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為全國文化中心，北京富含多元文化的生存土壤，其開放、包容的理念使得街頭涂鴉能夠較早在此出現并逐步發展‍‌‍‍‌‍‌‍‍‍‌‍‍‌‍‍‍‌‍‍‌‍‍‍‌‍‍‍‍‌‍‌‍‌‍‌‍‍‌‍‍‍‍‍‍‍‍‍‌‍‍‌‍‍‌‍‌‍‌‍。但涂鴉行為的空間私用本質挑戰了公共空間的既有規則，與城市治理脈絡格格不入，也因此被建構為都市問題，給超大城市北京的城市治理帶來挑戰‍‌‍‍‌‍‌‍‍‍‌‍‍‌‍‍‍‌‍‍‌‍‍‍‌‍‍‍‍‌‍‌‍‌‍‌‍‍‌‍‍‍‍‍‍‍‍‍‌‍‍‌‍‍‌‍‌‍‌‍。對此，應當注意北京街頭涂鴉問題的在地化特色，以更加寬容多元的治理理念看待涂鴉現象，提升治理的精準度與效果，對北京街頭涂鴉的健康發展進行適度引導，營造寬松氛圍。

　　[關鍵詞]街頭涂鴉公共空間理論空間生產城市治理

　　相關論文范文：淺議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中政府職能定位

　　【摘要】文化發展為社會與人的全面發展提供文明品質，而建設完善的公共文化服務系統則是文化建設的一部分，使社會生活更具價值與意義，能夠促進社會主義文化的發展，是維護與實現群眾文化權益的重要公共事業體系。在建設公共文化服務系統過程中，政府具有法律政策職能、財政幫扶職能、人才培育職能。為了更好地發揮政府自身職能，政府要有針對性地提出建立法律法規體系、制定績效考評體系等策略解決問題。

　　一、引言

　　從字面意思理解，涂鴉是指個人或群體未經財產所有人許可在公共墻面上以文字或圖畫等形式進行的書寫。為論述方便，下文“涂鴉”二字未特別注明者皆為“街頭涂鴉”之意，與“涂鴉藝術”同義使用，并包括“合法涂鴉”(如墻繪、3D立體畫、壁畫)等多種形式。根據涂鴉主體的不同，可將涂鴉分成大眾涂鴉與社群涂鴉，后者又分為幫派涂鴉、政治涂鴉與嘻哈涂鴉。作為一種藝術形式，街頭涂鴉與饒舌、街舞、打碟并稱“嘻哈文化”四大要素，故可將其視為嘻哈涂鴉的下屬分支之一。

　　從背景起源來看，早期西方涂鴉是弱勢群體為反抗社會不公、階級壓迫而尋覓的發聲渠道，也天然地帶有反文化的對抗性特征。“作為底層社會民眾對主流意識形態反抗情緒的宣泄手段，涂鴉從誕生起就具有一定的暴力美學和政治嘲諷的性質”。 [1 ]

　　從發展歷程來看，涂鴉藝術起源于20世紀60年代的美國費城。以涂鴉為樂事的涂鴉者引領了簽名式涂鴉的潮流，成為被眾多年輕人追捧效仿的藝術形式。隨后涂鴉風潮席卷紐約，于此蓬勃發展，該市遂成為涂鴉圣地，并催生了涂鴉史上盛況空前的社會事件——紐約地鐵涂鴉競賽。之后，涂鴉藝術開始被大眾媒介所關注報道，而Taki183是首位獲得媒體報道的紐約涂鴉者。70年代,紐約涂鴉進入大爆發時期，并將其藝術影響力擴散至世界其他國家。如來自法國的Blek le Rat造訪紐約之后深受其影響，歸國后開創了模板涂鴉的全新方式。

　　涂鴉大繁榮也引發了由政府主導的涂鴉治理運動。經過高密度的管制與多方位的治理，涂鴉藝術在80年代逐漸由盛轉衰，進入相對的低谷期。此后，涂鴉藝術經過不斷艱辛探索與自我調試，主力場所由地鐵回歸街頭，并開始進軍畫廊，邁出商業化步伐。如2018年英國涂鴉藝術大師Banksy在倫敦蘇富比拍賣行現場自毀其涂鴉作品《手持氣球的女孩》，該作品價格高達104?2萬英鎊。

　　值得注意的是，涂鴉作為一門舶來藝術，于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傳入中國大陸地區(代表人物如北京涂鴉藝術家張大力)。但北京街頭涂鴉的萌發與興起更多可視為Hip?Pop等街頭文化互動的結果，與張大力等人的創作背景、文化沖動關系不大。涂鴉對于當時的張大力來說，主要是一種藝術表達方式上的選擇;然而對于今天仍活躍在北京街頭的涂鴉者而言，則更多受到西方嘻哈文化的影響，如代表人物李球球坦承其走上涂鴉之路受滑板文化影響至深。 [2 ]不難發現，不同于西方涂鴉所帶有的對社會的不滿和對政府的反抗，涂鴉在中國的出現并非源于種族、宗教、政治等問題,因此有必要對其在地化特色加以分析。而北京街頭涂鴉，作為觀察中國街頭涂鴉的重要窗口與絕佳樣本，可通過理論研究對其現狀進行分析，以對其未來健康發展提出相關建議。

　　二、北京街頭涂鴉發展現狀

　　(一)群體概況

　　早期北京涂鴉圈子并不大，穩定的團隊不過三四支，涂鴉者約為40人。據有“中國涂鴉記錄第一人”(德國籍涂鴉者ZYKO語)之稱的劉苑生推測，北京經常玩涂鴉者約有三位數。正如柯斐勵(Filippo Cardella)指出的，對于“北京這樣一個巨型城市來說，活躍的涂鴉藝術家實在是太少了，幾乎用一只手就能數過來”。 [3 ]可見，群體數量總體不大，與國外涂鴉圣地(如紐約、柏林)成千上萬的涂鴉者相比，用鳳毛麟角形容也不為過。這其中既有土生土長的北京人(如李球球、王墨)，也有在京求學、工作、創業的各地青年(如ABS團隊成員均非北京人)。作為國際大都市，北京還有不少外籍涂鴉者。 [4 ](P31)他們有的客居在此有穩定正當工作，如SBAM(意大利籍)、ZYKO(德國籍);有的則匆匆而過，在京停留間隙也不忘露上一手，以涂鴉會友，以涂鴉交流。

　　除了單槍匹馬的個人涂鴉者 [5 ]之外，從2006年起相繼涌現出不少街頭涂鴉團隊(見表1)，這種情形也反映了北京街頭涂鴉藝術近年來得到一定程度的發展。

　　表1所列北京街頭涂鴉團隊的成員中，有不少是藝術相關專業的在讀學生，也有畢業之后仍在堅持涂鴉創作的上班族。這些成員接觸涂鴉的時間普遍較早，如許巖、劉崢等人自述在高中時就開始接觸涂鴉。當然，“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不時有老隊員因故(如結婚、生子、跳槽、離京)淡出圈子，也有新隊員不斷加入。同時，不同涂鴉團隊之間也有人員流動(如戴燕)。有的團隊還開枝散葉，將影響力擴至全國(如簡杰、湯米)。

　　發展至全媒體時代，很多成員開設了微博、微信等交流平臺。而在此之前，有些團隊已利用博客、網站等方式展示其涂鴉生存狀態。有的團隊曇花一現，迅速銷聲匿跡，也有的團隊至今仍活躍在北京街頭，不時在城市空間留下一些作品。其中以ABS團隊的商業化運作最為出色，在推廣涂鴉文化方面獨領風騷，并于2012年在798藝術區開設了中國第一家涂鴉用品商店400ml，可謂中國最頂尖的涂鴉團隊。后起之秀“南城大波”(張波)也于2010年創辦北京DNA涂鴉視覺文化傳播有限公司。

　　雖說北京街頭涂鴉者中也有因為Bomb(筆者注：涂鴉術語，音譯“崩”，中譯“炸街”，即到街頭進行涂鴉)被警察帶走詢問、罰款的實例，但總體而言，北京正是由于涂鴉群體數量小而得以獲得較為寬松的涂鴉環境，尚未發生因涂鴉被判刑的案例。這也印證了柯斐勵的看法，“盡管幾乎在世界各地，涂鴉都被視為一種犯罪行為，但在中國人們只傾向于把它當成一種年輕人的自我表達的需要——或許是因為這里真正的涂鴉者十分稀少”。 [3 ]

　　(二)涂鴉地點

　　北京街頭涂鴉最多的地方，往往也是城市管理相對松弛、青年亞文化資源相對集中的區域。北京街頭涂鴉較為集中的區域有百花深處胡同、五道口輕軌站旁、地鐵13號線四道口到上地沿線、天壇東門、京密路、798藝術區、三里屯3?3服裝大廈、北服門口櫻花小巷、人大南路的奧運文化墻(又名“北京之墻” [6 ])、北京理工大學慶祝建國60周年文化墻。 [7 ]甚至有網站為外地游客列舉了京城涂鴉觀賞的幾大打卡之地。其中，798藝術區被譽為涂鴉者的“圣地”。而“北京之墻”是政府根據需要臨時批準的有主題的服務于特殊事件(迎接奧運)的“合法涂鴉墻”，其涂鴉作品也包括墻繪等其他藝術形式的作品，因此在某種意義上，也被街頭涂鴉者認為不是真正的涂鴉‍‌‍‍‌‍‌‍‍‍‌‍‍‌‍‍‍‌‍‍‌‍‍‍‌‍‍‍‍‌‍‌‍‌‍‌‍‍‌‍‍‍‍‍‍‍‍‍‌‍‍‌‍‍‌‍‌‍‌‍。2014年秋北京舉辦APEC會議前夕，該墻被統一重新粉刷，“北京之墻”化為昨日記憶。同樣情況的，還有北京理工大學涂鴉文化墻。

　　(三)發展狀況

　　1.文創活動

　　得益于北京濃厚的文化氛圍與深厚的藝術資源，各種街頭涂鴉的文創活動得以在此舉行，如2009年北京青年創意周首屆涂鴉嘉年華、2019BDMG涂鴉生活藝術節等。不僅如此，更有與國外涂鴉藝術家同臺競技的寶貴機會，2018年ABS團隊就曾受邀參加北京德國文化中心·歌德學院(中國)建院三十周年的涂鴉活動。此外，自2010年起，400ml還定期在京組織“鄰里相聚”活動，旨在促進包括涂鴉在內的街頭藝術文化交流。該活動被譽為北京最具深度的街頭文化盛會，也是與政府合作的產物。

　　2.媒體關注

　　美國人Lance Crayon拍攝的《涂鴉北京》(Spary Paint Beijing)是第一部關于中國涂鴉的紀錄片，講述了包括“北京噴子”團隊、KTS團隊、BISKIT、ZYKO等在內的北京街頭涂鴉者的故事。同時，央視紀錄片頻道《新青年》系列紀錄片(第五集)對“北京噴子”團隊作了專題報道(2012年2月24日)。此外，如BTV-7、《北京晨報》《北京晚報》《新京報》等北京地方媒體也對北京街頭涂鴉做過系列報道。新華網以《80后涂鴉的北京式生存》為題報道過陳創的相關經歷。而VICE中國、嘻哈中國、雅昌藝術網等網站上也有《北京土著們的涂鴉史》等報道，《三聯生活周刊》《瞭望東方周刊》也刊發過《北京街頭涂鴉故事》等文章。

　　3.學術觀察

　　關于北京街頭涂鴉的專題研究雖不多，但都頗具特色。如北京服裝學院趙云川教授就從事該領域研究，多有所得，并指導研究生圍繞“北京街頭涂鴉”撰寫了數篇碩士學位論文，對該領域進行了較為深入的梳理與探討。 [8 ]其中，許巖關注中西涂鴉的比較研究，對其異同和啟示加以闡發。值得一提的是，研究者許巖本人就是一名涂鴉者，這種情況并不多見。又，中國美術學院老師連冕的《京師涂鴉》一文，以訪談形式介紹了李球球、劉苑生等人對北京街頭涂鴉的看法， [2 ]其另一篇論文《“涂鴉”的“形態學”臚舉》則對北京街頭涂鴉的多幅作品做了詳細藝術品鑒與全面學理解讀。在后一篇文章中，他遺憾道：“除去背景式描述外，國內對‘涂鴉’在藝術學科領域的學理化研究罕有進一步成果，而對于本土涂鴉創作者的關注更是‘失語’。” [9 ]此語可謂是北京街頭涂鴉在學術觀察方面薄弱現狀的真實寫照。

　　4.市政管理

　　據北京市政市容委的工作人員介紹，北京市目前針對街頭涂鴉沒有確切的管理標準，只能是根據相關條例規定進行操作，“無論是立交橋下，還是街道的墻上，都是公共場所，不可隨意亂涂亂畫，違反規定的處1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罰款，情節嚴重的處1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罰款，并責令本人清理墻面，若無法找到本人，將責令相關部門清理”。 [10 ]在實踐中，“街頭涂鴉如果內容上合適，其尺寸和顏色跟周圍環境比較協調，看起來美觀，有一定觀賞性，那么也會允許這種行為的存在”。 [10 ]《北京城市管理年鑒》(2018年卷)第六部分“市容景觀管理”中，也未發現有關涂鴉市政管理的相關工作記載。

　　5.區域比較

　　柯斐勵認為，與深圳、廣州、武漢等城市相比，涂鴉在北京的發展相對較短,至今也就20多年。 [3 ]也有觀點認為，南方(如廣州)涂鴉的氛圍更為自由寬容， [11 ]涂鴉水準比北方更高，外地創作者甚至瞧不上北京的涂鴉。但也有不同看法，如在涂鴉氛圍方面，有北京涂鴉者認為，與上海相比，北京總體上比較尊重和推崇文化，其商業化色彩更淡一些，文化包容度也更高一些，能給涂鴉者帶來更多的創作自由與選擇機會。再如涂鴉水準方面，旅居北京的涂鴉者Bee Bonniger(女，英國籍)則認為，北京街頭涂鴉不乏很多高質量作品，更具原生性，只是外界(如歐洲)對此缺乏了解而已。 [12 ]

　　(四)總體評價

　　如前所述，雖然北京很難被稱為一座“涂鴉之城”，北京街頭涂鴉也很難用大繁榮、大發展來形容，但畢竟也有君臨天下之大氣風度與傲視群雄的王者風范，也反映了北京獨有的京味文化與城市氣質。 [13 ](P54)

　　此外，在某些社會議題中，北京街頭涂鴉也在積極尋求發聲機會，并借由作品表達思想與情感訴求。其人文關懷色彩濃厚，極具在地化特色，給人以深刻印象。如2010年，北京市政府宣布撤銷崇文、宣武兩區行政區劃，分別并入東城、西城二區。此事引發部分輿情，有民眾認為崇文、宣武區名有文化內涵應該給予保留。為此，北京涂鴉者BISKIT用涂鴉作品將崇文、宣武二區以擬人化的方式予以呈現，在帶來視覺沖擊的同時以這種墻上的聲音表達了市民的鄉愁情結與懷舊情緒。在該涂鴉作品中，出現了北京傳統文化元素(兔兒爺)、建筑地標元素(天壇、城墻)等，并在牌匾上大書“永遠記著”4個大字。整個作品背景中還有“永定門”“全聚德”“和平門”等字樣，其桑梓之情躍然“墻”上，老崇文、老宣武觀之無不動容。

　　三、作為“空間生產”的街頭涂鴉

　　法國著名思想家亨利·列斐伏爾(Hebri Lefebvre)在其代表作《空間的生產》(1974年)中首次提出“空間生產”(production of space)的概念，該理論對城市治理工作影響至深。一般認為，“城市空間的生產指資本、權力和階級等政治經濟要素和力量對城市的重新塑造，從而使城市空間成為其介質和產物的過程”。 [14 ]

　　涂鴉，則是一種典型的空間生產行為，由社會力量(涂鴉者)發起，針對政府管制而為。 [15 ]涂鴉作為公共空間的私人表達，猶如公共空間的不速之客，涂鴉者通過涂鴉將開放公共空間轉換為具有個人印記的私人空間(from place to space)。就此而言，其行為無疑是一種“空間私用”。那么，涂鴉問題是如何進入城市治理議程中的?又是如何被建構為亟待解決的都市問題?其“空間私用”行為究竟是不是一種破壞(vandalism)?誰該擁有公共空間?又該由誰來決定你我的視線?這些疑問均涉及對公共空間的理解。

　　公共空間除了具有排他性之外，同時也是權力展現的場域(有“空間即是權力”之說)。然而，國家對公共空間的管理策略是通過界定公共空間的應有狀態來排除公共空間中無序行為的可能，即“從根本上排除這類行為在公共空間存在的合法性”。 [16 ](P68)對于公共空間的利用，除了上述政府主導的排他型管理策略之外，有學者提出還存在另外N種可能。 [17 ](P206-208)于是，也就有了“反叛的公共空間” [17 ](P206)概念之提法。值得注意的是，在此，“反叛”一詞強調“非正規的、靈活的”公共空間使用方式，也強調其與由政府所“規范、控制、管理”的公共空間的對立。這一概念為我們呈現出一種全新的城市建構方式。

　　街頭涂鴉顛覆著正統藝術的生產過程，也改造著城市空間的生產過程，使城市空間的構建向所有人敞開。依循“反叛的公共空間”之說，當涂鴉介入公共空間時，涂鴉行為屬于對公共空間的“挪用”與“對抗”。 [18 ](P133)在面對千篇一律、了無生氣的城市公共空間時，涂鴉的抗爭精神直指公共空間被金錢“收買”的現實，是與資本力量及消費主義抗衡的一種姿態展示。

　　誠如Klein所說，“街道已成了廣告文化中最炙手可熱的商品，而街道文化卻成了階下囚，這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反諷之一”。 [19 ](P331)同是公共空間中的視覺符號，人人都可厭惡涂鴉(街頭藝術)，卻無法排斥廣告(資本力量)‍‌‍‍‌‍‌‍‍‍‌‍‍‌‍‍‍‌‍‍‌‍‍‍‌‍‍‍‍‌‍‌‍‌‍‌‍‍‌‍‍‍‍‍‍‍‍‍‌‍‍‌‍‍‌‍‌‍‌‍�？梢姡�城市公共空間的形塑、視覺資源的分配、公共事務的決策是由資本力量、權力階層和精英話語所操作、主導和決定的,而真正生活其中的市民卻沒有說話的余地與發聲的機會。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涂鴉客的出現代表弱小個人爭取有效使用公共空間的一種草根社會運動，追求的不是價值的補償或利益生產，而是公平正義或合理分配”。 [20 ](P70)這也是西方涂鴉的源起。進一步說，如何從公共空間中奪回“公共性”成為涂鴉抵抗的核心任務。 [21 ]換言之，街頭涂鴉即便是一種可被覆蓋、清剿與湮滅的聲音，但也絕非一種可以被隨意忽視的聲音。在這場關于公共空間的話語權爭奪中，通過街頭涂鴉爭取空間發言權，有何不可?

　　四、作為“都市問題”的街頭涂鴉

　　承認涂鴉行為的空間生產機制，并不意味著這樣的公共空間的話語爭奪不受任何限制。相反，在夾縫中求生存的街頭涂鴉，要想在城市治理中獲取應有的空間待遇，也必須受到來自各個層面的不同程度的管制。“街頭涂鴉的生存與否，完全視當地的政府及居民的接受程度而定，同時也須視其街頭涂鴉所賦予的是什么樣的社會意涵，帶給當地都市景觀及居民的生活視覺感受為何”。 [22 ]

　　城市就是畫布，涂鴉無處不在。作為公共空間的不速之客，涂鴉勢必與城市管理產生關系，而且它一開始就是以“問題”形式存在的。涂鴉凸顯個人風格與自我意識，以一己之力挑戰城市秩序與規則。因此，被城市管理者視為破壞者與對立面自然也在情理之中。

　　首先，從城市空間角度而言，涂鴉之于城市，相當于私人表達之于公共空間，其間的矛盾與張力顯而易見。涂鴉之所以被歸為城市視覺污染，多是因其無視城市規則和環境秩序，是公共環境意識缺失的產物。有觀點認為這是一種“極不文明的破壞行為，有損城市形象，是對市民的不尊重，與城市生存環境的大眾性相�；虻钟|”。 [23 ](P441) 故考慮到涂鴉重塑空間的潛在破壞力，城市管理者對街頭涂鴉厭惡排斥者眾，欣賞接納者寡。

　　其次，從文化沖突角度而言，較之正統藝術所代表的主流文化，街頭涂鴉本質上是一種異質(對抗)文化。在西方，“涂鴉者很大程度上是在為自己創作，但他們在城市中表現出來的視覺文化，最終傳遞出了一種具有抗拒、顛覆的內涵”。 [24 ](P185) 而且“在街頭以可能受到取締的圖像和公共領域的概念進行創作的本身就是一種反叛行為。換句話來說，這種在非授權城市區域內的視覺轉化就是對資本家空間建設的一種抗爭。

　　在城市邊緣地帶存活的這種表達形式被看作是對城市的一種入侵。未被合法化的藝術通過打破空間和私自占地，共同穿鑿出了另一種形式的城市視覺文化”。 [24 ](P73-74)此外，就中國來講，街頭涂鴉屬于舶來藝術，與中國文化傳統之間存在著天然裂縫，這也是一種潛在的文化沖突。有學者指出，“中國不具備與歐美類似的涂鴉文化肌理和環境，國人自身文化傳承亦缺乏涂鴉藝術產生的土壤和發展的精神動力”。 [25 ](P254)作為一種新興的藝術形式，街頭涂鴉的傳播與接納也需要一個過程，對其存在誤讀在所難免。最典型的就是將街頭涂鴉與亂寫亂畫相混淆、等同。不僅中國大眾如此，就連學界早期認知也概莫能外。 [26 ]

　　最后，從決策立場角度來看，受“破窗理論”影響，城市管理者更傾向于奉行“零容忍”的嚴格立場，這也在客觀上促使決策者將涂鴉視為一個需要嚴加應對的城市問題。而且，中國的城市公共空間作為一種可視性公共產品，往往也是體現城市治理政績的主要依托物。尤其是在創建文明城市或承辦大型展會等特殊時期，街頭涂鴉帶來的印象顯然是減分項，其被清洗圍剿的命運早已注定。在市容景觀管理的重重顧慮下，公共空間正大光明地變成涂鴉場所的可能性幾乎為零。

　　五、城市治理VS街頭涂鴉：

　　國外“新軍事城市主義”的失敗

　　如前所述，街頭涂鴉空間私用的本質與城市治理脈絡格格不入，因而被建構為一種城市問題，需要通過科學治理方式加以規制。然而，涂鴉者鮮有拋頭露面公然涂鴉，權力機關又不能十面埋伏，步步設崗。是故，在街頭藝術與國家法律的較量中，涂鴉者總是搶先一步，很少讓城市管理者人贓俱獲。很多時候官方防不勝防，疲于應付，苦不堪言。因此，涂鴉之類的失序行為便被形塑為潛伏在你我身邊的“敵人”。此外，涂鴉術語的軍事化色彩也讓涂鴉行為酷似一場軍事任務，如Bomb(轟炸)、Drop(空投)、Take over(占領)、Destroy(破壞)等，而新聞媒體的渲染性報道更強化了這種戰爭的意象。于是，一些西方國家“政府反涂鴉論述的主調也呈現軍事威脅的意象，反映出都市正在遭受一群野蠻、原始的外來者攻擊，不知如何防御”。 [18 ](P123)

　　那么，作為涂鴉藝術的繁興之地，國外又是如何應對的呢?對此，世界各地(如紐約、芝加哥、費城、巴黎、倫敦)猶如“大敵”臨前，紛紛成立反涂鴉的政府監管組織，制訂反涂鴉市政管理策略，實施所謂的“新軍事城市主義”(new military urbanism)。

　　在此“主義”指導之下，涂鴉理所當然成為宣戰對象。打響反涂鴉戰爭的同時，也意味著城市日常系統與空間開始采取大量帶有軍事色彩的治理措施。如在技術層面，紐約市政府斥資1?5億美元在地鐵停車場外圍修建雙層高墻(上加鐵絲尖刺)，墻內更有警犬巡邏。此舉立刻為其他城市效仿。除此之外，采用更易清洗涂鴉的化學溶劑、增設遍布街頭巷尾的全天候監控設施、關閉涂鴉主題網站、封殺涂鴉文化雜志等治理措施也在不斷推行，無不帶有“準軍事化”手段的意味。 [27 ]由此，控制文化在國外城市管理中異軍突起，以期能夠保護城市空間免遭涂鴉等失序行為的威脅。即便此類失序行為尚屬輕微，但仍被視為使城市可能陷入危機的征兆。同時，當財產所有人無力保護其財產免受涂鴉之害或是怠于及時清除財產上的涂鴉時，反涂鴉戰爭所奉行的“新軍事城市主義”就會快馬加鞭趕到并代為執行。

　　然而，歷史經驗已證明，反涂鴉戰爭是一場終結遙遙無期、難以取得最后勝利的戰爭。仍以紐約為例。為恢復紐約地鐵的干凈整潔,從1973年起紐約市政府決定整治地鐵公共環境，拉開大舉撲滅涂鴉的大幕‍‌‍‍‌‍‌‍‍‍‌‍‍‌‍‍‍‌‍‍‌‍‍‍‌‍‍‍‍‌‍‌‍‌‍‌‍‍‌‍‍‍‍‍‍‍‍‍‌‍‍‌‍‍‌‍‌‍‌‍。為此,紐約市政府不僅增加地鐵警力,加強執法力度,而且專門撥款1000萬美元重新粉刷車身和車站墻壁。盡管如此，傳統的市政管理手段還是無法有效應對涂鴉風潮，相反更引發了紐約地鐵涂鴉競賽，一時間“你方涂罷我登場”。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1975年。是年,財力困頓的紐約市政府才因財政危機大爆發而不得不休戰�？梢哉f，1973-1975年,在紐約市政府嚴厲的管制下, 涂鴉不但沒有被撲滅、根治, 反而從地鐵車廂、地鐵站、地鐵隧道蔓延至貨車、公交車甚至私家車上。紐約市政府前前后后共耗資幾千萬，最終僅宣告徹底鏟除地鐵車廂涂鴉，這樣的治理成本顯然并不經濟。

　　由此可見，“趕不盡、殺不絕”的涂鴉在城市畫布上不斷呈現，陷入“清除—涂鴉—再清除—再涂鴉”的惡性循環中，“新軍事城市主義”的治理效果不盡人意。其策略也終因治理無效、成本高昂和諸多其他負面效應而宣告破產，城市管理者開始修正其認知邏輯，不再簡單將涂鴉等同于“失序”“犯罪”，也不再固守“零容忍”立場。此點，對于北京如何處理文明城市創建與街頭涂鴉治理之間的矛盾有一定的啟發意義，也是北京探索構建超大城市治理體系工作中需要加以考慮的。

　　六、北京街頭涂鴉向何處去?

　　街頭涂鴉反映社會的寬容指數，也折射城市的包容程度。作為舶來藝術的街頭涂鴉，在中國興起的社會背景與西方有所不同。“在接受西方涂鴉藝術影響的基礎上，北京涂鴉者的創作語境和狀態仍有著鮮明的‘中國特色’。除了使用漢字或是中國傳統圖案這種最顯而易見的區別之外，中國大眾對涂鴉的了解和執法機關對其的容忍度都與國外不盡相同。而對于中國的涂鴉藝術家來說，整個社會對于這個在中國相對新興和小眾的表達形式缺乏理解和關注。如何解釋自己愿意冒著危險并將精力和金錢投入到一幅可以隨時被覆蓋的圖畫上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28 ]從涂鴉的動機來看，跟涂鴉起源時期的歐美年輕人相比，中國涂鴉的年輕人少了很多憤怒和不滿。 [4 ](P45)“大部分涂鴉者的初衷也并非像美國六七十年代地下涂鴉者具有反政府的理念，也沒有所謂地上與地下的界限，只是為了宣傳自己與作品，并且希望可以長期創作一幅更大的作品而無需考慮安全性”。 [29 ]同時，街頭涂鴉也有一定的經濟門檻，完成涂鴉的噴漆花費不菲，還需搭上高額的時間成本。故涂鴉者以青年學生為主，年齡在20-30歲出頭，他們通常沒有那么多的憤怒反叛情緒，時間相對充裕，受教育程度較好，涂鴉花費多有家庭保障。但“很多涂鴉者結束學生生涯步入社會后會因為失去了充分的時間和家庭的經濟支持而放棄涂鴉”。 [30 ](P16)

　　可見，街頭涂鴉對于許多涂鴉者來說，或許是對“青蔥”日子、不羈青春的文化紀念，也可能是對涂鴉藝術魅力發自內心的熱愛與追求。對于這樣一個出于興趣愛好而連結在一起的小眾藝術同好群體，只要是在遵紀守法的大原則框架下追求涂鴉創作，城市空間的管理者與決策者也大可不必如臨大敵一般。

　　隨著街頭涂鴉的認可度和接受度逐漸提高，有關街頭涂鴉的紀錄片、公開課、綜藝節目、網絡媒體、文創活動也不斷涌現，街頭藝術的魅力也越來越為國人所熟知。在一個倡導多元文化并存、強調文化自信的法治國度，街頭涂鴉在公共空間中的創作也許不會停歇，但也不必就此向涂鴉宣戰并將其趕盡殺絕，而是應當在遵循依法治理基本原則的基礎上給予其更多的機會與平臺。

　　那么，未來北京街頭涂鴉該向何處去?對此，可從兩個層面加以考量。

　　(一)管理者層面

　　1.文化自信，兼收并蓄

　　作為全國文化中心，北京應更有體量與氣度來看待街頭涂鴉問題。涂鴉并非洪水猛獸，所以不能一棒打死。在提倡包容、開放的城市文化建設中，理性的態度應當是允許存在不同的藝術表達方式，適當賦予街頭涂鴉生存空間與發展動力，而不是簡單將其構建為一種絕對的破壞主義。街頭涂鴉能夠在眾多藝術形式中逐漸站穩腳跟，其藝術價值也絕非以“看不懂、看不起、看不慣”就能輕易否定的，更不能以“非法”“破壞”等粗暴、單一的觀點來看待街頭涂鴉，應杜絕那種不惜一切代價對街頭涂鴉加以圍剿的“城市潔癖”執念。

　　目前，北京街頭涂鴉在生存環境方面已經有較好的發展基礎，對于城市景觀的文化建設也有一定貢獻，未來北京更應當堅定文化自信，以兼收并蓄的寬容心態來認識和對待街頭涂鴉。這方面可參考中國另一涂鴉文化重鎮武漢的做法。該市不僅在征求民意的基礎上繪制83塊藝術墻(1/3墻面采用3D立體畫)，更通過新媒體方式在“武漢市旅游委”官方微信公眾號上刊文予以宣傳推介，文中特別介紹了武漢涂鴉界元老黃睿的涂鴉作品， [31 ]開明姿態令人稱贊。

　　2.制定“小法”，精確治理

　　正如習近平同志2017年在北京考察時所指出的那樣，“城市管理要像繡花一樣精細”，“越是超大城市，管理越要精細”，“背街小巷是最能體現精細化管理水平的，城市管理要向街巷胡同延伸”。 [32 ]對于城市治理工作中的難點與痛點，僅靠宏觀法律很難有針對性地解決一些瑣碎細小的城市問題，這無疑會影響城市治理精細化水平的提升。

　　就街頭涂鴉治理工作而言，北京市城管部門工作人員表示，“城管通常會負責治理街頭小廣告，但不是宣傳產品或者帶有宣傳性質的涂鴉，并不在他們的管轄范圍內”。 [33 ]遺憾的是，當前北京市在立法層面也尚未聚焦到各種能解決實際問題的精細“小法”。某些街頭涂鴉可能帶來的環境污染、市容損壞問題就是這樣一些伴生性細碎問題。在北京，“城市建設大氣但粗放，重點區域、重點街道管理水平較高，但背街小巷和人行道不夠精細”。 [34 ](P206)而不少背街小巷由于位置隱蔽，人流稀少，監控力量不足，城市管理孱弱，日常維護遲緩，這些不那么光鮮亮麗的“里子”無形中便成為街頭涂鴉的理想場所。對此，要通過制定相關小法來避免治理對象模糊(如與“亂寫亂畫”“小廣告”等相混淆)、治理水平低下的問題，要注意發揮“小法”降低執法難度、提高執法效果的大作用。

　　3.營造氛圍，適度引導

　　2015年的一項調查研究表明，“大部分受訪者對北京街頭的涂鴉表示好奇和不了解，但對于這一新興事物，大多數人報以寬容、認可的態度。51?7%的公眾認為街頭涂鴉藝術有美化環境的作用，他們認為涂鴉作品的設置可使平淡無奇的場所產生魅力，可增添環境的情趣，對環境的美化有正面意義”。 [4 ](P9-10)可見，北京社會公眾對街頭涂鴉更多地表現出寬容與支持的態度，并不特別反對涂鴉行為。整體而言，涂鴉氛圍是比較寬松的。所以，要正視城市公共文化與城市公共空間之間的矛盾，繼續發揮適當的引導作用，不設置制度障礙，不排斥多元表達，把有序、合范的涂鴉藝術引入到景觀保護的概念之中。對此，其他兄弟省市的做法可資借鑒。如重慶市就黃桷坪藝術街區(涂鴉一條街)的日常維護與后續建設在《九龍坡區東城“十三五”發展規劃》(2016年)中提出，將“涂鴉創意等特色文化創造性地融入舊城更新改造和新城開發中，建成兼具歷史底蘊和時代特色的人文城區”。 [35 ]

　　(二)涂鴉者層面

　　對于涂鴉者來說，重要的是在進行藝術創作的同時融入到北京當地的特色之中去。街頭涂鴉的藝術周期很多時候取決于政府的管制態度與民眾的接受程度。一些趣味性、藝術性較高的街頭涂鴉，因能夠與周圍環境保持適度的協調，往往得以保留較長時期，成為千篇一律城市景觀中的一抹亮色‍‌‍‍‌‍‌‍‍‍‌‍‍‌‍‍‍‌‍‍‌‍‍‍‌‍‍‍‍‌‍‌‍‌‍‌‍‍‌‍‍‍‍‍‍‍‍‍‌‍‍‌‍‍‌‍‌‍‌‍。特別是在遵紀守法方面，涂鴉者應當做到題材不犯忌、地點不犯規、行為不犯法，如此方可能繼續蓬勃發展，壯大隊伍。盡管對于“合法涂鴉”(如墻繪等)，可能因不具野性而被涂鴉者認為并非真正意義上的涂鴉，但不可否認其在打造“美麗北京”中的積極作用。如依托于2019年北京國際設計周活動，中外涂鴉藝術家在大柵欄廊房二條胡同對長約200米的墻面進行藝術墻繪，一時間成為“網紅打卡墻”，甚至有外地游客專程前往拍照留念。 [36 ] 又，2016年懷柔區旅游委、懷北鎮大水峪村委會、中央美術學院壁畫系聯合攜手舉辦了“美繪鄉村”的活動。20多位壁畫系師生，耗時一周在該村主街沿線，打造了一條千米“涂鴉街”，效果不錯。 [37 ]這些“有意而為之”的“合法”的街頭涂鴉，較好地融入當地環境景觀之中，也以實際案例證明街頭涂鴉的藝術生命在沖出地下文化后也能得以延續。

　　作為全國文化中心與國際化大都市，北京城市文化建設工作是打造城市文化名片的重要組成部分。合范的北京街頭涂鴉不僅是城市景觀中的一抹亮色，還對北京城市文化建設與城市管理提出了新要求，如何通過包括法律在內的多種手段治理街頭涂鴉，是城市發展需應對的新考驗。應當說，在堅持文化自信的基礎上，拋開對街頭涂鴉的成見，在城市管理工作中汲取治理教訓，精準治理對象，提升治理的精細化程度，也是人民對美好生活向往的內在要求。只有沿著正確方向，適度合理引導，才能夠交出一份令人滿意的答卷，讓有街頭涂鴉的北京可以更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