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巴特勒是美國著名的圖書館學家，文章基于巴特勒在紐伯里圖書館期間的搖籃本采訪與書目實踐工作，梳理他在搖籃本領域的采選政策、館藏建設和目錄編纂成果，總結巴特勒在印刷史領域的學術思路，即將其放諸于社會文明中進行考察，形成基于文化史探究印刷的起源、書籍的傳播、新學科的發(fā)展及其社會影響。

　　關鍵詞巴特勒;印刷史;特色館藏;搖籃本

　　1887年9月6日，遵從芝加哥商人沃特·紐伯里(WalterL.Newberry，1804-1868)遺囑，芝加哥河畔北側建立起了一座新的研究和參考型圖書館，即：紐伯里圖書館(TheNewberryLibrary)[1]。1916年，在時任紐伯里圖書館館長卡爾頓(W.N.C.Carlton)介紹下，巴特勒加入紐伯里圖書館，先后在公共服務部門、參考咨詢部門和約翰·M·溫基金會任職。在15年內，巴特勒專注于搖籃本特色館藏的建設，不僅為紐伯里圖書館構建了當時芝加哥最大的搖籃本館藏，也為其在芝加哥大學圖書館研究生院時期的印刷史研究奠定了基礎。

　　近年圖書館學的芝加哥學派得到學界的一定關注，巴特勒重回學者視線。不僅有其代表作《圖書館學導論》的翻譯出版，王子舟、趙晶、徐曉東、王雨、李紅等也從不同角度探討了巴特勒對于圖書館學和圖書館事業(yè)的著述[2-6]，筆者也先后發(fā)表了《巴特勒的圖書館學理論研究》[7]《巴特勒的圖書館學教育思想及其實踐》[8]。然而，目前的研究集中于巴特勒在芝加哥大學時期的學術成果，忽視了在此之前的圖書館實踐和學術積淀。紐伯里圖書館時代作為巴特勒圖書館學研究的起點，集中體現于他的搖籃本館藏建設實踐和書目成果，是他進入圖書館學領域的先聲。本文主要通過對巴特勒的搖籃本采選活動和編撰的藏書目錄，研究他初期的印刷史研究實踐、思想以及為芝加哥時期的研究奠定了怎樣的基礎。

　　1紐伯里圖書館與約翰·M·溫基金會的建立

　　紐伯里圖書館的創(chuàng)始時期可劃分為3個發(fā)展階段。第一階段是以研究型圖書館為目標進行館藏建設，創(chuàng)建初期便采購了普羅巴斯科藏書，包含大量搖籃本。隨后集中收藏珍本書。此時館藏建設使得后繼的圖書館館長和理事也對印刷史和書籍藝術提升了興趣。第二階段是從人文歷史專業(yè)領域出發(fā)，加強人文方向的館藏建設。1897年紐伯里圖書館與芝加哥公共圖書館、約翰·克勒拉圖書館(JohnCrerarLibrary)簽署圖書館專業(yè)化分工協議，逐漸將館藏建設和教育服務向人文領域傾斜。約翰·克勒拉圖書館則轉向自然科學特色的研究型圖書館。圖書館之間通過積極交換、處理超出本館領域的文獻資源，實現芝加哥城際館藏共建共享。

　　第三階段是隨著館藏資源的豐富，按主題進行特色館藏組織集合階段。紐伯里圖書館以購買普羅巴斯科藏書為契機，通過私人藏書拍賣和藏書家捐贈，形成了眾多特色主題的藏書[9]。比如，1911年愛德華·艾爾(EdwardE.Ayer,1841—1927)將其早期美國史主題的私人藏書捐贈給紐伯里圖書館，受到充實資料的啟發(fā)，圖書館把館內所藏以書籍為中心，輔以特定主題相關的手稿、原稿、照片、地圖進行組織，將其發(fā)展成為包含多種類型文獻和二手資料的學術特色館藏合集。1912年出版家約翰·M·溫(JohnM.Wing,1844—1917)去世，其藏書悉數捐贈紐伯里圖書館，隨后成立約翰·M·溫基金會(以下簡稱“溫基金會”)，專注于印刷史相關文獻的收集，并逐漸成為紐伯里圖書館最為著名的主題藏書[9]。

　　1919年館長卡爾頓寫信給溫基金會的理事會成員弗雷德里克·伊夫斯·卡朋特(FrederickIvesCarpenter)道：“我認為我們最初的最佳計劃是任命一名圖書館員擔任該職位。我心目中的人選是位出色的書目家，在特色藏書管理方面經驗豐富，具有出色的外語能力，并且完全有能力在組織、安排和選擇獲取資料的早期階段幫助我。”[10]45這位館員正是巴特勒。伴隨著紐伯里圖書館和溫基金會對他的逐步了解和認可，1920年溫基金會將巴特勒正式任命為基金會的第一任管理人，為溫基金會百年歷史確立了起點，也真正開啟了巴特勒搖籃本館藏建設實踐和印刷史研究的道路。

　　2印刷史特色館藏的采選政策

　　巴特勒作為溫基金會的第一位管理人，對基金會的前景有著很大的期許，在他寫給賀拉斯·奧克利(HoraceOakley)信中就曾講道：“希望溫基金會能夠憑借其搖籃本館藏，不僅成為國家級的藏書，而且能夠世界聞名。”[10]71在巴特勒任期間，他以歐洲搖籃本為核心，一手打造了印刷史主題藏書的基礎館藏，為溫基金會的創(chuàng)設和后續(xù)發(fā)展奠定了基礎。其中“搖籃本”作為藏書核心，是巴特勒基于溫的遺囑、理事會的政策規(guī)定，并結合個人學術興趣而最終確定的館藏采選政策，從中我們也可一窺巴特勒對溫基金會初期發(fā)展的規(guī)劃和對印刷史的早期認識。

　　2.1溫的遺囑與理事會的政策報告中的藏書政策

　　基金會的建立是依托于溫的遺產，因此溫的遺囑對基金會的整體發(fā)展和藏書政策有著決定性和指導性作用。在溫的最終遺囑中列出了可用遺產采購的資料種類，包含下列主題的文獻：(1)從歐洲金屬活字印刷發(fā)明之日起，印刷藝術、雕刻藝術和書籍插畫藝術的歷史和發(fā)展;(2)參考書目，是指印刷書籍的科學、歷史、記錄和描述。在解釋這些規(guī)定時，遺囑宣稱該藏書應包含“歐洲和北美在排版印刷歷史中重要印刷廠的所有典型樣本，以便排印工、歷史學家和書目工作者可以從原始資料中直接追溯印刷和書籍制作藝術的每一個重大發(fā)展。這些書籍的內容和主題應盡可能具有文學的、傳記的、歷史的或藝術的、排印的興趣和重要性”[11]。

　　1919年1月，在通過建立溫基金會的決議后，理事會又將理事長愛德華·賴爾森(EdwardL.Ryerson)、圖書館長卡爾頓和麥克勞克林教授(McLaughlin)任命為管理委員會。該委員會于同年4月便提交了《1919年政策報告》，主要包含基金會的物理位置、行政管理和圖書政策三方面。其中第三部分“圖書政策”在溫遺囑的基礎上提出了更具實踐性的采選方針：

　　(1)印刷藝術史第一個世紀的先鋒時期中的代表性書籍(1450-1550);(2)1550年以后的特殊作品，作為精細印刷或體現了印刷藝術重大發(fā)展的著名實例;(3)樣本書籍、活字版、活字字體目錄;(4)鑄字工人和印刷工人的傳記。此外，報告也指出館藏建設的優(yōu)先性和選擇性。首先同時進行兩個方向的館藏建設是不切實際的，因此要優(yōu)先印刷史書籍、作品的收集，推遲目錄、傳記等二次文獻的集中采購。其次，采購應注重是取其精華而不是全面收集。所選書籍應具有文學、傳記、歷史、藝術趣味以及印刷價值[12]。

　　2.2巴特勒的搖籃本采選方針

　　巴特勒基于溫的遺囑和理事會的政策報告，結合紐伯里圖書館的性質和自身的學術興趣，為印刷史館藏建設勾畫了更為清晰明確的藍圖。關于巴特勒采選方針的闡述，主要在《一個印刷圖書館：紐伯里圖書館中的約翰·M·溫基金》(ATypographicalLibrary:TheJohnM.WingFoundationOfTheNewberryLibrary，1921)中，他描述了溫基金會的性質和主題范圍，以及指導新的館藏開發(fā)的收集方針。巴特勒認為盡管遺囑和政策報告規(guī)定了館藏發(fā)展的一般原則，但這些原則應用于具體問題仍需要研究進而細化、明確具體的采選方針。他首先明確了溫基金會獨特的收藏興趣和宗旨。

　　不同于現存的三所印刷主題圖書館，即德國萊比錫的書業(yè)圖書館(BibliothekofBörsenverein)、英國倫敦圣布萊德基金會(St.Bride’sFoundation)以及澤西城美國鑄字公司的印刷圖書館(TypographicalLibraryofAmericanTypeFounders’Company)的附屬性和不穩(wěn)定性，溫基金會是第一家進入這個領域的、有著穩(wěn)定資金來源的純印刷主題圖書館，它更注重收集印刷史書籍，以追求“在更高層次的印刷藝術方面指導、糾正和激勵書籍的制造者和讀者”[13]。其次，巴特勒認為溫基金會作為“紐伯里圖書館中的圖書館”，在制定收集方針時也應盡量將紐伯里圖書館的性質納入考量。紐伯里圖書館作為一個人文領域的研究型圖書館，巴特勒則重點考慮其人文性和學術性[13]。

　　基于上述溫基金會的宗旨和紐伯里圖書館性質，巴特勒認為溫基金會館藏發(fā)展必須沿著三條明顯的路線發(fā)展：(1)從歷史角度，它必須累積所有原始資料、重要的關于印刷早年發(fā)明、傳播和發(fā)展的二次作品，以及對之后的藝術發(fā)展具有真正重要性的每一印刷廠或出版社的相關書籍;(2)從學術角度，基金會必須涵蓋排版藝術作品的實例和評論，包括諸如字母構成、頁面布局和排版、裝飾與插圖;(3)從藝術角度，它必須為印刷工作者提供靈感來源，收集在每一種重要印刷類型中已經完成的最佳作品的精美范例[13]。巴特勒在這些收藏方針中強調的是歷史性、學術性和藝術性要素，基于此最終他將收集對象收束為“搖籃本”。搖籃本，也稱古版書，是指歐洲印刷術發(fā)明起的15世紀50年代至15世紀末的這段時間印刷而成的書籍[14]。

　　只要是在1500年12月31日前印刷的作品，甚至一頁紙、插圖、大報都能稱之為搖籃本[15]。在簡述搖籃本的歷史價值和藝術價值之余，巴特勒特別強調了搖籃本的學術價值。在巴特勒時代的印刷術研究與設計中多涉及字母和頁面的樣式、裝飾、插圖。

　　他認為溫基金會藏書應該涵蓋每種類型全面的實例，使印刷學者得以清晰地了解印刷藝術的起源、發(fā)展和變化。這些研究問題中字母形式無疑是最復雜的，最早期的印刷作品對學者而言具有雙重價值——當時每個印刷工人都會設計自己的字母，而現在這些獨立設計出來的字母樣式仍然被廣泛使用[13]。由此，筆者基于日本學者若松昭子的巴特勒“收集方針的展開”一圖，將巴特勒最終確定的收集方針的源流進行重新繪制，以便理解巴特勒為何將搖籃本設為重點收集對象，以及他對溫基金會藏書所看重的價值。

　　3搖籃本的采選活動

　　巴特勒在正式擔任溫基金會的管理人前便根據理事會的要求，為避免重復購買，首先對紐伯里圖書館的搖籃本館藏進行核查，最終形成《紐伯里圖書館中的搖籃本藏書目錄》(CheckListofIncunabulaintheNewberryLibrary,1919)。在進行已有館藏調查和收集方針確定后，巴特勒便開展了積極地采選活動，為把溫基金會打造成世界性的印刷圖書館而努力。大部分的搖籃本都是巴特勒親自前往歐洲市場進行采購，占據所有搖籃本采購數量的75%[10]75，僅有小部分搖籃本來自美國當地的市場或拍賣行。巴特勒在任期間于1922、1923、1924、1926、1930年多次前往歐洲的大小市場，以溫基金會的有限資金，成功地大量進行搖籃本采購。筆者試從以下幾個方面分析巴特勒成功采購的原因。

　　(1)巴特勒通過親自前往歐洲有效地控制了預算成本和采購質量。他曾探討直跨大西洋前往歐洲采購的5個優(yōu)勢：①書店的架上價格比書商目錄價格便宜;②書店間可以貨比三家，選擇價格最便宜者;③可以與書商議價;④可以親自檢查一本書的狀態(tài);⑤可以檢查一本書的形式、內容是否合適，避免同種類型的重復購買[10]72-73。在這5項優(yōu)勢中，前3項體現了成本控制，后2項則涉及質量控制。

　　此外，巴特勒自身所掌握的宗教、歷史、哲學、文學、目錄學領域知識和多種語言，也有助于他對搖籃本的歷史、藝術和學術價值的把控，才能真正實現以最少的價格，買到盡可能多的具有最大價值的搖籃本。(2)巴特勒對歐洲搖籃本市場有著深刻的認識。巴特勒在《歐洲的搖籃本市場》中較細致地敘述了前4次歐洲采購之行的體會和他對歐洲市場變遷的認識[16]。

　　巴特勒認為在歐洲的搖籃本市場中有4個重要因素：供給、需求、價格和情感;他將歐洲的搖籃本市場分為2個部分，一是以倫敦為主導的英荷或北方地區(qū)，另一則是慕尼黑-佛羅倫薩市場群(包括斯圖加特中心、巴塞爾、盧加諾、米蘭和羅馬)。

　　兩個市場群有著迥然不同的市場風格，北方市場有著“高昂的價格、興旺的生意和顯而易見的喜悅”，而南方市場則有著“極低的價格、蕭條的需求和深深的悲觀情緒”。以下兩點最能說明巴特勒對歐洲市場的了解在其采選活動中的積極作用。其一，巴特勒對歐洲市場的了解促使他從1925年的市場混亂中全身而退。那年由于南方市場許多賣家轉換成買家，期間巨大的個人購買引起了整個搖籃本市場的混亂。于是，巴特勒將視線轉向獲取現代作品——印刷史研究書籍、目錄以及本身具有印刷價值的作品。

　　其二，北方市場售價對美國買家非常不利。美國作為搖籃本市場的主要支撐，與其有著共同語言系統(tǒng)和相近社會關系的英國賣家保有更大優(yōu)勢，因此往往售價也更高[16]。大部分美國買家會因為上述優(yōu)勢直接接受英國賣家的價格，而巴特勒則會憑借其經驗，事先查清其他歐洲大陸相同搖籃本的價格，從中選擇價格最合理的賣家。對歐洲市場的認識、與歐洲書商保持的友誼以及靈活的采選方針都使得巴特勒在歐洲搖籃本市場中的采購活動游刃有余，收獲頗豐。

　　(3)巴特勒選擇了最佳的時間進入了歐洲市場。1920年代恰逢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歐洲處于戰(zhàn)后的經濟危機時期，包括搖籃本在內的大量珍本書涌入市場。歐洲書商們在財政緊縮期間，瘋狂地用珍本書交換美元或瑞士法郎，以保證他們在外國銀行出口銷售的可行性[16]。這一時期，搖籃本的價格相對極低，巴特勒曾用每本不到100美元的價格買下不少搖籃本，對于當時經濟強勢的美國買家而言是一個獨特的機會。但隨著歐洲經濟的重建，他們更趨向于將珍本書帶回國家而非賣給美國人，因此德國藏書家沃爾貝爾(OttoVollbehr)預言30年代之后便沒有搖籃本能在500美元下買到[16]。巴特勒于1922年進入歐洲市場，1930年離開歐洲市場，并避開了1925年的搖籃本市場混亂，他把握住了歐洲搖籃本市場的黃金時期，從而為溫基金會構筑了堅實的搖籃本藏書基礎。

　　4搖籃本的館藏建設成果

　　在巴特勒擔任溫基金會管理人期間，他盡其所能打造一個有質有量的印刷史圖書館。截止1933年，紐伯里圖書館擁有當時所存搖籃本近5%的1,613本藏書[10]71，成為美國圖書館搖籃本藏書的佼佼者。然而受制于有限的資金，在數量上溫基金會的搖籃本藏書還是無法與同時期的美國國會圖書館和哈佛大學圖書館相比。但巴特勒依舊傾盡全力希望從質量上提高藏書的品質。下文解讀一下巴特勒對溫基金會搖籃本的館藏建設成果。

　　(1)巴特勒構建了芝加哥地區(qū)最大的搖籃本藏書機構。在《紐伯里圖書館和其他芝加哥地區(qū)圖書館中的15世紀書籍藏書目錄》(ACheckListofFifteenthCenturyBooksintheNewberryLibraryandinOtherLibrariesofChicago，1933)中，巴特勒說明紐伯里圖書館現有搖籃本的藏書構成，其中包含1890年購買的普羅巴斯科藏書中的112本搖籃本，1890年購買的馬登藏書(J.A.P.Madden)中的28本搖籃本，1901年購買的路易斯·波拿巴王子藏書(PrinceLouis-LucienBonaparte)中的14本搖籃本，1911年捐贈的艾耶爾藏書中18本搖籃本以及巴特勒負責采購的溫基金會藏書中的1333本搖籃本。巴特勒為紐伯里圖書館增添80%搖籃本資源，使溫基金會成為芝加哥最大的搖籃本藏書機構，占據芝加哥地區(qū)近9成資源[17]。(2)巴特勒構建了以歐洲搖籃本為主要來源的藏書體系。

　　歐洲作為西方印刷術的起源地，存有大量珍貴的印刷史文獻和實例，使得許多美國學者不得不多次前往歐洲獲取文獻。為此，巴特勒在任期10余年間，5次前往英國、法國、德國、意大利、奧地利等歐洲多地，在大小書商處采夠了大量搖籃本文獻，其中1922年的購買量為246本，1923年為249本，1924年為127本，1926年為194本，1930年為317本，共計購買了1018本搖籃本，占據了巴特勒采購搖籃本的75%[11]，極大地為美國學者進行印刷史研究提供了便利，減小他們對歐洲圖書館藏書的依賴。

　　5搖籃本的目錄編纂

　　巴特勒不僅為溫基金會采購了大量的搖籃本館藏，而且前后3次編纂并修訂了紐伯里圖書館的搖籃本藏書目錄并籌備了兩次搖籃本展覽專題目錄。這5部目錄皆屬于當時西方分析目錄學范疇，體現了巴特勒借搖籃本反映出印刷術的地理傳播過程、圖書形成過程以及15世紀的學術發(fā)展進程的思想。

　　5.1巴特勒的搖籃本藏書目錄

　　巴特勒在紐伯里圖書館期間共編纂了3本藏書目錄，分別是《紐伯里圖書館中的搖籃本藏書目錄》(CheckListofIncunabulaintheNewberryLibrary,1919)、《15世紀印刷書籍的藏書目錄》(CheckListofBooksPrintedduringtheFifteenthCentury,1924)、《紐伯里圖書館和其他芝加哥地區(qū)圖書館中的15世紀書籍藏書目錄》。這三本目錄的編纂方法和分類體系都采用了普羅克特規(guī)則，是具有一致性、并不斷修訂的藏書目錄，可以較好地反映巴特勒對搖籃本的分類認識。下面主要從巴特勒所編藏書目錄的兩個主要特征予以闡述。

　　6結語

　　巴特勒在紐伯里圖書館時期，擔任了溫基金會印刷圖書館的第一任管理人，由此進入了印刷史研究領域。作為管理人，巴特勒主要負責印刷史相關文獻的采選和目錄的編撰，他在這一時期的貢獻也主要集中于以下幾點：

　　(1)巴特勒制定了適應于溫基金會、紐伯里圖書館和個人興趣的采選方針，為溫基金會的創(chuàng)立和初期發(fā)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尤其是他對搖籃本學術價值的關注，注重字母和頁面的樣式、裝飾、插圖類型的全面性，從而使印刷學者得以清晰地了解字印刷藝術的起源、發(fā)展和變化，確立了溫基金會印刷史學術研究機構的定位。(2)巴特勒構建了以歐洲搖籃本為主的多語言特色館藏體系，使其成為了美國第四大，芝加哥第一大的搖籃本藏書機構[10]77。

　　(3)巴特勒編纂了基于普羅克特規(guī)則的搖籃本藏書目錄，以及籌備并編寫了展覽專題目錄。前者使其在靜態(tài)的目錄中得以從歷史地理角度動態(tài)再現印刷術發(fā)明、發(fā)展的過程。而后者展示了書籍形成過程和書籍反映的學術領域發(fā)展進程，引出了巴特勒將印刷藝術置于整個文明進程中進行考察的思想源頭。巴特勒在紐伯里圖書館時期的實踐活動為之后的印刷史研究提供了研究思路，并積累了大量的原始資料。

　　圖書館論文范例： 圖書館閱讀推廣的問題表現與優(yōu)化對策

　　在搖籃本采選與編目實踐中也始終蘊含著巴特勒的學術思想，他將印刷史研究放諸于社會文明中進行考察，形成了基于文化史探究印刷的起源、書籍的傳播、新學科領域的發(fā)展及其社會影響的研究思路。另一方面，巴特勒在紐伯里圖書館中采選的搖籃本，使他接觸到了大量15世紀的原始資料并掌握了較多印刷技術和工藝特征的知識，這些都為其在芝加哥圖書館學研究生院的印刷史研究，尤其是印刷起源的研究奠定了扎實的基礎。同時，巴特勒在紐伯里圖書館期間對搖籃本的采編實踐，包含特色館藏主題的確立、多元化館藏的建設、相關館藏目錄的編制以及針對特色館藏展開的學術研究，這些對于國內研究型圖書館構建本館的特色館藏也具有相當的參考價值。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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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張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