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從刑訊逼供罪的主體、客體、主觀方面、客觀方面對刑訊逼供罪進行了分析研究。并指出刑訊逼供罪轉化犯的情形不盡合理，應當根據危害結果按照同一罪名分段處罰。

　　關鍵詞 法理類雜志,刑訊逼供罪,犯罪構成,轉化犯

　　2010年4月30日，河南省商丘市柘城縣老王集鄉趙樓村被“殺害”十多年的村民趙振晌突然回家，使得塵封在晦暗的牢獄生活中多年的趙作海冤獄案得以洗血。但是從趙作海無罪釋放后對其前妻闡述的“折磨”，到在審理過程中無確鑿證據的的情況下趙作海的多次有罪供述，不禁使民眾陷入對司法機關是否采用了刑訊逼供措施的種種猜疑。在社會經濟飛速發展和社會主義法制體系不斷健全的大背景下，禁止刑訊逼供已經成為當今社會法制建設的一宏大敘事。

　　一、刑訊逼供罪法律特征之我見

　　(一)刑訊逼供罪的客體特征

　　關于刑訊逼供罪所侵犯的客體，有學者主張，“是復雜的客體，即侵犯的公民的人身權利和司法機關的正常活動。”“完全否定一個方面都是對客觀事實的不尊重。”①但是筆者認為上述觀點存在諸多缺陷。

　　1.將公民的人身權利列數為刑訊逼供罪的客體違反了我國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則。單從“公民”這個詞語的字面意思來理解，其所囊括的人群十分龐雜，具體運用到刑事審判這一環節，那么就不僅包括正在接受刑事偵查和審判的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還包括除二者之外的證人等其他參與主體。而我國刑法條文明確規定：司法工作人員對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實施刑訊逼供的……。由此可見，將公民的人身權利列數為刑訊逼供罪的侵犯客體顯然違反了我國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則。

　　2.把司法機關正常工作的秩序作為刑訊逼供罪的客體不利于人權保障。人權是法制建設和社會文明的標尺。人權保障問題已經成為了國際法制建設的主流，我國現代法治發展正在順應這一價值趨向，不斷的更新進步，糾正傳統刑法價值認識的偏差。過分的強調司法機關在刑事偵查和刑事審判中司法秩序和自身職能實現途徑的重要性，而對司法過程中當事人的公民權利淡化漠視，只會使國家的法制建設走向專斷和黑暗。趙作海冤案中，犯罪嫌疑人十年牢獄之災較于司法機關正常的偵查審判秩序而言，更加的慘不忍睹。況且，司法機關的正常秩序是一個極其抽象的概念，其受侵犯的狀態無法客觀感知或者度量，以此作為刑訊逼供罪的客體，將會使罪名認定的司法過程或者迷惘，或者恣意。

　　3.筆者認為，縱觀刑訊逼供罪的整個構成體系，違反刑事政策原則的核心部分應該是刑訊逼供對犯罪人的人身侵害和強迫犯罪人自證其罪的行為，僅僅在附屬體系中的司法活動的正常秩序遭到了間接的破壞。《世界人權宣言》第11條規定：“凡受刑事指控者，在未經受辯護所需的一切保證的公開審判而依法證實有罪之前，有權被視為無罪。”鑒于此，筆者認為應將刑訊逼供罪的客體定義為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權利和不被強迫自證其罪保持沉默的權利。

　　(二)刑訊逼供罪的客觀方面特征

　　理論界通說的觀點認為刑訊逼供罪的客觀方面表現為司法機關工作人員在偵檢審的過程中為了快速獲取證據材料盡快偵破案件而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實行刑訊的行為。處罰措施會依據危害后果的不同程度分別定罪量刑。

　　1.刑訊逼供罪的犯罪對象劃分的標準即訴訟活動進行的不同階段。以檢察院是否向人民法院起訴為標準，分別為“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而在自訴案件中，被指控當事人自始自終都被稱為“被告人”。那么對于除此之外的參加案件偵查審判的參與人進行的刑訊行為該如何定性呢?對于證人而言，刑法典中明確規定了“暴力取證罪”，直接試用即可。那么對于公安偵查機關采取暴力刑訊或者變相刑訊侵犯被偵查人的人身權利或者不被自證其罪的權利時是否使用刑訊逼供罪?

　　筆者認為，對于被指控人在不同階段的稱謂，往往是依據審查機關不同、被指控人地位的差異、司法機關掌握的證據情況進行劃分的。訴訟的程序層層推進，被指控人的境遇大相徑庭，但不乏擁有一個共性：都是司法機關在掌握了各個階段所要求的證據標準的基礎上對被指控人所采取的或者盤問，或者審訊，或者限制人身自由等措施，此時形成了一個司法機關和案件當事人這樣一個對立的體系，在這些階段，當事人實際上已經應該享有了人身不受侵害和不被自證其罪的權利。此時如若采取刑訊行為，從侵犯的客體和刑事政策視角來度量，與刑訊逼供罪并無本質上的差別。對于違反治安管理活動和民事案件中的違法行為人，筆者認為應將其列入刑訊逼供罪的對象范疇，前文已經提及，在此不做贅述。

　　2.“傷殘”的界定。《刑法》247條規定：“司法工作人員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實行刑訊逼供或者使用暴力逼取證人證言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人傷殘死亡的，依照本法的第234、232條的規定定罪處罰。”所以刑訊逼供罪依據犯罪的客觀危害結果不同可能發生罪的轉化問題。那么轉化的標準—傷殘的界定是怎樣的情況呢?《人體傷殘鑒定標準》中規定，鑒定依據的是人體損傷當時的傷情及損傷后果，損傷程度包括損傷當時原發性病變和與損傷有直接聯系的并發癥以及損傷引起的后遺癥。②關于傷殘的理解在理論界存在諸多爭議，學者們口誅筆伐據理力爭。

　　筆者認為“傷殘”的解釋可拆分為“重傷”和“殘疾”兩個區段。那么這兩個區段屬于并列的關系還是重復修飾的關系呢?筆者拙見，“重傷”這一標準主要是針對“輕微傷害”而言，指侵害行為對犯罪對象的肉體或者精神造成了嚴重的損害，使犯罪對象遭受較大的身心折磨。傾向于傷害的程度描述，對于機能是否尚存在所不問。而“殘疾”顧名思義是指被害人身體的某項機能出現損傷無法正常運作，依據損傷程度不同劃分為不同級別。據此，不難定論，“重傷”和“殘疾”是截然不同的客觀危害結果。如果假設按照一些學者所言，二者為重復修飾關系，即要求刑訊逼供罪的轉化標準為雙重標準，即重傷的同時殘疾，那么對于那些對人身尚未造成重度傷害而只是造成被害人某項機能喪失的，這種行為就會在刑法條文中則被架空，為法律所寬恕。但是這完全不符合法的精神和立法者構建犯罪轉化的本意。

　　同時依據相關的司法實踐來看，另外一些人主張此處轉化的標準不是指重傷和殘疾，而是指因傷致殘這樣一個因果關系，在上述觀點的基礎上更加側重于殘疾的后果。但是筆者認為此時刑訊行為導致的重傷后果就失去了立足的空間。實際上在現實生活中，重傷給被害人的身心造成的傷害程度不亞于殘疾給被害人帶來的痛苦，而且重傷后果往往會給被害人帶來諸多的并發癥和后遺癥，這樣，如果將重傷后果排除在犯罪轉化的標準之外，將會給這種具有嚴重社會危害性的刑訊犯罪提供了逃脫嚴峻刑罰的可能并給違反犯罪行為提供了滋生的溫床。

　　(三)刑訊逼供罪的主體

　　刑訊逼供罪的主體只能是從事偵檢審特殊職能工作人員，具有很強的限定性。對于其身份判定標準在刑法理論界存在“血統論”與“職能論”，筆者認為從行為主體的職能屬性來劃分極其片面。

　　首先，公安機關確實在多數的案件中充當了案件偵查角色，但是公安機關這一國家行政機關的職能并非是單一的。在一些治安管理活動和民事調解行為中采用相關刑訊行為應否將其納入刑訊逼供罪的主體，雖然前文筆者已表示贊同觀點，但是在法律上尚無明確定論，不能以理論學說一言蔽之。

　　其次，在相關組織協作司法機關履行職責的過程中違法刑訊造成的危害后果是否屬于刑訊逼供罪的范疇?有些學者給出的答復是否定。其依據系為法律條文的規定，認為刑法典已經明確的將刑訊逼供罪的主體限定為具有偵檢審只能的國家司法機關，不存在將其他主體納入的可能性，并且一些學者們主張對此種情形以故意傷害(殺人)定罪處罰。但是筆者認為，雖然此情況下主體特征明顯與法律條文不符，但是從主體行為的特征、目的、后果來考察，二者并無差異。它們的行為都構成了嚴重的社會危害性，對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權利造成侵害，它們的目的都是為了通過嚴苛的肉刑或者變相肉刑迫使犯罪嫌疑人自證其罪獲取證據材料，侵犯的客體都是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權利和沉默權。同時聯系《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93條第2款的解釋》的規定，盡管村委會等農村基層組織人員不屬于國家公務員身份，不符合《刑法》第382條對貪污罪主體的規定，但《解釋》規定農村基層人員在協助國家機關執行公務過程中利用職務便利非法占有公共財物的適用貪污罪處理。可見從立法的目的精神來考量，將負有偵檢職責的公安司法人員之外的但侵犯了刑訊逼供罪法益的人群納入刑訊逼供罪主體的范圍，也是符合法的精神實質的。

　　(四)刑訊逼供罪的主觀方面

　　通說認為，刑訊逼供罪的主觀方面為故意，故意的內容為犯罪行為人希望通過自己的刑訊行為獲得被告人和犯罪嫌疑人提供的證據以便獲偵破案件。相反，如果行為人出于復仇、傷害等其他的主觀目的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重傷或者死亡的，以故意傷害或者故意殺人定罪處罰。可見二者犯罪的目的動機是截然不同的。但是《刑法》第247條規定，刑訊逼供致人傷殘死亡的，以故意傷害罪、故意殺人罪處罰。這屬于刑法理論上的轉化犯。但是筆者認為，犯罪行為人在實施從刑訊逼供到最終致使被害人重傷死亡嚴重惡果的行為過程中，主觀目的并未發生改變，希望通過刑訊逼迫犯罪分子供述罪行或者提供證據的目的貫穿始末。那么如果此時強行迫使刑訊逼供罪戛然而止，代之以故意傷害(殺人)罪，違反了主客觀相統一的原則。那么當刑訊逼供行為造成的危害結果達到了前文所述的傷殘標準時該如何判定?下文將詳述。

　　二、刑訊逼供罪的轉化問題研究

　　《刑法》第247條規定：“司法工作人員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實行刑訊逼供或者使用暴力逼取證人證言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人傷殘死亡的，依照本法的第234、232條的規定定罪處罰。”理論界這種情形為轉化犯。那么轉化犯的特征是什么呢?學界通說認為包括三點：其一，法定性，即明文規定;其二，轉化性，即罪質轉變;其三，遞進性，由輕到重。

　　由此關于刑訊逼供罪的轉化問題引發了筆者諸多的困惑不解。前文已經提到，在犯罪分子實施刑訊逼供的過程中主觀目的是獲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和證據以期迅速破案，采取暴力行為在實施者看來往往是在其預想的“合理”的范圍之中，大多數人對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的傷殘后果持反對的態度。在犯罪的實施過程中不存在罪質的改變，違背了主客觀相統一的原則，也不符合轉化犯的法律特征。著眼現行刑法中關于犯罪行為危害后果加重的處罰措施，許多是采用結果加重犯的形式，綁架罪即使典型。綁架過程中造成被害人重傷和死亡的，僅僅作為加重處罰的情節。

　　此外在司法實踐的過程中，刑訊逼供行為其實屢見不鮮，但囿于特殊的司法政治體制，當行為僅僅是給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造成輕傷后果的情況下往往無人問津，給偵檢審工作人員的職權恣意提供了司法空隙。案件當事人的人權更無從保障。當刑訊行為造成被害人重傷死亡等嚴重惡果的時候，刑訊逼供罪瞬間轉身為故意傷害(殺人)罪，使刑訊逼供罪成為了刑法典華而不實的一個空架罪名。筆者主張，以前文提到的傷殘標準為界限，當刑訊逼供行為造成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輕傷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造成重傷或者殘疾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尤其徒刑，造成死亡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