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詞：哲學理論論文發表,核心期刊論文發表,邏輯范疇,被還原,現象學

　　有一種觀點因頗具說服力而相當流行:自從維特根斯坦提出了私人語言之不可能性問題之后,以笛卡爾式自我反思為特征的“意識哲學”便失去了其合法性基礎。這在二十世紀哲學流派中首當其沖的是便是胡塞爾現象學。關于私人語言之不可能性和現象學的關系問題,在國內倪梁康先生與張慶熊先生幾年前曾有過一場爭論[1],彼此相持不下。而隨著國內近來對維特根斯坦在其思想轉型期的所謂“現象學階段”的關注和研究,以上這種觀點又再一次地凸顯出來[2]。維特根斯坦發現無論我們創造什么樣的語言,都無法直接描述、或者說如“現象”本身那樣把“現象”復制在語言中,而只能借助于公共性的范疇與普遍性語詞來言說現象。所以他認為對現象直接描述的“現象學語言”是不可能的。顯然,他后期的私人語言批判,是他這個所謂“現象學階段”之后的一種自然歸宿。

　　不過,筆者認為,胡塞爾現象學從未試圖用一種私人語言來進行現象學描述。作為一門塵世的(Weltliche)學問,它需要能被所有人傳達和理解。它從未試圖創造一種專屬于自己的“現象學語言”,它所使用的語言正是我們每天所言談與理解的日常語言。然而必須承認,私人語言之不可能性以及維特根斯坦對自己所嘗試的“現象學語言”的否棄,向胡塞爾現象學所提出的真正值得反思問題在于:使用一種公共性語言進行現象學描述所必然帶來的解釋學前設,與現象學還原所要求的徹底性,兩者之間不矛盾嗎?胡塞爾是否把捉到了這一問題,他又是以怎樣的態度去面對的?由此現象學描述、現象學方法還有怎樣一種意義?

　　胡塞爾:對語詞普遍性之承認與對邏輯范疇之還原

　　關于用什么樣的語言來對現象進行描述以及這種語言自身的特點,胡塞爾是有著清醒的方法論認識的。在《觀念I》中他曾明確地指出:“屬于表達行為本質的普遍性意味著,被表達者的一切特殊性絕不能在表達中被反映。意指層不是,而且必然不可能是一種對底層的復制”[3]。一方面,語言與存在是異質的,表達是普遍性的意指。胡塞爾所說的在現象學還原之后對于現象的直接描述,并不是要對于感覺予料進行直接的描述或者直接復制;他在其現象學工作中從來使用的都是我們的共同語言,如果說他對這種語言有什么要求的話,那只是“表達的忠實與無歧義性”。他說:[4]

　　在本身只不過是在純直觀中產生的本質理論的現象學中,我們在先驗純粹意識的例示性所與物上實行直接的本質看行為,并以概念或術語將其固定。使用的字詞可能取自日常(allgemEinen)語言,這類字詞含義分歧,由于意義多變而詞義模糊。只要它們在實際表達的方式中“符合”(decken)于直觀所與物,它們就具有一種確定的、當下實顯的和明晰的意義。

　　因此,所謂忠實與“符合”、對現象的直接描述,不能誤解為尋求與現象的直接同一,而是在“本質看”之后用范疇性的語言將直觀到的范疇形式與共相固定下來,形成謂詞表述的“事態”,這是一種知性對象性,它表達的是從感性對象中抽出的意義層面,而不是對直觀充實的直接再現。現象學的構成不是質料構成,而是意義的構成;現象學描述就是要澄清在一系列意義呈現中那些意向性功能與意向內容方面的細致的本質差異、規則與過程[5]。要做到描述的忠實,只是要排除各種已有的本質理論的影響,對它們實行現象學還原;要做到無歧義性,只是要求術語的嚴格與明確,而并不是另去創造一套理想的人工語言。

　　但另一方面,現象學的無“前提性”要求是否也必然涉及對邏輯范疇本身的還原?進而也涉及對一種用來理論描述的公共語言的懸置?對此,保羅·利科在法譯本《觀念I》的

　　譯者導言中總結道:“無庸置疑,自然態度也涉及邏輯,還原與其有關,而且存在著一個邏輯數學學科的構成問題……邏輯本身在一種原初主體性中有一種先驗根源。”[6]因此在沒有為邏輯規則以及謂詞判斷、謂詞表述給出現象學的明證性描述之前,這些本質之物都是要被“懸置”起來的。

　　而且,實際上胡塞爾在《邏輯研究》中對以洛克為代表的英國經驗論和懷疑論的長篇反駁,以及在《觀念I》中對經驗論和實證主義的集中批評,都表明了這樣一個觀點,即他認為經驗主義及其懷疑論的根本失誤在于它們一方面聲稱要一切從直觀經驗出發,但另一方面卻沒有讓自己做出推論時所依據的那些邏輯推理規則本身也從直觀中被明證地建構起來。為此,胡塞爾提出應該將實證主義提出的“一切原則之原則”貫徹到底。[7]只有當現象學自身為邏輯奠定基礎時,邏輯的有效性才會得到承認,而在此之前必須“排除作為普遍科學的純粹邏輯”[8]。他聲稱,只有自己的這種徹底性,才是一種“真正的實證主義”。所以邏輯范疇進而公共語言是要被“懸置”起來的。

　　一方面要保留公共語言作為現象學描述的媒介,另一方面又聲稱對所有的邏輯范疇予以排除;與此必然相關的是,一方面“懸置”自然態度及其所有本質科學,另一方面施行理論表述的現象學者又要作為世界中的人格主體來運用公共語言。這難道不會自相矛盾嗎?對此在《觀念I》中胡塞爾是這樣來回答的——在談及把形式邏輯和一切形式科學“置入括號”的可能性時,他說:[9]

　　現象學可能有機會去涉及的邏輯命題或許只是諸邏輯公理,如矛盾律等,這些公理的普遍性和絕對正當性,現象學可在自身所與物的例示中加以洞見。因此我們能明確地將排除性的懸置作用擴大到形式邏輯以及一般科學全體。

　　看起來只要能在自身的純內在性中為這些本質學科奠定其正當性基礎,那么現在暫且在理論表述層面上提前運用一下這些邏輯范疇是沒什么不妥的。這樣一種觀點,他在§64談及“現象學者的自我排除”時,我們可以看得更清楚。他說:[10]

　　我們排除整個自然界和一切超驗—本質的范圍……但是我們不是剛說過“我們”在實行排除嗎?我們這些也是自然世界成員的現象學家們是否能使自身失去作用呢?

　　胡塞爾認為這種自我排除并沒有什么困難,只要區分好這樣兩個方面:

　　作為現象學者,我們不應當不是自然人或在我們說話時設定自己不是自然人。但是,作為一種方法……我們對自己應用了現象學還原的準則……現象學家與任何其它本質科學家,如幾何學家,并無不同。幾何學家在其科學論著中往往談到自己和自己的研究;但是進行數學思維的主體并不包括在數學命題本身的本質內容之中。

　　如果心理學家或邏輯學家在進行心理學或邏輯學研究時,他們自己的心理學自我或邏輯學自我是被排除或者說被“懸置”起來的,而這根本不會引起什么困難和誤解,那么現象學家在進行現象學研究時排除他自己的自然態度中的自我,這又有什么困難和值得奇怪的呢?邏輯學、心理學的本質規律只是借助于那個思維的主體而被表述出來,它們在本質上并不涉及這個思維的主體本身。那么現象學的本質洞見不也一樣嗎?——它只是借助于自然態度中的現象學者及其語言表述而被表達出來而已。

　　但是,被表述的邏輯學規律與行表述的邏輯學家,它們畢竟都是自然態度中的相關項,邏輯學規律并不否定邏輯學家的自我存在及其表述的有效性,只要邏輯學自身能給出邏輯規則的證明,那么邏輯學家事先非反省地運用同一推理規則就仍然是合理的。然而現象學不只是在同一世界之中懸置與它自

　　身處在同一層次上的一兩門本質科學,而是要排除自然態度的“總設定”(Generalthesis),是要將世界設定本身置入括號;同時現象學者卻是自然態度中的人,作表述的語言又是充滿著超驗—本質物的語言。用一種世界態度中的語言來描述一種非世界態度的直觀,難道不會帶入某種先入之見嗎?

　　對此,在《經驗與判斷》中再次談到語詞的普遍性問題時,胡塞爾“警覺地”談到了運用自然態度中的語言就有可能預先帶有自然態度的理解。他首先說:[11]

　　為了達到前謂詞經驗的真正最終的原始明證性,我們將不得不……回溯到最素樸的經驗,并為此建立外部作用的一切表達方式……因此我們純粹只讓感性知覺、然后讓一般知覺發揮效用,我們把世界純粹只作為知覺世界來考察……已經意味著在其中包含有對全部理想化(Idealisierung)的排除……

　　然后胡塞爾馬上就指出,對這種經驗的觀察和描述本身“已經有某種程度的理想化了”,已經使用了共同體的語言、普遍的名稱,其對象也已經被看作“為一切人的對象”了,但是對此他卻認為:[12]

　　我們甚至必須不考慮這一點,并裝作好像這些作用并不帶有任何已被同時給予的某一共同體的預定輪廓,而每次都是我的完全原始的獲得物似的。但這也就帶來了諸多困難,即我們的語言表達必然是這樣一些具有普遍性、交往性意義的表達,因而在使用任何一種對象標志的同時這種最初的理想化總是至少已被提議了,并且總是一再地需要作出新的努力,才能避開表達的這種強迫人接受的意義。

　　然而這種“裝作”多少帶有些自欺欺人的嫌疑,我們憑什么可以這樣“裝作”?好像只要我們不斷保持警惕,不斷地進行現象學還原,就可以把自然態度的影響清除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