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不管人們是否承認，在很大程度上，我們其實是生活在一個想像的世界之中。這種想像有時是全球式的�，F代的傳播方式的發達，使得一個也許是極小或者極偶然的事件可以迅速地以相同的面目傳達到世界的每一個角落，讓人們覺得這個事件是世界性的，并因此而改變世界。關于恐怖主義的想像就是很典型的注解。“9·11”也許并不是一個偶然的事件，但它的普遍性肯定是被夸張了的。“9·11”以后，在我們的傳播媒體中，關于飛機失事、汽車爆炸、火車出軌等大大小小的災難性事件的報道明顯增加，而且大都與恐怖主義聯系在一起，即使是非常明確的技術性故障，也要加一句“與恐怖主義組織無關”、“還沒有哪個國際恐怖組織宣稱對此負責”之類多余的注解，大有“此地無銀三百兩”的味道。由是，一個充滿恐怖主義威脅的世界被想像了出來。也許“9·11”之前與“9·11”之后，世界還是那個世界。如果有什么改變的話，也更多地是由這種想像而引發的。

　　關鍵詞：在線咨詢,欲望中國,智慧中國

　　在現代社會，盡管全球化的呼聲多么地喧噪，關于全球的想像也不絕于耳目，但民族國家想像仍然占據著重要的地位并發揮著顯著的作用。這是因為國家仍然是當今世界現代化的重要的組織單位。當代民族主義理論研究的重要人物蓋爾納、霍布斯鮑姆、安德森等反復強調，民族國家產生于現代化的發源地——西歐，它是一個現代性概念，它同現代性歷史階段有一種“結構性的共生關系”。蓋爾納在他的《民族與民族主義》一書中說得更加明白：“在后農業社會的工業時代，同樣沒有選擇的可能;這時，國家的存在，而不是不存在，是不可避免的。用黑格爾的話來說，起初并沒有國家，后來，一些社會有了國家，最后，所有的社會都有了國家。”而民族國家在一定程度上是想像的結果，沃特森說：“當一個共同體為數眾多的一群人認為他們自己形成了一個民族，或者表現得仿佛他們已經形成了一個民族的時候，一個民族就存在了。”安德森干脆把民族國家定義為想像共同體，他甚至說“它是想像的，因為即使是最小的民族的成員，也不可能認識他們大多數的同胞，和他們相遇，或者甚至聽說過他們，然而，他們相互連結的意象卻活在每一位成員的心中”(參見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于散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這個相互連結的意象可以通過各種各樣的方式建立起來。艾勒克·博埃默在分析大英帝國的想像時認為，它是通過各種各樣的文本使自己得以再現的，它“通過一系列的文字——政治論文、日記、法案和詔令、公文、地名字典、傳教士報告、筆記、備忘錄、流行詩歌、政府簡報、殖民者與家里的往來信件等，來得到構想并維持這樣的構想。”(艾勒克·博埃默：《殖民與后殖民文學》，遼寧教育出版社、牛津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在民族國家想像中，文學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文學因為其語言、形象、乃至文化精神總是與特定的民族國家相聯系而成為民族國家的符號，特別是當文學能夠以大量印刷出版進而能夠改編成電視電影廣泛傳播的時候，其想像功能獲得最大限度的發揮。

　　進入現代社會以來，中國文學在民族國家想像方面走過了一段曲折的歷程。上個世紀之初，梁啟超就以一篇《少年中國說》開始了現代中國的想像，他希望用少年中國來替代老大帝國的國家形象，沿著這一想像，“五四”文學始終充滿著青春的躁動，新鮮的白話文體、飽滿的激情、年輕的進取的主人公形象等共同完成了關于青春中國的想像，郭沫若的《女神》中的“天狗”就是那個時代的形象代言者之一。20世紀50至70年代的中國文學，更是在政治的干預下，完成了對于“偉大”的新中國的想像，帶有強健色彩的語言詞匯和語言節奏，特別是高大全式的英雄人物的塑造，成為這種想像的關鍵。20世紀80年代在今天被稱作是浪漫的年代，這種浪漫的標志之一便是文學在80年代的繁榮。更為深入一點，便是80年代文學既充滿激情又飽含思考。說80年代文學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反思狀的中國形象也許并不為過，反思正是當年文學的重要主題，無論是傷痕、改革，還是朦朧、尋根，都離不開反思，包括對政治的反省、人性的關注、文化的沉思，作家作沉思狀，作品中的人物作沉思狀，由是而帶動整個社會的沉思。

　　反思的結果是欲望。這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文學為我們作出的國家想像。政治、文化的積弊，人性的壓抑，被歸結為本能的欲望的禁錮。欲望張揚成為解構各種壓抑的良藥。于是愛情變成了性、金錢與權力，個人化變成了私密化乃至身體——尤其是女性的身體，施虐發展成為受虐，而這些作品隨著電影尤其是電視的飛速發展，被接二連三地搬上熒屏，充滿欲望的色彩展示、肉體夸張、暴力渲染、商品誘惑進一步得到了淋漓盡致的發揮，于是仿佛一夜之間，我們被欲望所包圍，我們在欲望的誘惑中也只剩下了欲望。欲望的釋放在全球化與后現代的雙重世界想像背景下也自然而然地成為當代中國的國家形象特征。

　　一個國家的文學總是在進行著對于這個國家的形象的想像，而這個形象想像將極大地影響著人們的行為方式，進而影響著這個國家的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說，文學表現什么和如何表現，雖由個體所決定，也必然存在著個體差異，但也并不完全就是個人的事。怎樣的想像才是合適的，成為文學想像的關鍵。

　　有兩個方面的問題須引起我們特別的注意。首先是想像的自覺問題。20世紀80年代以來，為了擺脫文學對于政治的依附，文學的主體性受到特別的重視。作為一種矯枉過正的策略，20世紀以來形成的既有文學觀念被全面懷疑，其積極面在于我們對于文學自身的特征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文學回歸到了文學自身。其消極面在于，文學與國家、文學與社會的關系在一定程度上被割裂。然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作為這種割裂后的重要成果，文學中的欲望卻不以想像者的意志為轉移地成為這個社會、這個國家的重要景觀，進而成為這個時代國家形象的重要特征。從純文學出發，最終卻仍然沒有走出社會這個“如來佛”的掌心，這一結果，自然使我們想起一句話，叫做“抽刀斷水水更流”。這真是一個悖論。既然如此，何必當初。與其被動想像，不如在尊重文學自身規律的前提下，自覺主動地將文學與國家想像聯系起來，擔負起文學的國家想像職能。這其實是一個老生常談的問題，但因為20世紀80年代的文學策略的偏頗而重新變得重要起來。何況對20世紀70年代后的文學人而言，這還不是一個老生常談的問題。

　　其次是想像內容問題。也就是說，在當今時代，我們的文學應該提供什么樣的國家形象。這個問題的關鍵有兩點，一個是對于國家現實的深刻了解與把握，二是對于國家形象的準確定位。毛澤東關于文學有過這樣的經典論述：“文藝作品中所反映出來的生活卻可以而且應該比普通的實際生活更高，更強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帶普遍性。革命的文藝，應當根據實際生活創造出各種各樣的人物來，幫助群眾推動歷史的前進。”這一論述中實際上包含了上述兩個問題。只有真正了解了實際生活，在此基礎上的六個“更”才不致落空;也只有這六個“更”才能使文學真正發揮其想像的功能。今天我們的文學想像在這兩個方面都顯得極為怠惰。欲望張揚既不是我們國家的現實，更不是我們的未來目標。社會的發展，我們的個人欲望得到了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尊重與釋放，這是事實。但這不是我們這個社會發展的全部，甚至還不是最重要的部分。責任與使命，無論在生活層面還是精神層面，仍然占居著主導地位。魯迅所說的我們“民族的脊梁”還在。這是我們的文學不能也不應該視而不見的。欲望不是事實的全部，甚至不是事實的主體，欲望實際上不過是一種想像。而這種想像的產生與對于國家目標的模糊認識聯系在一起。前面已經說過，欲望想像與全球化、后現代語境聯系在一起。全球化與后現代似乎為我們在空間和時間兩個維度上貼近西方找到了一條捷徑。但這里面的陷阱卻常常因為我們心情的過于迫切被忽略。一個陷阱是，欲望釋放是不是西方被稱為后現代社會的真實存在。以電影而言，世界是不是只有一個好萊塢?即使是好萊塢，是否只有像我們所理解的那些欲望的渲染與刺激?另一個陷阱是，欲望釋放是不是等于人性的全面解放。欲望釋放不過是人性解放的一個突破口，它不是全部，這一點，因為欲望的巨大誘惑力而不被我們注意。最關鍵的一個陷阱是，即使西方社會的主體是欲望的釋放，這個欲望與我們到底有多大的距離?西方的后現代是滲透了其自身的歷史和文化背景自然形成的，是經歷了現代的延伸，而我們的歷史與文化資本在哪里?從這些問題中，我們可以看到，欲望中國的想像在目標定位上是以想像者想像中的西方為標尺的。這是一種失去自我的被扭曲的想像。這樣我們就不難理解，在當前的文學想像中，除了欲望這一時尚內容外另外兩個比較突出的內容了。一是土化想像。也就是說，我們相當一批文學藝術作品以提供那種土里土氣的生活形象為歸止，穿著土氣、行為偏執、說話粗俗的農民形象就是典型。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正是西方人眼中的中國形象。難怪有人曾義憤地把這一藝術行為批評為“文化漢奸”。以欲望為中心的時尚化想像與以土氣為中心的保守化想像，互為表里，相輔相成。二是腐敗想像。的確，我們這個社會在特殊的轉型時期，腐敗現象也許比任何一個時期都要突出。我們很多的嚴肅作家在其嚴肅的文學中表達了對這種腐敗的揭露與痛恨。官場暴露文學風靡一時，特別在反貪文學中，這種官場暴露得到了更加合法的表達空間。但值得我們警惕的是，當我們把作家與文學的嚴肅性和暴露腐敗畫上等號的時候，可能就存在深刻的誤區。作家筆下的腐敗真的是來自社會來自生活嗎?難道就沒有想像的色彩嗎?而這種想像的依據是什么?也許很復雜，但有一點卻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我們總是在用西方的“清廉”標準來衡量我們的現實，我們在對西方的美化想像中同時也完成了對我們自己的丑化想像。嚴肅文學要揭露，更要塑造，塑造一種新的國家形象。

　　眾所周知，我們處在一個特殊的現代化轉型時期，我們有很多特殊的復雜的問題必須用我們自己的特殊的方式去處理，這應該是我們對于國家形象定位的重要依據。堅持從自身的歷史文化出發，主動融入到世界潮流當中，自強自立，需要一種特殊的智慧。事實上，在中國歷史上各個社會與文化的轉型時期，我們從來不缺少這種智慧。儒道釋的合一，就是這種智慧的結果。今天，經過20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們開始走向智慧之路，我們無論在處理國內還是國際事務中，更加務實，也更加圓通，和諧社會觀念的深入人心正是我們自己智慧的結晶。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文學應該更多一些建設性的想像，一些主體精神更突出的想像。在經歷了少年中國、青春中國、偉大中國、反思中國、欲望中國的想像歷史之后，智慧中國、和諧中國應該成為我們的形象主題。在當前，我們尤其要走出欲望中國想像的泥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