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金融犯罪是一種經過精心策劃、周密安排的預謀犯罪。目前我國刑事立法尚無判斷罪數標準的明確規定,金融司法實踐中常常出現相關問題,而這方面的理論研究成果又較為少見。故此,科學、合理、全面、深入地界定諸種罪數形態之基本內涵,揭示其主要特征,把握其罪數認定,確立其處罰原則,對于金融刑事審判定罪量刑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關鍵詞：學術論壇雜志投稿,核心期刊,金融犯罪,罪數,想象競合,法條競合,牽連犯,吸收犯

　　一、概述

　　金融犯罪,是指發生在金融業務活動領域中的,違反金融管理法律法規及有關規定,危害國家有關貨幣、銀行、信貸、票據、外匯、保險、證券期貨等金融管理制度,破壞金融管理秩序,情節嚴重,依照刑法應受刑罰處罰的行為。罪數,是指行為人的危害行為構成犯罪的單、復。在罪數理論上,根據犯罪構成標準說,將罪數不典型的情況區分為多種類型,包括想象競合犯、法條競合犯、牽連犯、吸收犯、連續犯等。在金融犯罪領域中,法律明文規定構成數罪需要并罰的, 唯有現行《刑法》第一百九十八條第二款保險詐騙罪規定的,投保人、被保險人故意造成財產損失的保險事故,騙取保險金的;投保人、受益人故意造成被保險人死亡、傷殘或者疾病,騙取保險金的,應當數罪并罰。當然, 如果行為人的行為構成不同的金融犯罪,且數罪之間不具有不應當并罰的關系時,自然應當并罰。由于金融犯罪領域中關于認定為一罪的情形更為復雜,因此本文主要探討金融犯罪中關于一罪的認定。

　　二、一罪之認定

　　(一)法條中明確規定處斷為一罪的情形

　　在當今的司法實踐中,鮮有法條對于罪數形態作出直接規定的,但該種情形仍然存在。在金融犯罪領域中,我國《刑法》第一百七十一條第三款和第一百九十六條第三款明確規定處斷為一罪。第一百七十一條第三款規定,偽造貨幣并出售或者運輸偽造的貨幣的,依照我國《刑法》第一百七十條的規定定罪從重處罰,亦即以偽造貨幣罪定罪;第一百九十六條第三款則規定,盜竊信用卡并使用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四條的規定定罪處罰,亦即以盜竊罪定罪。其中,有學者認為后者屬于想象競合的情形,但筆者認為,這一觀點有待商榷。筆者將會在下文關于想象競合犯的部分就該此進行論證。

　　(二)金融犯罪中的法條競合犯與想象競合犯

　　1.法條競合

　　所謂法條競合,也稱法規競合,是指數個刑法條文所規定的數個犯罪構成之間存在包容或者重合關系,當一個犯罪行為同時符合數個法條規定的犯罪構成時,只能選擇適用其中一個刑法條文,而排斥其他刑法條文適用的情況。由于相互競合的法條之間可能出現包容(重疊)或者重合(交叉)關系,因此不同的情況也有不同的處理原則。這些原則在金融犯罪領域均得到充分的體現。

　　例如《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條規定的詐騙罪與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條規定的集資詐騙罪即存在法條競合的關系。由于集資詐騙的行為完全符合了詐騙罪的行為方式,集資詐騙罪包容了詐騙罪的內容,因此這兩個條文之間存在特殊法條與一般法條的關系。根據法條競合的處罰原則,在這種情況下,應當依據特殊法條優于一般法條的原則定罪處罰。也就是說,當行為人實施了集資詐騙行為時,雖然該行為也滿足了詐騙罪的構成要件,但對行為人僅以集資詐騙罪定罪處罰。

　　又如《刑法》第二百一十九條所規定的侵犯商業秘密罪與《刑法》第三百九十八條所規定的泄露國家秘密罪也屬于法條競合,二者屬于交叉競合的情形。二者本有多種行為方式以及行為對象,但當行為人采用了披露(泄露)他人商業秘密的方法來侵犯商業秘密且該商業秘密又屬國家秘密時,兩罪行為方式及行為對象就形成競合關系。對于這種交叉的情況,應當依據重法由于輕法的原則定罪處罰。也就是說,當行為人同時觸犯侵犯商業秘密罪與泄漏國家秘密罪時,應當按照處罰較重的罪名定罪處罰。

　　2.想象競合

　　所謂想象競合犯,是指行為人實施一個行為觸犯數個罪名的犯罪形態。由于行為人的行為雖然觸犯了數個罪名,但由于其本質上只實施了一個行為,因此想象競合犯屬于實質的一罪。在想象競合犯的場合,只存在一個犯罪事實,但是這一個犯罪事實可以評價為多個罪名,是觀念(規范評價)上的數罪,實質(事實存在)上的一罪。所以,對于想象競合犯,從一重罪論處,即按行為所觸犯的罪名中的一個重罪定罪處罰,不認定為數罪。

　　關于想象競合犯的認定,需要說明的是《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條關于“盜竊信用卡并使用的,按照盜竊罪定罪處罰”的規定。該條規定屬于我們上文中提到的法律明文規定按照一罪定罪處罰的情形。但對于該行為性質的認定存在不同的觀點。有論者指出,因為在此處,行為人貌似有兩個罪過,出現兩個結果,但是,行為人的行為實際上僅僅一次侵害了一個法益,因此只能認定為一個行為,雖貌似符合兩個罪名,其實僅僅構成一罪,這就是想象競合犯的情況。

　　筆者認為這一觀點是值得商榷的。針對這一問題,應該從行為人實施行為的數量、行為之間的相互關系以及法律的規定這三個方面探討。首先,根據想象競合犯的概念,成立想象競合犯必須要求行為人客觀上只實施了一個行為。在上述情況中,行為人盜竊信用卡的行為以及盜竊之后的使用行為是兩個相互獨立的行為,使用行為并不能必然包容之前的盜竊行為,因此行為人實際上實施了兩個行為,從而不符合想象競合犯的成立條件。其次,從兩個行為的關系上看,盜竊信用卡之后的使用行為是盜竊信用卡后的必經階段。由于信用卡本身的特殊屬性,單純的盜竊信用卡的行為并不能直接取得信用卡中的財富,必須通過使用才能獲取財富。

　　進一步的說,從責任的角度出發,法律不能要求行為人在盜竊他人信用卡之后不使用,使得行為人對使用行為因缺乏期待可能性而阻卻信用卡詐騙罪的成立。因此盜竊信用卡之后的使用行為屬于事后不可罰的行為,從而只認定盜竊罪一罪,并不另外認定信用卡詐騙罪,但我們不能因此而否認使用行為作為一個單獨的行為獨立存在。最后,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根據上述論述,即使刑法條文沒有明確規定,根據相關的刑法基本理論,對于盜竊信用卡并使用的行為也應該按照盜竊罪一罪定罪處罰。所以刑法的這一規定屬于注意性規定,而非擬制性規定。綜上所述,對使用行為不單獨評價,是由于使用行為屬于盜竊行為事后的不可罰行為,該情形并非想象競合。

　　(三)金融犯罪中的牽連犯

　　一般認為,牽連犯是指犯罪的手段行為或結果行為,與目的行為或原因行為分別觸犯不同罪名的情況。牽連犯一般有三種類型,即手段行為與目的行為的牽連,原因行為與結果行為的牽連,或兼具上述兩種牽連的復雜牽連形態。牽連犯一般具有以下特征:(1)牽連犯是以實施一個犯罪為目的;(2)必須實施了兩個以上獨立的犯罪行為;(3)犯罪行為之間具有牽連關系;(4)各犯罪行為須觸犯不同的罪名。

　　然而,學界對于牽連犯中牽連關系的認定持有不同的觀點:主觀說認為,只要客觀上兩種行為之間具有手段行為與目的行為、原因行為與結果行為之間的關系,就具有牽連關系;主管說認為,只要行為人主觀上將某種行為作為目的行為的手段行為或者作為原因行為的結果行為,就存在牽連關系;折衷說認為,只有在行為人主觀上與客觀上都具有牽連關系時,才具有牽連關系;類型說認為,只有具有類型化的手段與目的、原因與結果的關系時,才存在牽連關系。我國刑法理論一般認為,判斷行為人實施的數行為之間是否存在著牽連關系,應當從主客觀兩方面考察,即行為人在主觀上具有牽連的意思,數行為間在客觀上有具有通常的目的與方法或者原因與結果關系的,才能認為是有牽連關系。還有學者主張,如果將牽連犯認定為一罪,就要求行為人主觀上認識到牽連關系;如果將牽連犯認定為數罪,則不要求行為人主觀上認識到牽連關系。

　　筆者認為,類型說與折衷說有相似之處,二者均認為只有當手段與目的、原因與結果行為之間具有通常的邏輯關系時,才能認定牽連犯成立。亦即,只有當一般人認為某種手段通常用于實施某種目的,或某種原因行為通常導致某種結果行為時,才能認定為牽連犯。例如,以偽造國家機關公文的方法騙取公私財物(偽造公文的行為通常用來騙取公私財物);但非法盜竊槍支后殺人的,不宜認定為牽連犯(雖然槍支經常用于殺人,但盜竊槍支并非殺人的通常手段)。相較而言,折衷說更兼具從主觀方面進行認定。主觀是指行為人的心理而言,行為人主觀上將某一犯罪作為目的犯罪的手段或者作為原因犯罪的當然結果。筆者更贊同折衷說的觀點,折衷說相對更周全,并不會擴大牽連犯的外延。

　　關于牽連犯的處罰原則,刑法總則并沒有明文規定,但是分則中對于存在牽連關系的數罪處罰原則并不相同。有的條文規定對牽連犯從一重處罰,有的條文規定對牽連犯從一重從重處罰,有的條文對牽連犯規定了獨立的較重法定刑,有的條文規定對牽連犯實行數罪并罰。一般而言,對于牽連犯的處理,法律有明文規定的按刑法的規定定罪量刑,刑法沒有明文規定的,按照刑法理論通說,對牽連犯實行從一重罪處罰或從一重從重處罰的原則。

　　在金融犯罪中,牽連犯是常見的犯罪形態,其中尤以金融詐騙罪居多。例如某甲偽造信用卡后并使用其消費的行為,其中偽造信用卡觸犯偽造金融票證罪,而使用偽造的信用卡則構成信用卡詐騙罪。顯然,某甲主觀上講偽造信用卡作為信用卡詐騙的手段,且該方法通常用于信用卡詐騙,因此此處某甲的行為應認定為是牽連犯,按從一重罪處罰的原則以信用卡詐騙罪論處是適宜的。不難發現,金融犯罪中,偽造行為與詐騙行為往往存在牽連關系,因此,牽連犯的認定對于金融犯罪司法實踐具有重大意義。

　　三、結語

　　上述情況盡管都是按照一罪處斷,可是原因各有不同,在量刑時就應該結合其不同的性質,詳細區分這些情況,有利于正確定性、合理量刑。實際上,上述區分僅僅是在定罪階段的靜態理論區分。如果在刑事司法的動態訴訟過程中來看,問題要復雜得多。比如在起訴階段,在罪數模糊的情況下,罪數的確定顯然不是僅僅根據哪個罪重按哪個罪起訴,上述從一重論處、特別犯優于普通犯等原則,是基于當兩個罪的追訴難度相同、而且證據同樣確實充分的前提下的考量。實際上,如果兩個罪的追訴難度不同,追訴成本不同,證明難度不同,那么,按照哪個罪起訴,便是個問題。但總而言之,科學、系統地對金融犯罪罪數形態進行歸納,對于金融刑事審判定罪量刑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