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引領MIT成為工程教育集大成者之道在于“秉承初心”。MIT“初心”聚焦于生產—傳播—轉化“有用知識”基本原則，立足于大學—企業間的緊密關系，驅動科學—技術—產業—區域互動融合發展，催生新興科技產業，順應—推進—引領產業技術變革，開創科學型區域新經濟模式的高等工程教育理論與實踐融合的教育哲學思想體系。MIT追尋“如何通過科技進步來推動社會進步”這一工程教育根本問題，通過整合集成四類大學模式素材，植根于產業技術變革、科技革命、區域發展挑戰與訴求，演化為契合工程教育本質的“新式教育”，凝煉為契合不同時代訴求的“形神合一”的工程教育范式，引領MIT在“變”與“不變”中創造未來，深入影響美國乃至全球大學發展模式及區域科技政策，遠超出傳統高等工程教育范式范疇。

　　【關鍵詞】MIT初心產教融合高等工程教育

　　一、問題的提出

　　MIT成功之道在于“秉承初心”，與時俱進。“初心”是MIT創校之構想，后歷經百年高等工程教育發展實踐，持續完善、豐富、深入、提升、拓展，最終凝煉升華為完備的高等工程教育理論和實踐相融合的教育哲學思想體系，引領MIT成為工程教育領先者，進而演進為契合時代需求及工程教育本質的各類“形神合一”工程教育范式，開創創業型大學模式。

　　與其他高等教育機構迥異之處在于：MIT自始至終將大學—企業的緊密關系作為“初心”的基因、歷次發展戰略轉型及教育教學變革與實現路徑的載體，發展成為與產業緊密聯系的滲透性機構(permeableinstitutions)，將與產業聯系制度化并擴大到其他大學無法比擬程度的學府，服務產業成為院校文化的中心部分，與產業的關系被視為學術界與商業界伙伴關系的代表和范式。[1]

　　基于產教融合視角，探究MIT“初心”，深達MIT歷次重大變革與創新內在機理，深入系統解析MIT教育的內在邏輯，有助于從整體上系統認知、借鑒、效仿MIT嬗變與創新成功之道，切實有效推進工程教育范式新轉型。本文追尋MIT“初心”演進歷史脈絡，以產教融合理論為分析框架[2]，聚焦MIT重大變革與轉型，探究其面對外部環境變化與挑戰實施的歷次“大膽變革”(boldchange)的“新式教育”，提取“初心”關鍵主題，力圖全面系統闡釋“初心”來源、演進脈絡、路徑、內涵、特質，為新工科運動再認識、再深入、再拓展、再出發，提供可借鑒的工程教育范式嬗變與創新范本。

　　二、MIT“初心”的起源與靈感來源

　　首任校長威廉·巴頓·羅杰斯(WilliamBar�瞭onRogers)是創建MIT的靈魂人物。受當時社會實踐和學術理論雙重影響———羅杰斯稱之為來自“現代理念的靈感”[3]，構思了“新式教育”———將科學與技術教育融合為一體，提供理想的實用性教育形式，不同于古典學院或大學的“新式教育”[4]，創辦一所新式教育機構———“講授實用工藝的多科技術學校”，實踐“新式教育”理念，這是MIT“初心”的起源。

　　在隨后一個半世紀中，MIT吸收不同時期“現代理念靈感”，不斷充實、改進、深化、完善、提升、拓展這一教育理念，最終凝煉為不同時期引領美國乃至全球工程教育的“MIT范式”，進一步演化為高等工程教育理論與實踐相融合的教育哲學思想體系。具體說來，MIT“初心”靈感主要來自社會需求、學術理念實踐、學術理論與大學模式，其中，四類大學模式的卓越特質奠定MIT“新式教育”的基礎部分。

　　1.社會需求與學術理念實踐層面美國19世紀初開始快速進入工業化時期，對受過系統訓練的優質工程師需求越來越大，工程技術教育擁有廣闊前景，為創建MIT培養工程技術人才，提供了社會需求基礎。19世紀中葉開始，美國社會開始將科學知識運用于工程實踐，羅杰斯非常贊賞這種方式，為構思新式學校提供了學術理念實踐例證基礎。

　　2.學術理論與大學模式層面羅杰斯將MIT定位為“應用科學”型技術大學，整合、集成了四類大學模式：歐洲中世紀以教學為首要使命的古典文化類大學、歐洲多科性技術工程學院、德國研究型大學和美國贈地大學。[5]

　　MIT承襲了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為代表的歐洲中世紀大學古典人文主義教育傳統特質———注重培養工程師“紳士品格”，奠定“紳士”品格精英工程師人才理念，賦予工程技術學位更高學術地位與職業尊嚴，解決了人文與技術之間的緊張關系問題，提升畢業生職業尊嚴與社會地位。以法國和德國為代表的歐洲多科性技術工程學院，將工程技術型人才培養建立在純科學基礎上，培養工程領導者，開創大學建立實驗室訓練工程技術人才的先河，成為MIT實施“新式教育”、構建理工兼具精英型工程人才培養范式的來源。[6]

　　德國研究型大學偏重基礎性原創研究的學術風格與學術傳統，被MIT通過歷次變革，吸收并凝煉進大學發展范式，使得其教育既具有很強科學基礎，又具有獨特人文取向。贈地學院以解決真實問題為導向、服務區域社會需求的大學職能導向、產學研一體化教育教學范式，為服務區域發展需求特性提供靈感來源———將區域發展需求植入發展戰略、課程體系與人才培養體系，設立產教合作研發實驗基地并合作開發課程，基于區域產業發展需要開展針對社會需求導向的科研活動與人才培養。羅杰斯及同盟者將這四類相互沖突元素整合—集成—融合—重塑，演化為MIT“初心”的基本框架。

　　MIT歷次發展戰略及工程教育范式轉型，都是在汲取各類大學模式特質后整合外部大工程背景各要素，將其融合為一體，轉化為轉型元素，逐步凝煉為獨特的“新式教育”形式。三、MIT“初心”演進歷史脈絡MIT“初心”演進的歷史脈絡分為兩條主線：第一條主線是處理與外部其他社會系統間的關系，包括大學—區域、大學—企業、大學—政府的緊密關系，其核心是構建牢固的大學—企業之間的緊密關系;第二條主線是內部發展戰略及教育教學范式演進，基于外部產業變革及其他社會環境變化，整合外部區域發展戰略及學術自身發展的邏輯，實施“大膽的”“新式教育”變革。兩條主線在制定發展戰略框架及教育教學變革實踐層面是合二為一的。

　　1.羅杰斯奠定“初心”雛形

　　19世紀60年代，首任校長威廉·巴頓·羅杰斯等創建MIT，實施“新式教育”—以科學為基礎的實用技術教育，設想通過構建大學—企業之間的緊密關系，推進馬薩諸塞州區域經濟發展，“初心”萌芽與生成，奠定“新式教育”雛形。之后經過前八任校長的努力，歷經半個世紀曲折而獨特發展軌跡，發展成為科學技術型學院。20世紀初，發展為美國唯一進行重大研究并達到國家聲譽的獨立工程學院，“初心”逐漸成型。事實證明：羅杰斯堅持既動手又動腦的“新式教育”有助于加速美國第一次產業革命，催生無數創新和工業先驅，深刻影響以現代實驗室為基礎的工程科學教育方法，“MIT最終成為美國從手工業到專業教育這一根本性教育轉變的中心，這種轉變對美國成為全球領先的工業強國起到了關鍵性作用。”[7]

　　2.“初心”要素具體化，奠定MIT整體發展戰略框架及路徑

　　20世紀30年代開始，第九任校長卡爾·泰勒·康普頓(KarlTaylorCompton)及副校長兼工程學院院長凡尼瓦爾·布什(VannevarBush)等從發展戰略及具體發展路徑層面，將“新式教育”構想全面具體化，推動MIT全面向研究型大學轉型。

　　1930年6月6日，康普頓校長就任演說明確闡述了MIT教育思想：MIT的發展目標是發展科學及其科學應用，與人才培養結合，開展持續的學習和研究是實現這一目標的有效路徑。[8]康普頓引用羅杰斯“新式教育”的闡釋重申了MIT教育理念，重新定位發展戰略：成為工程教育領域的領軍者�？灯疹D上任后，采取一系列關聯舉措，對MIT進行徹底變革，此即被國內諸多論文闡釋的康普頓變革“外形”的關鍵主題：經濟大蕭條、MIT財政危機、理工結合、應用研究、創新創業教育等系列教育教學改革設計，成功轉型為研究型大學。MIT與企業的關系拓展為政府—大學—企業之間的三螺旋關系，引領—推進第二次產業革命的“新式教育”。

　　20世紀40年代末到50年代，詹姆斯·基利安(JamesR.Killian)接任康普頓成為第十任校長后，延續并深化康普頓教育理念與發展路徑并進一步完善，相繼創建人文和社會學院、斯隆管理學院，推動向以工程技術為優勢的綜合性研究型大學轉型。自此，科學研究精神與科學文化扎根，MIT技術型色彩逐漸淡化，科學性逐漸濃厚。[9]MIT全面轉型為研究型大學獲得巨大成功，1934年躋身美國精英大學之列，科學研究與科學教育開花結果，諸多領域持續引領科學研究與技術創新前沿。

　　3.“初心”要素整合—集成—系統化—重塑，演化為完備的“大工程”教育思想和實踐融合體系

　　MIT全面轉型為研究型大學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產生了消極后果：制造了工程學院和產業技術實踐之間的鴻溝，大學與企業、理論與工程實踐之間的緊密關系逐漸疏離[10]，且愈演愈烈，至20世紀70年代，大學—企業之間的關系不再緊密，引發美國社會尤其是產業界的強烈不滿。為扭轉這一狀況，20世紀八九十年代，MIT根據美國社會經濟發展狀況和產業界訴求。

　　為確保工程聲譽———“現代工程教育”領軍者地位，第十五任校長查爾斯·維斯特(CharlesM.Vest)及前工程學院院長兼教務長莫爾(JoelMoses)等提出“集成工程教育”(IntegrativeEducationinEngineering)、“回歸工程實踐”和“MIT再造”工程教育理念。MIT工程學院實施“大E工程”(engineeringwithabigE)變革[11]，開啟并引領美國“回歸工程運動”。這次工程教育變革實踐演進為完備的“大E工程”教育理念及范式：科學—技術—非技術—工程實踐等要素整合—集成—重塑為一體的工程教育思想及工程教育實踐體系。[12]

　　至此，MIT“初心”演進為完備的教育思想與實踐體系，大學—企業之間重新建立緊密關系，政府—大學—企業之間三螺旋關系得到延續與深化，順應—推進—引領第三次產業革命的“新式教育”。至20世紀末21世紀初，“大E工程”變革重塑大學—企業的緊密關系，共同推動美國尖端技術民用化、商業化、市場化，獲得巨大成功，在美國重新奪回全球高科技制造業的主導地位中發揮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4.“初心”再深化與拓展進入21世紀，隨著第四次產業革命來臨，為更好地服務于美國乃至全球歷史使命，“初心”內涵與外延均進入新的深化拓展期，各要素重新整合集成與融合。2013年11月21日，MIT未來教育工作組發布《共同重塑MIT未來教育報告》，指導開啟工程教育范式新轉型(NEET)。2017年5月，相繼發布并推進NEET計劃及《MIT全球戰略計劃》，重新將發展戰略定位為全球影響力驅動的研究型大學，大學—企業的關系深度融合，共建科創型經濟模式，開啟順應—推進—引領第四次產業革命“新式教育”。[13]

　　四、MIT“初心”內涵與特征

　　19世紀60年代羅杰斯提出MIT“初心”構想，20世紀三四十年代康普頓等全面具體化，至20世紀八九十年代演進為工程教育要素整合與集成“大E工程”范式，21世紀NEET變革與全球發展戰略計劃，歷經一個半世紀，歷任校長及MIT人秉承“初心”，大膽實施“新式教育”變革，最終演化為完備而系統的高等工程教育理論與實踐相融合的教育哲學體系。

　　科學—技術—人文社會科學等知識整合、集成、融合的過程歷經多次變革，最終達成平衡與融合———大E工程范式，現正進行新的集成與重塑。如今，MIT科學、工程技術、人文學科演進為五大學院，科學—技術—人文社會科學等知識多次整合、集成、融合，關聯互動，突出“有用的技術教育”核心要素，最終形成核心實力：“人們普遍認為，五大學院的知識既保持多樣性，但又相互依存，相輔相成，構成MIT實力的核心實力來源，對 于希望效仿MIT在研究和創業方面的潛在國際合作伙伴來說，這是值得關注的重要信息。”[26]

　　科學與人文、技術高度融合，已成為MIT代代相傳的精神文化遺產：教育僅要求精確性是不夠的，還必須緊緊抓住最高理想�？茖W不僅是一種精確的工作，更是一種崇高的、追求完美的理想，經過科學教育塑造出來的人，善于以科學的精神從事工作，自然科學教育和研究不僅發展人的心智，同時也發展人的公共品質。[27]

　　MIT奠定了美國工程教育純科學、應用科學、人文社會學科緊密結合的美國工程教育傳統。[28]技術教育人文化，既解決技術與人文之間的緊張關系，又使得MIT畢業生通過學習古典的人文主義課程，具備學術性特質與資格，成為既具備工程實踐能力，又具備英式教育思想深度和紳士品格、享有紳士地位、受過科學訓練的新型工程師，以區別于純技術類工程師。第四，傳統學術職能與經濟職能的平衡與融合。

　　20世紀30年代開始，MIT從制度層面系統引入企業咨詢制度、專利權制度、創建風險基金、以研究成果為基礎創建新技術公司等舉措，意味著具有潛在經濟價值的知識會被迅速開發、不斷更新和修正，以保障利益最大化，為研究型大學轉型提供巨額資金支撐，開創了現代大學的經濟職能，這與大學傳統學術職能與使命之間必然產生沖突，招致各種爭議與分歧。

　　但MIT引入經濟手段、金融手段解決學術發展必需的財政資金時，用羅杰斯奉行的折衷主義哲學思想與平衡主義策略，歷經種種爭議、沖突、協商、折中、平衡之后，最終智慧化設計、大膽開創大學治理制度與運行機制，使大學傳統學術職能與新經濟職能之間達到平衡與融合，消解了大膽變革的消極因素，重新定義了大學現代職能與新使命———秉承中世紀傳統大學學術職能，同時承擔經濟職能。

　　人才培養論文： 產教融合人才培養模式的實施路徑研究

　　19世紀中葉，威廉·巴頓·羅杰斯確立了MIT“初心”三項基本原則[29]，即有用知識的教育價值、“做中學”、專業化教育，后被提煉為“十一項MIT原則”[30]，升華為MIT核心價值體系。MIT“初心”教育哲學思想體系影響深遠：重新定義了大學的內涵、職能與使命，開創創業型大學模式，催生區域新型科技型經濟模式，深入影響美國乃至全球大學發展模式及區域科技政策，遠超出傳統高等工程教育范式的范疇。MIT如何在復雜多變的社會背景中整合各類資源要素，設計實現“初心”機制與路徑，是后續研究的主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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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謝笑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