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體所有”是獨具中國特色的所有制形式，從現行法中并不能找到界定其性質的規范依據，這導致了其容易與按份共有、共同共有等建立在私人產權基礎上的所有制形式相混淆，或由于其特別法人身份，易將其經營管理的財產理解為法人所有‍‌‍‍‌‍‌‍‍‍‌‍‍‌‍‍‍‌‍‍‌‍‍‍‌‍‍‍‍‌‍‌‍‌‍‌‍‍‌‍‍‍‍‍‍‍‍‍‌‍‍‌‍‍‌‍‌‍‌‍。 這些問題成為制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立法進程的理論障礙，需要予以厘清并明晰‍‌‍‍‌‍‌‍‍‍‌‍‍‌‍‍‍‌‍‍‌‍‍‍‌‍‍‍‍‌‍‌‍‌‍‌‍‍‌‍‍‍‍‍‍‍‍‍‌‍‍‌‍‍‌‍‌‍‌‍。

　　“集體所有”既不能簡單理解為按份共有和共同共有，也不能理解為法人所有，其在性質上類似于“總有”，但又超脫于總有制度的不完整權能及權利行使的強限制性等特征‍‌‍‍‌‍‌‍‍‍‌‍‍‌‍‍‍‌‍‍‌‍‍‍‌‍‍‍‍‌‍‌‍‌‍‌‍‍‌‍‍‍‍‍‍‍‍‍‌‍‍‌‍‍‌‍‌‍‌‍。 從解釋論上來看，有觀點認為，集體所有在性質上類似于總有，并完全否認共有說(包括按份共有和共同共有)與法人所有說。 也有觀點認為，集體所有權作為集體公有制的法權形式，不是集體成員的按份共有和共同共有，并從自物權角度對共有和成員集體所有進行了區分。 另有觀點從有利于確立物權性質的土地承包權，從培育“依法、自愿、有償”的土地流轉機制的角度認為，將土地農民集體所有制界定為農民按份共有制。

　　上述三種觀點基本可以代表當前學界對于集體所有性質的兩種看法：一是贊同按份共有說，肯定按份共有對于保障成員權利，增加資產活性的有益影響。 二是贊同總有說，肯定總有與集體所有在形成機制上的相似性，以及二者在原則目標上的一致性。 但無一例外均否認法人所有說。 本文對法人所有說也持否定觀點，并在肯定總有說與集體所有具有外延相似性的基礎上，認為按份共有的內部運行模式可以成為集體所有的借鑒與參考，但同時也要警惕避免劃到按份共有的私化屬性中去，這就需要對按份共有進行一定程度的邊界限定。

　　集體所有不能理解為法人所有

　　其一，《民法典》第99 條承繼了《物權法》關于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特別法人的規定，進一步明確了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為特別法人。 另外，雖然《民法典》第261 條規定的“成員集體所有”中的成員集體與集體經濟組織是否具有列為同一范疇的可能尚存爭議，但這并不影響成員集體所有雙層含義的認定，即成員所有和成員集體所有，因此，從這個意義上來看，僅將集體所有認定為法人所有就否定了成員對于集體財產的所有權，這不符合成員集體所有的規范內涵。

　　其二，法人成員的認定也區別于集體成員的認定。 法人成員并不能當然獲得對法人財產的所有權，也并非平等享有法人財產的所有權，而是依據成員投入或特定關系僅對屬于成員個人的那一部分財產享有絕對的所有權。 法人成員可以基于其所有權享有完整的財產權利。 而集體成員雖當然取得集體財產的所有權主體身份，即使由成員構成的集體經濟組織為特別法人的客觀事實存在，但特別法人的特別之一就體現在集體成員的這種特殊所有權：《民法典》對成員集體所有的規定主要是為了強調集體成員對集體財產享有的平等的支配權、管理權和收益權，這是緊密聯系成員與財產關系的一種政策話語，也是鞏固集體所有制的規范表達。 因此，其與公司法人中成員所享有的所有權相比，也許是不完整的，但卻是持久穩固且有保障的。

　　綜合上述兩點，集體所有不能理解為法人所有，集體經濟組織特別法人為其成員提供的權利較公司法人為其成員提供的權利相比，稍顯不完整，但卻為成員提供了更具有長期穩定的保障性權利。

　　集體所有在性質上應嚴格區別于共有

　　其一，共有更加強調集體中成員的權利，如果將集體所有等同于共有的話，可能會導致由于過分關注成員權益的保障，而使得集體財產私化處置，這不利于維護集體資產的穩定性，且違背了《憲法》中規定的集體所有的公有制形式。 另外，在財產的共有關系中，成員的加入或減少會伴隨著共有財產的分割或流失，這與集體所有所追求的集體財產的穩定性與保障性也會產生一定沖突。

　　其二，基于自物權對共有進行解釋，從而區分共有與集體所有符合產權發展的基本邏輯，也能從根本上撇清共有制度與集體所有存在的本質區別。 以按份共有為例，按份共有權利人對其所占有的份額享有完整的所有權，其可以基于《民法典》第二百四十條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處分的權利。 按份共有人可以基于自物權任意處置其所有的共有財產，在符合一定條件或程序的情況下，共有財產可基于權利人的意思被任意處置。 以自物權作為規范參考，如果將成員對集體財產的所有權類比為共有的話，就容易產生集體資產外流，或即使限定在本集體經濟組織內部流轉，也會產生內部少數人侵占、支配集體資產等有損集體成員共同權益的情形。

　　集體所有與共有這種基于現實層面的阻隔也進一步揭示出：集體所有權的成員主體身份是其不同于共有產權的重要標志，不是基于財產的結合或共有的關系而形成的，而是以成員特定身份的取得作為集體所有的基礎。 這種通過成員身份的取得限定集體所有財產流轉的方式也進一步印證了集體所有是以維護集體權益，保障成員利益為目的的特殊的所有權形式。

　　集體所有適用總有的有限性

　　諸多學者認同集體所有與總有的相似性，并在研究總有論的基礎上探索集體土地所有制的理論源起。 這種理論研究對于論證集體所有的科學性與合理性確有必要，同時，在深化農村集體產權改革，進一步發展壯大集體經濟、維護成員權益等方面也能堅守集體所有制的基本底線。 但完全適用到集體所有當中可能會虛化農村集體產權改革所要實現的最終目標，游離于構建歸屬清晰、產能完整、流轉順暢、保護嚴格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農村集體產權制度之外。

　　基于中國本土學者和國外學者對總有的研究現狀，大致可將其分為兩種觀點：一種認為，成員構成的團體作為獨立的個體具體管理本團體的事務，但構成團體的成員并不當然取得持份權，也不能請求對團體財產進行分割和轉讓，只能在團體內部平等享有收益權。 如果成員失去了身份，也當然失去上述權利。 在比對集體所有的基礎上，呈現出肯定說和否定說兩種立場。 肯定說認為中國農村的集體所有在類型上類似于總有，尤其體現出成員不能請求對集體資產進行分割，從而保障集體所有權的完整穩定; 否定說則指出總有過于強調團體的穩定性，這會在一定程度上削弱成員個體權益的保障，并認為總有論中的所有權主體不明確。 另一種認為，總有團體不同于現代經濟組織團體，其內部沒有清晰劃分管理主體和權利主體，更沒有像中國農村那樣作出集體資產的權利主體與管理主體、行使主體的區分。 其成員的管理、處分權限須由成員全體行使，成員基于自己固有的權源享有使用收益權，并且成員的這項權利是不能被剝奪的。

　　上述兩種觀點具有共通之處，概括來看，在認定總有與集體所有相類似的情況下，總有是指由多個成員(該成員單位也包括由多個個人形成的小團體)形成一種團體組織，該團體組織為了確保持久穩定的生存和發展，具有高度靜態的封閉性。 其內部成員除了具有基于團體組織形成之時對其認定的收益權能，別無他權。 從此概括中可以看出，總有與集體所有確有幾點相似之處：一是成員與集體均為所有權主體，且權利內容不同; 二是收益權的享有均來自于身份資格的確認; 三是均不得請求分割集體或團體所有的財產。 這三點相似之處肯定了二者形成的目的在于穩固組織發展、保障成員權益。 但從集體經濟組織的政策定位以及農村集體產權改革的長遠目標來看，總有能夠為集體經濟組織提供的理論基礎是有限的，集體所有若僅局限于總有的框架之內，恐怕難以實現農村集體產權改革的要求與目標。

　　集體所有屬性之應然選擇

　　2016 年印發的《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穩步推進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意見》是探索和鞏固農村集體所有制，保護農民集體資產權益的中央綱領性政策文件，文件提出在有序推進集體經營性資產股份合作制改革過程中，要清楚認識到此項改革是不同于工商企業的股份制改造，要體現成員集體所有和特有的社區性。 如前所述，雖然《民法典》將成員集體作為一個所有權主體，但從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目的，以及集體所有的真實意涵看，它既體現出了集體的所有權主體地位，又突出了成員的所有權主體地位，這與《意見》所強調的“堅持農民集體所有不動搖，堅持農民權利不受損”的基本原則相一致。 在此前提下，如何堅守農民集體所有不動搖，并最大限度地盤活集體資產，激發集體經濟組織特別法人的價值，從而帶動成員的收益，這應當是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最終目標，也是《民法典》規定“成員集體所有”的規范內涵。

　　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是建立新型集體經濟組織，發展壯大集體經濟，維護并增加農民權益的重大舉措。 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下的集體經濟不同于1982 年《憲法》中所確立的“農村集體經濟”，從集體經濟的發展歷史來看，合作化時期、人民公社發展時期、統分結合雙層經營體制時期，以及現在的農業產業化、多元化的經營發展模式時期，發展農村集體經濟在功能需求上發生了相應的變化，這會在一定程度上觸動集體所有的性質，撼動集體所有制的公有制形式。 但體現時代性、發展性、市場性的新型集體經濟仍然是其發展的主要方向。 《民法典》承繼了2017 年《民法總則》對集體經濟組織特別法人的規定，法人身份賦予了集體經濟組織可以在市場經濟中按照完整市場主體的參與規則、市場化的運行方式，投入到市場經濟環境中，這是立法對集體經濟組織市場經濟主體身份確認的規范體現。 但特別法人不同于一般的營利法人，同時它的市場性又要優于非營利法人，這就留下了對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特別法人解釋的空間。 集體經濟組織行使集體所有資產的管理職能，這與一般的產權關系有所區別，財產權利主體并不管理財產，而是通過其他組織形式管理財產的職能，從而創造出更大的價值服務于集體及其成員，這就需要借助市場經濟環境這一改革發展成果。 集體所有與集體經濟組織之間的這種關系定位，既是政策的設計初衷，也是在集體經濟組織具備法人身份，參與市場經營情形下，避免集體所有最根本的土地等資源性要素受到波及的高明之處‍‌‍‍‌‍‌‍‍‍‌‍‍‌‍‍‍‌‍‍‌‍‍‍‌‍‍‍‍‌‍‌‍‌‍‌‍‍‌‍‍‍‍‍‍‍‍‍‌‍‍‌‍‍‌‍‌‍‌‍。 但二者之間關系得以有效運行的必要前提就是集體所有的財產在進入到市場中時，要受到一定的限制，這既是法律和政策基于對集體所有的特殊保護，反向制約集體經濟組織的管理權限，同時也為賦予集體經濟組織足夠的市場主體地位提供了充足的客觀條件。

　　在堅守集體所有的公有制性質不變，明確集體資產的所有權主體與管理主體二分的情況下，可以適當地賦予集體經濟組織更多地行使、管理集體資產的職能，使集體資產能夠釋放出更多的資產活性，集體所有的屬性也能夠借《民法典》賦予集體經濟組織的特別法人身份最大限度地參與市場經營，全面深化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

　　如前所述，集體所有在性質上類似于總有，這主要體現在形成源起方面，而在集體產權制度改革背景之下，總有為集體所有所提供的營養供給稍顯不足，不能契合中央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基本方針; 集體所有在發展方式上與按份共有也具有相似之處，但依附于完全市場化的公司制中的按份共有，不僅體現了所有權能的完整性，而且從公司成立到公司解散、破產，公司法人的整個生命過程中更多地體現了其成員的決策權、參與權、處分權等完整權能，體現了更多的私有性質，因此，這種所有的方式從根本上與集體所有是平行的。 集體所有的公有制性質這一底線不可觸碰，在集體資產的所有主體與行使主體二分的情況下，可以依據集體經濟組織特別法人的主體身份，最大限度地參與市場經濟，發展新型集體經濟，為集體及其成員帶來更多、更廣泛的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