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隨著經濟全球化不斷深化和世界不穩定性、不確定性日益突出，全球發展赤字問題也愈加嚴峻，全球發展總體不充分、發展空間不平衡、發展動能不充足、發展援助不完善和發展環境不理想是其具體表現‍‌‍‍‌‍‌‍‍‍‌‍‍‌‍‍‍‌‍‍‌‍‍‍‌‍‍‍‍‌‍‌‍‌‍‌‍‍‌‍‍‍‍‍‍‍‍‍‌‍‍‌‍‍‌‍‌‍‌‍。 全球發展赤字問題主要源于全球化發展的負面影響、國家治理失效的擴散、現有發展機制的內在缺陷、發展模式西方化的逆反效應以及個人主義在西方膨脹等‍‌‍‍‌‍‌‍‍‍‌‍‍‌‍‍‍‌‍‍‌‍‍‍‌‍‍‍‍‌‍‌‍‌‍‌‍‍‌‍‍‍‍‍‍‍‍‍‌‍‍‌‍‍‌‍‌‍‌‍。 對此，中國推出了一系列有助于凝聚全球發展共識、提升全球發展效能的重要舉措，著力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推動“一帶一路”建設、促進全球發展機制改革、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加強國際對話交流，以實際行動為應對全球發展赤字難題貢獻了中國力量‍‌‍‍‌‍‌‍‍‍‌‍‍‌‍‍‍‌‍‍‌‍‍‍‌‍‍‍‍‌‍‌‍‌‍‌‍‍‌‍‍‍‍‍‍‍‍‍‌‍‍‌‍‍‌‍‌‍‌‍。

　　〔關 鍵 詞〕全球治理、全球發展赤字、國家治理、中國發展經驗

　　隨著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國內問題的全球化效應不斷強化，全球發展赤字治理成為國際社會面臨的日益緊迫的核心議題。 深入剖析全球發展面臨的問題和挑戰，闡釋全球發展赤字的表現、成因和中國治理實踐，不僅有助于深刻認識廣大發展中國家在全球發展治理領域的話語權和影響力，對于推動全球可持續發展、促進全球治理體系變革也具有重要啟發意義。

　　一、全球發展赤字的主要表現

　　近年來，世界經濟增長動能不足，貧富差距、南北差距問題更加突出，保護主義、單邊主義愈演愈烈，世界經濟社會發展中不穩定、不確定因素明顯上升，全球發展赤字有增無減。 這種全球發展赤字是全球化負面效應未能得到有效管控，全球發展獲益小于成本支出或實際收益不及預期收益，進而制約全球可持續發展的狀況，其實質是全球發展獲益不能滿足國際社會對可持續發展的現實需求。 全球發展赤字主要表現為如下五個方面。

　　第一，全球發展總體不充分。 一是總量不充裕，欠發展問題突出。 作為推動全球發展的“主力軍”，發達國家經濟繁榮是全球發展的重要基礎。 近年來，尤其是金融危機以來，一些主要發達國家民粹主義、貿易保護主義甚囂塵上，多數發達國家發展緩慢甚至停滯，全球發展總量增長不足。 作為全球發展的“低地”，發展中國家的持續發展是全球發展增量的關鍵。 然而，除了中國等少數國家外，不少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持續低迷，一些國家陷入停滯甚至倒退的困境。 二是質量不高，高質量發展缺失。

　　發展體量與質量是全球發展的一體兩面，全球發展總體不充分還表現在全球發展質量不高。 一方面，發展方式亟待優化。 傳統發展方式強調經濟增長的核心推動，突出能源、勞動力等生產性要素的作用，造成經濟增長低效，無助于全球生態改善。 另一方面，發展成果的共享性不足。 全球發展問題需要各國合作解決，發展成果也應由多數人共享。 現階段，全球發展成果的普惠性和共享性嚴重不足，以智能手機使用為例，多數發展中國家擁有智能手機的人數占總人口比例遠低于全球平均水平(59%)，坦桑尼亞僅為13%。

　　第二，全球發展空間不平衡。 發展不平衡是當今世界最大的不平衡。 [　習近平：“齊心開創共建‘一帶一路’美好未來”，《人民日報》2019年4月27日，第3版。 ] 隨著全球化進程不斷深化，國家間發展鴻溝拉大，發展失衡問題更為突出。 一是個體發展不平衡，全球貧富差距擴大。 世界銀行發布的《國民財富的變化2018》報告顯示，高低收入國家的人均財富比從1995年的47:1擴大到2014年的51:1，全球最富有的1%人口攫取了全球財富增長總量的27%。 與此同時，世界上仍有約2億年輕人每天生活標準低于2美元，8億人生活在極端貧困中。

　　二是國家發展不平衡，不同領域和地區發展失衡加劇。 由于自然資源的過度消耗所帶來的生態環境急劇惡化，PM2.5(細顆粒物)造成的死亡人數逐年上升。 2015年，空氣嚴重污染導致近650萬人患病或死亡，占當年全球死亡人數的十分之一。即使是歐洲發展的“領頭羊”德國，其內部不同區域經濟發展、公民教育、基礎設施等方面的差距依然明顯，東部地區只有6個縣市人均可支配收入超過2萬歐元，西部地區則有284個縣市超過這一指標。三是全球發展不平衡，南北差距不斷拉大。 體量較小的南方國家經濟總量出現“零增長”，甚至“負增長”現象。 1995年至2014年，世界財富總額從690萬億美元升至1143萬億美元，增長近66%，而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財富增長率僅為1%。 就財富總額而言，2014年高收入國家的財富總額占世界財富的72%，同期占世界人口絕大多數的低收入國家則僅為7%。

　　第三，全球發展動能不充足。 經濟發展是全球發展的基本動能，世界經濟面臨的根本問題是增長動力不足。 [　習近平：“共擔時代責任 共促全球發展”，《人民日報》2017年1月18日，第3版。 ] 當前，全球發展赤字也突出表現為推動全球持續發展的動能不足。 一是全球經濟復蘇艱難。 2008年金融危機給全球發展蒙上陰影，經過十余年調整，西方國家經濟緩慢回暖，全球發展不確定性依然突出。 2020年至2021年，全球經濟增長將維持在3%左右，全球經濟增速進入金融危機以來最緩慢時期。

　　二是全球創新發展停滯不前。 創新是引領全球發展的第一動力，全球發展依靠創新驅動，全球經濟增長的動力也根植于創新能力的提高。 當前，世界經濟下行壓力大，全球創新增長面臨巨大障礙。 首先，創新研發投入比例明顯下降。 在一定程度上，研發支出的投入比例與國家創新能力呈現正相關性‍‌‍‍‌‍‌‍‍‍‌‍‍‌‍‍‍‌‍‍‌‍‍‍‌‍‍‍‍‌‍‌‍‌‍‌‍‍‌‍‍‍‍‍‍‍‍‍‌‍‍‌‍‍‌‍‌‍‌‍。 2019年全球創新指數顯示，2016年至2019年，全球創新研發支出“高投入”趨勢明顯減弱。

　　其次，“知識霸權”逐漸抬頭。 創新知識的流動性是推動全球發展的重要支撐。 隨著全球經濟增長放緩，知識保護主義抬頭，給全球創新網絡和創新知識的傳播增加阻礙。 最后，全球創新鴻溝依然存在。 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創新能力依然不足，全球創新鴻溝或將繼續加深。 三是全球合作發展意愿減弱。 貿易是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當前，在全球經濟發展不景氣背景下，國家合作發展意愿減弱，突出體現在經濟和生態領域。 西方大國內顧傾向嚴重，美國肆意挑起“貿易戰”，嚴重損傷全球經濟發展合作共識。 部分西方國家無視環境問題的嚴峻性，破壞通過艱難談判達成的全球合作議程。 特朗普政府執著于“本國利益第一”，肆意退出各種國際條約、協定，嚴重損害全球發展的制度基礎。

　　第四，全球發展援助不完善。 20世紀50年代以來，發展中國家貧困問題成為全球發展的核心議題，“有發展而無增長”的局面屢見不鮮，全球發展援助的有效性和持續性備受質疑。 一是援助有效性不足廣泛存在。 西方發達國家及其主導的國際組織是全球發展援助的主要提供者，援助比例一度達到全球發展援助的90%。然而，隨著國際發展援助項目的實施，受援國不僅沒有實現相當水平的發展，甚至出現“越援越貧”現象，全球發展援助的有效性不足。 這種經濟層面的發展援助降低了非洲產品的出口能力。

　　1970年至1998年是非洲接受官方發展援助的高峰時期，其貧困率從11%增至66%，國際發展援助沒有達到預期效果。二是援助不可持續性愈加明顯。 20世紀80年代，國際援助機構開始關注援助的可持續性問題。 發展援助的不可持續被認為是發達國家數量龐大的資源未能在受援國發揮相應作用的重要原因。

　　美國國際發展署評估，在發展中國家實施的212個教育項目中，僅有22個項目達到可持續性的部分指標。 世界銀行研究也表明，在發展中國家實施的550個援助教育項目中，高達50%的項目不可持續。 新興國家參與國際發展援助也出現這種“援助怪圈”，即在援助國人員和物資充裕的情況下，一部分援助項目表現良好，一旦援助國資源離開，項目就逐漸荒廢，導致援助效果大打折扣。

　　第五，全球發展環境不理想。 隨著逆全球化和民粹主義抬頭，全球發展環境惡化，國家間、國家與區域集團間非正常關稅戰頻發，貿易保護主義長期化趨勢明顯。 [　徐秀軍：“經濟全球化時代的國家、市場與治理赤字的政策根源”，《世界經濟與政治》2019年第10期，第101頁。 ] 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二十國集團(G20)經濟體實施了約1500項新的貿易限制措施。

　　特朗普上臺伊始便對中國發起所謂“301調查”，將國內法凌駕于國際貿易規則之上，嚴重破壞了國際貿易規則和秩序。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中美經貿摩擦久拖不決將導致約4550億美元損失。 美國與歐盟的貿易戰則使德國2019年第二季度經濟增速環比下降0.1%。美國宣布結束對印度普惠制貿易待遇，印度隨之宣布對原產于美國的28種產品征收最高達120%的報復性關稅。日本與韓國關于電子產品的貿易糾紛不斷升級，甚至將對方移出貿易白名單。 美國與加拿大、墨西哥等國也產生貿易爭端。

　　二、全球發展赤字的主要原因

　　全球發展赤字的產生與演進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具體而言，可以從全球化弊端、國家治理失效、發展機制缺陷、發展模式不適和西方個人主義膨脹等五個方面進行考察。

　　(一)全球化發展的負面影響

　　全球化是一柄雙刃劍，在促進全球發展、造福人類社會的同時，也導致發展鴻溝、分配不公、生態破壞等負面效應，尤其是在經濟發展低迷背景下，全球化負面效應加劇了全球發展赤字問題。 一方面，全球化發展過程中的相對獲益問題使得全球發展收益初次分配的差距過大; 另一方面，全球化進程中國內博弈與跨國力量相互交織，使得推動全球發展再平衡的政策趨于失靈。

　　第一，加劇全球發展失衡，逆全球化思潮甚囂塵上。 全球化有利于促進全球資源優化配置，而在全球普遍獲益的大背景下，個體之間的相對獲益存在差異，擁有技術、資本、人才等發展資源的個體易于憑借優勢獲得全球化發展主導權和發展收益的大部分。 在相對收益懸殊的國際現實下，弱勢群體將自身損益歸咎于全球化本身，助長了逆全球化思潮發酵，增加了全球發展的困難。 一是經濟發展失衡加劇，全球貧富差距加大。 在資本驅動下，全球化過于重視發展總量的增加，忽視了全球發展的公平性。 在全球發展下行壓力增大的背景下，全球化負面影響被放大，國家間和國家內部發展失衡嚴重，全球良性發展難以為繼‍‌‍‍‌‍‌‍‍‍‌‍‍‌‍‍‍‌‍‍‌‍‍‍‌‍‍‍‍‌‍‌‍‌‍‌‍‍‌‍‍‍‍‍‍‍‍‍‌‍‍‌‍‍‌‍‌‍‌‍。

　　二是生態發展失衡加劇，環境治理形勢緊迫。 全球化以提高經濟利益為重要關切，在生態環境脆弱的當下，以經濟發展為重的全球化的盲目性愈加顯現，加劇了全球生態環境惡化。 三是文化發展失衡加劇，文明沖突被激化。 隨著文化多樣化深入發展，多數國家認識到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樣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閡、文明互鑒超越文明沖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優越。但個別西方國家基于經濟優勢地位和實力影響，散布“文明優越論”“文明沖突論”等，激化了不同文明的矛盾。

　　第二，加劇全球利益分配不均，國家主義強勢回歸。 作為維持社會公平的主體，國家可通過再分配政策將發展不平衡控制在合理區間。 而在全球化負面效應沖擊下，跨國力量頻頻介入，在國內政策制定、執行過程中施加影響，使國內再分配政策難以發揮應有效力，利益調和機制作用遞減，社會失衡不斷發展，民粹主義勢力抬頭得勢。 此外，作為維持全球和平發展的關鍵力量，國際組織通過國際合作調和國家間利益失衡，積極維護全球可持續發展，而全球化的負面效應使國家間矛盾沖突趨于表面化、激烈化，損害了全球利益調和機制的效用。 面對國際合作式微的現實，狹隘的國家主義強勢回歸，對全球發展造成極為不利的影響。 貿易保護行為囂張、國際生態合作遇阻、退群廢約行為增多等正是全球化負面效應的真實寫照。

　　(二)國家治理失效的擴散

　　全球化的最大挑戰源于國家政策。有效的國家治理在全球發展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全球發展的良好前景由各個國家較好地實現發展目標而達成，同時，全球發展產生的問題也經由各個國家擴散，部分國家治理失效、影響外溢成為全球發展赤字加劇的國內根源。

　　第一，部分發展中國家治理失效增加全球發展赤字的復雜性。 作為全球發展問題的“多發地”，發展中國家治理失效是全球發展赤字加劇的重要因素。 隨著世界日益成為“命運共同體”，國內治理失效帶來的危機和挑戰會外溢到世界各地，影響全球發展進程。 恐怖主義蔓延、極端貧困難以根除等世界性難題在很大程度上源于部分發展中國家的治理失效。 這種治理失效使得國際社會推動全球發展的政策內化失效。 面對全球風險和全球問題，全球治理主體通過創設發展議程、制定發展規劃、提供發展援助等行動，通過國際合作將發展政策內化落實到“問題國家”，促進解決發展赤字問題。 但是，發展政策內化不僅需要國際發展援助，更需要特定國家采取相應的治理行動。 大量事實表明，部分發展中國家治理能力的不足導致了全球發展政策內化的失敗。

　　第二，部分發達國家治理失效削弱全球良性發展動能。 作為推動全球發展的主要力量，當前一些發達國家治理體系的適應性不足，治理政策和行為難以滿足社會發展需求，導致社會沖突和治理矛盾激化，甚至成為推動全球發展的“負擔”。 一是經濟治理失效造成西方主要經濟體發展長期低迷。 2008年金融危機給多數發達國家經濟造成了嚴重打擊，經過十多年的恢復與發展，經濟增長仍處于較低水平，甚至出現負增長現象。 國內經濟長期不景氣使得這些國家大規模減少國際發展援助資金，原本就沒有達到聯合國規定標準的發展援助更加捉襟見肘。

　　二是社會治理失效激化國內矛盾，民粹主義進一步擴散。 隨著市場經濟深入發展，發達國家調節收入分配的機制減效，制度創新遲緩，貧富差距擴大，逐漸陷入治理危機。 經濟極化反過來激化社會矛盾，加深政治分歧，助長民粹主義。 特朗普競選成功就是民粹主義抬頭的典型表現，其執政后固執堅持“美國第一”原則，相繼退出多個國際組織，在全球范圍內發動貿易戰，給全球發展帶來極大的不利影響。

　　(三)現有發展機制的內在缺陷

　　國際社會已日益融為命運共同體，任何全球風險和全球問題都難以僅僅依靠單個國家解決，國際社會團結合作是最有力的武器。 然而，現有全球發展機制存在諸多內在缺陷，缺乏有效凝聚全球合作、破解發展赤字的充分效能。

　　第一，代表性不足導致合法性缺失。 現有全球發展機制多由發達國家主導構建，西方國家擁有絕對的話語主導權、規則制定權和議程設置權，多數發展中國家代表性不足。 然而，全球發展問題主要集中于發展中國家，現有機制沒有為發展中國家提供相應的表達渠道。 近年來，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已經達到80%，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年均貢獻率超過30%。

　　在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群體性崛起背景下，現有全球發展機制的話語權和主導權仍由發達國家掌握，全球發展議程難以反映發展中國家的實際需求，引發國際社會對現有發展機制合法性的質疑。 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為例，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國家占成員國總數近四分之一，卻只擁有5.6%投票權。經過多次改革，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主要機制中投票權獲得一定程度的提高，但美國始終掌握著一票否決的壓倒性權力，治理機制的合法性不足。 特朗普政府相繼退出多個國際組織，使其本就備受質疑的合法性基礎進一步削弱。

　　第二，約束性不強制約有效性發揮。 隨著全球化進程走向深入，全球風險和全球問題日漸增多，更需要國家間協同合作進行治理。 國際機制建立的前提是主權國家讓渡部分國家權力，其效力的發揮也依賴國家的合作行為。 但在國家利益與全球公益的抉擇中，國家往往將維護本國利益作為優先選項，忽視國際機制的相關安排，甚至將對抗甚至退出機制作為博弈籌碼。

　　同時，多數國際機制在處理成員拒絕遵守相關約定的問題上可采取的應對手段較為單一，國際合作長期處于相對低效狀態‍‌‍‍‌‍‌‍‍‍‌‍‍‌‍‍‍‌‍‍‌‍‍‍‌‍‍‍‍‌‍‌‍‌‍‌‍‍‌‍‍‍‍‍‍‍‍‍‌‍‍‌‍‍‌‍‌‍‌‍。 例如，在全球發展援助上，西方發達國家提供的官方發展援助長期達不到聯合國規定比例，貧窮國家發展資源緊缺; 在應對氣候變化問題上，美國單方面退出經過多方努力、共同協商達成的《巴黎協定》，給全球氣候治理造成惡劣影響。

　　第三，公平性不夠難以形成發展合力。 作為決策機制的核心環節，表決制度是國際機制效率提升、作用發揮的關鍵。 [　饒戈平：《國際組織法》，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203頁。 ] 現有的全球發展機制多是二戰后形成的，建立之初是針對部分歐洲國家，之后擴展到廣大發展中國家。 2008年金融危機后，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迅速崛起，對世界發展的貢獻越來越大。

　　同時，在發展過程中也出現了大量亟待解決的新問題，傾聽發展中國家聲音成為國際社會共識。 而在現有全球發展機制中，關鍵職位和職能部門大多由發達國家壟斷。 在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實際操作中，加權(份額)票具有決定性意義，從而使擁有加權票的發達國家擁有一票否決權，弱小國家的發言權受到極大壓制，也不利于解決發展問題的多邊合作。 在實際決策過程中，發達國家往往從地緣競爭視角看待發展問題，肆意將新興市場國家推動全球發展的政策議程“政治化”，嚴重損害全球發展合作共識。

　　(四)發展模式西方化的逆反效應

　　冷戰結束后，西方國家認為其發展模式具有普適性，甚至將現代化等同于西方化，借助其全球影響力強推西方發展模式。 發達國家的全球優勢地位和發展中國家急于發展的迫切心理相結合，致使一些國家盲目照搬西方發展模式。 事實上，天下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經驗，也沒有一成不變的發展模式。 [　“習近平接受金磚國家媒體聯合采訪”，《光明日報》2013年3月20日，第1版。 ] 西方發展模式在全球推廣過程中出現了嚴重的不適應，不僅未能推動相關國家現代化進程，還衍生出許多新的全球發展難題。

　　第一，導致經濟發展停滯。 作為西方發展模式的體現，“華盛頓共識”的核心是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場化。 將這種模式和共識教條地照搬到背景條件迥異的發展中國家，必將導致嚴重水土不服。 20世紀90年代初，深陷經濟困局的拉美國家率先接受“華盛頓共識”，相繼推行經濟自由化、市場化改革。 盡管墨西哥、巴西、阿根廷等國在初期經歷了小幅經濟增長，但在世紀之交卻陷入經濟危機，經濟全盤西化導致的收入分配差距過大、失業增加、腐敗叢生等社會并發癥加劇了國家發展困境。 據統計，20世紀90年代拉美地區國內生產總值(GDP)年均增長率不到3%，低于“華盛頓共識”實施前年均5%左右的增長率。 [　余東華：“‘華盛頓共識’、‘北京共識’與經濟轉型”，《山東社會科學》2007年第11期，第94頁。 ] 俄羅斯、烏克蘭等國家曾在經濟轉型過程中推行“休克療法”，希望通過私有化、自由化實現經濟發展，結果導致嚴重的通貨膨脹和經濟衰退。

　　第二，引發嚴重政治動蕩。 冷戰結束后，西方國家將發展模式簡單界定為三權分立、選舉制度、政黨政治，[　張小波、劉世強：“發展研究的理論范式演進、反思及對西方發展模式的超越”，《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18年第2期，第171-172頁。 ] 在世界范圍內強推所謂“民主模式”，以直接或間接方式干預別國政治發展進程，引發嚴重政治危機。 “顏色革命”“阿拉伯之春”等社會運動使部分中東國家被動地實行表面的國家民主化，給中東國家造成了嚴重損失。 據統計，西方國家推進的“民主運動”，致使突尼斯、敘利亞、利比亞、也門等國仍處于動蕩之中，造成140萬人死亡、1500萬人淪為難民，以突尼斯為例，其雖建立了所謂民選政府，但國家經濟發展陷入長期停滯，2010年以來人均GDP下降了400美元。 [　“埃及總統：‘阿拉伯之春’致140多萬人死亡”，《環球時報》2018年1月19日，第2版。 ] 政治發展模式被動西方化的逆反效應造成中東國家持續動蕩，引發全球難民問題、人道主義危機、恐怖主義等問題，加劇了全球發展的不確定性。

　　(五)個人主義在西方的膨脹

　　個人主義膨脹是西方世界面臨的突出難題。 作為西方價值觀的核心，個人主義在推動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發揮了關鍵作用，甚至被稱為“美國人的第一語言”。 [　[美]羅伯特·貝拉、理查德·馬德遜等：《心靈的習性》，周穗明、翁寒松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年，第190頁。 ] 冷戰結束后，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在全球范圍推行西方價值觀，個人主義得到廣泛傳播。 在國際關系領域，托馬斯·霍布斯推崇的“叢林法則”堪稱個人主義的極端演繹，約翰·洛克提倡的個人主義政治觀則成為國際關系自由主義流派的思想淵源。

　　隨著國家間相互依賴加深，全球共同挑戰增多，全球發展需要超越個人主義的共同體意識。 而在西方世界，個體利益形成的張力往往割裂全球意識，成為制約國際合作的障礙。 尤其是在全球經濟不景氣背景下，個體利益矛盾和沖突逐漸增多，在資本推動下，執著于個體利益的個人主義惡性膨脹，個人利己主義、階層利己主義和國家利己主義等個人主義“變體”在全球范圍發酵，成為全球發展赤字的思想誘因。 [　邵士慶：“西方民主為什么如此霸道”，《人民論壇》2018年第27期，第22-23頁。 ]

　　第一，個人利己主義增加了全球發展的社會阻力。 在資本逐利性驅使下，個人利己主義極端化傾向明顯，以個人利益最大化為唯一關切，盲目追求個體利益的發展，無視社會公平和公共利益，進一步拉大貧富差距。 在全球化進程作用下，這種貧富差距引發的社會不滿情緒在全球擴散蔓延，助推了逆全球化運動，削減了全球發展的社會共識和國家凝聚力。

　　第二，階層利己主義危害國內發展秩序。 個人主義惡性膨脹在國家內部突出表現為階層利己主義。 在國家發展過程中，不同群體經過社會分化組合為相應階層，不同階層共存于國家統一體中。 隨著不同階層的利益矛盾、沖突增多，執著于特定階層利益的利己主義膨脹，引發極端社會事件，如美國槍擊案件頻發、英國脫歐爭議、法國“黃背心運動”、非洲族群沖突等。 社會撕裂引發全球民粹主義浪潮，加劇了全球發展的不確定性。

　　第三，國家利己主義破壞全球發展進程。 全球發展源于國家發展，全球問題的解決也依靠國家間合作。 個人主義惡性膨脹在國際層面表現為狹隘的國家利己主義‍‌‍‍‌‍‌‍‍‍‌‍‍‌‍‍‍‌‍‍‌‍‍‍‌‍‍‍‍‌‍‌‍‌‍‌‍‍‌‍‍‍‍‍‍‍‍‍‌‍‍‌‍‍‌‍‌‍‌‍。 一是貿易保護主義得勢。 自由、公正的國際貿易體系是全球經濟良性發展的重要前提。 部分西方大國無視貿易自由化的全球利益，片面追求本國短期經濟利益，肆意發動貿易戰，嚴重危害了世界經濟發展，也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

　　二是國際生態合作艱難。 面對生態環境挑戰，人類是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命運共同體，沒有哪個國家能獨善其身。 [　習近平：“共謀綠色生活，共建美麗家園”，《人民日報》2019年4月29日，第2版。 ] 然而，特朗普政府無視氣候變化的全球風險，退出《巴黎協定》，拒絕履行生態環境保護的國際義務，缺席有關氣候問題國際會議，拒絕在2019年聯合國氣候行動峰會中發言，給全球生態環境合作造成惡劣的示范效應。

　　三、治理全球發展赤字的中國努力

　　世界面臨的不穩定性、不確定性日益突出，全球發展赤字問題也愈加嚴峻。 “世界那么大，問題那么多，國際社會期待聽到中國聲音、看到中國方案，中國不能缺席。 ”[　“國家主席習近平發表二〇一六年新年賀詞”，《人民日報》2016年1月1日，第1版。 ] 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發展成就舉世矚目，中國的發展模式成為目前最成功的非西方國家現代化道路。 其實，當今世界發展面臨的增長乏力、動能不足、生態失衡、貧困問題等難題，在中國發展過程中都曾經發生或正在應對和治理中，中國發展本身也是在不斷解決各種問題中砥礪前行。 中國有足夠的智慧、能力和經驗治理發展赤字，為國際社會應對發展挑戰作出更大貢獻。

　　(一)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凝聚全球發展共識

　　面對全球發展的深層次矛盾和全球性挑戰，面對利己主義、民粹主義思潮的肆虐和國家主義的強勢回歸，中國倡導世界各國凝聚全球發展共識，開展全球性發展合作，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第一，創新全球發展理念，夯實合作發展的思想基礎。 面對復雜的全球發展形勢，中國秉持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提出一系列推動全球發展的新觀點。 一是共商共建共享的治理觀。 “共商”強調治理主體的平等性，就是以平等協商的理念增強治理行為的可行性和透明性。 “共建”突出治理過程的開放性，就是以開放包容的理念打破封閉排他的“小圈子”，形成推動發展的治理合力。 “共享”體現治理目標的互利性，就是以合作共贏的理念打造公正普惠的全球發展格局。 二是創新、開放、聯動、包容的發展觀。

　　以創新發展增強合作動力，為破解全球經濟發展困局開出中國藥方。 以開放發展擴展合作空間，堅持倡導自由貿易體系，致力構建多邊貿易體制，以開放的胸懷提振全球發展信心。 以聯動發展深化合作共識，形成利益共贏的全球經濟發展聯動體系，實現共同發展。 以包容發展增強可持續性，以全球合力縮小國家間發展差距，增強全球發展的共享性和普惠性。 三是義利相兼、以義為先的新型義利觀。 中國主張多予少取、先予后取、只予不取，[　習近平：“攜手共命運 同心促發展”，《人民日報》2018年9月4日，第2版。 ] 以正確義利觀凝聚發展共識。 堅持“以義為先”，國家不分大小、強弱一律平等，反對恃強凌弱、以大欺小的無理行為，維護國際公平公義。 堅持“義利兼顧”，推動國際關系朝著雙贏、多贏、共贏的方向發展，用國際合作發展的“公利”鞏固共同體意識，構建共同繁榮的利益共同體。

　　第二，倡導新型國際關系，凝聚和平發展的國際共識。 面對西方根深蒂固的零和冷戰思維，中國提出構建相互尊重、公平正義、合作共贏的新型國際關系，主張通過對話協商管控矛盾，依托合作實現共贏，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凝心聚力。 首先，以“相互尊重”反對強權思維，用平等性和包容性指導國際關系基本實踐，反對霸權行為，筑牢國際合作的思想根基。 其次，以“公平正義”強調國際交往的公義性，以公平突出平等，以正義促進法治。 最后，以“合作共贏”實現共同發展，堅持發展成果的普惠性和共享性，反對零和博弈，實現共建共享。 黨的十九大提出“構建新型國際關系”，進一步闡明了新型國際關系的要義，為全球良性發展貢獻中國智慧。

　　第三，構建全球伙伴關系網絡，筑牢共同發展的合作根基。 中國已與世界上110個國家和地區組織建立了不同形式的伙伴關系，其中全面戰略伙伴關系達60對，形成全方位、多層次、立體化的全球伙伴關系網絡，打造了遍及全球的“朋友圈”。 [　楊潔篪：“在習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奮力推進中國特色大國外交”，《求是》2019年第17期，第24-34頁。 ] 根據雙邊合作的緊密程度，伙伴關系網絡可分為“友好”“合作”“戰略”三個層次。

　　其中，中俄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伙伴關系堪稱雙邊伙伴關系的典范。 根據地域范圍劃分，伙伴關系網絡由地區和國際兩個層次組成，地區層次的伙伴關系主要包括中歐全面戰略伙伴關系、中拉全面合作伙伴關系、中非戰略伙伴關系等。 通過構建伙伴關系，協調推進與不同類型國家關系全面發展，擴大各方利益交匯點，不斷增進團結合作，鞏固壯大共同發展的積極力量。

　　第四，打造雙邊多邊命運共同體，深化包容發展的全球意識。 中國積極倡導并踐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逐步形成輻射全球的命運共同體網絡。 首先，周邊國家命運共同體愈加穩固。 中國秉持“親誠惠容”的周邊外交理念，堅持大周邊與小周邊統一謀劃，[　吳志成：“中國周邊外交需更加重視戰略謀劃”，《現代國際關系》2015年第1期，第25-26頁。 ] 中朝、中緬、中柬命運共同體日益緊密。 其次，發展中國家命運共同體煥發生機‍‌‍‍‌‍‌‍‍‍‌‍‍‌‍‍‍‌‍‍‌‍‍‍‌‍‍‍‍‌‍‌‍‌‍‌‍‍‌‍‍‍‍‍‍‍‍‍‌‍‍‌‍‍‌‍‌‍‌‍。 中國始終致力于推動南南合作，中巴、中非、中拉、中阿命運共同體落地生根。 最后，大國命運共同體逐漸成形。 大國是國際合作的關鍵，對于促進世界和平與發展至關重要。 中國積極發展同俄羅斯、德國、英國、法國等大國的友好合作關系，大國合作成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實踐。

　　(二)推動“一帶一路”建設，激發全球發展動能

　　面對世界經濟增長下行壓力巨大、全球持續發展動能嚴重不足的現實，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目的是聚焦互聯互通，深化務實合作，攜手應對人類面臨的各種風險挑戰，實現互利共贏、共同發展，為全球發展增添新動力新能量。 多年的建設實踐證明，共建“一帶一路”為世界經濟增長開辟了新空間，為國際貿易和投資搭建了新平臺，為完善全球經濟治理拓展了新實踐，為增進各國民生福祉作出了新貢獻，成為共同的機遇之路、繁榮之路。 [　習近平：“齊心開創共建‘一帶一路’美好未來”。 ]

　　第一，“共商共建共享”打造互利共贏的合作模式。 作為解決全球發展問題的基本方式，國際合作在全球發展治理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面對碎片化的全球合作機制，“一帶一路”倡議始終從發展的視角看問題，把“共商共建共享”作為發展合作的基本原則，致力于加強國際發展合作，堅持打造開放互利共贏的合作模式，已經取得豐碩成果。 中國迄今已同154個國家和國際組織簽署173份合作協議，“一帶一路”成為廣受歡迎的全球公共產品。

　　[　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共建“一帶一路”倡議：進展、貢獻與展望》(2019)，外文出版社，2019年，第6頁。 ] 2013年至2018年，中國與沿線國家貿易額達6.469萬億美元，為當地創造24.4萬個就業崗位，有力促進了沿線國家發展。 [　“繼續拓寬開放共贏之路”，《光明日報》2018年8月27日，第11版。 ] 世界銀行報告表明，“一帶一路”倡議全面實施能夠為超過3000萬人擺脫中度貧困提供幫助。

　　第二，創新驅動打造富有活力的增長模式。 “一帶一路”倡議將創新驅動作為高質量發展的基礎，打造富有活力的“創新之路”。 一是創新合作網絡日益完善。 中央部委完善頂層設計，地方政府著力對口援助，社會力量開展民間合作，多層次、寬領域、多主體的創新合作網絡不斷充實。 成立“一帶一路”國際科學組織聯盟、出臺“數字絲路”國際科學計劃，聯合研究成為“一帶一路”創新合作的重要方式。 二是創新合作項目落地生根。 作為“一帶一路”科技創新行動計劃的重要內容，科技園區合作促進了沿線國家間科技創新交流和技術對接。 目前，“一帶一路”國家級科技合作基地超過700家，8個國家級科技園區正在穩步推進，高新技術研發中心、孵化中心遍地開花。 [　黃軍英：“‘一帶一路’國際科技創新合作大有可為”，《光明日報》2019年5月2日，第6版。 ] 三是創新合作交流緊密。 通過留學生、科學家短期科研、發展中國家技術培訓班、國際杰出青年計劃等人文交流計劃，為沿線國家培養創新型人才。

　　第三，協同聯動打造開放包容的發展模式。 作為經濟全球化的堅定支持者，中國積極倡導多邊主義，反對貿易保護主義，中國人民張開雙臂歡迎各國人民搭乘中國發展的“快車”“便車”。 [　習近平：“共擔時代責任，共促全球發展”，《人民日報》2017年1月18日，第3版。 ] “一帶一路”倡議從提出到落實，始終貫穿開放包容理念。 一是準入門檻開放，不以意識形態、政治體制為限，沒有任何附加條件，表現出鮮明的開放特征。

　　二是議程設置包容，以“戰略對接”為主要抓手，無論國家大小、社會制度如何，通過開放性協商都能達成適合的發展議程。 三是貿易投資便利，以“五通”為主要內容，堅定支持自由貿易體制，通過沿線國家互聯互通推動區域經濟發展。 共建“一帶一路”將使沿線國家貿易往來增加4.1%，[　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共建“一帶一路”倡議：進展、貢獻與展望》(2019)，第19頁。 ] 全球和“一帶一路”經濟體貿易額增幅有望分別達到6.2%和9.7%。

　　(三)促進發展機制改革，提升全球發展效能

　　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對全球發展的貢獻越來越大，但國際發展機制仍以西方為重心，少數西方大國把持規則制定權和議程設置權，廣大發展中國家的代表性嚴重不足。 作為全球治理體系的參與者和建設者，中國積極推動全球發展機制民主化、公平化進程，助力破解全球發展機制困境。

　　第一，推動現有發展機制改革。 作為負責任大國，中國始終致力于增加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全球發展機制中的代表權和發言權，增強現行發展機制的適應性，更好地推動全球發展。 中國主張在現行發展機制框架內，通過相應改革提高發展中國家的代表性，提升聯合國、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以及世界貿易組織等全球發展機制的合法性和有效性。 在加入世貿組織之初，中國就多次呼吁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治理結構進行必要改革。 2010年，在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市場國家合力推動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通過改革方案，促使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轉移投票權，提升了發展中國家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代表性。

　　第二，創設全球發展新機制。 面對世界發展不平衡加劇，中國積極推動創設區域乃至全球發展新機制。 一是引領金磚機制發展。 作為新興經濟體對話協商的重要平臺，金磚機制已經成為推動全球發展的重要力量。 中國作為金磚機制的創始成員國，堅定支持金磚機制化進程，積極貢獻中國方案。 廈門峰會提出“金磚+”合作模式，拓展了金磚合作的全球朋友圈，開啟了金磚合作的第二個“金色十年”。 二是建立多邊金融機構。 資金融通是發展中國家發展的基礎和前提‍‌‍‍‌‍‌‍‍‍‌‍‍‌‍‍‍‌‍‍‌‍‍‍‌‍‍‍‍‌‍‌‍‌‍‌‍‍‌‍‍‍‍‍‍‍‍‍‌‍‍‌‍‍‌‍‌‍‌‍。 二戰后成立的國際金融機構由發達國家主導，帶有明顯的不公平和工具性特征，難以滿足發展中國家實際需求。 中國發起成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絲路基金等金融機構，致力于解決發展中國家融資難的現實問題，為推動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發展發揮著關鍵作用。

　　第三，深化不同機制合作。 隨著全球發展機制增加，機制碎片化傾向明顯，機制間功能重疊、競爭加劇等現象降低了機制效能。 [　吳志成、董柞壯：“國際制度轉型與中國的應對”，《當代世界》2016年第5期，第11-12頁。 ] 中國積極充當橋梁和紐帶，促進彌合機制分歧，推動不同機制合作。 一是以機制協商實現合作發展。 近年來，中國促成金磚峰會與G20峰會平行舉行、[　楊潔勉：“二十國集團的轉型選擇和發展前景”，《國際問題研究》2011年第6期，第58頁。 ] 推動金磚機制與歐盟相關機制合作、上海合作組織與“一帶一路”協同發展，通過加強不同機制溝通協商，實現機制功能最大化。 二是以機制互補實現合作發展。 面對功能重疊問題，中國強調新老發展機制可以通過機制互補實現共同發展。 如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著力亞洲基礎設施建設，有效補充了亞洲開發銀行在基建領域的弱勢。 三是以機制對接實現合作發展。 不同發展機制的具體形式可能不同，但實質都是促進地區發展與穩定。 中國倡導通過機制對接，實現共同發展。 “一帶一路”倡議下中國與不同國家和地區發展戰略的有效對接，對于加強國家間合作意義重大。

　　(四)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增強全球治理能力

　　全球發展赤字是國家治理失效的外化和表現。 國家治理失效或產生發展問題外溢為全球問題，或導致解決發展問題的全球合力內化失敗，使得全球發展治理更加艱難。 因此，全球發展赤字的根源在于國家治理失效，其有效治理也有賴于國家治理。 新中國成立以來，通過不斷推進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在有效解決國內發展矛盾的同時，也為全球發展貢獻了中國智慧和力量。

　　一是以政府治理現代化提高行政效能。 政府治理能力決定國家治理效能的發揮，對社會穩定和國家發展作用突出。 一方面，積極推動政府職能轉變。 促進政府治理模式從“管理型”向“服務型”轉變，治理目標從“管理一切”到“管得好”轉變。 十八大以來，中國各級政府深入推進“放、管、服”改革，推出一千五百多項改革舉措，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取得突破性進展。 [　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第3-4頁。 ] 另一方面，全面履行政府職能。 國家發展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忽略任何一個領域都可能給國家發展帶來不良影響。 中國政府以職責體系科學化、合理化為核心，堅持政府職能的動態協調，促進了國家良性發展。 進入新時期，面對全球生態環境惡化態勢，中國政府把生態環境保護置于政府履職的關鍵位置，不斷完善生態環境保護相關法律法規，為中國乃至全球發展營造了良好國際環境。

　　二是以社會治理現代化化解利益矛盾。 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社會治理以人民為中心，從具體國情出發不斷調適治理模式，完善黨委領導、政府負責、民主協商、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科技支撐的社會治理體系。 [　“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人民日報》2019年11月6日，第5版。 ] 社會治理現代化進程表現為治理主體和治理方式的多元性。 在治理主體上，堅持政府主導為前提，積極調動社會主體治理積極性，引導個人、企業、社會團體參與社會治理，形成多元共治的社會治理模式。 在治理方式上，綜合運用法治、德治和自治三種手段，實現治理方式的科學化、民主化和高效化。 全面落實依法治國方略，夯實“法治”根基。 大力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發揮德治功效。 深入推進基層自治，走好社會治理的“最后一步”。

　　三是以全球治理能力現代化增強全球發展合力。 全球治理能力的提升對于治理全球發展赤字至關重要。 全球治理能力主要是為有效解決全球問題而提供全球公共產品的素質和技能，具體表現在硬能力、軟能力和巧能力三個方面。 [　吳志成、王慧婷：“全球治理能力建設的中國實踐”，《世界經濟與政治》2019年第7期，第4頁。 ]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把發展作為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已經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全球治理硬能力大大增強。 中國也高度重視軟能力建設，通過貢獻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一帶一路”倡議等中國方案，有力提升了中國在全球治理領域的話語權和影響力。 與此同時，以中國經驗和智慧為引領，積極為全球經濟治理、減貧合作、反腐合作等貢獻智慧，不斷提升全球治理巧能力。

　　(五)加強國際對話交流，分享中國發展經驗

　　目前，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貨物貿易國、第一大外匯儲備國和第一大工業國，創造了人類歷史上的發展奇跡。 中國發展為世界提供了不同于西方的現代化模式，“中國模式”“中國道路”蘊含的東方經驗可為其他發展中國家提供重要借鑒。 與西方國家強推自身發展模式不同，中國不“輸出”模式，也不要求別國“復制”中國做法，愿意同世界各國人民和各國政黨開展對話和交流合作，分享中國發展經驗，共同治理全球發展赤字‍‌‍‍‌‍‌‍‍‍‌‍‍‌‍‍‍‌‍‍‌‍‍‍‌‍‍‍‍‌‍‌‍‌‍‌‍‍‌‍‍‍‍‍‍‍‍‍‌‍‍‌‍‍‌‍‌‍‌‍。

　　第一，在合作共建中分享發展理念。 十八大以來，中國提出一系列發展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并在合作共建具體項目中與國際社會分享。 一是“以人為本”的發展理念。 人民是國家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堅持發展為了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理念。 二是漸進探索的發展理念。 “摸著石頭過河”曾為改革開放提供了重要啟示，試驗園區建設也是“一帶一路”倡議堅持“試驗——推廣”探索式發展理念的具體體現。 三是共商共建共享的發展理念。 大家一起發展才是真發展，可持續發展才是好發展。 “一帶一路”和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始終堅持成員的平等性、過程的參與性和結果的公平性。

　　第二，在交往互動中交流發展經驗。 近年來，中國通過舉辦論壇、博覽會等方式，積極向謀求發展的國家分享經驗。 一是治國理政經驗交流，包括參與金磚國家治國理政研討會、成立十九大精神對外宣講團、出版《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外文版等交流活動。 以金磚國家治國理政研討會為例，中國積極倡導并參與相關會議討論，并將其作為金磚國家領導人會晤的配套活動，為相關國家分享治國理政經驗創造新平臺。 二是政黨建設經驗交流，包括舉辦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高層對話大會、中國—中東歐政黨對話會、中緬政黨對話會、中美政黨對話會等交流活動，搭建多種形式、多種層次的國際政黨交流合作網絡，匯聚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強大力量。

　　以世界政黨高層對話大會為例，近300個政黨和國際組織領導人出席大會，討論政黨發展、國家建設的經驗。 三是合作發展經驗交流，包括“一帶一路”高峰合作論壇、中非合作論壇、中拉合作論壇、中阿合作論壇等形式多樣的論壇交流活動。 以“一帶一路”高峰合作論壇為例，由中國倡導建立的固定化交流機制，通過與會國家發展經驗的交流分享，提升沿線國家發展的持續性。

　　第三，在具體領域共享發展經驗。 中國“不輸出”發展模式，而是積極與各國共享解決發展難題的中國經驗。 一是分享精準扶貧減貧領域經驗，包括成立中國國際扶貧中心和中國國際發展知識中心、舉辦中國扶貧國際論壇等。 以中國國際扶貧中心為例，通過建立國際減貧培訓體系、國際減貧交流活動，已經為來自100多個國家的4000多名減貧工作者提供培訓，為非洲和拉美地區的貧困治理貢獻中國智慧。

　　二是交流環保領域經驗，包括成立中非環境合作中心和南南合作與發展學院、舉辦中國環博會等。 以第20屆中國環博會為例，共有25個國家和地區參加，參會展商達2047家，[　“亞洲最大環保展今在滬開幕”，《新民晚報》2019年4月15日，第A06版。 ] 為世界環境保護提供了中國經驗。 三是共享反腐領域經驗，中國通過設立G20反腐敗追逃追贓研究中心，深化反腐執法合作網絡、發表《北京反腐敗宣言》，與世界共享中國反腐經驗。

　　經濟方向論文投稿刊物：國際政治研究(季刊)創刊于1980年，是由北京大學主辦、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暨全國高校國際政治研究會編輯出版的國際政治類學術刊物。

　　四、結語

　　當今世界面臨的很多問題，歸根結底都和發展問題相關。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積極倡導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深入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為推動全球發展做出重要貢獻。 但全球發展形勢依然嚴峻，全球發展赤字問題治理的機遇與挑戰并存。 一方面，阻礙全球發展的制約因素并未消解。 非傳統安全威脅凸顯，爆發局部沖突的可能性增加，貿易摩擦更加頻繁，保護主義持續發酵，全球發展環境存在惡化風險。 另一方面，促進全球發展的積極力量不斷成長。 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市場國家和廣大發展中國家始終是推動全球發展的有生力量，中國始終是全球發展的貢獻者。

　　西方世界內部分化明顯，支持全球發展的力量逐漸增強。 全球發展共識愈加強烈，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贏得人心。 未來，全球發展赤字問題治理任重道遠，國際社會仍需共同努力，中國也必將秉持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以實際行動不斷展現負責任大國的歷史擔當。

　　作者：吳志成 劉培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