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循環發展格局的國際經驗及中國路徑》論文發表期刊：《甘肅社會科學》；發表周期：2021年03期

《雙循環發展格局的國際經驗及中國路徑》論文作者信息：金仁淑( 1964—) ，女，朝鮮族，吉林汪清人，中國政法大學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王森垚( 1988—) ，男，河南新蔡人，中國政法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師資博士后。

　　提 要: 構建新發展格局既是順應百年變局的主動選擇，又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客觀要求。比較研究世界經濟史中荷蘭、英國、日本等新興國家的經濟內外循環發展可知，能否構建一個立足國內循環的經濟發展格局是影響國家興衰的關鍵。從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視角來理解“循環”，它是個體資本循環和社會總資本循環的統一，是從生產到消費各環節辯證統一的過程，是國家參與全球化世界歷史進程的前提條件。構建新發展格局，關鍵在于要實現經濟循環和產業聯通。所以，基于歷史經驗、原理規律和現實要求，中國應推進國內經濟高質量發展，加快培育完整內需體系，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暢通國內循環，開拓合作共贏新局面，最終形成內外循環暢通的新發展格局。

　　關鍵詞: 雙循環; 新發展格局; 國際經驗; 中國路徑

　　2020年5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明確提出“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充分發揮我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和內需潛力，構建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進一步明確要“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是黨中央根據目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所處的階段特征、面臨的變局環境所進行的戰略新抉擇，也是推動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強國新方略。自黨中央提出這一戰略以來，學界從歷史沿革與現實條件、國內布局與國際環境、理論邏輯與實踐機制、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需求側升級等角度考察了構建新發展格局的理論內涵與現實原因，提出了從完善制度、遵循再生產規律到創新升級體系、調整產業空間布局等宏觀與微觀并重的對策建議。學界普遍認為，經過40多年的改革與發展，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形成了堅實的供給基礎、需求基礎和制度基礎，已基本具備構建新發展格局的條件0。然而，當今世界正處于百年變局，人類社會更是面臨著疫情沖擊，不確定的環境使發達國家和地區的經濟復蘇之路不容樂觀，貿易保護主義、逆全球化浪潮有可能繼續，中國存在著全球產業鏈破裂、世界工廠地位受到沖擊等可能風險日。在內外兩個大局形勢下，化危為機開創新局面，為中國與世界經濟發展賦能就成了方向選擇。基于此，打通國內外循環堵點，打通創新鏈，補強產業鏈，穩定供應鏈，最終提升價值鏈，實現高水平對外開放就成為構建新發展格局的路徑選擇口。一方面，要堅持體制機制改革，通過改革加快疏通堵點，為內循環賦子動力;另一方面，要堅持高水平對外開放，打造開放新格局，為世界經濟發展賦能E。

　　“欲知大道，必先為史。”從世界經濟發展史的視角，考察荷蘭、英國、日本等新興國家在特定歷史時期的內外循環情況，從歷史脈絡中梳理相對宏觀的運行機制，有助于為認識當前中國構建新發展格局的戰略提供歷史參考，并為下一步發展指明道路。一、歷史上新興國家雙循環發展的經驗與教訓在16至17世紀期間，荷蘭通過先進的生產力和強大的航運外貿成為西歐乃至整個歐洲的生產、貿易和金融中心。但荷蘭未能完成由外循環向內循環的轉變，導致其未能成為第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反觀英國，借助強大的工業生產能力，通過兩大部類市場形成互補發展，推動了國內市場的循環與整合，從而在18至19世紀成為歷史上第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取代荷蘭成為世界經濟體系的中心。二戰后，日本在經濟結構改革的同時，借助外循環迅速發展壯大，成為世界經濟強國。然而，日美“廣場協議”之后，日本也邁向了“由外向內循環”的經濟發展轉型，但由于種種原因，日本在轉型過程中相繼經歷了經濟繁榮與泡沫破滅，至今仍未走出經濟低迷的困境。所以，以內外循環的視角考察歷史變遷過程中的新興大國發展，有助于我們更好地理解內外循環改革的契機、作用及意義，從而為中國雙循環經濟發展改革提供鏡鑒。

　　(一)外循環主導下荷蘭的興表步入16世紀后，荷蘭憑借生產、商業和金融等領域的優勢地位而成為前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貿易中心和財富中心。在生產方面，借助先進的捕魚技術、發達的風車技術以及填海造地形成的集約化農業，荷蘭擁有了高效的農業生產體系。同時，依靠繁榮的商業貿易發展刺激，荷蘭在紡織業、造船業、煤礦業、制造業、化學工業和軍火工業等方面形成了先進的生產體系。而作為靠海國家，荷蘭圍繞海運貿易成為整個西方世界的“海上馬車夫”，于17世紀壟斷了世界的運輸貿易，成為大宗產品的貿易集散中心。繁榮的商貿往來催生了高度發達的商貿金融體系。在當時，阿姆斯特丹是國際支付體系和貨幣市場的中心，在國際貨幣市場占有支配地位。先進的生產技術、優越的水路交通網絡和高效健全的金融體系推動了國民經濟快速發展，為荷蘭“起飛并保持持續增長”提供了完備的條件和能力[4-61

　　艾倫·伍德認為荷蘭的經濟是一種由商業主導，而非由生產主導的發展模式。這是因為荷蘭的經濟是一種外向型的商業發展模式，它依靠的是商業利益、海外貿易利益和金融交易利益，其本質是通過壟斷資源渠道獲取收益而非生產性積累。這種模式使國內發展依賴于海外市場，生產活動依賴于商貿活動。這導致發展現代經濟所需要的國內市場的擴大、生產技術的創新、政府服務經濟能力的提升等受到了影響。從市場角度而言，荷蘭依靠在海外貿易中的支配地位，可以進口比本國生產價格更低的商品。而為了進一步維護貿易優勢，荷蘭則將大部分稅收投入到軍事中，以此來保護貿易通暢。從生產的角度而言，相比于擴大再生產，荷蘭的商人更傾向于利用荷蘭天然的貿易優勢而扮演“貿易中間商”的角色。商業精英們雖然也對農業和工業進行了大量的投資，但其目的只是為了維持和發展海外貿易，這就導致"商貿活動和生產活動之間的聯系總是隔著那么一層距離"8。從政府的角度而言，早期的荷蘭共和國并非現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整個國家機器對經濟發展缺少整體控制力，政府缺乏有效引導商人通過生產創造財富的機制，導致政府有效引導產業發展的作用并沒有發揮出來。

　　盡管17世紀的荷蘭從技術、產業到金融等體系都領先于時代，但卻并未從前資本主義國家變為資本主義國家。這是因為荷蘭在建立商業、金融霸權的同時，本國工業、市場卻未能得到相應發展"荷蘭經濟的命運最終并不取決于競爭性生產者的成功或失敗，而是取決于商業食利者與政府精英的利益”"，因為個體資本循環沒有有效參與促進社會總資本循環，這成為其后來經濟發展的致命弱點。隨著17世紀經濟危機和18世紀各國經濟民族主義意識的增強，西歐各國逐漸采取提高關稅、補貼本國企業的措施與荷蘭展開競爭，導致荷蘭的海外貿易不斷受到沖擊。而依賴海外放貸的金融行業又因西歐同時期的戰爭等因素受到嚴重影響。最終，荷蘭因過度依賴外貿而忽視本國市場建設和物質力量積累的發展模式，在一次次貿易摩擦中不可避免地走向衰敗。荷蘭這一時期的發展歷史表明，單純具有先進的技術、優越的外貿優勢、龐大的金融能力等要素，而忽視國內市場建設、產業生產發展和政府能力提升，并不能形成具有持續發展的、國際比較優勢的現代經濟系統。國家必須在發展海外貿易的同時，也要提升本國市場的競爭力，需要通過內外市場的循環，抵御因外部環境波動而帶來的沖擊。

　　(二)雙循環下英國的崛起

　　進入17世紀后，英國的迅速崛起恰恰彌補了單純依賴國外循環的國家發展模式的缺陷，體現出國內國外雙循環的優越性。在17世紀時，還處于前資本主義階段的歐洲經歷了一場著名的“普遍性危機”。與危機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英國憑借著國內“農業一工業”兩大部類互補的發展框架成為唯一能避開這場危機的國家。不同于同時期其他國家依靠非生產性的“市場壟斷一軍事霸權”的發展模式，英國的這一發展框架是一種依靠市場經濟調配資源，明確產權激發積極性等因素在內的現代市場競爭機制。

　　基于“地主一佃農一自由雇傭勞動者”的農業關系，英國培育出了較為專業化的高度靈活的能夠應對市場競爭壓力的現代農業資本主義生產系統。在這一系統中，地主依靠地租而生，佃農依靠收益而生，雇傭勞動者依靠薪資而生。這是一種帶有市場競爭特征的現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土地所有者、農場主和農民通過土地而發生著交往關系，為了在競爭中獲得優勢，他們共同致力于擴大農產品數量，提升農產品質量。英國的農業獲得了巨大產能，并足以滿足大量從事非農業生產人口的需求。不同于荷蘭依靠海外貿易等非生產手段供養城鎮人口的方式，它依靠的是“高度發展的國內市場，并且國內越來越多的人口不再參與為滿足其自身及家庭成員消費而進行的日常物品(如食品與紡織品)的生產"因8。這是具有現代性的生產體系、商業體系，在這一體系中，英國的農業不僅獲得發展，工業化進程也獲得了必備的支撐動力。農業資本主義產生了一個潛在的工業消費品市場，為了擴大再生產，農場主需要購買一定的生產資料，這促進了工業生產力的提高。正如馬克思所說

　　“使小農轉化為雇傭工人，使他們的生活資料和勞動資料轉化為資本的物質要素的那些事件，同時也為資本建立了自己的國內市場。…只有消滅農村家庭手工業，才能使一個國家的國內市場獲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需要的范圍和穩固性”的3隨著農業生產力的擴大，英國的工廠手工業和農業逐漸分離，由此形成了一個工業與農業生產出來的產品相互滿足供需的消費結構，英國的國內市場隨即獲得了現代生產方式所需的制度框架。工業和農業兩大部類的商品在統一的市場內部形成了互補和整合，社會總資本在國內市場完成了生產、交換、分配和銷售的資本循環運動，支撐起了英國經濟的發展。這樣也反過來消除了國內市場的壁壘，建立了一個打通產業循環流通的市場運行體系。兩大部門在價值形態上相互補償，相互流通，進一步推動了英國統一的國內市場的建立。在此基礎上，英國得以能夠大力發展外部海洋貿易，因為國內循環積累的物質財富和先進的生產力為其提供了強大而又穩定的內部支撐。從宏觀機制上看，兩大部類為了實現互補，為了實現財富創造，滿足產品供給，需要不斷擴大生產力，不斷提升循環的速度：從微觀行為體看，在這種機制內，經濟參與者為了提高收益而不斷改善生產工具，政府管理者為了增加國民財富而不斷完善經濟制度。這種發展框架提升工農業產能，推動技術創新，使英國獲得了現代化發展的動力和條件，得益于此，英國迅速崛起成為歷史上第一個資本主義國家。英國崛起的實質是民族國家在市場競爭前提下，通過兩大部類互補使商品和資本完成了循環和流通，從而促使英國取代了荷蘭成為歐洲經濟中心的霸主。

　　(三)“由外向內循環”下日本經濟轉型的挑戰二戰后至今的半個多世紀以來，日本經濟既創造了舉世矚目的“日本奇跡”，為世界各國提供了不同于歐美的經濟增長模式，又經歷了“結構性矛盾交織”的“失去的20年”，使人們重新審視大國經濟由趕超發展到創新引領過渡的發展模式選擇。

　　在“日本奇跡”發展階段，日本政府通過政府主導，不斷制定和調整經濟政策，在短時間內極大地優化了國家的產業結構和經濟結構，實現了長達20年的高速增長回。一方面，為適應科技革命的發展，實現“超額利潤”，日本在戰后幾十年內不斷調整和轉移產業發展的重心，工業結構經歷了從輕工業向重工業的轉變：另一方面，在政府主導下，日本不斷進行制度改革，為民間企業大規模投資設備、革新技術、內外政策等方面提供了帶有宏觀性的、間接性的、方向性的、誘導性的政策[3.。這使得日本在短短的幾十年內，經濟實力急劇增長，于1968年成為僅次于美國的第二大經濟國，躋身于世界發達國家行列。這一時期，日本的經濟增長戰略是立足國內產業，把生產過程留在國內，以商品銷售到國外為完成形式“使本國資本循環的流通過程在國外完成，生產過程在國內完成"1。在這一過程中，日本通過進口廉價的原材料，出口附加值較高的重工業制成品，不僅成功地彌補了資源短缺，而且在對外貿易中展現出強大的競爭力，成為日本經濟高速增長的重要原因之一。隨著日本經濟體量的增大，它與世界其他國家的經貿摩擦也開始不斷升級。如20世紀70年代以來，日、美先后經歷了三個階段的經貿摩擦。而與此同時，隨著經濟危機的爆發、內外貿易的不平衡、勞動力成本提升、國際競爭加劇引起的比較優勢減弱等因素相繼出現，日本海外貿易環境出現了較大變化，使傳統經濟戰略面臨著巨大壓力。1985年，日本在美國的壓力下，被迫簽訂了“廣場協議”。此后，日本開始著手調整經濟結構，政府發布“前川報告"，重點強調經濟發展思路從出口轉向需求，通過提升國民生活水平，改變“貿易立國”戰略下的出口依賴狀況，以應對國外發展環境的變化。1988年，日本政府進一步制訂了行與世界共生的日本-經濟運行5年計劃》，把“促進經濟增長方式由出口導向型向內需主導型轉型”作為主要內容[]。至此，日本“由外而內”的轉型確立并開始實施。

　　日本政府從生產端到消費端等各個環節開始進行政策調整。在生產環節，調整產業結構，發展技術密集型產業，提高國內科技的自主創新能力，發展新型產業。在消費環節，圍繞擴大內需消費的目標，宏觀上采取積極的財政政策，進行以改善居民住宅和生活環境為主要內容的公共事業基礎設施投資，同時，為了擴大民眾消費水平，采取了提高個人收入、完善社保體系、降低個人所得稅等措施。總體上看，日本的這場從外循環轉向內循環的發展戰略，是一場采取供給和需求的雙軌改革，它在居民消費水平、技術產業升級、基礎學科建設和創新等方面取得了積極效果。然而，這一改革雖然以刺激內需為目的，政府采取寬松的貨幣政策，央行大幅度降低了基準利率，但資金卻都流入了股市、房地產等非生產性市場。從長期來看，與之相比，實體經濟并未能獲得實質發展，而居民的消費能力也不足以支撐供給，這進而為后來的日本房地產崩潰、經濟泡沫與“失去的二十年”埋下了伏筆。雖然日本這次轉型并未完全成功，但是這場內循環改革還是給歷史留下了寶貴的經驗，主要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推動產業轉型升級和增強自主創新能力。

　　回顧歷史，考察曾經作為世界經濟強國的荷蘭、英國和日本的經濟發展經驗發現，能否從“立足外部”轉向“以內促外”是成長中的經濟大國應對崛起的關鍵變量。在特定的歷史時期，一國可以立足本國的自身優勢、時代機遇，充分利用外部市場資源，加速完成經濟的起飛發展。但是，外部市場存在著各國國家利益帶來的貿易壁壘、周期性波動等不確定因素，使得只有立足內需才能保障國家經濟的持續和安全發展，建立內循環暢通的國民經濟體系才能有效應對外部環境的波動性。所以，國家經濟的發展應該充分平衡內外兩個市場，尤其應該立足本國國內市場，發展從生產到消費的循環，實現兩大部類互補等增強現代民族國家的核心競爭力。

　　二、馬克思主義視角下的循環意蘊理解在政治經濟學中，循環是指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的通暢運行。基于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考察和對資本邏輯的批判立場，馬克思分析了資本循環的過程：貨幣通過購買生產要素，經歷了帶有價值增值的生產過程以后，通過流通交換最終轉化為實現了價值增值的貨幣。這是一個動態的、統一的、連續的過程，一旦中間的某個環節靜止或中斷，那么生產過程就無法通暢地進行，資本回流就無法得到保障，商品出現過剩，物質財富不僅無法增長，價值財富還可能會縮水。馬克思分析的雖然是工業資本時代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資本循環內容，但卻揭示了現代經濟運行的一般性規律和必備條件，也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經濟的健康有序運行提供了理論方向。

　　(一)循環是個體資本循環和社會總資本循環的統一

　　市場經濟是與現代生產方式相適應的經濟運行體系。這種經濟運行體系是由無數的微觀個體參與組成的宏觀系統運行機制，它既具有個體自發性，又具有宏觀規律性。微觀經濟行為體和宏觀運行機制辯證統一，相互影響。在《資本論》中，馬克思首先考察了作為個體的產業資本的循環過程：資本通過市場購買商品(G-w)，進行了第一次流通。商品經歷生產過程以后轉變為新的商品，通過銷售轉化成為增值的貨幣(w-G)，完成了第二次流通。流通以不停頓為基本前提，如果流通過程出現“阻塞”，貨幣資本可能會凝結為貯藏貨幣，生產資料會擱置，勞動力會失業，商品會堆積等。市場經濟是無數微觀意義上的利益個體行為組成的系統機制，個體資本循環所要解決的是可能因“阻塞”而導致的問題，對于宏觀系統來說同樣要解決，但這些問題在宏觀的運行機制中表現得更為復雜。在宏觀系統中，馬克思把社會總產品分為生產資料和消費資料兩大部類。兩大部類使用的資本總和構成了社會總資本。社會總產品的實現和社會總資本的流通，需要兩大部類按照一定比例進行配置，才能實現價值上的補償和實物上的替代。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由于私有制和生產的社會化之間存在著根本矛盾，為了實現更大的價值，追求更多利潤，作為重要微觀行為體的單個資本家有著共同的特點：

　　“每個人都知道自己投入什么，但是不知道自己取出什么。”所以，一旦消費跟不上供給，供需結構就會出現失衡，經濟危機就可能爆發。

　　(二)循環是從生產到消費各環節辯證統一的過程

　　循環是一個從生產端到消費端，中間經過分配和交換環節的過程。四個環節的角色功能雖然不同，但彼此聯系，形成了一個運動整體。生產的作用體現在生產是循環的開始，它在整個過程中處于支配地位。沒有生產，就沒有消費的對象，生產規定了消費的對象、方式、內容和動力，"它給予消費以消費的規定性、消費的性質，使消費得以完成…不僅消費的對象，而且消費的方式，不僅在客體方面，而且在主體方面，都是生產所生產的，所以，生產創造消費者"016。生產在決定消費的同時，也離不開消費。消費是生產的目的，是生產的實質完成形態，沒有消費，生產就只能處于一個潛在狀態而無法變為現實。消費可以創造出更多的需求，為生產的擴大、創新提供者“作為目的的需要”。因此，消費和生產是相互依存而又相互區分的環節，它們彼此以對方為中介而創造著對方，最終形成一個運動過程。分配和交換位于生產和消費的中間環節，馬克思認為它們本身就是生產的一些要素，受生產所支配，受生產關系所決定。市場經濟作為一個系統整體遵循著上述一般規律。其中，社會的再生產處于流通和循環的支配地位，最終決定著人們的消費情況。隨著分配和交換的變動，人們收入水平、商品交換速度、市場規模等提升，社會的生產規模也必然會得到與之相適的擴大，社會的總體消費狀況最終決定著生產的實現程度。在這樣一個規律下，市場經濟作為一個系統整體有著自身的資源配置機制，規范著人們的經濟行為，在資源的配置與平衡中也確保著社會生產的有序。這些機制包括生產與消費之間的供需調節、由競爭和價格引起的優勝劣汰等。所以，無論是個體循環還是社會總資本的循環，只有遵循供求、價格、競爭等機制，才能順利實現財富的創造。

　　(三)循環是國家參與全球化世界歷史進程的前提條件

　　馬克思在寫作《資本論》手稿時，將“對外貿易”和“世界市場”作為撰寫政治經濟學著作的最后兩冊，以說明“資本的一般性質”得以展開的具體形式。在具體的歷史實踐中，隨著全球化的深入發展，一國經濟獨特的發展優勢會逐漸成為建立在國際分工基礎之上的國際貿易優勢，競爭就成為世界范圍內的競爭，市場經濟的資源配置機制則成為全球范圍內的機制。一國生產出來的商品要立足世界市場的需求，才能確保國家持久的競爭力。在此背景下，一國商品要滿足世界市場需求，同樣要遵循循環的一般規律。在全球互聯互通的背景下，更大空間的循環對一國經濟的發展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方面，國家在參與世界經濟發展時要堅持“生產的支配地位”，平衡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的發展，避免資本在全球游離而導致的虛擬經濟過度膨脹所帶來的產業發展不足、金融泡沫化等問題。因為這些問題最終會導致國民工業體系的發展不足、有效需求不足、反金融寡頭的社會運動出現等各種現象而降低該國的競爭力。另一方面，盡管人類的全球化是一個客觀進程，但回顧歷史，由于國家利益、資本邏輯、全球治理體系規則圍繞“主導國”為中心而存在，國家在參與世界經濟實踐中，面臨的往往是一個不平等規則主導的外部環境[]。國際價值在循環中實現的同時，也因為“國際生產價格與市場價值之間的差異”而產生不平等的交換現象，價值往往會向“核心地區”轉移。因此，國家在參與世界經濟發展時，要平衡內外兩個市場，實現內外循環的良性互動，避免因過度依賴外部市場而導致發展的主動權喪失。

　　三、中國推進雙循環發展格局的路徑選擇歷史經驗表明，內部發展需要與外部環境相協調，同時，從生產到消費的各環節需要暢通。世界大國的經濟發展歷史為構建循環體系提供了一般的規律線索和經驗教訓，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原理為構建循環體系提出了指導方向。構建新發展格局本質上是改革發展問題。構建新發展格局既要遵循般規律，又要堅持具體實踐，立足內外兩個大局，打通阻礙雙循環暢通的堵點，掃除羈絆，破除妨礙要素資源配置和商品服務流通的體制機制障礙，暢通經濟發展循環，推進更高質量發展，開拓內外發展的新局面。

　　(一)加快培育完整的內需體系大國的發展歷史表明，在人類的全球化歷史進程中，一國的發展既需要平衡內外兩個市場，又需要構建強大的國內經濟體系，才能應對復雜的全球化發展局面。國內市場是基礎。目前，我國有著超大規模的經濟體量，經濟總量位居世界第二，而且我國還是居世界第一位的制造業大國、貨物貿易國、外匯儲備國、外國直接投資目的國和來源國。當前，我國工業門類齊全，產業體系完整，基礎設施建設成就巨大，尤其是在新一輪信息技術革命的賽跑中處于世界領先地位。所以，我國具有市場規模大、消費體量大、發展潛力足的特點。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逐步培育了世界上龐大的中等收入群體，中等收入群體已逐步成長為我國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的重要力量，成為升級社會消費結構、擴大國內市場的重要優勢。目前，我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超過美、歐、日等發達國家和地區的總和，為世界經濟的發展貢獻了力量，這些都為國內大循環提供了基礎。立足國內市場意味著在既有優勢基礎上升級生產體系，完善分配體系，暢通流通體系，升級消費體系，進一步激活優勢，激發潛力。基于此，一方面，要繼續堅持產業投資推動內需擴大，各級政府科學探索創新籌融資手段，積極推進惠及民生的基礎工程、新基建等建設項目落地，為擴大內需提供引導支撐：另一方面，積極做好“六穩”工作，落實“六保”任務，穩步提升人民群眾的消費能力，解決束縛民生消費的短板。要堅持完善初次分配制度、健全再分配調節機制和規范收入分配秩序，利用稅收、轉移支付等手段，提高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數量。

　　(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構建新發展格局離不開對既有國家戰略政策的延續，擴大內需戰略離不開供給結構的繼續優化。當前我國“經濟循環不暢問題十分突出"，這將阻礙我國經濟結構進一步轉型升級。具體表現為：部分關鍵技術供給不足，原始創新力不足，產業技術含量不高，制約國內市場的高質量需求;區域發展不平衡，條塊分割的體制造成地方行政保護等制約循環暢通;收入差距問題突出，6億中低收入群體消費力不足，制約著消費升級。基于此，必須通過打造高質量供給體系，匹配國內大體量的消費需求能力和潛力，打造牢固的戰略基點。要以系統思維、改革思路、創新手段立足我國經濟發展潛力大、政策工具多等優勢，盡快疏通影響國內循環的各處堵點：一是要以優化供給結構為主攻方向，以技術創新為動力，提升產業的科技含量，提高我國產業鏈的整體價值。堅持創新引領發展，加大產學研的協同創新，在制約我國經濟健康安全發展的核心技術領域加大研發力度，避免過度依賴外部市場而存在關鍵技術被“卡脖子”的風險因素。二是要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通過制度改革、政策供給，打造高質量的營商環境，激發國內市場的活力，為循環賦能。三是要推動產業升級，培育新興產業，發展數字經濟，布局新基建，解決目前我國循環過程中存在的傳統產能供需失衡、能源依賴等問題。

　　(三)暢通國內經濟循環

　　暢通是循環的條件。目前，制約我國要素循環暢通的一些傳統因素，例如交通運輸條件、要素自由流通的制度條件等已得到優化，但一些制約發展、需要立足空間觀念去解決的“堵點”問題仍然存在。這些問題表現為城鄉之間、東中西部之間、城市圈之間發展的不均衡現象，區域間的產業結構雷同帶來重復性生產導致產能過剩，行業間的協同能力不足而導致創新成本增加。這些都成為阻礙國內經濟高質量發展循環的空間成本。因此，要實現國內的互聯互通就要推動區域協調發展，產業分工發展，從而更好地推動供給側結構升級。一是要發揮城市的帶動效應，以各級城市為中心，開展城市之間的聯動，以城市帶動農村形成城鄉互動，為循環賦予空間活力。二是要深入推進區域協同發展、一體化發展，打造立足于各自空間特色的城市圈，通過協同發展、科學布局，培育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為推進高質量發展進行空間布局。三是要以鄉村振興戰略為著力點，培育擴大農民中等收入群體，增強城鄉之間、兩大部類之間的互動互補，提高農產品供給質量，打造現代農業產業鏈，提升農民消費能力。四是要優化東、中、西部的產業分工、布局和合作，從整體上立足各自區位優勢，降低產業發展成本，形成聯動發展。(四)開拓合作共贏新局面

　　中國與世界緊密相通，新發展格局的良性循環離不開高水平的對外開放。改革開放40多年來，中國在深度參與全球化進程中，通過獨立自主地打開國門進行現代化建設，與世界經濟形成了資源互補、優勢互補。一方面，中國需要進一步以開放的態度為他國提供廣闊的市場，進一步使自身成為世界主要經濟體重要的貿易合作對象、金融投資對象，成為吸引國際商品和要素資源的巨大市場，為世界發展提供動力、紅利和機遇：進一步強化中國對外開放的各項制度改革，要穩步擴大市場準入，創造更加公平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環境，以更高的水平引進外資：不斷出臺打造市場化、法治化和國際化營商環境的政策措施，發展和完善產業配套條件，為外企在華發展提供便利條件，打造一個“全方位、多層次、多元化的開放合作格局”。另一方面，近年來，基于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全球化頂層設計和價值理念，中國推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等多邊金融機構，為世界經濟注入發展活力，推動全球經濟治理的實質發展：強化和諧共贏理念，倡議“一帶一路"，為各國共同繁榮創建共同發展的平臺，推動“一帶一路”項目落地生根，強化打造高水平、高度開放的自貿區、自貿港，不斷為世界打造內外聯動的開放格局; 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編織發展中國家合作網絡，以多層次框架為發展中國家提供發展平臺。最終推動中國繼續參與世界經濟，促進各國共享全球化深入發展的機遇和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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