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譯者是翻譯的主體，也是民族文化建構(gòu)的重要參與者，然而譯者主體卻長期處于被忽略的狀態(tài)‍‌‍‍‌‍‌‍‍‍‌‍‍‌‍‍‍‌‍‍‌‍‍‍‌‍‍‍‍‌‍‌‍‌‍‌‍‍‌‍‍‍‍‍‍‍‍‍‌‍‍‌‍‍‌‍‌‍‌‍。 隨著翻譯研究從語言層面轉(zhuǎn)向文化層面，譯者在翻譯活動中的作用得到了應(yīng)有的重視，并逐漸成了翻譯研究的熱點(diǎn)問題之一‍‌‍‍‌‍‌‍‍‍‌‍‍‌‍‍‍‌‍‍‌‍‍‍‌‍‍‍‍‌‍‌‍‌‍‌‍‍‌‍‍‍‍‍‍‍‍‍‌‍‍‌‍‍‌‍‌‍‌‍。 本文以聶紺弩的散文《我若為王》為例，從語言和情感兩個層面對張培基和劉士聰兩位翻譯家的英譯進(jìn)行譯者主體性的研究，借此探討散文翻譯中譯者主體性的顯現(xiàn)‍‌‍‍‌‍‌‍‍‍‌‍‍‌‍‍‍‌‍‍‌‍‍‍‌‍‍‍‍‌‍‌‍‌‍‌‍‍‌‍‍‍‍‍‍‍‍‍‌‍‍‌‍‍‌‍‌‍‌‍。

　　【關(guān)鍵詞】 散文翻譯; 譯者主體性; 《我若為王》

　　一、引言

　　好的文學(xué)作品，是一個國家文化的珍寶，經(jīng)過譯者翻譯之后，也會給目標(biāo)讀者帶來異于本國文化的獨(dú)特感受。 在翻譯活動中，譯者會受到多種因素影響，這些影響也會反映在其譯文之中。 本文以聶紺弩先生的散文《我若為王》為例，從語言和情感兩個層面對張培基先生和劉士聰先生兩位翻譯家的英譯進(jìn)行譯者主體性的研究，借此探討散文翻譯中譯者主體性的顯現(xiàn)。

　　二、譯者主體性

　　譯者是翻譯的主體，也是民族文化建構(gòu)的重要參與者。 翻譯研究史表明，自有翻譯活動以來，中外翻譯評論家關(guān)于翻譯家的作用、要求、主體性和主導(dǎo)型的論述就持續(xù)不斷。

　　勞倫斯·韋努蒂(Lawrence Venuti)曾提出，譯者應(yīng)“傾向于將譯文譯成‘流暢’、地道、‘可讀’的英語，從而造成一種‘透明的幻覺’”[1]。

　　也就是說譯者在翻譯活動中是“隱身”的。 這種“隱身”使得譯者的作用常常被忽視。 20世紀(jì)70年代，蘇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和安德烈·勒菲弗爾(André Lefevere)提出“文化轉(zhuǎn)向”理論，將人們對翻譯的研究從單純的語言層面轉(zhuǎn)向了文化層面。

　　由此，翻譯中的“創(chuàng)造性”開始受到翻譯研究者的重視，譯者也逐漸從幕后的“隱形人”走向臺前，譯者主體性的研究也逐漸成為翻譯研究的熱點(diǎn)問題。 許多翻譯研究家從各個角度對譯者主體性進(jìn)行討論。 勒菲弗爾認(rèn)為翻譯必須在文學(xué)系統(tǒng)內(nèi)具有一定的價值，但是文學(xué)系統(tǒng)又受制于主流詩學(xué)、意識形態(tài)、贊助人等因素[2]。

　　雪莉·西蒙(Sherry Simon)從性別角度研究翻譯活動，認(rèn)為譯者性別對于翻譯活動也會產(chǎn)生影響。 此外還有學(xué)者研究后殖民主義、性取向等因素對譯者活動的影響。 這些研究都從不同的角度說明在翻譯活動中，譯者并不是完全“隱身”的，而是會受到多種內(nèi)因和外因的影響。

　　總而言之，譯者在翻譯活動中，在尊重原文的基礎(chǔ)上，為了實現(xiàn)不同的翻譯目的而表現(xiàn)出個人的主觀能動性，這就是所謂的“譯者主體性”。

　　三、《我若為王》兩譯本淺析

　　同其他翻譯活動相比，文學(xué)翻譯中對譯者的要求有所不同。 譯者除了要保證原文意義的準(zhǔn)確傳達(dá)，也需要再現(xiàn)原文的風(fēng)格和美感，要“傾聽”原文的聲音，只有這樣才能使目標(biāo)讀者獲得與原文讀者相同的美的感受。

　　《我若為王》采用幻想的手法，作者幻想自己如果“為王”，則妻子為“王后”，兒女就是“太子”和“公主”。 他的話將成為“圣旨”，他的所有愿望哪怕是欲念都會實現(xiàn)，所有人都將成為他的“奴才”，似乎甚是美好。

　　但在文章結(jié)尾，作者筆鋒一轉(zhuǎn)，來了個大轉(zhuǎn)折：“我若為王，將終于不能為王，卻也真的為古今中外最大的王了。 ‘萬歲，萬歲，萬萬歲! ’我將和全世界的真的人們一同三呼。 ”這樣精妙絕倫的諷刺和轉(zhuǎn)折，把對封建制度和“奴性”丑態(tài)的批判和否定極其巧妙地展現(xiàn)出來。

　　原文語言曲折跌宕，諷刺意味極強(qiáng)，讀起來淋漓酣暢。 張培基和劉士聰兩位翻譯大家都曾對這篇文章進(jìn)行過英譯，下面將以兩個版本的《我若為王》英譯(以下簡稱為張譯，劉譯)為研究對象，從語言和情感兩個層面來探討散文翻譯活動中譯者主體性的顯現(xiàn)。

　　(一)語言層面

　　語言是文學(xué)作品最重要的方面之一，散文也是如此。 《我若為王》中，聶紺弩先生筆鋒犀利，語言樸實，但是不同的譯者在進(jìn)行翻譯活動時，會選擇不同的詞句或是語言表達(dá)形式，如下例：

　　(1)而且真想做王的人，他將用他的手法去打天下，決不會放在口里說的。

　　張譯：Moreover,if one is really bent on being a king,he will try to carry out his design by deeds instead of by words.[3]

　　劉譯：He who really wants to be King will fight for it with his hands instead of mouthing it in words.[4]

　　原文中“他將用他的手法去打天下，決不會放在口里說的。 ”意為想做“王”的人，必將付諸行動而不是嘴上空談。 張培基先生在此譯為了“by deeds instead of by words.”這種表達(dá)來自英語中的“Deeds,not words.”而劉士聰先生則選擇遵從原文的表達(dá)方式，譯為“fight for it with his hands instead of mouthing it in words.”

　　兩位先生一位選擇貼近譯語文化，另一位選擇保持原文形式，不同的選擇呈現(xiàn)出不同的譯文，凸顯了譯者的能動性和主體性。

　　(2)我的親眷都是皇親國戚……因為他們是貴人。

　　張譯：…my relatives by marriage would all become members of the royal family…because they were dignitaries.[3]

　　劉譯：…my relatives imperial kinsfolk… because of their noble origin.

　　原文表達(dá)了對“我若為王”后，“一人得道，雞犬升天”的諷刺和不屑。 張培基先生將“皇親國戚”譯為“royal family皇族”，劉士聰先生將其直譯為“imperial kinsfolk皇室親屬”這兩種譯法在內(nèi)涵意義上是有差別的，“皇族”所指范圍較小，只包括皇室成員(包括通過婚姻成為皇室成員的人)，“皇室親屬”則也可以包括各種血緣關(guān)系和姻親關(guān)系在內(nèi)的親戚。

　　而對于“貴人”一詞，張培基先生理解為“dignitaries”即“地位顯赫的人”，而劉士聰先生則將其譯為“noble origin”，即“貴族出身”，這兩種理解也是存在差異的，“地位顯赫的人”不一定就是“貴族”。 這種在遣詞上的區(qū)別，體現(xiàn)譯者在翻譯過程中的個人理解活動。

　　(3)……快樂的時候不敢笑，不快樂的時候不敢不笑，悲戚的時候不敢哭，不悲戚的時候不敢不哭的臉。

　　張譯：…faces that dared not smile to express joy;faces that dared not refrain from a forced smile when there was no joy at all to justify a smile;faces that dared not to cry to express sorrow;faces that dared not refrain from a feigned cry when there was no sorrow to justify a cry.[3]

　　劉譯：…faces that dared not to smile when happy and dared not refuse to smile when unhappy, and faces that dared not weep when grieved and dared not to refuse to weep when not so grieved. [4]

　　原文中通過四個“不敢”的排比，將封建君主專制的統(tǒng)治生動地表現(xiàn)出來，諷刺意味很強(qiáng)。 張培基先生選擇將四個“不敢”分開，每個“不敢”前都加上主語“faces”，而劉士聰先生則將其兩兩組合，“快樂”一組，“悲戚”一組，主語“faces”也只出現(xiàn)兩次。

　　同時，在表達(dá)“快樂”和“悲戚”時，劉士聰先生選擇了更為簡單的表達(dá)方式“happy”和“grieved”，而張培基先生的譯法則更加復(fù)雜“smile to express joy”和“cry to express sorrow”。

　　對于同樣文字選擇不同的表達(dá)方式，體現(xiàn)了兩位譯者在翻譯中的個人風(fēng)格和表達(dá)習(xí)慣，張培基先生更偏向選擇文學(xué)化的表達(dá)方式，而劉士聰先生的表達(dá)則更加簡潔清晰。

　　(4)我將聽不見人們的真正的聲音，所能聽見的都是低微的，柔婉的，畏葸和嬌癡的，唱小旦的聲音……

　　張譯：I could hear no true voices of my people. All I could hear would be the feeble,soft,timid and affected voice,like that of female Peking opera singer,chanting…[3]

　　劉譯：I would not be able to hear their real voices;all I could hear was their low,soft,timid and silly shouts of…[4]

　　原句描寫了“我成為王”后，眾人將不敢直接對“我”講話，只能用“低微的，柔婉的，畏葸和嬌癡”的似小旦般的聲音。 這種描寫將“奴性”描寫得淋漓盡致。

　　張培基先生保留了“小旦”這一表達(dá)，將其解釋為“like that of female Peking opera singer”，而劉士聰先生則選擇略去這一表達(dá)，只保留對聲音的形容描寫，突出其獻(xiàn)媚的特征。

　　這種不同的選擇體現(xiàn)了譯者對原文側(cè)重點(diǎn)的選擇不同，張先生偏向保留原文中的異域文化特征，而劉士聰則更加專注于文本本身的內(nèi)容，有選擇地略去一些異質(zhì)文化因素。

　　(二)情感層面

　　散文中往往蘊(yùn)含了作者的某種感情。 《我若為王》中，聶紺弩先生抒發(fā)了對封建制度的鄙視和對“奴性”的厭惡。 這種情感十分強(qiáng)烈，隱藏在文章中的字里行間‍‌‍‍‌‍‌‍‍‍‌‍‍‌‍‍‍‌‍‍‌‍‍‍‌‍‍‍‍‌‍‌‍‌‍‌‍‍‌‍‍‍‍‍‍‍‍‍‌‍‍‌‍‍‌‍‌‍‌‍。 不同譯者對作者情感的不同解讀和不同的表現(xiàn)手法正是譯者主體作用的顯現(xiàn)。 如下例：

　　(5)“萬歲，萬歲，萬萬歲! ”我和全世界的真的人們一同三呼。

　　張譯：I would join true people all the world over in giving three cheers for myself.[3]

　　劉譯：I would shout along with the people ( in the real sense) of the world, “A long life, a long life, and a long, long life.[4]

　　上例是原文的最后一句，這里的“萬歲，萬歲，萬萬歲”不是上文中對“王”的獻(xiàn)媚，不再具有諷刺意味，而是作者真心實意的美好期望。

　　張培基先生在此直接將其簡化為“cheers”一個詞，而劉士聰先生則保留了原文的形式，重復(fù)在前文中使用的“A long life”形式，但是和前文不同的是，此處劉士聰用“,”重新將句子的節(jié)奏進(jìn)行了分割，和前文中的“A long life, a long life and a long long life.”形成了些許的差別，而這點(diǎn)差別也正體現(xiàn)了兩處“萬歲”表達(dá)情感的不同。

　　再看一例：

　　(6)我根本不想做王，也根本看不起王，王是什么東西呢?

　　張譯：…for being a king is the last thing I aspire to and also a thing I utterly despise. What the hell is a king? [3]

　　劉譯：I don’t want to be King, nor do I have the slightest respect for him. What of stuff is King made of? [4]

　　聶紺弩先生在原文中處處顯示了對“王”的鄙視，在文章開篇便鮮明地表示出個人情感，“根本不想”一詞更是將這種鄙視之情表露無遺，“根本不想”英語直譯為“don’t want do something at all”, 張培基先生選擇反說正譯的方法，將其譯為“the last thing I aspire to”，意思相同，但是原文中的諷刺和鄙視情感卻更加鮮明。 劉士聰先生卻對語氣做出了弱化處理，僅僅表達(dá)為“I don’t want to be King”。

　　除此之外，“王是什么東西呢”一句，張培基選擇“hell”這個詞，所表達(dá)的情感是諷刺、不屑和厭惡，而劉士聰先生的譯法“What of stuff is King made of”表達(dá)的卻是疑問，不知道“王是什么東西”，似乎與原文意義有所出入。

　　拋開哪位先生譯得更貼切這個問題不談，兩位譯者在此句翻譯上的差異，體現(xiàn)了不同譯者對同一文本情感理解的不同，將會造成譯文的大相徑庭，譯者主體性便在這種“差異”中顯現(xiàn)。

　　四、結(jié)論

　　譯者在翻譯過程中對原文情感不同的解讀和不同層次的體會，會使其譯文產(chǎn)生明顯的差異。 除此之外，譯者的個人經(jīng)歷和時代社會要求也會對其翻譯產(chǎn)生潛在影響。

　　張培基先生年紀(jì)較大，更能理解作者聶紺弩先生的時代和經(jīng)歷，他的譯文情感更加豐富激動，表達(dá)得也更加淋漓盡致。

　　譯者在翻譯時，無法還原原文的語言風(fēng)格，一是因為不同語言之間的差異，二是由于譯者本身翻譯風(fēng)格和習(xí)慣的不同。 這種不同，正是譯者所做工作留下的痕跡，也是譯者在翻譯活動中能動性的體現(xiàn)。 畢竟“翻譯的成功與否，譯品的質(zhì)量如何，歸根結(jié)底還是譯者本身的素質(zhì)問題。 ”[5]

　　了解翻譯活動中的譯者主體性，能使人們更加客觀地看待和研究翻譯活動，進(jìn)而指導(dǎo)未來的翻譯實踐和翻譯研究工作。

　　參考文獻(xiàn):

　　[1]VENUTI.L.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M].London:Routledge,2008.

　　[2]杰里米·芒迪.翻譯學(xué)導(dǎo)論：理論與應(yīng)用[M].北京:商務(wù)印書館,2007.

　　[3]張培基.英譯中國現(xiàn)代散文選(一) [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7.

　　[4]劉士聰.漢英·英漢美文翻譯與鑒賞[M].南京:譯林出版社,2002.

　　[5]胡庚申.從“譯者主體”到“譯者中心” [J].中國翻譯,2004,(3):10-16.

　　作者簡介：路璐，女，河南安陽人，鄭州西亞斯學(xué)院外語學(xué)院教師， 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漢翻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