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東盟國家認為中美競爭加劇破壞東盟賴以存續的地區與國際環境，給其帶來巨大挑戰‍‌‍‍‌‍‌‍‍‍‌‍‍‌‍‍‍‌‍‍‌‍‍‍‌‍‍‍‍‌‍‌‍‌‍‌‍‍‌‍‍‍‍‍‍‍‍‍‌‍‍‌‍‍‌‍‌‍‌‍。 東盟堅持“不選邊站”，實施大國平衡戰略，通過提升凝聚力和韌性、維護東盟中心地位、拓展伙伴關系網絡、促進地區包容性和務實合作的方式消解中美競爭帶來的風險‍‌‍‍‌‍‌‍‍‍‌‍‍‌‍‍‍‌‍‍‌‍‍‍‌‍‍‍‍‌‍‌‍‌‍‌‍‍‌‍‍‍‍‍‍‍‍‍‌‍‍‌‍‍‌‍‌‍‌‍。 面對新型的大國競爭態勢，東盟試圖在中美間發揮更加積極和建設性的作用‍‌‍‍‌‍‌‍‍‍‌‍‍‌‍‍‍‌‍‍‌‍‍‍‌‍‍‍‍‌‍‌‍‌‍‌‍‍‌‍‍‍‍‍‍‍‍‍‌‍‍‌‍‍‌‍‌‍‌‍。 然而，拜登政府對華政策及中美對東盟政策走向與東盟內部挑戰疊加將為東盟應對增添諸多變數。 對此，中國應堅定維護東盟中心地位，拓寬與東盟的共識，加大務實合作，構建更加緊密的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

　　〔關鍵詞〕東盟、中美競爭、中國-東盟關系、美國-東盟關系

　　〔作者簡介〕楊悅

　　東盟作為最具活力和成功的地區組織在中美競爭中發揮著獨特的作用。 盡管東盟主導的系列機制和“東盟方式”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在近年來中美競爭持續加劇，以及在管理與中美關系上的政治空間受到嚴重擠壓的情況下，東盟主動作為，積極謹慎應對，其政策選擇不僅會直接影響它與美國和中國的雙邊關系，也會向中美關系傳導。 對于中國而言，了解東盟對中美競爭的認知與應對有助于更好地認識動態變化的東盟，提升中國與其合作的水平，對管控中美在東南亞的競爭及穩定周邊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一、中美競爭凸顯東南亞重要性

　　2017年底，特朗普政府發布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將中國定位為“戰略競爭者”。 2021年3月拜登政府發布的《過渡國家安全戰略指南》(以下簡稱《指南》)延續了對中國“戰略競爭者”的定位，明確了中美競爭的性質及與華競爭的方式。 拜登政府對中國的認知是“體系性大國”，因此與中國的戰略競爭是“體系性競爭”。 《指南》中提到民主國家日益受到“威權勢力”的挑戰，“威權勢力”在侵蝕現有的國際規則，并在全球范圍內“推銷”威權治理模式。 拜登在執政后的首次國會演講中也將中美競爭框定為威權與民主對21世紀國際秩序領導權的爭奪。

　　《指南》中還稱，中國是唯一有能力綜合其經濟、外交、軍事和技術力量對穩定和開放的國際體系發起持續挑戰的潛在競爭者。 拜登政府將中國視為“復合型對手”，不同于美蘇的軍事和意識形態對抗以及美日的經濟競爭。 基于對華的認知，拜登政府制定了一項長期的競爭戰略。 《指南》提出與華戰略競爭的目標是“勝出”(outcompete)中國，實現目標的核心戰略是美國必須恢復持久優勢，以實力應對挑戰，重建經濟基礎，重獲美國在國際機制中的地位，在美國國內及全球捍衛美國價值觀，實現軍事能力現代化的同時以外交手段優先，重振美國的聯盟和伙伴關系網絡。

　　與特朗普時期相比，拜登政府對華戰略競爭的內容和特點既有延續也有變化。 首先，打造應對中國聯盟，維護美國霸權。 與特朗普政府單打獨斗不同，拜登政府希望與盟友和伙伴形成長期的統一戰線，共同應對中國。 兩者政策手段不同，但本質都是護持美國霸權。 2021年4月發布的美日峰會聯合聲明與6月的七國集團峰會公報中的涉華內容都是拜登政府拉攏盟友為其政策背書的體現。

　　其次，與華戰略競爭的同時保持戰略穩定。 拜登政府以一種相對理性和長遠的態度應對中國，認為“勝出”中國的最有效方式是做強自己，同時不排除與中國在服務美國國家利益的前提下開展氣候變化、全球衛生安全、軍控與核不擴散的合作。 拜登政府公開表態不尋求與中國對抗，而是與中國展開最嚴峻的競爭。 白宮“印太”事務協調員坎貝爾也稱與中國接觸的時代已經結束，目前中美關系的主導范式是競爭，而拜登政府的目標則是要確保競爭是平穩與和平的。

　　再次，以“四邊機制”為核心的“印太戰略”以及在經貿、科技、人權、南海等議題上對華強硬得到了延續與深化，但也出現了一些政策調整。 比如，在“印太”地區建立以“四邊機制”為基礎的“民主國家技術聯盟”，推動“四邊機制”與湄公河國家的對接。 對華經濟政策在維持對華產品關稅水平的同時從關注貿易向產業鏈、供應鏈調整。 對華科技政策由特朗普時期的對華全面封鎖調整為更有針對性的“小院高墻”政策。 在南海問題上，延續了軍事介入的多邊和常態化趨勢，實戰部署特點更加突出。

　　最后，美國國會推動對中美競爭立法，影響中美競爭的長期格局。 拜登利用中美競爭議題推動其國內政策議程的做法也將進一步強化國會對中美關系的破壞作用。 2021年6月，美國參議院通過了“2021年美國創新與競爭法”。 該法案是此前國會推動的一攬子遏華法案的集合體。 法案包含2500億美元的聯邦政府預算，用于提升和推動半導體、芯片等高科技產品的研發水平和本土制造，同時對中國一系列內政外交政策進行攻擊，敦促拜登政府擴大與“印太”地區國家的合作，提升美國在國際機制中的領導力，通過外交、經濟、科技等手段與中國開展全面戰略競爭。 法案在參議院通過當天立即得到拜登的積極回應。 如果中美競爭的內容和性質得到美國法律的最終確認，那么拜登政府對華政策的調整空間將被大幅壓縮，競爭態勢將更加嚴峻。

　　東南亞是美國“印太戰略”和中國“一帶一路”倡議推進的核心地區。 東盟國家對中國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不僅是中國自然資源進口來源地和海上航線的重要門戶，還在中國外交工作布局中處于首要位置，是政治、經濟、區域合作的重要戰略伙伴。 2020年，中國與東盟首次互為第一大貿易伙伴。 新冠肺炎疫情之下，“一帶一路”倡議與《東盟互聯互通總體規劃2025》對接卻在加速推進，中老鐵路、雅萬高鐵、馬來西亞東海岸鐵路、文萊恒逸石化等重大項目都在穩步推進。 東盟國家也將是中國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首選地。

　　對美國而言，自大國競爭回歸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中心以來，防止中國主導東南亞成為其在該地區的核心關切。 美國明顯加強了與中國在東南亞的戰略安全博弈、數字地緣政治較量、制度和治理理念的爭奪。 南海航行自由成為美國制衡中國的重要抓手。 為了應對“一帶一路”，美國已與日本、澳大利亞建立了“印太”基礎設施投資伙伴關系，在湄公河下游地區建立了日美湄公河電力伙伴關系。 盡管在這些多邊合作框架下還鮮有具體的項目支撐，美國已經與其盟友在東南亞搭建了經濟合作的平臺。 同時，美國重點加強了在數字經濟、水安全和國家治理方面對東盟國家的理念滲透。 此外，擁有近7億人口、位居全球第五大經濟體的東盟自身的戰略經濟價值也使其成為中美必爭之地‍‌‍‍‌‍‌‍‍‍‌‍‍‌‍‍‍‌‍‍‌‍‍‍‌‍‍‍‍‌‍‌‍‌‍‌‍‍‌‍‍‍‍‍‍‍‍‍‌‍‍‌‍‍‌‍‌‍‌‍。

　　二、東盟對中美競爭的認知

　　作為中小國家組成的地區組織，東盟一貫對大國競爭非常敏感，這不但是國家實力對比懸殊的結果，還因地區國家對大國競爭有著深刻的歷史記憶。 冷戰時期，美蘇對抗引發地區局部戰爭令東盟國家深受其害。 中美競爭加劇再次將東盟推向大國競爭的前沿。 鑒于此，東盟一直在密切關注中美關系走向，積極評估與研判。 鑒于地緣位置、國內政治、聯盟政治等因素的影響，東盟國家對中美競爭認知會出現個體差異，如南海聲索國和非聲索國在南海問題上的立場存在差異，不同政治制度和經濟發展水平迥異的國家對中美貿易戰、中美治理理念之爭的看法不盡相同，美國的盟友與其他國家對中美競爭也會持有不同的態度。 然而，從整體來看，東盟對中美競爭的認知存在以下重要共識。

　　中美競爭是影響地區與全球秩序的關鍵變量，雙方若從競爭走向對抗，將嚴重破壞東盟賴以存續的地區與國際環境。 中美競爭加劇導致東盟對地區政治安全與經濟發展愈發擔憂。 根據新加坡尤索夫伊薩東南亞研究院(ISEAS-Yusof Ishak Institute，以下簡稱ISEAS)2019至2021年的民調結果，擔憂東盟成為大國競爭場所或代理人的受訪者比例從62%增至69.1%，該數據在2020年一度達到73.2%。 盡管中美都重申了支持東盟中心地位的政治承諾，但東盟認為中美競爭加劇事實上使東盟陷入“選邊站”的困境。 美國與東盟國家合作時附帶政治條件的做法加劇了東盟國家被迫“選邊站”的認知。 中國與東盟國家是搬不走的鄰居，隨著中國在東南亞影響力的顯著提升，東盟國家對中國戰略意圖的憂慮也在增加。

　　從安全層面看，東盟國家擔心南海成為中美沖突的引爆點。 2021年ISEAS民調結果顯示，45.2%的東盟國家民眾擔心中美在南海發生軍事沖突，該數字在2020年曾達到49.6%; 84.6%的受訪者認為東盟應在南海問題上采取符合國際法的原則立場，認為“南海行為準則”(以下簡稱“準則”)必須符合國際法的達到80.8%。 東盟南海聲索國都希望以對話協商的和平方式解決爭端，不想與中國發生正面沖突。 這些聲索國認為不應讓南海問題影響東盟的內部團結，希望憑借東盟的集體力量，讓東盟發揮更大的協同作用，與大國抗衡。 拜登贏得2020年總統大選之后，東盟國家對美國的信心迅速回升。 然而，宣稱外交手段優先的拜登政府在南海保持高頻的軍事活動，并沒有給東盟國家帶來其所期望的穩定向好的局面。

　　從經濟層面看，東盟國家認為中美貿易摩擦對其帶來的挑戰大于機遇。 2021年ISEAS民調結果顯示，56.3%的受訪者擔心“中美脫鉤”將迫使東盟國家面臨以中美各自為首的兩個排他性集團; 擔憂地區經濟衰退的受訪者比例從2019年的51.1%增加至2021年的63%。 東盟秘書長林玉輝在談到中美貿易摩擦時稱，“中美貿易戰給全球經濟帶來不確定性，而東盟則依賴于對外貿易和投資。 我們不想看到不可預測性。 貿易戰使一些國家受益，但從長遠看，它不會使我們受益，因為它將抑制世界經濟增長”。 可見，從東盟整體看，中美貿易摩擦將破壞使其長期受益的自由開放貿易體系。 東盟認為，美、日等國企業已經開始重新設計生產網絡，在地區內開始轉移生產基地，這不但會重塑產業鏈、供應鏈、價值鏈的三鏈秩序，還將引起新一輪投資爭奪戰，地區經濟將面臨諸多不確定性。 隨著中美實力和影響力差距的縮小，東盟國家普遍認為中美競爭將會持續加劇，特別是圍繞新冠肺炎疫苗供給、“印太”、“一帶一路”、“5G/6G基礎設施”等議題的競爭會異常激烈。

　　中美競爭對東盟的向心力、中心地位與機制效能帶來巨大挑戰。 新加坡資深外交官馬凱碩認為，東盟在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成功的關鍵原因是中美之間達成了一項非正式的戰略承諾，共同努力加強東盟的作用。 鑒于此，東盟中心性不僅受到東盟國家團結與實力的制約，也受到域外國家對其認可度的約束。

　　特朗普上臺后，美國將東盟機制平臺變成與中國爭奪勢力范圍的競技場，拉攏某些關鍵國家，推出旨在遏制中國的“自由開放的印太戰略”，嚴重破壞了東盟的內部團結和中心地位。 在2019年夏季召開的香格里拉對話和東盟地區論壇上，東盟國家領導人紛紛表達了對中美競爭加劇的擔心，認為中美競爭嚴重擠壓了其平衡中美關系的政治空間，東盟面臨被邊緣化的危險。 東盟內部有觀點認為，如果中美走向對抗，個別國家將被迫采取一切措施保護本國利益。 這意味著，如果中美對抗，東盟也會因此走向分裂。

　　東盟集體行動能力缺乏和解決問題效率低下的局限性也被中美競爭加劇所放大。 東盟在主導區域合作方面取得了長足進步，實現了冷戰后的長期和平，創造了“東盟奇跡”，但其運作方式及行動效率卻備受詬病。 中美競爭加劇也因此引發了東盟內部對其凝聚力和應對地緣政治變化能力的普遍擔憂。

　　2021年ISEAS民調結果顯示，71.5%的受訪者對東盟應對中美競爭的能力信心不足，認為東盟行動遲緩，效率低下，因此無法應對不斷變化的地區政治和經濟發展。 東盟各國在南海問題上的立場差異曾使東盟難以形成共識，2012年東盟外長會未能發布聯合公報就是一例。 然而，從近幾年的東盟峰會主席聲明來看，東盟已經在敦促各相關方克制、和平解決爭端、遵守包括《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在內的國際法、全面落實《南海各方行為宣言》以及盡早締結《準則》等方面達成重要共識。 東盟意識到，隨著大國競爭的加劇，東盟唯有以創新的方式應對大國競爭，才能保持東盟中心性。

　　三、東盟對中美競爭的應對

　　基于上述認知，為了消解中美競爭加劇帶來的風險，東盟明確“不選邊站”的立場，謹慎平衡中美關系，通過建設“東盟身份敘事”和推進經濟一體化，提升凝聚力和韌性，同時極力維護東盟中心性，促進包容性合作，積極拓展伙伴關系網絡，借此減少對中美依賴，拓寬對外戰略空間。 從東盟近些年與中美關系的發展及其重點關注的議題來看，其主要有以下應對舉措。

　　(一)明確“不選邊站”的立場，謹慎平衡中美關系

　　從東盟國家領導人的表態與民調結果看，96%的東盟國家民眾希望提升地區韌性和拓展戰略空間來應對中美競爭，而不是“選邊站”。 東盟肯定美國對實現地區和平繁榮起到的積極作用，認為在與美國保持安全合作的同時發展與中國的經貿關系是對東盟最有利的，希望中美保持克制，呼吁美國接受中國崛起，認為中國崛起發生在美國主導的體系之內，無力挑戰美國的主導地位，也沒有挑戰的意圖，同時呼吁中國不要成為一個不受約束的大國。 東盟希望美國繼續為地區提供安全保護，并利用東盟多邊機制共同約束中國，使中國成為地區和平繁榮的建設性力量。

　　東盟還竭力呼吁中美應以適當方式解決分歧，并能夠在氣候變化、核不擴散、公共衛生等領域找到展開合作的方式。 2021年5月，柬埔寨總理洪森在公開回應近年來不斷被炒作的“柬埔寨倒向中國”論調時也表示，柬埔寨并未在中美間“選邊站”，對外援及經貿合作一貫秉持開放態度。 他認為中國能夠兌現其對柬援助承諾，而美國對柬援助則是口惠而實不至。 2020年8月，東盟各國外長共同發表《關于維護東南亞和平穩定重要性的聲明》，重提《和平、自由和中立區宣言》，重申東盟堅持“中立”的承諾， 表明不希望“外部勢力干預地區事務”與“不選邊站”的立場。

　　盡管東盟難以擺脫“安全靠美”與“經濟靠中”的二元悖論，但從比較東盟與中美關系的進展來看，東盟在謹慎地尋求與中美的等距離外交‍‌‍‍‌‍‌‍‍‍‌‍‍‌‍‍‍‌‍‍‌‍‍‍‌‍‍‍‍‌‍‌‍‌‍‌‍‍‌‍‍‍‍‍‍‍‍‍‌‍‍‌‍‍‌‍‌‍‌‍。 2018年10月，東盟與中國舉行“海上聯演-2018”，這是東盟首次與單一國家聯合舉辦軍演。 時隔不到一年，東盟與美國在2019年9月也舉行了首次海上聯演。 在南海問題上，東盟積極實施內部調適，降低中美在東盟框架下的競爭烈度。

　　在中美關系相對緩和的奧巴馬時期，東盟傾向于與美國走近，向中國施壓，而當中美競爭加劇之時，東盟則通過議程設置權規避敏感議題，避免淪為中美的角力場。 東盟國家對美國國務院在2020年7月發布的涉南海聲明的冷淡態度表明，東盟不希望在中美競爭的焦點議題上倒向任何一方。 在外部壓力持續加大的情況下，東盟整體“選邊站”的意愿事實上在下降。

　　東盟積極對接中美提出的各功能領域的合作倡議。 特朗普上臺以來，美國推出以“藍點網絡”計劃為代表的經濟合作倡議，聯合日、澳等盟友鼓勵私營部門投資東南亞，制定高質量基礎設施項目的全球認定標準，意在替代中國提供的所謂“不可持續的，國家主導的增長模式”。 然而，該計劃固有的認證標準的制定、認證過程的復雜性、計劃的包容性等問題，加之近年來美國對東南亞投資減少，都使東盟國家對美國提供“一帶一路”替代方案的能力持懷疑態度。 拜登執政后,對國內基建和抗疫的巨資投入成為政府優先議程，東盟的這一認知恐將持續。 中國-東盟經貿關系則在疫情沖擊下逆勢發展。

　　2020年，中國-東盟貿易額達6846億美元，同比增長6.7%。 雙方歷史性地互為第一大貿易伙伴。 東盟發起的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于2020年底由包括中國在內的15個國家共同簽署。 RCEP最初也是在美國主導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談判之后，東盟擔心地區經濟秩序被美國主導，尋求中美平衡的典型案例。 在中美競爭激烈的5G領域，東盟國家在美國施壓之下仍然對中國技術企業保持開放，認為中國技術對于實現其國家經濟和技術發展戰略至關重要，并秉持向包括中美在內的所有國家技術企業開放的態度，打造包容的地區5G網絡生態。

　　(二)推進集體身份構建與一體化進程，增強東盟向心力和韌性

　　東盟內部團結和韌性是維護東盟中心地位的根基。 在東盟共同體建設中，社會文化共同體建設本來就比經濟共同體和政治安全共同體建設滯后，中美競爭加劇凸顯東盟國家的立場差異，使這一劣勢更加復雜。 為了應對東盟分裂的風險，東盟于2018年10月首次提出建立“東盟身份敘事”構想，主動推進東盟國家集體身份構建，采取預防性手段豐富東盟身份內涵，提升東盟吸引力。 2020年被確定為東盟身份年，通過《東盟身份敘事》文件，培育東盟國家民眾對東盟的歸屬感和認同感。 近兩年“齊心協力與主動適應”“共同關注、共同應對、共同繁榮”的東盟主題也反映了東盟國家希望展開集體協作、共同應對挑戰的意愿。

　　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為東盟加大向心力提供了機遇。 在抗疫過程中，東盟在提高地區公共衛生治理水平、穩定地區經濟方面不斷凝聚共識、強化合作，區域一體化進程持續推進。 2020年，東盟宣布采取全共同體方式應對外部挑戰。 2020年4月，東盟召開應對疫情特別峰會，在抗疫方面表現出空前的團結,設立東盟新冠病毒抗疫基金、公共衛生緊急情況區域醫療用品儲備庫，制定東盟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戰略框架，成立東盟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和新發疾病中心,簽署《東盟疫苗安全與自足宣言》，加強成員國之間共享抗疫科技，共同解決地區疫苗短缺和安全問題。

　　在中美競爭的沖擊之下，東盟一方面承諾將持續開放市場，在某些國家趨向保守和封閉的形勢下，發揮東盟市場開放的競爭優勢，另一方面持續推動內部互聯互通與經貿發展，提高東盟的靈活性和運行效率，提升東盟經濟一體化的主動適應能力。 自2018年以來，新加坡、泰國、越南、文萊四個東盟主席國將提升地區韌性、可持續發展、抗疫作為主要議程。 新加坡擔任主席國期間重點推動地區數字化經濟轉型，形成了《東盟智慧城市網絡框架》，以創新和科技促進城市可持續發展，試圖縮小城市間發展差距，為東盟經濟共同體建設提供新的增長點。 在泰國擔任主席國期間，RCEP談判取得重大進展，并在越南擔任主席國時最終簽署，彰顯了東盟對開放、透明和公平的多邊貿易體系的堅定承諾。

　　2020年，東盟完成了對三個共同體藍圖的中期評估，并首次將次區域發展與東盟整體發展議程對接。 第37屆東盟峰會通過的《東盟總體復蘇框架》及實施計劃、《東盟旅行走廊安排框架》、《東盟一體化倡議第四期工作計劃(2021—2025)》等成果文件表明東盟致力于經濟恢復、縮小內部發展差距和提升整體競爭力的決心。 為了應對中美技術脫鉤以及進一步推動數字化經濟轉型，東盟在2021年1月召開首次數字部長會議。 會議通過《東盟數據管理框架》《東盟跨境數據流動示范合同條款》《東盟數字總體規劃2025》，為東盟數字化發展指明方向，明確重點發展領域，如采取數字化方式推動經濟復蘇，擴大數字化基礎設施覆蓋范圍并提升質量，提供值得信賴的數字服務等。

　　(三)維護東盟中心性，推動地區包容性合作

　　特朗普政府推出旨在遏制中國的“印太戰略”后，東盟在“印太”問題上的選擇不但影響其與中美的關系，也關乎自身的地區角色。 為了走出“選邊站”的困境，東盟推出《東盟印太展望》(以下簡稱《展望》)，十個成員國在“印太”地區發展、安全與繁榮方面闡述共同立場。

　　《展望》既否定了大國主導地區事務的合法性， 也化解了東盟在“印太”議題上“選邊站”的風險。 《展望》雖然使用了“印太”二字，但內容則完全是東盟的立場和話語表述，與具有排他性的美版“印太戰略”截然不同，不但重申了東盟一貫堅持的互不干涉內政等對外關系原則，還強調了致力于發展包容性區域架構，在推進更為緊密的“印太”地區合作中保持東盟中心性與發揮東盟主導的機制作用。

　　《展望》中提到，東盟希望在利益沖突的戰略環境中扮演“誠實的中間人”角色，推動不同合作機制、不同地區方案的對接，包括推動“一帶一路”倡議與美國及其他版本“印太戰略”的對接。 該角色內涵是大國競爭在東南亞達到冷戰結束后三十年來最激烈狀態的背景下，東盟希望發揮機制優勢和主觀能動性的一種積極表現。 東南亞不僅是中美競爭的前沿，近年來也成為韓國、印度等國對外戰略拓展的重要地區。 東盟希望扮演“誠實的中間人”角色，積極對接和整合本地區及其他地區的合作機制，既拓寬伙伴關系網絡，也試圖為包括中美在內的域外國家提供地區合作的條件與平臺。

　　東盟與中美的深度依存關系增加了其對中美關系變化的脆弱性。 鑒于此，尋求新的伙伴關系和深化第三方合作是東盟減少對中美依賴、對沖中美關系惡化和拓展戰略空間的最優路徑。 東盟近年來一直在尋求拓展與第三方在各領域的務實合作。 2019年11月，英國駐東盟使團成立，任命了第一位英國駐東盟大使。 近些年，東盟與英國在防務、科技創新、公共衛生等領域的合作都得到了深化。 2020年，法國和意大利成為東盟發展伙伴，英國成為東盟第11個對話伙伴國，古巴、南非和哥倫比亞加入《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東盟與歐盟對話關系升級為戰略伙伴關系，與英國、歐盟、日本、韓國、印度、澳大利亞以及俄羅斯的合作水平得到全面提升。

　　2021年6月，東盟與歐盟完成全球首個區域對區域航空協定，雙方空中連通性將得到顯著加強，并從中獲得更多的經濟收益。 東盟與聯合國的合作也在增強，并借此獲得國際社會對東盟中心地位和共同體建設的認可與支持。 2020年1月，聯合國安理會首次就加強聯合國與東盟合作問題舉行公開會，東盟秘書長林玉輝在會議上就“聯合國與區域和次區域組織在維護和平與安全方面的合作：東盟的作用”發言‍‌‍‍‌‍‌‍‍‍‌‍‍‌‍‍‍‌‍‍‌‍‍‍‌‍‍‍‍‌‍‌‍‌‍‌‍‍‌‍‍‍‍‍‍‍‍‍‌‍‍‌‍‍‌‍‌‍‌‍。 2021年東盟輪值主席國文萊繼續將拓展伙伴關系作為重點推進的議題，比如啟動東盟與加拿大自貿談判，拓展東盟全球經貿合作范圍等。

　　四、東盟應對中美競爭面臨的挑戰

　　鑒于中美目前都無法成為東南亞地區的主導力量，大國平衡戰略仍是東盟的最優選擇。 然而，東盟的應對舉措仍將受到一系列內外因素的制約。 拜登政府對華政策及中美對東盟政策走向與東盟內部挑戰疊加，將為東盟應對增添諸多變數。

　　第一，拜登對中國“體系性大國”的認知加劇東盟“選邊站”的困境。 拜登政府希望通過聯合“志同道合的國家”構建與中國競爭的體系，使中國面臨體系性壓力，防止中國成為地區的主導者。 個別東盟國家也是其重點拉攏的對象。 推進“印太戰略”是拜登執政百日對外政策的重點。

　　“四邊機制”峰會是拜登上臺后召開的首個多邊會議，“四邊機制”不但升級，關注的議題也由海上安全拓展到科技、公共衛生、基礎設施、氣候變化等更為多元的領域，有意打造多個應對中國的“議題聯盟”，推進以“四邊機制+”為核心的“印太戰略”不斷走實。 湄公河國家是“四邊機制”重點對接的目標。 2021年3月，負責東亞和太平洋事務助理國務卿幫辦克夏(Atul Keshap)在美湄伙伴關系1.5軌政策對話會上繼續無端指責中國，推動湄公河國家與“四邊機制”的對接。 拜登政府打造應對中國的“議題聯盟”對東盟向心力及其奉行的包容性原則是個考驗。

　　第二，拜登政府對華經濟和科技政策考驗東盟應對能力。 東盟國家是中國最終產品的零部件生產國。 在中美貿易摩擦的背景下，隨著中國對中間商品的需求下降，東盟國家對華出口受挫，盡管短期內轉口貿易激增和對美出口增長會消解中國需求下降的負面影響，但從中受益的只有越南， 能夠替代對美出口中的中國份額和對華出口中的美國份額的東盟國家也只有五個。

　　2019年8月的數據顯示，按照從中美貿易摩擦中獲益對國家GDP貢獻率由高到低的排序是越南(7.9%)、馬來西亞(1.5%)、新加坡(0.7%)、泰國(0.5%)、菲律賓(0.1%)。 受到疫情沖擊，2020年越南的獲益還在增加，而馬來西亞的獲益卻在減少。 中美貿易摩擦加速了跨國企業向東南亞的產業轉移，但目前只局限于低端制造業轉移，很多企業對一些東盟國家薄弱的基礎設施和物流網絡表示擔憂， 從長期來看，東盟國家仍然面臨勞動力水平、創新技術、基礎設施水平等方面的挑戰。 短期看，東盟內部能夠受益于產業轉移的國家也很少，東盟內部發展差距會被進一步拉大。

　　中美科技競爭加劇將使東盟國家面臨中美技術“分叉”的困境。 從拜登政府發布的美國供應鏈綜合評估報告 以及“2021年美國創新與競爭法”的內容來看，拜登政府希望通過培育“民主國家技術聯盟”和建立半導體等關鍵產品的本土產業基地的方式繼續推動與中國的技術脫鉤。 中美技術脫鉤在半導體產業表現尤為突出。 短期看，東南亞作為半導體產業的重鎮，將從半導體產業轉移中受益。 但拜登政府奉行的技術民族主義不但會給全球主要經濟體造成5%的潛在GDP損失， 還將破壞國際科技合作，影響東盟國家半導體產業發展的定位。

　　2018年，美國曾以國家安全為由阻止總部位于新加坡的博通收購高通，擔憂收購會加強中國在5G 上的主導地位。 事實上，雖然拜登政府提出的“中產階級外交”聽起來沒有特朗普的“美國優先”那么刺耳，但本質上仍是在迎合美國國內的孤立主義情緒， 延續了特朗普政府的貿易保護主義傾向。 出于這樣的執政理念，如果科技企業和技術供應商更多地遷往東盟國家而不是回遷到美國，美國極有可能對東盟國家，特別是沒有加入“民主國家技術聯盟”的國家實施懲罰性經濟措施。

　　第三，中美對東盟政策走向增加東盟應對難度。 東盟與中美關系的未來發展將面臨更為復雜的中美競爭局面，這需要東盟以更大的智慧加以應對。 雖然東南亞學者認為拜登執政百日的東南亞政策表現并未達到預期，東南亞尚未占據拜登政府推動“印太戰略”的優先位置， 但拜登政府在多個場合重申了對東盟中心地位的支持,強調與東盟共同維護地區與國際秩序的必要性，承諾加大對東盟國家抗疫的支持，并希望進一步深化經貿與美湄伙伴關系。 拜登政府在應對中國問題上，仍不斷對東盟國家施壓。 2021年6月，美國副國務卿謝爾曼(Wendy Sherman)在訪問柬埔寨時肆意干涉柬埔寨內政，還以免除債務為誘餌，意圖破壞中柬關系。

　　南海問題是東盟處理中美關系的最大挑戰。 拜登執政后，美國在南海軍事活動和偵察機活動的頻次均超2020年同期水平, 在南海問題上延續對華強硬立場將增加中美發生局部沖突的風險。 與此形成反差的是，東盟和中國維護南海和平的意愿在增強。 疫情暴發以來，雙方仍在就全面落實《南海各方行為宣言》保持積極磋商，推進海上務實合作。 雙方已經同意盡早重啟“準則”線下磋商，加快推動談判進程。 2021年是中國-東盟建立對話關系30周年，也是瀾湄合作啟動五周年。 站在新的起點上，雙方將推進更寬領域、更深層次的合作。 政治上，雙方積極探討提升雙邊關系。 經濟上，中國東盟互為第一大貿易伙伴，RCEP的簽署將使雙邊經貿關系更加密切。 雙方在抗疫、經濟復蘇、瀾湄機制對接東盟次區域合作機制等方面的合作也將進一步增強。

　　第四，東盟的內部挑戰考驗其管控中美競爭的能力和條件。 首先，東南亞疫情加重沖擊經濟復蘇。 自2021年4月以來，東南亞地區疫情快速反彈，已經導致部分工廠停工，服務行業再次關閉或實施人數限制，嚴重拖累經濟復蘇。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東盟2021年GDP增速達5.2%。 然而，疫情加重考驗東盟抗疫能力，同時增加了經濟復蘇難度。 其次，東盟共同體建設任重道遠。

　　東盟成員國間人均GDP差異巨大。 2020年數據顯示，東盟國家中人均GDP最高的新加坡，約為5.8萬美元，而最低的緬甸只有約0.13萬美元‍‌‍‍‌‍‌‍‍‍‌‍‍‌‍‍‍‌‍‍‌‍‍‍‌‍‍‍‍‌‍‌‍‌‍‌‍‍‌‍‍‍‍‍‍‍‍‍‌‍‍‌‍‍‌‍‌‍‌‍。 東盟國家之間的貿易額占東盟總貿易額的比例自2015年以來始終低于25%，東盟內部的相互投資額只占東盟與非東盟國家對東盟投資總額的15%。 如何激活地區內部發展潛力，縮小內部發展差距，保持韌性和競爭力是東盟面對的重大課題。

　　最后，緬甸危機的應對是東盟管控危機能力和中心地位的試金石。 東盟曾在2007和2008年兩次成功幫助化解緬甸危機。 面對此次緬甸突發政變，目前已形成東盟主導緬甸危機解決進程的局面，得到了域外大國的普遍支持。 東盟領導人已經就緬甸局勢達成“五點共識”，后續能否得到有效落實關乎東盟中心地位以及中美競爭的樣態。

　　經濟師論文范例：長三角旅游經濟—生態效率測度及影響因素分析

　　五、結語

　　平衡的大國關系最適合東盟，使東盟能夠擁有足夠的戰略自主空間來服務其成員國，而不是服務霸權國的利益。 因此，東盟國家在中美競爭加劇破壞地區與國際環境以及給其帶來巨大挑戰方面存在重要共識。 面對大國競爭態勢，東盟試圖在中美間發揮更加積極和建設性的作用，對接兩國地區合作倡議，以此提升對中美關系的塑造能力。

　　基于東盟對中美競爭的認知與應對，中國一方面應堅定維護東盟中心地位，深化與東盟在堅持多邊主義、自由貿易體系、包容性原則上的共識，充分照顧東盟關切，降低中美在東南亞競爭烈度，挖掘與美在東南亞合作潛力，使東盟能夠在中美之間發揮觀念溝通和戰略橋梁作用。 另一方面，中國應密切關注東盟現實需求，加大務實合作，與東盟構建更加緊密的命運共同體。 RCEP的簽署使中國東盟經貿關系發展前景更加可期。 此外，精準對接中國雙循環新發展格局與公共衛生、人類安全、經濟一體化、包容性數字轉型、可持續發展等東盟優先發展議程，大力支持東盟共同體建設，與東盟攜手維護地區的和平與繁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