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宗教論文發(fā)表了中國彝族宗教文化研究綜論，彝族宗教文化是傳統文化中的重要領域，19世紀中葉至20世紀初葉，外國旅行家紛紛進入西南彝區(qū)游歷考察，對彝族宗教文化、民俗文化、畢摩文獻發(fā)生濃厚興趣，肇彝族宗教文化研究之先河。
 

　　【摘　要】關于彝族宗教文化的專門研究，始于19世紀初葉的外國人開創(chuàng)性考察。彝族宗教文化研究在現代化進程中發(fā)生了巨大變化，從單一性的田野調查記述轉型為多元性的多學科彈性研究，彝族宗教文化的研究正在經歷傳統與現代的整合、重構、呈現出從封閉的多樣性到多樣的現代性的文化變遷研究。

　　【關鍵詞】宗教論文發(fā)表,彝族,彝族宗教,研究綜論

　　彝族是我國最古老的民族之一，有著悠久的歷史和豐富的文化，彝族宗教文化研究是彝族傳統文化中的一個重要領域。也是西南民族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包括巫術在內的彝族宗教研究作大致的回顧和評述，這無論對彝族宗教文化知識譜系的梳理，還是對學科學理方法的總結，顯然都是很有必要的。

　　一、開創(chuàng)時期： 19世紀中葉至20世紀初葉的彝族宗教文化考察。

　　對彝族宗教文化的研究，最早甚至可追溯至元代馬可波羅(Marco Polo)著《東方見聞錄》(Travels of Marco Polo)，書中記述了建都州和云南大理的見聞。[1]隨著鴉片戰(zhàn)爭后，到西南彝族地區(qū)的旅行者、探險家逐漸增多。1860年，布拉克斯頓旅行四川、湖南、湖北各地， 1862年出版《揚子江五月考察記》[2],書中詳述了彝族民風民俗。1882年到1884年，英國亞歷山大·浩熙率隊考察西南三省少數民族地區(qū)，著《華西三年紀》。1867年法國人杜布益和羅毅也來西南考察，著《云南史》和《云南親王史》，書中介紹了云南彝族習俗。隨后還有其他外國學者紛紛赴中國西南考察，出版了彝族歷史文化的著作。法國澳爾良親王曾赴四川大涼山和云南思茅、蒙自一帶等地考察，搜集了大批彝文手稿返送回國，現為巴黎東方語言學會圖書館珍藏。20世紀初，法國傳教士保祿·維亞爾在云南路南彝族地區(qū)傳教三十年，對彝族文化有較深的造詣。[3]隨后法國傳教士利埃達爾在云南路南、昭通彝區(qū)傳教著《阿西倮倮地區(qū)》、《云南倮倮潑──華南的一個土著部族》等書，記述了云南彝族的風俗。法國傳教士馬爾丹在四川彝族地區(qū)傳教，搜集了大量彝族風物和彝文文獻。[4]1907年至1910年，法國人呂真達率考察隊先后兩次來四川彝區(qū)和云南彝區(qū)，著有《建昌羅羅》、《在云南和東京的崇山峻嶺中》。這一時期，還有英國人李特根據對西南少數民族的考察著《滇西北旅行》一文，對滇西北小涼山區(qū)彝族作了介紹。這一階段是彝族宗教文化的開創(chuàng)性研究。主要是外國旅行家、傳教士等在彝族地區(qū)游歷時對彝族人口的來源、經濟狀況、宗教文化和習俗考察和描述。這是為后人對彝族宗教、習俗進行較為客觀而系統研究的重要資料。

　　二、民國時期： 20世紀20年代至1949年的彝族宗教文化考察及研究。

　　從20世紀20年代至40年代末，是人類學邊疆研究風行時期，中國學者楊成志、丁文江、凌純聲、芮逸夫、莊學本、徐益棠、高倫、林耀華、雷金流、馬學良、陳宗祥等分赴西南少數民族地區(qū)從事社會歷史與文化研究的田野調查，寫出了一批較有影響的著述。其中不乏介紹彝族宗教文化、巫術活動方面的著作。

　　1928年7月12日，楊成志赴四川大小涼山、云南昆明及河口調查。翌年著有《云南民族調查報告》。[5]該報告中搜集了彝族宗教資料。他于1930年春在云南昆明縣東鄉(xiāng)大麻苴村調查，翻譯畢摩經書《太上清凈消災經》，后來發(fā)表《羅羅<太上清凈消災經>對譯》[6]; 1931年又撰寫《云南羅羅族的巫師及其經典》[7],文中考察搜集了130部彝族經書并將其分為十六種類。1934年春，雷馬峨屏考察團深入云南、四川兩省彝區(qū)考察，次年發(fā)表《四川省雷馬峨屏調查記》[8],是現代學者研究涼山彝族問題重要的參考資料。丁文江收集整理《爨文叢刻》[9],收錄彝族神話傳說故事及畢摩經典數種，被認為是研究彝族宗教文化、彝族歷史文化等的重要文獻。隨后，凌純聲、芮逸夫等赴云南曾經調查滇東南的彝族。

　　抗日戰(zhàn)爭期間，北方學術機構和大批學者相繼遷往大西南，由于圖書資料的匱乏促使他們轉向對西南少數民族文化的田野調查研究，并取得了引人矚目的成績。1938年11月1939年7月，莊學本在寧屬周圍的十二個彝族村落考察，此后，他將調查結果整理撰寫《西康夷族調查報告》，該報告中搜集有彝族宗教喪葬、婚姻生育文化的情況。[10]1937年馬長壽根據涼山彝族調查資料，撰寫《涼山羅夷系譜》，遺憾的是，此數十萬言的調查報告未曾公開發(fā)表。[11]后來他又撰寫《涼山羅彝的族譜》。1939年至1943年期間，魁星閣社會學工作站的工作人員在費孝通的領導下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其中有許烺光的《滇西巫術與科學》[12],這本著作用一整章來闡述宗教與巫術的概念差異。1940年，金陵大學徐益棠參加四川省教育廳組織的“邊區(qū)施教團”，赴雷波、馬邊、峨邊等彝族地區(qū)考察，著《雷馬峨屏紀略》[13],隨后他發(fā)表論文《雷波小涼山倮族調查》，此文探討了彝族的宗教文化，包括彝族巫教的神靈、宗教法器、宗教儀式等，是研究彝族宗教文化的必要參考資料。張云波著《雷馬屏峨邊區(qū)之夷務及倮倮文化概論》，也涉及彝族宗教文化內容。這些學者對彝族社會和文化作了不同程度的記錄和研究，并用相當篇幅對大涼山彝人的生活方式和風俗習慣作了描寫，他們對體驗彝族文化感到自豪。1941年夏，高倫考察大涼山彝區(qū)，著有《大涼山彝區(qū)見聞錄》[14]。1943年7月2日至9月26日，林耀華學成歸國后率燕京大學邊區(qū)考察團赴大涼山彝區(qū)腹心地帶進行民族學考察，并于次年撰寫《涼山夷家》[15]由商務印書館出版，該書有彝族社會組織、家支、宗教觀念、巫術習俗等情況的介紹，這是建國前首屈一指的一份涼山彝族調查的學術專著。1939年，雷金流在云南彝區(qū)調查，發(fā)表《云南澄江羅羅祖先崇拜》[16]。特別值得一提的是， 1943年陶云逵根據云南彝族調查材料，著有《大寨黑彝之宗教與圖騰制》和《西南部族的雞骨卜》[17],這是在彝族地區(qū)發(fā)現并首次報道了圖騰制的遺留，長期以來都被學界不斷引用。馬學良在云南從事彝族語言調查時，發(fā)表數篇有關宗教文化方面的論文，如《黑夷做齋禮俗及與祖筒之關系》、《黑彝風俗之一──除禍祟》、《倮族的巫師“唄髦”和“天書”》，《從倮倮氏族名稱中所見的圖騰制度》，《倮倮的招魂和放蠱》，《倮民的祭禮研究》[18]。1946年冬，陳宗祥對大涼山彝族社會組織和宗教的調查，撰寫《倮倮的宗教》[19],文中探討了彝族原始宗教信仰具體面貌。江應樑于1948年發(fā)表的《涼山夷族奴隸制度》，亦是與彝族文化研究有關的重要學術著作。

　　另外，外國學者在這一時期對彝族宗教研究也作出了貢獻和成就。主要是日本學者鳥居龍藏和美國葛維漢。日本學者鳥居龍藏率考察團的中國西南之行，于1905年撰《倮倮的神話》，1926年出版《從人類學上看中國西南》，他用科學的方法記錄了中國西南諸族群的生活文化實況，其中有彝族族群的調查。[20]20世紀20至40年代，美國學者葛維漢(D. C. Graham)，多次赴四川的藏族、彝族、羌族等地區(qū)進行考察，對彝族宗教研究也有見地。1928年夏，發(fā)表《四川的倮倮》，其中記述了今西昌、漢源附近彝族的宗教活動。

　　概括來說，民國時期的研究，研究者都意識到了田野調查的重要性，許多學者在實地調查的基礎上，以掌握的第一手材料為主，融合了歷史文獻地方史料對彝族宗教的原始面貌和基本精神進行了討論，為后人的進一步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參考依據。加之，由于諸多學者的積極參與，他們治學獨到，在研究方法上有新的突破，也產生了一批高水平的學術論著，從而開辟了彝族宗教研究的良好途徑。這階段大多數著述的內容涉及彝族自然環(huán)境、社會制度、政治組織、經濟生活、風俗習慣、語言文字、歷史淵源等方面，具有一定的見地。客觀地說，這些前輩學者能在當時深入到經濟社會條件落后，交通不便、生活狀況相當艱難的彝區(qū)進行長期的實地調查，并整理出這些成果已經是非常難得的事情了，其間付出了很多的艱辛和努力，他們的這種精神是值得我們學習的。由此，我國彝族宗教研究也取得一系列階段性的成果，為后人的后續(xù)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三、新中國成立時期： 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末的彝族宗教研究。

　　新中國成立后，彝族宗教研究進入一個嶄新的階段。20世紀50年代至60年代與20世紀前半期相比，畢竟有了比較顯著的進展。特別是在老一輩學者的帶領下，彝族宗教研究產生了一定數量的有價值成果。遺憾的是，由于當時的政治環(huán)境，強調的是對生產方式和社會形態(tài)的調查，加上意識形態(tài)反對宗教活動的存在，彝族傳統文化一次又一次遭受以“掃除封建迷信”等為名的社會運動的抑制與滌蕩，文化活動大多轉入非公開或停滯狀態(tài)。因而國內的彝族宗教研究因歷史原因一度中斷。

　　1956年，根據黨中央指示，在國家民委的領導下，組成八個省(區(qū))的社會歷史調查，到少數民族地區(qū)開展民族識別調查、民族語言調查、民族社會歷史調查等，并提出在調查基礎上編寫55個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報告、民族簡史、簡志的任務。其中云南、四川、貴州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組獲得了彝族社會和民俗方面的大量材料。后由研究工作者整理出卷帙浩繁的調查報告，其中有不少關于各地彝區(qū)民族宗教、民俗、巫術活動方面的有價值材料，為以后彝族宗教的研究奠定了基礎。1958年，中國科學院民族研究所組織一批專家分赴云南彝族地區(qū)，在繼續(xù)完成彝族社會歷史調查的同時，組織有關專家編寫《彝族簡志》，書中介紹有彝族宗教方面的內容。1959年，馬長壽撰寫《彝族古代史》初稿，次年方國瑜教授寫出《彝族史長編》。在上述論著的基礎上，結合彝區(qū)的社會歷史調查資料，中國科學院民族研究所與云南社會歷史調查組聯合組織編寫《彝族簡史》，于1987年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經歷文革十年動亂之后，有關彝族宗教的研究得以復蘇，并逐漸走上正軌。1978年出版了馬曜主編的《云南各族古代史略》， 1979年出版了尤中的《中國西南古代民族》，這些著作包含了彝族宗教文化的內容。黨的十一界三中全會以后，彝族宗教研究開始呈現出蓬勃的生機，獲得突飛猛進的大發(fā)展。隨彝族宗教研究的迅速發(fā)展，在全國逐漸形成了一支比較穩(wěn)定的、具有較高水平的研究隊伍。研究隊伍的壯大，新生力量的成長，為彝族宗教研究向縱深發(fā)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此外，這一時期國外對彝族文化研究的學者較多，其中涉及彝族宗教方面的著作有日本白鳥芳郎著《關于四川省彝族獨立地域的特殊社會結構》、《中國西南少數民族的一次考察———彝族和苗族》、君島方子《虛幻的夜郎國———論竹王神話的原鄉(xiāng)》等等。這些著作都是后人研究的重要參考資料。

　　四、多元化發(fā)展時期： 20世紀80年代至21世紀的彝族宗教研究。

　　從20世紀5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經過30年的沉寂后，我國的彝族宗教研究在20世紀80年代至今步入了她的成熟期，達到了一個研究高潮。從以外國學者、漢族學者為主的客位立場的研究，轉為有彝族本土學者參加的近乎主位立場研究，并取得豐碩的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類側重于巫術儀式研究，學者在這方面發(fā)表了系列成果： 20世紀80年代，馬學良、于錦秀等先后在川、滇、黔彝區(qū)對彝族原始宗教專題調查，出版了具有重要學術價值的民族志資料《彝族原始宗教調查報告》，其內容有喪葬、祭祖、作齋、作祭、招魂、咒術等儀式記述和研究。馬學良從彝族語言和宗教文化的關系角度發(fā)表《彝族經典和彝族的原始宗教》(《世界宗教研究》1980年8月第2集)，《明代彝文金石文獻中所見的彝族宗教信仰》(《世界宗教研究》1983年第3期)。于錦秀《從彝文<指路經>看現存彝族原始宗教系統的類型》(《世界宗教研究》1991年第4期)。王麗珠《彝族祖先崇拜研究》，探討了彝族祖先崇拜在原始宗教活動中的地位和作用。朱文旭《彝族招魂習俗初探》(《彝族文化研究論文集》1993年7月);巴莫阿依1994年著《彝族祖靈信仰研究──彝文古籍探討與彝族宗教儀式考察》，以彝漢文本與調查相結合研究涼山彝族祖靈信仰，目前該書是此領域最權威的著作。《涼山彝族的“曉補”反咒儀式》(《畢摩文化論》1993年);巴莫阿依發(fā)表《彝文儀式經書與彝文<驅鬼經>》(《涼山民族研究》1998年年刊);巴莫曲布嫫發(fā)表《巫術咒儀于鬼板符畫? ?大涼山彝族鬼靈信仰于巫祭造型之考察》(《藝術研究》1998年第2期)，該論文有關彝族鬼靈信仰、咒儀、咒經、鬼板等探討非常有見地;巴莫曲布嫫《“畫骨”傳統與文化淵源? ?彝族畢摩巫祭造型藝術探源》(《藝術研究》1998年第3期);巴莫曲布嫫《神圖巫符與儀式象征──大涼山彝族畢摩宗教繪畫中的神話原型》(《民族藝術》1998年第1期);巴莫阿依《涼山彝族山民的儀式生活》(《人文講壇》2003年第2期);巴莫阿依《涼山彝族的疾病信仰與儀式醫(yī)療》(上、下) (《宗教學研究》2003年第1、2期);特此指出，巴莫阿依、巴莫曲布嫫、巴莫烏薩嫫組成的“巴莫姊妹彝學小組”是新時期彝族宗教研究中有影響的學術楷模，注重田野調查的基礎上，結合學術研究動態(tài)和西方理論推動彝族宗教的發(fā)展研究。為彝族宗教文化的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貢獻。蔡富蓮《涼山彝族的招魂儀式及靈魂崇拜》(《宗教學研究》， 2003年第1期);《涼山彝族的招魂儀式及靈魂崇拜》(《宗教學研究》2003年第1期);張祺亞《論民間巫術信仰的符號象征》(《貴州民族研究》2003年第3期);馬長壽著《涼山羅彝考察報告》(上、下冊)由李紹明、周偉州整理于2006年出版，這是馬長壽在1937年和1939年兩次考察涼山彝族獲得的大量第一手的民族學田野調查資料，完成于1940年年底。該書是目前國內外內容最為豐富的涼山民族志，加以調查時間較早而彌足珍貴，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書中第九章《涼山羅彝巫術、祭祀與信仰》分別詳細探討涼山彝族對待自然的態(tài)度、羅彝巫術、祭司畢摩、祭祀生活、招魂與祈禳、詛咒敵人、解毀與修餐、占卜、蘇尼與師娘、喇嘛咒敵儀式、民間巫術等內容。[21]樊秀麗《大涼山彝族的民族表象和宗教儀禮──-種動態(tài)的歸屬集團表象的租用》(《西南民族大學學報》2007年第1期);朱文旭、余麗麗的《彝族“咒語”研究》(《貴州民族研究》2007年第4期)，該文也有涉及彝族巫術咒語的論述。

　　第二類側重巫術占卜研究，主要有劉堯漢《彝族占卜與西方未來學》，安伍合《彝族虎星占的科學和哲學意義》;汪寧生《彝族的羊骨卜──再論古代甲骨占卜習俗》(《畢摩文化論》1993年);張純德《彝族的占卜術》(《云南民族學院學報》1994年第4期);龍倮貴《滇南彝族尼蘇人的占卜》(《涼山民族研究》1998年年刊)。

　　第三類側重巫儺文化研究，如庹修明《彝族儺戲撮泰吉的原始形態(tài)》，唐楚臣2000年著《中華彝族虎儺》，該書介紹彝族虎儺源于古氐羌虎儺。其中以云南彝族保留最多，又以雙柏縣小麥地沖彝族保留的最為原始、最為完整。和曉蓉《巫儺逐疫──彝族虎節(jié)儀式的巫術文化研究》

　　(《學術探索》2007年第1期);楊甫旺《云南雙柏小麥地沖彝族跳虎節(jié)歷史文化考察》(2006年云南大學出版社出版);以及四川大學朱飛的2005年碩士論文《彝族地區(qū)的巫文化探析》。此外，這時期關于彝族宗教與巫術的研究也取得可喜成績，其主要有吉克·爾達·則伙(口述)，吉克史伙、劉堯漢等著《我在神鬼之間──一個彝族祭司的自述》。楊學政1991年著《原始宗教論》，該書有關于彝族宗教觀念、巫術信仰等方面的研究。左玉堂、陶學良1993年編《畢摩文化論》，該論文集收集論文59篇，其中有探討彝族宗教、畢摩文化、占卜文化、喪葬與婚俗習俗、經書翻譯等內容。李世康1995年著《彝巫列傳──禹步、巫步;步虛聲、巫歌聲》，書中詳細地列舉了24名著名彝巫的傳記和從事巫術活動的情況，是研究畢摩文化有價值的參考資料。美姑彝族畢摩文化研究中心于1996年編寫《美姑彝族畢摩調查研究》，此調查報告詳細介紹當代美姑彝族畢摩、畢摩宗教活動、經書、法器等內容，是具有參考價值的一手材料。

　　第四類側重彝族畢摩文化研究。孟慧英《彝族畢摩文化研究》，重點探討畢摩彝族宗教神職人員的體系。(《畢摩文化論》1993年)起國慶2003年著《信仰的靈光──彝族原始宗教與畢摩文化》，該書廣泛援引前人相關研究成果，并通過一定的實地考察撰寫而成。圖文并茂地介紹滇、黔、川、廣西四省區(qū)彝族的原始宗教，畢摩及其文字經籍、神秘的原始巫術，以及無處不存在的禁忌等方面的內容。

　　第五類側重彝族宗教的比較研究。如劉堯漢《中國文明源頭新探：道家與彝族虎宇宙觀》，普珍《道家混沌哲學與彝族創(chuàng)始神話》，其二位學者開拓了彝族宗教比較研究的學術思路。蔡華著《道教與彝族傳統文化研究》，探討了彝族宗教與道教的關系。

　　改革開放以來，很多專門研究彝學的機構也成立，包括很多學術刊物的創(chuàng)辦，如《云南彝學》、《貴州彝學》等，彝族宗教文化研究這期間是既充滿活力又碩果累累。進入21世紀，國際國內的文化多樣性和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呼聲日益強勁，中國政府啟動了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民間藝術大師和民間文化傳承人命名等一系列保護與建設工程，從而形成了政府與民間互動、保護傳承與經濟開發(fā)并舉的格局，為少數民族文化的現代化發(fā)展提供了更好的制度環(huán)境。另外除了對傳統研究領域繼續(xù)進行深入發(fā)掘外，還開辟出了許多新的研究領域。至此，彝族宗教研究進入了多元化發(fā)展時期。我們所看到的資料顯示，學者們已經運用民族學、歷史學、藝術學、法學、宗教學、人類學、生態(tài)學等相關理論展開對彝族宗教的研究。并提出了獨到見解，豐富了彝族宗教研究的視野。

　　彝族宗教文化是奔流不息的河流，無法擺脫時間一維性的掌控。在現代社會，彝族宗教文化的重建不可能以傳統的方式再生，只能在現代性的時空坐標中探尋棲息的方式。隨著現代化進程加快，彝族宗教文化已經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出現一些新的情況，如道教和佛教已經深深地對彝族文化產生了影響。“現代性在其發(fā)展歷史的大部分時期里，一方面它在消解傳統，另一方面，它又在不斷重建傳統。”[22]中國彝族宗教文化與現代性的整合及其現代重塑過程遠未結束甚至才剛剛開始，其“現代性的后”尚未呈現，此時作價值判斷為時過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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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薦期刊：中國文化研究(季刊)創(chuàng)刊于1993年，是國家教育部主管、北京語言文化大學主辦的中國人文社會科學核心期刊和全國中文核心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