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新環保法發布和證監會要求重點排污企業進行環境信息披露為背景，結合企業環境信息披露內容和形式參差不齊的現狀，基于2015—2019年我國滬深A股305家重點排污企業的數據，實證檢驗環境信息披露對審計收費的影響。研究發現環境信息披露越多，審計收費越高。采用傾向得分匹配、替換自變量等穩健性檢驗后，該結論仍然成立。進一步異質性檢驗發現，重點排污企業環境信息披露越多，審計收費越高，而非重點排污企業環境信息披露越多，審計收費越低，表明“印象管理”動機在重點排污企業中表現更明顯，而非重點排污企業的自愿性信息披露則起到信號傳遞作用。研究結果為審計收費影響因素提供了增量經驗證據，拓展了環境信息披露經濟后果的研究。

　　【關鍵詞】環境信息披露;審計收費;重點排污企業;內容分析法

　　一、引言

　　隨著五大發展理念之一的“綠色發展”深入人心，環境問題日益受到關注。習總書記多次強調“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并在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到2035年美麗中國建設目標基本實現。“生態文明建設實現新進步……生態環境持續改善，生態安全屏障更加牢固”已納入“十四五”時期發展目標，碳減排成為推動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有力抓手。習總書記在第七十五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上提出“碳達峰、碳中和”目標后，黨中央迅速作出工作部署，將做好碳達峰、碳中和工作納入生態文明建設整體布局。

　　據統計，環境污染每年給我國造成的經濟損失占當年GDP總量的8%~15%，而工業污染是主要來源。2015年1月1日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以下簡稱新環保法)第五十五條規定，重點排污單位應當如實向社會公開其主要污染物的名稱、排放方式、排放濃度和總量、超標排放情況以及防治污染設施的建設和運行情況，接受社會監督。證監會發布的《公開發行證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內容與格式準則第2號——年度報告的內容與格式(2017年修訂)》，除了要求重點排污企業按照新環保法要求披露環境信息外，對非重點排污企業也提出了環境信息披露要求。

　　2021年12月生態環境部頒布并將于2022年2月8日起實施的《企業環境信息依法披露管理辦法》第五條要求企業應當依法、及時、真實、準確、完整地披露環境信息，披露的環境信息應當簡明清晰、通俗易懂，不得有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并對違反規定的企業施加處罰措施。可見，環境信息披露已成為企業和審計師需要重點關注的因素。審計師作為資本市場重要的信息中介，對企業財務報表是否不存在重大錯報提供合理保證并收取審計費用。《中國注冊會計師審計準則第1631號——財務報表審計中對環境事項的考慮》規定，注冊會計師需要考慮客戶環境事項是否會引起重大錯報風險，并應針對客戶的環境事項及可能對審計風險產生的影響實施相應審計程序[1]。

　　當企業按照要求披露環境信息時，審計師是否會充分關注環境信息并將其納入審計收費考慮因素，這一問題有待研究。學術界關于環境信息披露的研究較多，主要集中于三個方面：企業環境信息披露現狀、影響環境信息披露的因素及經濟后果。國外大多將環境責任作為社會責任組成部分，研究社會責任績效對公司財務績效、治理、聲譽等的影響。目前國內僅有少量文獻將環境信息披露與審計領域結合，如Du等[2]運用中國市場數據，研究發現環境績效與審計師發表非標準審計意見負相關，且環境績效與盈余管理和審計收費均負相關;黃溶冰[1]研究發現企業漂綠程度與審計費用負相關。

　　國外關于社會責任與審計定價研究較多，但結論尚存在爭議。Kim和Jung[3]研究發現社會績效與審計師投入時間負相關，而Kim和Jeong[4]等研究發現社會責任績效與審計費用正相關。除了樣本差異外，研究結論不同的原因在于上述文獻對社會績效或環境信息披露績效的衡量標準不同，將環境披露信息數量化并單獨研究其與審計收費關系的文獻仍存在空白。本文基于新環保法和證監會的要求，運用內容分析法，探究環境信息披露對審計收費的影響。研究發現環境信息披露越多，審計收費越高。進一步異質性檢驗發現，重點排污企業環境信息披露越多，審計收費越高，而非重點排污企業環境信息披露越多，審計收費越低。

　　本文的貢獻表現在：

　　(1)與已有研究環境信息披露影響企業融資成本[5]或財務績效[6]不同，本文研究環境信息披露對審計收費的影響，為環境信息披露理論中防御性自愿信息披露觀提供進一步證據支持，即披露較多環境信息的企業進行“辯白”[7]并未降低審計師對面臨環境問題企業的風險意識，反而提高了審計收費。(2)研究內容上，從心理學角度研究環境信息披露對審計師行為的影響，審計師會因“烙印效應”影響審計決策，提高對環境問題較多企業的風險評估[8]，加大審計投入，從而提高審計收費，豐富了環境信息披露經濟后果的研究。

　　(3)提供經驗證據支持了環境信息披露存在信號傳遞假說和“烙印效應”會影響審計師行為。已有研究表明環境信息披露能夠有效提高企業信息透明度和社會責任[9]，通過對重點和非重點排污企業分組研究發現，信號傳遞理論在非重點排污企業環境信息披露中仍然存在，而重點排污企業即使披露較多環境信息，審計師仍會對其保持消極態度并提高風險意識。(4)為政府監管部門規范和完善環境信息披露制度，推動企業進行實質性披露及促進審計師提高環境風險意識提供了決策參考。

　　二、文獻綜述與研究假設

　　(一)環境信息披露的經濟后果

　　相較于研究環境信息披露影響因素的文獻，關于環境信息披露經濟后果的文獻相對較少，且多數從信號傳遞理論和委托代理理論解釋其經濟后果。一方面，由于內部管理層與外部投資者存在信息不對稱，環境信息披露能通過降低信息不對稱程度降低代理成本和交易成本，從而降低企業融資成本或約束[5];另一方面，企業作為經營活動投資的中心，進行環境信息披露更易獲得投資者、債權人、政府等各利益相關方的支持，有助于提高企業的聲譽資本[10]，進而提高財務績效。在我國生態環境建設的背景下，投資者的環保偏好對企業披露環境信息、構建綠色形象提出了要求，披露環保信息的企業會影響投資者決策，為企業帶來超額回報率，反映了環境信息披露對企業財務績效等的影響。

　　(二)環境信息披露與審計收費

　　對審計收費影響因素的研究大多沿用Simunic模型或其修正模型，將影響審計收費的因素劃分為審計師的投入和感知的風險兩部分，環境信息披露主要通過審計投入和審計風險兩方面影響審計收費。企業內部層面，管理層是否誠信的道德價值觀是審計師開展業務考慮的重要因素。擁有良好環境管理體系的企業環境責任感更強，會進一步延伸到對社會公眾負責的理念，無論員工還是管理層進行盈余操縱的可能性更小[3]。企業外部關聯角度，環境績效更好的企業社會聲譽更高，分析師關注和預測精度更高[11]，出于合法性管理動機，會提高財務報告質量。

　　企業內部進行污染物治理、降低三廢排放等方面的投入，有利于提高企業的聲譽，且生產的環保產品有利于獲取差異化的競爭優勢，提高其盈利能力[12]，減少企業的經營風險，從而降低財務報表整體重大錯報風險。另外，自愿性信息披露理論認為，環境信息披露能緩解公司和投資者的信息不對稱問題，降低投資者預測風險。環境信息披露越多，越利于增強投資者的信心，從而降低企業權益資本成本，緩解企業融資約束。綠色金融體系下，環境信息披露水平越高的企業債券信用評級[13]越高，企業償債能力更強。環境信息披露發揮信號傳遞作用，有利于緩解“內部人控制問題”，且及時披露壞消息會降低訴訟的可能性。

　　綜上，本文提出假設1a：H1a：在其他條件一定時，環境信息披露越多，審計收費越低。然而，防御性自愿信息披露觀認為，當企業面臨的合法性壓力較大時，環境表現差的企業會通過披露更多的環境信息進行“辯白”[7]，信息披露越多的企業更多是出于“印象管理”動機[14]，夸大企業的環保績效，選擇性或者操縱性披露環境信息[2]，轉移信息使用者的關注方向，對財務報表信息進行粉飾。因此，企業披露環境信息越多，表明企業環境表現越差，面臨的環境問題越嚴峻。而從審計師個人的心理角度分析，客戶經歷過環境事故，審計師在承接并完成該客戶審計業務后，由于存在“烙印效應”會提高對其他面臨環境問題客戶的風險意識并加大審計投入[8]。

　　另外，基于心境一致性效應，企業環境問題越嚴峻，審計師會因消極情緒產生心理偏差，高估企業的重大錯報風險，為遵守道德準則并維護自身的聲譽會投入更多努力降低檢查風險以控制總體審計風險[15]，從而提高審計收費。基于此，本文提出競爭性假設1b：H1b：在其他條件一定時，環境信息披露越多，審計收費越高。

　　三、研究設計

　　(一)樣本選擇與數據來源

　　將2015年新環保法實施作為起始時間，在Wind數據庫篩選出2015—2019年連續三年及以上被劃分為重點排污A股企業共318家。采用內容分析法，對年報、社會責任報告、環境報告書和可持續發展報告等進行評閱，將環境信息披露指標設定為6個一級指標，21個二級指標，從披露載體和方式兩個維度進行評分。其中僅在年度報告披露環境信息計1分，同時在社會責任報告等報告中披露計2分，不披露計0分;僅文字性披露計1分，數量化但非貨幣化信息計2分，貨幣性信息計3分。最后對6項得分相加得到樣本的總分。為了降低評分結果的主觀性，采用兩人獨立評分，評分結果一致才進行下一步。

　　最終剔除年報缺失的樣本13家，共得到1525個樣本。審計費用和其他控制變量來源于Wind數據庫。為控制極端值影響，本文對連續變量按照1%標準進行Winsorize處理，數據處理均使用Stata16.0軟件完成。通過對手工收集的樣本企業分年度分析發現：(1)重點排污企業已遍布12個行業，其中制造業、電力熱力燃氣及水的生產和供應業、采礦業的數量占據前三;(2)環境信息披露得分均值逐年增加，且隨時間逐年上升。

　　(二)研究模型與變量定義

　　為檢驗環境信息披露水平對審計收費的影響，構建如下實證模型驗證假設1，主要關注琢1的符號和顯著性。

　　1.被解釋變量和解釋變量本文的被解釋變量為審計收費，使用上市公司境內滯后一期審計費用取對數衡量。解釋變量為上市公司環境信息披露，考慮到對不同項目賦予不同權重存在較大的主觀性，因此本文將各項評分直接加總作為環境信息披露衡量指標。

　　2.控制變量為確保實證結果的準確性，在選擇控制變量時，參照曉芳等[16]的研究，控制了公司規模、資產負債率、現金及等價物、市凈率、總資產報酬率、董事會人數、獨立董事占比、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是否由“四大”審計，且控制了行業和年度固定效應。

　　四、實證結果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

　　列示了相關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審計收費均值為14.280，與已有文獻研究結果基本一致，最大值、最小值分別為17.140和12.770，標準差為0.862，說明審計師對不同企業審計收費存在較大差異。1525個樣本中，環境信息披露得分均值為16.890，最大值、最小值分別為33和2，評分指標中環境信息披露最大可能得分值為64，可見我國企業環境信息披露水平仍有待提高。

　　控制變量中，公司規模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別為27.110和20.910，標準差為1.355，說明樣本中各公司規模存在差異。資產負債率最大值、最小值分別為0.919和0.098，標準差為0.188。總資產報酬率的最大值、最小值分別為0.320和-0.141，均值為0.069。現金持有占總資產比重平均為0.125，市凈率均值為2.83，標準差為2.251，呈現出明顯差異。董事會人數均值為9人，獨立董事比例均值為0.372，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均值為0.373，平均有17%的樣本企業由“四大”審計。

　　(二)相關性分析和方差膨脹因子檢驗

　　相關性分析顯示各變量之間的相關性系數均小于0.5，表明各變量之間不存在多重共線性關系。同時經過方差膨脹因子檢驗，發現VIF小于5，說明各變量之間仍不存在多重共線性。

　　(三)Eid高低分組樣本中各變量的均值和中位數差異檢驗

　　對環境信息披露得分基于均值分為高低兩組進行差異檢驗。其中審計收費在高環境信息披露的均值和中位數分別是14.403和14.282，略高于低環境信息披露的均值和中位數(14.159和13.998)，且在1%水平上存在顯著差異，說明環境信息披露較多的樣本公司審計收費高于環境信息披露較少的樣本公司。

　　從控制變量在兩組樣本中的均值和中位數差異檢驗可以看出公司規模、資產負債率、總資產回報率、董事會人數、獨立董事比例、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及是否由“四大”審計在低環境信息披露的均值和中位數均略小于高環境信息披露水平，且公司規模、資產負債率、董事會人數和是否由“四大”審計在1%水平上存在顯著差異。但現金持有和市凈率低環境信息披露樣本公司略高于高環境信息披露的樣本公司。

　　(四)基本回歸結果

　　列示了加入robust進行聚類穩健標準誤修正的環境信息披露與審計收費的多元回歸結果。列(1)和列(2)為控制了年份和行業的固定效應回歸，結果顯示審計收費與環境信息披露在10%水平上顯著正相關，從而驗證了假設1b。列(3)為控制了公司和年度的固定效應的多元回歸，結果顯示審計收費與環境信息披露水平在5%水平上顯著正相關，驗證了假設1b，同時否定了競爭性假設1a。以上結果表明審計師對企業披露的環境信息給予了關注，且環境信息披露越多，審計收費越高。

　　(五)進一步分析

　　重點排污企業由各地區根據環境承載力、環境質量改善要求等條件確定，因此兩類產生環境問題的結果和可能性不同，受到的社會關注度不同。

　　首先，重點排污企業行為具有較強的外部性，受到社會公眾關注更多，外部監督壓力更大。其次，重點排污企業所開展的環保活動、環保投入及提高資源利用效率等行為具有信息價值效應[17]，外部壓力給予重點排污單位更強的監督作用。此外，隨著可持續發展理念為社會所熟知和國家層面環境規制由弱變強，重點排污企業的資本成本開始高于非重點排污企業[18]，選擇性披露環境信息的“印象管理”動機更強[19]，重點排污企業和非重點排污企業的環境信息披露水平與審計收費的相關關系可能存在異質性。進一步將樣本按照重點排污企業和非重點排污企業分組進行多元回歸分析。

　　回歸結果顯示，在重點排污樣本中，環境信息披露水平與審計收費在1%水平上顯著正相關，而在非重點排污樣本公司中，環境信息披露水平與審計收費在5%水平上顯著負相關。以上回歸結果表明，審計師在實施審計程序時，考慮了重點排污企業的環境風險，評估風險更高，投入更多，收費更高;而非重點排污企業進行環境信息披露更多出于自愿性披露原則，旨在傳遞信號，緩解了信息不對稱，審計收費隨之降低。

　　五、穩健性檢驗

　　(一)傾向得分匹配法

　　為使研究結果更穩健，借鑒張永珅等[20]的研究，采用PSM配對后進行回歸。本文將企業環境信息披露水平取中位數，若樣本大于中位數取值為1，否則為0;然后將公司規模、資產負債率、市凈率、董事會人數、獨立董事占比等作為協變量計算傾向得分;最后采用1：1卡尺匹配，得到相應的結果。配對變量的標準化偏差小于5%(企業規模接近5%)，匹配結果滿足傾向得分匹配的“平衡性假設”，ATT估計結果0.11，對應T值為1.75(大于1.64)，說明在10%水平上顯著。匹配后回歸結果如表7列(1)和(2)所示，回歸系數為0.109和0.113，且在1%水平上顯著相關，支持了假設1b，說明環境信息披露水平對審計收費的增加效應并非受公司固有特征的影響。

　　(二)替換自變量雖然本文已采取相應措施降低人工打分的主觀性，但仍可能存在測量誤差問題，因此將環境信息披露按照一級指標數量分組代入原回歸模型檢驗，回歸結果列(3)和(4)所示，回歸系數顯著正相關，結果仍然支持假設1b。

　　六、結論與啟示

　　(一)研究結論

　　環境信息披露增加了財務報表的財務信息和非財務信息，成為財務報表的有效補充。審計準則要求審計師進行風險評估時了解被審計單位及其環境，證監會要求重點排污企業按照環保法的規定披露環境信息，而非重點排污企業應當按照環保法規定披露環境信息，不披露環境信息時應當說明原因。

　　本文主要對審計師在審計過程中就企業披露的環境信息是否遵循準則進行關注，探究環境信息披露對審計師收費決策的影響。研究發現，環境信息披露越多，審計師收費越高，表明重點排污企業披露環境信息并未降低審計師的風險意識，反而會因為“烙印效應”提高審計收費。進一步分析發現，環境信息披露與審計師收費的關系在重點排污企業和非重點排污企業存在顯著差異。重點排污企業中環境信息披露越多，審計收費增加，而非重點排污企業中環境信息披露與審計收費顯著負相關，驗證了環境信息披露的信號傳遞效應在非重點排污企業仍存在。

　　(二)啟示

　　第一，將做好碳達峰、碳中和工作納入生態文明建設整體布局背景下，為推動企業節能減排加快實施，環保部門應積極推動新環保法落地實施。作為上市公司的監管機構——證監會應該聯合環保部門積極推動上市企業承擔環境責任，做好環境信息披露工作。

　　第二，在公司層面，隨著環境問題不斷影響并制約人類的生活發展，企業所承擔的環境責任日益沉重，重點排污企業由于生產方式的不同，僅僅選擇性披露進行“印象管理”難以從根本上解決高昂的代理成本，只有如實客觀披露環境信息、減少披露的操縱空間、進行生產方式的轉變、實現可持續發展方能治本。而非重點排污企業，主動參與環境管理并披露，向社會傳遞企業保護環境的理念，有助于提高企業財務報告信息量，樹立企業綠色環保形象，真正做好碳達峰、碳中和工作。

　　第三，審計師作為資本市場的守門人，對企業環境責任履行情況進行了應有關注，為了更好地發揮審計師的責任，審計師應當培養自我環保意識以及環境專項審計的業務能力，進一步關注企業的環保意識和環境信息披露水平，實現生態環境建設目標。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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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王小鵬柯甜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