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來，西方憑借在軍事、科技上的優勢，強勢的輸出西方文化，造成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不對等。中國近代教育的開端始于京師同文館，最初用于培養外事人才建立的翻譯學校，開始了中國的近代化教育，論文介紹了當年京師同文館的教育活動，這對當今英語教育改革仍有啟發。

　　關鍵詞：英語教育論文,教育活動,教學方法

　　西方列強用堅船利炮打開了中國的大門，中西方的交流日益頻繁，迫切需求大量的外語人才。與外國人經常打交道的洋務派首領恭親王奕䜣指出：“查與外國交涉事件，必先識其性情。今語言不通，文字難辨，一切隔膜，安望能其妥協?”[2]1859年，郭嵩燾上疏建議設立外語學校，培養通曉外語的人才建立外語學校開始引起清廷的關注。讓清政府感到形勢更加緊迫的是《中英天津條約續約》第五款強行規定“嗣后英國文書俱用英字書寫……遇有文字辯論之處，總以英文作為正義。”[3]1862年，奕䜣奏明：“欲悉各國情形，必先諳其語言文字，方不受人欺蒙。各國均以重資聘請中國人講解文義，而中國迄今無熟悉外國語言文字之人，恐無以悉其底蘊。”[4]73是年六月，上諭核準京師同文館成立。

　　二、圖景再現：京師同文館英語教育活動

　　(一)洋教習的選聘與待遇

　　作為第一所開辦在封建社會的新式外國語學校，首要面臨的難題就是外語教師的選聘。起初打算在本國人中選聘，然而，廣東則稱無人可派，上海雖有其人而藝不甚精，價則過巨。因此，清政府聘用了包爾騰為京師同文館英文館的英語教習。隨著洋務運動的深入進行，同文館內隨后增設法文館、俄文館、德文館、以及東文館。直到1902年并入京師大學堂，前后40年間共有“承擔外文教學任務的洋教習共計42人。其中，英文教習14人，法文教習11人，俄文教習10人，德文教習6人，東(日)文教習1人”。[5]師資水平的高低決定著學校教學質量的好壞，洋務派對同文館的洋教習有著嚴格的選拔標準。據王宏志統計“正式的洋教習學歷其實是很不錯的，當中至少有十位是博士或名譽博士”。臺灣學者蘇精統計，同文館51位歷任洋教習中擁有大學學歷的教習有19人，其中博士9人，碩士4人，擁有大學及以上學歷者占到同文館的37.25%。

　　同時，有一部分洋教習已經是某一領域的專家。為了能讓洋教習在華安心工作，吸引更多人才來華效力，清政府采取“重金聘教”的政策在經濟上給予了他們優厚待遇。李鴻章指出：“洋人不遠萬里而來，所圖者利耳，惟餌以重利，彼方挾所長而樂為我所用”。[8]據向中銀先生統計洋教習的經濟待遇具體由薪俸與伙食補貼，川資與津貼，辦公與外出考察，醫藥費，恤賞費構成。據當時日本人研究“在清國教育界，邦人的勢力頗大，他們的薪俸約在百元以上，伍佰元以下，較之于國內要高三至五倍”。[9]除此之外，清政府還在政治上提高他們的身份和地位。1885年，奕䜣奏請提高洋教習的政治待遇。“臣等查同文館總教習丁韙良，同治四年到館充任英文教習，同治七年升任總教習至任，化學教習畢利干、法文教習華比樂，均于同治十年到館，館課亦能勤慎，擬請賞丁韙良，三品銜。化學教習畢利干，法文教習華比樂，四品銜，以昭激勸。”[10]

　　(二)西學課程設置與考試方式

　　1872年同文館正式頒布了針對學習外語的八年制的西學課程為，元年：認識寫字，淺詞造句，講解淺書;二年：講解淺書，練習句法，翻譯條子;三年：講各國地理，讀各國史略，翻譯選編;四年：數學啟蒙，代數學，翻譯公文;五年：講求格物，幾何原本，平三角，弧三角，練習譯書;六年：講求機器，微分積分，航海測算，練習譯書;七年：講求化學，天文測算，萬國公法，練習譯書;八年：天文測算，地理金石，富國策，練習譯書。[4]193在八年制的課程中，最大的特色就是外語和翻譯始終貫穿整個學制。第一年到第二年為是學習外語的基礎階段，從識字、辨音上升到遣詞、造句和翻譯。“凡文字，先考其母以別異同，次審其音，以務清重濁之殊……次審其比合為體以成文……次審其兼通互貫，以識其名物象數之繁。”第三年開始，隨著學生外語基礎的提高，開始學習各國的歷史，地理與自然科學知識，翻譯練習自始至終。學生只有在精通外語之后，才允許學習其他的課程。“館中功課以洋文，洋語為要，洋文，洋語已通，方許兼習別藝”。

　　這一過程體現出學習循序漸進、由簡到繁的教學特點。除了理論課程外，同文館將外語教學與翻譯實踐聯系起來，這一實踐過程體現出外語教學中學與練，理論與實踐的有機結合。鑒于當時缺乏新式教材，同文館師生便開始翻譯西書，一方面是補充教材的不足;另一方面也練習學生的翻譯實踐能力。據統計，在40年中，同文館師生共翻譯29部西書，包括法律、歷史、地理、外交等幾大門類。比較著名的有汪鳳藻翻譯的《英文舉隅》楊樞和長秀翻譯的《各國史略》等。同文館的學生還積極參與外事活動，為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服務。“京師同文館學生多派畫電報之責，然有時正在交課之際，忽然傳畫，因系要公，該教習等不能阻止，亦不能專候一人，而耽時刻，故于該生功課有礙。

　　擬請嗣后畫電報一事，將在館內久資學生，特派七、八名專司其事”。[13]據統計，從1866年，英文館3名學生陪同官員擔任譯員，此后的翻譯人員進一步增多，到1879年共有16人分到英、美六個國家擔任譯員。為了督促學生學習外語，同時檢查課堂的教學，同文館實施月課、季考、歲考和大考四種考試形式。月課，每月初一舉行;季考，于二月、五月、八月、十一月之初一日舉行。月課和季考：上午考外文照會翻譯中文，下午考中文條約翻譯外文，考試時間均為兩個半小時，必須在規定的時間里交卷，否則要酌罰膏火。歲考每年十月定期面試，除了以上內容外，還密出漢語條子，讓考生當場口譯成英語。最重要的是大考，每三年舉行一次，由初試、復試和口試組成，由總理衙門主辦，總教習、提調以及總稅務司主官都到現場，讓考生將漢語口譯成外語，向外國教習陳述，而后由外國教習將學生的譯文翻譯成為漢語，文白兼有，文體不一，考試內容與外交實際聯系密切。清廷根據大考翻譯得體與否將“優者授為七、八、九品等官，劣者分別降革、留學。”

　　(三)教學組織形式與教學方法

　　合理的教學組織形式是取得良好教學效果的保證。在我國的封建社會時期的官學與私學中，大都采用個別教學法即教師分別對個別學生進行教學的組織形式。但個別教學法教學規模小，教學效率低，無法適應大規模的教學。鑒于此，時任總教習的丁韙良將近代興起于西方的班級授課制度引入同文館，將同樣年齡的學生分在一個班里，以班為單位，教習按照教學大綱進行教學。這樣充分利用了教師資源，提高了教學效率，有利于學生系統的掌握知識，學生間可以多方位的交流與學習。

　　此外，根據學生漢語水平的不同，分設前館與后館，前館學生的漢語底子好一些，后館的差一些;前館主要學習外文，后館先學習漢文，而后再學習外文，后館表現優異的學生可以入前館肄業。漢文為一切學科之基礎;如“堂諭”云，“本衙門設立同文館原為學習譯文，然必通曉漢文者能于洋文得力。漢洋自應一體專心分學。”同文館的英語教學采用的是語法翻譯法，18世紀晚期西方出現的將語法和翻譯結合的教學方法，19世紀初傳入中國。其內涵是強調實踐在培養學生教育外語能力過程中的重要作用，以語法為綱，翻譯作為教學的基本手段。此外，同文館改變了以往傳統背誦和灌輸的教學方法，將直觀的演示、實驗方法融入教學中，提高了學生學習的積極性。

　　(四)學生的招生與去向

　　1862年開始在同文館招生方面面臨著很大的困難。一方面是整個晚清社會中仍有“夷夏之防”的觀念，認為學習西文“有損國體”“有害國威”。另一方面，廣大士子迷心于科舉考試，望通過科舉考試光宗耀祖。“無論外語成就有多高，功名也不保險，只有掌握了漢語才能在社會上獲得名譽和地位”。因此，清政府不得不從“八旗中挑選天資聰穎，年在十三四以下者各四五人，俾資學習。”然而由于八旗子弟“尚屬年幼，速效難期”，1886年總理衙門奏請擴大招生范圍“招收滿漢舉人及恩，拔，歲，副，優貢漢文業已通順，年在二十以外者......一體與考，以期數年之后，必有成效”。

　　隨著洋務運動的不斷深入，社會風氣愈加開化，同文館生源數量不斷擴大，應試者達到了394人，錄取108人，是1862年開始招生時的三倍。其中，漢族學生日益增多“1893年，同文館漢族與八旗子弟比例為五十二比四十八，漢族子弟超過八旗子弟”。[16]同文館作為清廷應對涉外交涉之急而設立的培養外事人才的外語學校，為晚清社會培養了大批的外語外事、新式學堂教習和管理人才。根據《京師同文館學友會報告書》統計，在有詳細記錄的105名京師同文館畢業生中，有32人從事外交工作，41人擔任其他政府官員，10人投身實業界，5人在教育部工作。如：有擔任過外交總長的陸宗祥，國務總理周自齊，京師大學堂英文教習文廉、全森，湖北自強學堂總辦蔡錫勇，南洋公學校長汪鳳藻等等。

　　三、價值認可：對當今英語教育改革的啟發

　　作為學習西方的尖兵，京師同文館從英語教育內容看，將外國語言和近代西方自然科學知識結合在一起。從英語教學形式和教學方法上來看，將英語翻譯理論與實踐結合起來。雖然京師同文館的成立距今已經有150年的歷史，但回顧這一英語教育史上的標志性活動，凸顯其旺盛的生命力，對當今中國英語教育改革具有極為深刻的啟發。

　　(一)英語基礎和所學專業相結合

　　在館學生只有夯實了英語基礎后，才能進一步學習各種專業知識，包括天文、格致、算學等等。正如南京大學王守仁先生所提倡的通用英語+一體兩翼的大學英語教學模式，即通用英語+專門用途英語和跨文化交際。各高校根據自己的辦學層次、定位、性質，以及人才培養目標，合理安排英語教學內容與課程體系，改變千校一面的現狀。當今英語專業要走內涵式的發展，由單一的基礎英語轉變到文化(跨文化)、文學(比較文學)、教育、翻譯、貿易等多方面，培養既精通外語，又懂得專業知識的復合型人才，將英語知識的學習和將來的從事的工作結合起來，做到學以致用。

　　(二)英語翻譯理論與實踐相結合

　　英語翻譯是一門跨文化的交際活動，具有很強的實踐性。翻譯家紐馬克強調教學中應當重視翻譯實踐，并指出60%的時間用于翻譯實踐中。京師同文館洋教習一方面進行英語翻譯理論的教學，另一方面和學生一起對西方教科書進行翻譯，同時還積極為總理衙門提供服務，在外交場合現場擔任口譯人員或是在幕后翻譯文件、公函等內容。現階段我國的英語教學，對理論研究有余而對實踐能力的培養不足，學生的英語應試能力很高，往往是“啞巴英語”“聾子英語”而英語的聽說能力不足，英語專業學生在重大涉外場合表現差強人意。借鑒同文館的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方法，可為我國英語教學提供改革思路。

　　(三)漢語教學與英語教學相結合

　　京師同文館在英語教學中同樣重視中國傳統儒家文化和漢語的教學，一方面保證在館學生保持特有的民族性，不丟失傳統文化。另一方面，通過提高母語水平從而保證英漢翻譯能力的提高。當今我國英語教學中，除了上好基礎英語，英語視聽說等能提升英語能力的課程外，還應當開設中國傳統文化概論，大學語文等有關課程，提高學生的母語能力，保持中國的傳統文化。誠然，京師同文館的英語教育并非完美無瑕，有其局限性和消極性。如：教育主權缺失;洋教習利用英語教學活動傳播宗教并伺機進行奴化教育活動，甚至有侮辱中國國格和中國人的人格的行為。

　　洋教習與漢教習地位不對等;清廷重金聘請洋教習，過分倚重洋教習，而漢教習無法取得平等地位。英語教學水平不高;缺乏系統翻譯理論知識的傳授，翻譯實踐比重過大。總之，結合當今英語教育教學改革的現狀，借鑒京師同文館的英語教育活動，應對其進行合理的部分繼承和揚棄，積極吸收其精髓部分，如：英語教學要和專業知識結合起來，培養既精通英語，又懂的專業知識的復合型人才;英語翻譯理論與翻譯實踐相結合，不僅要給學生傳授系統的翻譯理論知識，還要拓展翻譯實踐基地，讓學生學以致用，學用結合。在傳授英語的同時，要傳授漢語知識，培養的人才既要有國際性還要有民族性。

　　作者：王坦 單位：河北農業大學文管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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