子在樂教上既重視它的美學價值，更重視它的政治倫理功能，把樂的使用當作嚴等級、定名分的標志，視為與禮同等重要的政治手段和道德教育途徑。«易»即«周易»又稱«易經»。它是一部推究陰陽變化、預卜吉兇禍福的筮書。但書中吸收了當時自然科學如古天文學、氣象學、數學的成就，并嘗試對社會生活中經常接觸的復雜現象作出解釋和說明。因此，它不僅是一部占卜書，還包含著豐富的哲學思想和歷史信息。孔子重視«易»的學習，主要是從倫理學和哲學的角度來研究它，強調人為的作用。

　　«春秋»是孔子根據魯國的史記編寫的一部編年體歷史書。它記載了魯國在春秋前、中期一些政治、軍事、經濟、天文、地理、災異等方面的材料，具有一定的歷史價值。但是孔子并不是為史而作，其宗旨在于用周禮規定的等級名分來矯正“禮壞樂崩”的社會現象，是一部借史喻今、進行“禮教”的政治教科書。四、凸現“人”的能動特性的教學方法從“仁”發現“人”，不僅體現在教育目標、內容等方面呈現的人文色彩，而且還反映在教育方法方面珍視人的主觀能動特性，發掘人的潛能，重視啟發誘導教育方法的運用。啟發誘導是孔子教學之中常用的教學方法，«論語»中反映啟發式教學的例子亦不勝枚舉，關于啟發誘導的時間、具體方式等方面都有精辟論述。

　　孔子認為:“不憤不啟，不悱不發。”[4]68南宋教育家朱熹在«四書集注»中將孔子這句話解釋為:“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啟，謂開其意;發，謂達其辭。”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是指學生處于想弄明白某個道理或有些興趣而不得之時;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則是指學生想表述但卻說不清道不明的狀態。孔子主張，教師要在學生對于某一問題正在積極思考、急于解決而不得時，才啟發學生思考，幫助學生打開思路。要在學生對某一問題已經有所思考、尚未成熟、處于欲言而又無法表達清楚時，才幫助學生明確認識，弄清概念，用準確的語言表達出來。不過，孔子啟發誘導的教學實踐是靈活的，而不是將“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視為僵死的教條，坐等學生“憤”“悱”情形的出現，對于暫時“不憤”“不悱”的學生并非放棄不教，如對于反應較為遲鈍的樊遲同樣耐心教誨，誨人不倦。

　　當學生一時沒有疑問時，則通過主動提問激發其“憤”“悱”而加以誘導:“仲尼燕居，子張、子貢、言游侍，縱言至于禮。子曰:‘居!女三人者。吾語女禮，使女以禮周流，無不遍也。’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何如?’子曰:􀆺􀆺”[9]孔子在家閑坐，子張、子貢、言游侍立在旁，輕松談話中談論到禮。孔子說:“你們三人都坐下，我來給你們講一講什么是禮，以使你們能夠用禮來指導你們的一切。”子貢馬上離席問道:“請問老師要講的禮是什么樣的?”子貢急不可耐地詢問，顯然是在孔子的激發下而產生的。孔子倡導啟發誘導的教學方法，其主要目的并不局限于知識問題的解答，更要求學生在啟發后能進行積極思維，舉一反三。

　　他說:“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4]68對于那些能夠觸類旁通、由此及彼的學生，孔子極為贊賞，曾稱贊子夏的好問:“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4]25可見，理想的啟發應是師生雙向的互為啟迪，正因如此，孔子雖然對能夠“聞一知十”的顏淵很欣賞，但同時又不滿意其“有聽受而無問難”。啟發誘導的教學，需要教師根據學生的實際情況，由易到難、循序漸進，為此，首先要了解學生。孔子啟發誘導教學的成功，便是他對自己學生的了解、觀察，“由也果”“賜也達”“求也藝”便是他對學生性格的簡練表述;其次，在此基礎上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因材施教。

　　他說:“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4]61也就是說，對于中等才智以上的人，可以和他談論高深的道理;對于中等才智以下的人，不可以和他談論高深的道理。在進行啟發誘導時還必須注意循序漸進，高足弟子顏淵嘆服自己的老師能夠“循循然善誘人”，促使自己竭力鉆研，“欲罷不能”[4]90。啟發誘導的教學，還須以端正學生學習態度為前提。

　　“仁學是態度倫理學，其為學論學的重點亦在學習態度方面，而非在學習內容或對象方面。”[10]«論語»首章便是“學而”篇，孔子亦常以“好學”自許，“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4]53學習不僅是求知、進德的途徑與手段，而且愛好學習本身便是一種品德，“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4]67同時，學生學習的目標應以進修自身的德行為終極追求，他說:“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4]154前者是指求學的目的旨在為追求自己內在道德的精神需求，這是孔子所倡導的學習態度;后者則是指求學只是為取悅或迎合他人以獲一己之私利，這種功利主義學習態度是孔子極為反對的。

　　五、自勵而勵人的教師觀

　　1.“學而不厭”教育者也是學習者，«論語􀅰述而»說:“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于我哉!”意思是說:將所見所聞默記在心中，努力學習而不滿足、厭棄，教導他人而不倦怠，這些我做到了哪些呢?其實，這既是孔子的反躬自問，也是孔子對于一位教育者應該具備的基本素質的看法。孔子雖然承認世上有“生而知之”的圣人存在，但他自己從來不以此自許。他曾對自己的學生作過自我評價:“若圣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4]76«孟子􀅰公孫丑上»中也記載弟子子貢問孔子:“夫子圣矣乎?”孔子的回答是:“圣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學而不厭，首先是指一種“好學”態度。對待學習要有使命感、緊迫感，孔子說:“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4]

　　9意思是說君子應該安貧力學，當學業有所未覺時，應向有道德者問其是非。又說:“學如不及，猶恐失之。”[4]83學習起來就像老趕不上一樣，還生怕把學到的東西又丟掉了。孔子的這段自白，非常形象地反映了他對待學習的急切情和使命感。求學者還應該謙虛好問:“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4]19«論語»中多處記載孔子常常“每事問”和“下問”的故事:一次，孔子到太廟參加祭祀活動，因不知一些禮器的用途和寓意，便虛心向他人求教。而孔子的“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更是成為“不恥下問”的名言絕句。其次，是指一種“樂學”精神。孔子曾說，對待學問或事業，“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4]61他稱贊高足弟子顏回能夠在身居陋巷且就著涼水以冷飯充饑的情形之下，猶能專心向學，并將整個身心沉醉其中。

　　孔子自己同樣如此，他曾自豪地說:“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4]70-71這種樂學忘憂的精神狀態被后世理學家稱為“孔顏樂處”。可見，好學、樂學的最高境界，并不僅僅只是刻苦讀書，更主要的是要求能夠將讀書作為自己的一種生活方式，將學習的收獲為快樂，以快樂的心情對待學習。此外，學而不厭對于教師而言還是指一種更強的學習能力，即孔子所說的“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4]17。

　　2.誨人不倦如果說“學而不厭”是指教育者自身的“求智”而言，意味著作為教育者的知識需要不斷地更新，才能最終完成教育的任務，那么“誨人不倦”則是指向對他者(學生)的情感要求，這既是由教育工作的性質所決定的，也是教育者“仁愛”的具體體現，一如子貢所言:“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12]63做到“學而不厭”固然不易，能夠“誨人不倦”更屬難能可貴。作為一位“誨人不倦”的教師，首先應該在情感和態度上能一視同仁、真正平等對待所有的學生。在教育過程中，孔子不僅秉持“往者不追，來者不拒”[12]336的態度，無論貧富貴賤，對于那些誠心愿意向自己求教者，均樂意收其為徒，而且在教育過程中對待所有弟子沒有親疏厚薄之分，即使是自己的孩子也沒有特別的關照。«論語􀅰季氏»記載:陳亢問于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

　　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4]178其次，教育者對待學生的提問還應該有足夠的仁心和耐心。孔子的學生來源復雜，有聰慧者也有遲鈍者。對于學生的提問，孔子都能盡心回答，他曾向自己的弟子表白:“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4]72樊遲在孔門眾弟子中略顯愚笨且“近利”，可當其向夫子求教問題時，孔子同樣予以耐心回答。

　　文學論文范文：從孔府宴看儒家

　　這篇文化論文投稿發表了迎賓宴是孔府宴中最有代表性的宴席類型，它充分反映了古代官階制度對中國飲食文化的深遠影響，同時也體現了禮食宴飲的思想，現代旅游者深入曲阜感受孔府家宴，其類型也多為迎賓宴中的第二等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