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軟權力主要包括相對硬權力而言的文化觀吸引力、政治價值觀吸引力及塑造國際規則和決定政治議題的能力。近年來,中國積累了一定的軟權力資源，但是就當前中國軟權力的現狀而言，無論從國內環境來看還是從國際環境來看，提升中國軟權力已是當務之急，是實現中國和平發展的必由之路。

　　關鍵詞：專業政治學研究網站,軟權力理論,軟權力資源,軟權力開發

　　近幾年，軟權力理念已經深入中國戰略決策和實際工作當中。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將“和諧”作為中國人民共存發展的紐帶，成為中國社會凝聚力的代名詞，這種凝聚力正是一國軟權力的集中體現。黨的十七大報告中，新提法孕育著對中國軟權力的關注，包括國內體制機制的完善與創新意識、文化建設與發展的能力以及外交政策和政府形象的魅力等，更加豐富了中國軟權力的內涵。

　　一、關于約瑟夫·奈“軟權力”論的啟示[1]

　　現在用的“軟權力”(soft power)一詞首先是由美國著名學者約瑟夫·奈(Joseph Nye)于1990年正式提出的。他認為，軟權力是一個國家運用吸引力而非強制力實現其目標的能力，并使其他國家按照與它的偏好和利益相一致的方式界定自身的偏好和利益。[1]即軟權力可以使人心甘情愿的去做，是一種能影響人價值觀和喜好的能力。

　　“軟權力”(soft power)出現和運用是相對于“權力”( power)而言的。有關權力的闡釋的有很多，但是人們通常把權力定義為控制或影響他人的能力，或者是為達到理想結果的能力。按照字面的解釋，“權力”是影響他人行為的能力。美國政治學家羅伯特•達爾(Robert Dahl)給“權力”下了一個比較權威的定義，權力就是使他人不得不按照某種方式去作某事的能力。而約瑟夫·奈認為，權力是達到自身目的或者目標的能力。奈的這個定義同達爾的定義有不同之處，奈的定義強調的是運用權力的目的，即權力是達到自身目標的能力。而達爾的定義強調的是運用權力的方式或者手段，即通過改變他人的意志或者控制他人來實現自己的目標。

　　然而，這并不是說，約瑟夫·奈不重視運用權力的方式或者手段。恰恰相反，正是在論述影響他人行為方式的基礎上，他把權力分為“硬權力”和“軟權力”兩個方面，從而闡述了其軟權力思想。約瑟夫·奈認為一個國家的綜合國力，既包括由經濟力量、科技力量、軍事力量等表現出來的“硬權力”，這種硬權力表現在一個國家通過依賴經濟“胡蘿卜”誘惑或軍事“大棒”來威脅、利誘別國去干他們不想干的事情;除此之外，還有這種間接使用力量的方法，即以文化、意識形態吸引力、政治價值觀、民族凝聚力所體現出來的“軟權力”。這種軟權力就是能讓其他人做你想讓他們做的事的特殊力量，它強調合作而不是強迫人們服從你的意志。換言之，硬權力是指憑借其占有先進的科學技術優勢，通過軍事手段和經濟手段驅使別國屈從于自己意志的能力;軟權力則是一種影響他國意愿的能力與無形的權力資源，主要通過其文化、政治思想、價值觀發揮吸引作用的能力。

　　約瑟夫·奈的“軟權力”論自提出后在學術界引起很大反響，并得到國內學界很多人的認同。較早涉及這一問題的國內學者如政治學學家王滬寧[2]先生和河北師范大學國際政治張驥[3]教授，他們一般將軟權力的概念闡述為文化。近幾年，學者們盡管也把文化歸屬為一種軟權力，但賦予了更多的內容。吉林大學劉德斌[4]教授，不再將軟權力簡單概括為文化，認為軟權力是價值觀念、生活方式和社會制度的吸引力和感召力，是建立在此基礎上的同化力與規制力。學者朱峰、張小明分別在《淺議國際關系理論中的“軟權力”》、《重視軟權力因素》論文中，對約瑟夫·奈的觀點重新進行表述，認為軟權力資源主要包括：文化、意識形態(或者價值觀念)、國際機制與制度。有些學者進一步認為軟權力除了包括上述三個構成要素外，經濟和文化構成了軟權力的主要來源。現在西方學者普遍認為軟權力包含三個要素：文化、意識形態、西方文明。

　　實踐證明，軟權力在增強綜合國力和擴大國家對外影響方面將發揮不可估量的作用。軟權力是由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文化傳統、意識形態、價值觀念、民族習性和政府素質等多方面的精神因素構成的。在現代社會里它通過各種文化媒體、信息資源及國際組織規劃等表現出來，它具有可以無限挖掘、迅速擴充和超越時空的巨大潛力。軟權力既可增強一國國民的凝聚力和意志力，又可提高該國政府處理國內外事務的能力，還可以對一國政府和人民產生政策、制度、心理和行為上的影響。總之，軟權力通過吸引力而非強制力的方式來實現自己的意圖，往往能夠發揮出比經濟、軍事手段更加顯著的效果。約瑟夫·奈關于“軟權力”的論述對于我們認識和發展中國的軟權力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為我們衡量一個國家的綜合國力找到了新的參照標準和依據。

　　二、中國擁有的軟權力資源

　　每個國家都有一定的軟權力，只不過是大小強弱不同。隨著新中國的成立，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呈現突飛猛進之勢，國際影響力與競爭力也與日俱增，中國的軟權力，隨著中國硬實力的不斷增強，也悄然崛起。盡管目前中國的軟權力是初步和有限的，總體來講還很薄弱，但中國的軟權力因素卻在孕育滋長，潛力可觀。

　　1.豐厚的傳統文化資源

　　軟權力在國際政治界是個新概念，但就其內涵來講并不新鮮。三千年前孔子就提出：“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意思是說，用道德教化來治理國政，就好像北斗星一，在自己一定的位置上眾多的星星都圍繞著它。[5]儒家主張的重“王”道、輕“霸”道，都是古人對軟權力的認識。歷史上中國與周邊國家形成的“華夷秩序”、“東亞朝貢體系”更是中國軟權力影響的見證。中華文化的輻射圈除了本土還遠及東北亞、東南亞、西亞，甚至還遠播非洲和西歐大陸。進入新時期，中國儒家文化所提倡的“和而不同”、“貴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庸”、“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等，都成為我國對外政策和戰略的指導思想。這些思想和政策在國際社會上得到許多國家的認同，尤其是第三世界國家。對中華民族獨特的和平主義文化傳統，美國歷史學家馬克.曼考認為：與西方對外擴張的文明不同，“中國對本國文明的認識不包括侵略的使命。既不去提高世界其他地區的文明程度，也不給自己增加負擔。”[6]同時中國的功夫、書法、繪畫、傳統服飾、京劇、中醫藥等在世界上都很有吸引力，這些都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能夠增強我國的感召力、民族凝聚力和認同感。

　　2.“中國模式”的吸引力[2]

　　20多年來中國改革開放，中國的發展道路與西方不同，在經濟和政治制度上實行漸進式的改革模式。這種模式被貫名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在國際上則被定義為“中國模式”，中國發展模式的成功在于中國既沒有像“依附理論”那樣完全脫離世界政治經濟秩序，也沒有像“現代化理論”那樣采取全盤西化的激進方式，而是根據客觀國情，在保證國際經濟政治安全的前提下逐漸擴大開放領域，并增強國際競爭力。

　　2004年6月14日，前聯合國秘書長科菲·安南在巴西圣保羅接受記者采訪時提出，中國依靠獨特模式實現發展的有益經驗的確值得其他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借鑒。安南一句話讓“中國模式”成為全球發展中國家轉型模版市場上的熱銷品。如今她已經擁有相當一批國際追隨者。在印度成為世界大國的愿望愈發強烈的背景下，越來越多的印度學者、媒體甚至官方高層都希望通過“中印比較”激勵國內精英，并借鑒和學習中國的成功經驗，找到一條適合自己國情的現代化發展道路。早在蘇聯解體時，當時大多數政治家和經濟學家對俄羅斯能否移植或者參考中國模式表示懷疑。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多的俄羅斯人開始關注、研究中國模式，在很多領域里自覺不自覺地借鑒中國的做法。連普京總統在一些內部場合也透露，俄國要學中國模式。東南亞國家，對中國的發展模式也大為稱道。

　　盡管中國模式對很多國家產生了潛移默化的影響，并為中國帶來了可觀的軟權力，但是中國政府對此一直保持低調。因為有過“輸出革命”的教訓，所以在國際交往中從不大事渲染中國模式，只在必要時強調這是符合中國國情的唯一正確道路。近日，美國《國際先驅論壇報》刊登了一篇題為《“中國模式”的魅力》的文章，大力推崇“中國模式”。文章指出，在世界貧困國家看來，“中國模式”更具吸引力。文章認為許多參加中非首腦會議的非洲領導人并不只是被援助和貿易的機會所吸引，他們同樣也為中國的發展模式所吸引。雖然有人認為，這種說法是某些西方媒體在有意“捧殺”中國，但不可否認的是，世界對“中國模式”的關注中也包含著積極的因素。這種論調顯然擴大了中國模式的意義，但是也從側面反映出中國模式日益擴大的影響力。隨著中國現代化的逐步實現，中國模式必將散發出更大的魅力，為整個人類社會的發展進步做出應有的貢獻。

　　3.靈活務實的外交風格

　　中國政府靈活務實的外交風格首先體現在處理大國關系時，更加加強中國的國家利益，而不是意識形態。盡管當今世界客觀存在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社會制度，但中國絲毫沒有把自己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念強加于人的意思。盡管國際上仍然存在“西化”、“分化”中國的企圖和冷戰思維，但是中國政府仍公開宣布中國將以各國人民的根本利益為重，不計較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的差別。中國政府在堅持反對霸權主義的同時，非常注重改善同包括美國、俄羅斯在內的一些過的關系。中國政府主張雙方應避免或減少對抗，在共同利益基礎上加強合作，在合作中增進相互了解并由此發展為相互信任，直至消除對抗。

　　20世紀90年代，中國政府提出了“做國際社會中負責任大國”的外交理念，并積極展開了“負責任大國”形象的構建活動。以互信、互利、平等、合作為核心的新安全觀，倡導以對話和合作解決爭端，破除冷戰思維，實現國家間安全合作，集中體現了中國維護世界和平的責任感。在構建負責任大國形象過程中，中國政府還特別注意外交策略的靈活運用。如在與東南亞國家的交往中，為了消除這一地區對中國的恐懼心理，中國政府采取了淡化意識形態的外交政策，在有爭議的南海問題上提出“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建議;在中非關系中，在堅持尊重主權和互不干涉內政的前提下，通過舉辦“中非合作論壇”等活動來加強同非洲的交流。這些舉措加強了中國在這些地區的影響力，增強了該地區國家對中國的信任，為塑造中國良好的國際形象打下了基礎。

　　三、如何繼續提升中國的軟權力

　　自晚清以來，中國綜合國力迅速下降，軟權力也幾乎喪失殆盡。新中國的成立是中國軟權力發展的一個轉折點，伴隨著經濟實力和軍事實力的增強，軟權力也得到了突飛猛進的提升。值得注意的是，我國雖然有著豐富的軟權力資源，但在利用這些資源建設和提升國家軟權力的過程中，仍有許多亟待解決的問題，這些問題嚴重阻礙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中華民族的復興。

　　約瑟夫.奈軟權力理論給我們帶來的啟示之一是：一個國家在發展硬權力時不能忽視軟權力的重要作用，軟權力需要一定的硬實力作為支撐，也需要有意識地培養和點滴的積累，“軟硬失衡”必將造成國家影響力的下降。對中國來說，軟權力理論的重要意義在于不僅為我們分析綜合國力提供了一個新視角，也為中國在和平發展中構建強大軟權力提供了一個非常有用的參照系。中國雖然有相當的軟權力條件，但要把它提升為強大的軟權力還需要克服諸多困難和障礙，例如：就業和社會保障問題;發展的地域失衡和收入差距拉大問題;貪污腐化和政治體制改革問題;資源和生態環境問題;三農問題以及國家完全統一問題等。那么，中國在新世紀如何鞏固和發展自己現有的內政與外交方面的軟權力因素，如何繼續提升和擴大自己內部軟力量，諸如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和價值觀念的吸引力、體制創新能力、國民凝聚力和民族文化影響力等，如何繼續發揮和增強外部軟力量，諸如外交政策、國際形象、參與國際機制建設以及承擔國際義務的能力等，我們應該從約瑟夫.奈軟權力理論得到啟發，在以下幾個方面加倍努力。

　　1.發展、創新馬克思主義理論

　　馬克思主義作為國家意識形態和先進文化在中國的和平崛起過程中也是一種軟權力。在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是國家意識形態和社會主義建設的理論指南。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實踐中形成了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并以此為指導，取得了經濟發展、政治進步和社會穩定，人民生活水平大幅躍升。鄧小平堅持解放思想、持實事求是創造性地提出，“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7]江澤民繼承了鄧小平的創新思想，他指出，“創新是一個民族進步的靈魂，是一個國家興旺發達的不竭動力，也是一個政黨永葆生機的源泉。”[8] 所以我們要在此基礎上兼容并蓄世界上的一切優秀文化成果，進行理論創新，以促進中國的軟權力。

　　2.提升文化競爭力

　　文化需要交流、共享，在交流中增進了解、增加信任，減少猜疑和誤解。從某種程度上，文化增加了安全系數，彌補了軍事力量硬權力的不足。文化是能超越國界傳播的軟權力。中國的儒家文化曾經在周邊國家廣為傳播，并對這些國家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從現代意義上，文化的傳播不僅可以讓外界了解本國的文化思想，更重要的是，一旦文化成為了其他國家和國際社會所認同的價值準則，就能大大增強這個國家的影響力、吸引力，從而也就使這個國家獲得了更大的軟權力。“一國的文化越是具有全球普及性普世性，它就越能夠為主宰國際行為規范而建立起有利于自己的準則和制度。”[9]如美國等西方國家在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傳播本國的文化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其目的除了巨大的商業利益外，更重要是使這些國家和地區的人們崇尚西方文化、削弱對本民族文化的認同，從而達到其政治目的。文化競爭力是軟權力文明性、融通性、緩和性的最集中體現。

　　3.完善制度建設

　　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而且是一個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國家。中國要發展、要實現現代化，必然要借鑒發達國家的發展模式。從經濟到政治、從文化到科技，改革開放要求中國要敞開胸懷，吸收一切人類文明成果。但目前世界上發達國家主要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其制度體系有一定的發展歷程、意識形態以及價值觀背景，并按其自身利益來制定國際規則。因此，從西方移植過來的制度體系在社會主義中國土壤上必然存在不適應的情況。在社會主義的框架下不能完全照搬資本主義的內容，中國要崛起也必定不能走西方國家崛起的道路。在制度建設上，中國只能依據本國的國情，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并且有選擇地吸收、借鑒西方制度建設的經驗，完善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建設，提高中國制度軟權力。

　　總之，完善制度建設，從經濟體制改革到政治體制改革，進而推進社會、文化等改革的制度軟權力建設，是中國成為現代化大國的必需是中國國內構建和諧社會、不斷完善自我的必需也是中國調整自我，構建和諧世界的必需。完善制度建設是中國實現和平崛起的有力的制度保障。

　　4.參與國際機制[3]

　　衡量中國改革是否成功，還要看參與國際機制的深度和廣度以及國際上的認可度。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以來，“國際機制”日益發展成為西方國際政治和國際關系理論研究中的一個重要概念，并形成了多種關于國際機制的界說。按照一般的理解，國際機制是“指在國際關系特定領域里由行為體愿望會聚而成的一整套明示或默示的原則、規范、規則和決策程序。”[10]國際機制是伴隨近代以來以歐洲為中心的國際關系的形成和發展而孕育的。從文化倫理的角度看，它反映的是西方文化追求世界秩序的一種努力，因此它不可避免地具有普世屬性和世界價值。現存國際機制在文化理論上所存在普世屬性與西方屬性的二元化特征，使得未來國際秩序的建構面臨著一定的困惑。隨著國際機制的范圍不斷擴大，影響不斷增強的態勢之下，這就要求處在和平崛起的中國，在融入國際社會，參與國際機制的艱難中，必然要做出適當的安排和抉擇。因為“就社會主義中國而言，在全球化的環境中，如果不參與全球化，就沒有出路;相反如果無條件地參與全球化，也沒有出路。……我們應當具備一種‘創造性融入’或‘選擇性融入’的態度。”[11]

　　積極參與國際事務、融入國際社會，提升國際地位和影響力全球化背景下，共贏成為世界各國追求的戰略目標，加強合作、通過友好協商解決爭端成為國際關系的主流。中國應加強合作意識，融入國際社會，通過與國際社會的全面合作和協調來實現國家戰略目標。同時，要積極主動地參與國際制度，熟悉并利用國際制度來維護和拓展本國的利益。甚至在條件成熟的情況下發展、改進國際制度，建立更公平、合理、和平的國際制度。通過參與不同的多邊國際制度，中國還可以利用國際制度對一些重大的國際問題提出可行性的政策建議，從而增強國際影響力，同時也向世界表明中國參與國際事務、融入國際體系的決心和能力。中國融入國際體系還應考慮到中國的地緣環境，從東亞一體化著手，加強區域性事務的參與和主導作用。

　　綜上所述，開發國家軟權力資源，中國應當從實際情況出發，利用好自己各種現有的條件，發掘潛在的資源。同時要保持軟權力建設的開放性，在保持自身特色的前提下，積極吸收世界各國的有利因素和經驗，為中國的和平發展服務。另外需要注意的是，軟權力的發展離不開硬權力的支撐，在發展軟權力的過程中要同時抓好硬權力建設，做到“軟硬平衡”，以增強我國綜合國力。

　　[1]約瑟夫·奈(Joseph Nye) 生于1937年，1964年獲哈佛大學政治學博士學位后留校任教。先后出任卡特政府助理國務卿、克林頓政府國家情報委員會主席和助理國防部長。后來重回哈佛，曾任肯尼迪政府學院院長。他是國際關系理論中新自由主義學派的代表人物，以最早提出“軟權力”(也譯為“軟實力”、“軟力量”)概念而聞名。近年來，他對中國“軟權力”增長較為關注，并于2005年底在《華爾街日報》上發表了《中國軟權力的崛起》一文。

　　[2]近年，“中國模式”概念在各國政治人物和決策者中間流行起來。按照經濟學家的解釋，目前世界上主要發展模式有三種，即美國模式、德國模式和日本模式。美國模式就是所謂的“盎格魯―撒克遜模式”，這種模式源于英國，在美國發揮到了極致。德國模式也叫“萊茵模式”或“社會市場經濟模式”。德國模式追求三個目標：創造高利潤、利益分配平衡和較高的收入水平。日本模式側重企業的利益，它的主要目標是最大限度地占有市場份額和獲取盡可能多的利潤。

　　[3]關于英文“international regime”在中文有“國際機制”“國際體制”“國際制度”“國際規制”“國際規則”等多種譯法，目前學界普遍使用的是“國際機制”這一術語。詳見可參閱王杰主編：《國際機制論》，北京：新華出版社2002年版。

　　參考文獻：

　　[1]Joseph Nye，“Soft Power，”Foreign Policy，Issue 80 ， Fall 1990， pp.165-168.

　　[2]王滬寧.作為國家實力的文化：軟權力[J].上海：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1993，(3).

　　[3]張驥.文化：國際政治中的“軟權力”[J].武漢：社會主義研究，1999，(3).

　　[4]劉德斌.“軟實力”說的由來與發展[J].吉林：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04，(4)

　　[5]孔丘著.劉琦譯評，論語[M].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4.7.

　　[6]Mark Mancall，China at the center_300 Yearrs of Foreign,Policy，Free Press,1984,p.11.

　　[7]鄧小平文選.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3.

　　[8]江澤民.論“三個代表”[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46.

　　[9]李智.文化外交一種傳播學的解讀》[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56.

　　[10]張驥等.國際政治文化導論[M].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5.308.

　　[11]王逸舟.磨合中的建構：中國與國際組織關系的多視角透視[M].北京：中國發展出版社，2003.3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