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國史學有連續性發展的特點,在史學發展的基礎上所滋生、發展起來的史學批評也具有這一特點。先秦、秦漢時期,孔子評論董狐、《左傳》評論《春秋》、司馬遷評論《春秋》,以及班彪、劉向、揚雄等評論司馬遷《史記》等,都是對后世有很大影響的史學批評見解。

　　魏晉南北朝以降,史學批評進入更加自覺的深入發展階段。這反映在批評理論上的提升和專題評論的展開,其中不乏辯證的認識和方法,值得認真總結,以資借鑒。本文擬就唐宋元明時期在史學批評方面有較大影響者,略述梗概,以就教于讀者。

　　關鍵詞：考古雜志投稿,核心期刊論文發表,古代史家,史學批評,辯證方式

　　一、史學批評自覺意識的新發展

　　東晉至唐初,在中國史學上,袁宏的《后漢紀》序、范曄的《獄中與諸甥侄書》、裴松之的《上三國志注表》、劉昭的《后漢書補注志》序、《隋書·經籍志》史部大序與諸小序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包含著史學批評的見解和方法。繼而,中國史學批評史上出現了具有完整理論體系的史學批評專書,影響此后千余年史學批評的發展和史學理論的探討,這就是杰出的史學批評家劉知幾于唐中宗景龍四年(公元710年)寫出的《史通》一書。這是中國古代史學上第一部劃時代的史學批評著作。《史通》的問世,標志著中國史學進入到一個更高的自覺階段,以及史學思想發展和史學理論建設的新轉折。

　　劉知幾(公元661—721年)于唐高宗永徽元年(公元680年)舉進士而入仕,武則天長安二年(公元702年)開始擔任史官,撰起居注。歷任著作佐郎、左史、著作郎等職,并兼修國史,參與了《唐書》、《武后實錄》、《姓族系錄》、《睿宗實錄》、重修《則天實錄》、《中宗實錄》等撰述活動。其間,他因不滿武則天和唐中宗時史館修史的紊亂和監修貴臣們對修史的橫加干涉,曾在中宗景龍二年(公元708年)毅然辭去史職,“退而私撰《史通》,以見其志”[1](《自敘》)。

　　劉知幾的史學批評意識,得力于他在史學上的修養。他自稱:“自小觀書,喜談名理,其所悟者,皆得之襟腑,非由染習。……其有暗合于古人者,蓋不可勝紀。始知流俗之士,難與之言。凡有異同,蓄諸方寸。”[1](《自敘》)這說明他在史學批評上有多年的積累。他的史學批評意識,因親身感受武則天、唐中宗時史館修史活動的混亂與低效而更加強烈和自覺。他深沉地寫道:

　　這里,最重要的一句話是“凡所著述,嘗欲行其舊議”。所謂“舊議”,即是他多年積累的對于以往歷史撰述的一些“得之襟腑”的獨到見解。他試圖按照這些見解,撰寫包含紀、傳、志的唐史。但他的這個希望屢屢受挫,終于發出了“吾道不行”、“美志不遂”的感嘆。這就更加促使他決心把批評的思想變成批評的行動。他上書監修國史蕭至忠等,備言國史之修面臨著“五不可”,即:史官泛濫,簿籍難見,權門干預,十羊九牧,坐變炎涼,以致“頭白可期,而汗青無日”[1](《忤時》)�？梢姶藭r的史館跟太宗、高宗時相比,實有天壤之別。劉知幾感嘆之余,憤然辭去史職,寫出了千古名作《史通》,因此也成就了一個史學批評家的不朽業績。

　　二、怎樣看待同一史事的不同評論

　　《史通》一書的史學批評重在從歷史編纂著眼,但卻涉及廣泛的領域,論者多有闡述。這里,僅就劉知幾在《史通》中提出在史學批評方面具有普遍性的一個問題進行探討,即為什么對同一史事會有不同的評論�！妒吠ā分械摹惰b識》篇和《探賾》篇,是劉知幾集中闡述史學批評理論與方法的專文,因涉及一些實例,讀來不覺枯燥,饒有興味。

　　《史通·鑒識》篇以評論人物開篇,隨即轉向評論史傳。劉知幾寫道:

　　這里,劉知幾提出了“物有恒準,而鑒無定識”的命題。意思是說,事物自身本有一定的尺度,而人們對它的審察、評論往往是不一樣的。他認為,這種情況是由人們的學識、思想的差異造成的,所以才會出現對于同一事物的“毀譽以之不同,愛憎由其各異”的現象。因此,他提出了“探賾索隱,致遠鉤深”的重要,認為這是“辯其利害,明其善惡”的關鍵。

　　劉知幾把“鑒識”同“探賾”聯系起來,從認識論上闡述了史學批評是一件嚴肅而又艱難的事情。這就是說,在史學批評問題上,人們只有通過“探賾”,才能達到“鑒識”。這涉及史學批評中主體修養與正確認識客體之間的關系①。

　　劉知幾認為“欲求銓核得中,其唯千載一遇乎”,這是極而言之。他說的“世缺知音”,顯然是受了劉勰講的“逢其知音,千載其一”[2](《知音》)的影響。這正是劉知幾《史通·探賾》篇所要論述的主旨。

　　《探賾》篇首先指出評論的失誤會造成不良的后果,這就是:“前哲所作,后來是觀,茍失其指歸,則難以傳授。而或有妄生穿鑿,輕究本源,是乖作者之深旨,誤生人之后學,其為謬也,不亦甚乎!”如果評論曲解了作者的思想而貽誤后學,這是雙重的錯誤,自應是不良后果中最為嚴重的。這些話,反映出了劉知幾對于評論的嚴肅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