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詞：中國文學研究期刊征稿,核心期刊論文發表,東西方環境,文化歷史

　　(一)我國源遠流長的環境文化傳統

　　翻開中華文化的千年彩頁，有關王公貴胄、仁人志士們尊重自然、關愛生命、珍視環境的記載比比皆是，莫不流露著作為傳統的農業古國，中國人對于大自然特殊的依賴感和敬畏之情，莫不頌揚著我們雖樸素卻歷史悠久、博大精深的環境文化思想。以環保立法的發展為例，據記載，早在原始部落時期，就有“木官”、“火官”、“土官”等專司生態管理的官職，這標志著中國的環境文化意識早在四千年前就覺醒了。并且，官方(黃帝)已經提出了“考勤心力耳目，節用水火材物”的明確環保要求。

　　到了奴隸社會，開始出現習慣法形式的嚴格環保法令，如夏法規定:“先時者殺無赦，不逮時者殺無赦。”周王亦有令:“毋壞屋，毋填井，毋伐樹，毋動六畜。有不如令者，死不赦。”這些簡明嚴苛的規定中滲透著古人“無為而治”、“取之有時”、“取之有度”、“用之有節”的樸素生態哲學觀，正是它們開創了中國環保立法的先河。此后的封建歷朝歷代，也都積極借鑒前朝采用法律手段保護和合理利用生物資源的經驗，紛紛設立明確的生態保護法規和環境管理機制，環境法制日臻完善。

　　戰國時，一代名相管仲秉承“春政不禁則百長不生，夏政不禁則五谷不成”的理念，頒布嚴格的封山禁令，為使“山林梁澤以時禁發”，甚至動用極刑威懾;至秦朝一統天下，不僅多沿襲先前《秦律》中甚多甚嚴的環保法規，且好頒令施詔，時本著“生即仁”和“仁民愛物”的思想，以皇權為花草樹木、鳥獸蟲魚請命，該習慣到了漢代仍有借鑒，“循道理之數，因天地之自然”的環境倫理隱現其中。如漢宣帝時詔令:“其令三輔毋得以春夏擲巢探卵，彈射飛鳥。具為令。”可見我們的祖先已不乏樸素的生物鏈意識。

　　秦漢時還尤其重視植樹造林，秦始皇不僅詔令在馳道兩旁“樹以青松”，且通過行政法令將此納入官員的政績考核之中，使得當時全國植樹造林“已有相當規模”。由此不難看出，“可持續發展”的思想在當時已初具形態。直至唐宋，中國古代的環境立法水平達到了巔峰。從保護范圍上看，可謂天羅密布、無孔不入。被納入政府管理范圍的自然資源不再限于秦漢時代的山川丘陵、河澤溪藪，也包括三山五岳等風景名勝以及城市綠化;禁伐區與禁獵區也以皇家囿苑為中心擴展到京畿地帶……就執法的認真程度論，較之秦漢時亦有加無減。比如北宋時規定基層官吏也要負責偵捕違禁捕殺動物的人。

　　“我們可以將環境文化區分為環境技術文化、環境行為文化、環境規范文化、環境心智文化等四個子系統或構成要素”，而“環境規范文化”“通常包括環境保護法律和法規、環境和環境保護的行政管理體制和機構、環境和環境保護的管理方式和制度等。”

　　因此，中國古代環保立法的發展脈絡就是環境文化演進過程的一個縮影。而歷朝歷代的環境立法，從三皇五帝到至唐宗宋祖，無不彰顯著昔日先哲們“大山為友、松鶴為伴”的環保思想，無不傾訴著泱泱華夏古國“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環保精神。

　　(二)近代以來中國傳統環境文化的斷層

　　文化要不間斷地在一片土壤上代代傳承與發展，不能單純依靠自我延續的慣性，更要借助于綿綿不斷的哲學意識流與堅實穩固的制度基石。后兩者一旦滯澀松動，文化就有出現斷層的可能。近代以來我國環境文化的衰落恰好證明了這個規律。如果說我國傳統環境文化在外化推衍上以嚴刑峻法為制度支撐，那么在內部構造上就是以“天人合一”的哲學為價值導航。前文已對古代環境法制做了粗疏考察，則在歷史和現實的燭照下，我們也需對“天人合一”的古老東方智慧一窺究竟。

　　總的說來，“天人合一”哲學并非哪個流派的一家之言，而是一種以“天地合一的和諧精神”為骨，以“道法自然”的道家自然哲學與“天人合德”的儒家人文倫理為翼的整體智慧。無論“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出世情懷還是“野曠天低樹，江清月近人”的入世憧憬，其內核無非皆是“天人親和”、“眾生協調”。中國這種“天人合一”“和諧”宇宙觀與西方“主客二分”的哲學思想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意識形態。后者注重的乃慮周藻密、枝葉扶疏的純形式邏輯思辨，追求的是一種“我思故我在”式的終極真理。

　　在這座由縝密學科體系構建的西方哲學思維大廈中，超越萬物的絕對理性精神成為命脈根基。正所謂“哲學為觀照歷史而帶來的唯一思想即‘理性’這一單純概念;即理性是世界的主宰……理性是宇宙的實體。”而前者誠如黑格爾在《哲學史演講錄》中所言，缺乏理論性思辨色彩，是一種系統的、生態的、混沌的、超越時空的哲學“一元論”，特征是擅長運用直覺性、體驗性、形象性、非線性循環和隱喻性類比思維。“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天道圓圓”、“道生萬物”的老子學說正是這種思維范式的典型代表。

　　以這種前科學時代的先驗思維來解讀人與自然的關系，則“形而上”的“天”和“形而下”的“人”同屬于一個內在統一的“大同”世界，人并非自然界的統領，反之，和萬物一樣，乃其組成部分，是循環往復的生態系統中平衡運動著的一環。“天人合一”所追求的不是一個邏輯上完美無瑕的終極真理，而是一種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宇宙生命和諧共生的大“道”。在這種以生命為中心的哲學模式下，一種生態理性與生態德性水乳交融的環境文化自然自覺地熔鑄而成、孕育而出、風發泉涌、綿延千載。然日中則昃，月盈則食。

　　“天人合一”哲學觀經董仲舒的“天人感應說”、阮籍、嵇康的“自然主義”發展至宋明新儒學的極致時，亦逃不脫亢龍有悔、盛極而衰的發展規律，逐漸走上西風落葉、火燼灰滅的下坡路。長期不明主客、無謂主次的“天人合一”思想到此階段已不滿足于一元論的宇宙和諧理念，更升格為一種人倫至上的宗教信仰。“在經歷了歷代賢哲的無數次的系統化論證后，在三綱五常為統治階級反復提倡下……使人們對道德價值的追求，放在一切活動的首位。”這種思維禁錮帶來的惡果首先是國人個體覺悟的消亡、自我人格的泯滅，其后更放大為整個國家、民族開拓意識的淡化、創新思維的停滯。

　　正是在這種“固步自封”的意識迷霧中，中華文明逐漸沒落，政治流于聲色犬馬、經濟釀成一潭死水、科學淪為奇技淫巧……于是，帝國主義的鐵蹄“勢如破竹”般趁虛而入，給予舊制度“摧枯拉朽”的打擊，霎時間，統治神州大地千年的中華法系“忽喇喇似大廈傾，昏慘慘似燈將盡”，與此同時，全然迥異于我們的西方意識形態潮水般涌進國門。“窮則變，變則通”，知識分子們亦開始返觀內照，救亡圖存，從而掀起一場師夷長技、革風易俗的浪潮。“篳路藍縷啟山林，創榛辟莽開先路”，哲學作為文化之源，其改造無疑首當其沖。

　　魏源強調“經世致用”，嚴復號召“與天爭勝”，梁啟超提倡“乃物隨我”，孫中山堅信“人能勝天”……自清末到“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國哲學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禁錮人性的“天人合一”變為眾矢之的，弘揚個體的“主客二分”漸成眾望所歸。法度滅、哲理失，則傳統環境文化頓時“上無所蒂，下無所根”，徒有“隨波逐流”，走上向“人本主義”生態觀嬗變的不歸路，在中國近代史上持續一個世紀之久的環境文化斷層由此形成。

　　(三)現代文明對新環境文化的呼喚

　　西方“主客二分”思維引導下的“天人分離”生態哲學，是一種以“自我”為中心、控制和征服自然為內核的人類主體性思維。這種思維將人與自然打造成兩個完全分離的對立陣營，而“天人分離”的縱深發展便是“人本主義”環境文化。正如“生態主義”在中國源遠流長一樣，“人本主義”在西方也歷史悠久。這種文化濫觴于公元前3世紀，當時，亞里士多德就提出“自然是人類的仆人”的命題。之后，基督教更是打著“救世主”的旗號，引申出“人是自然的主人”之教義，并借虔誠的基督徒之手使之廣泛傳播，給整個西方社會造成深遠影響。

　　直到17世紀末，西方人還篤信《創世紀》中所言，以為人是上帝的使者，享有至高無上之殊榮，人的任務就是改造自然。進入資本主義社會后，為滿足工業化大生產的現實發展需要，這種文化中立足于經濟理性主義和個人功利主義的工具價值一面被資產階級深挖放大，進而衍生出一種鼓勵競爭、追求效率、以征服獵物為目標的工業時代狩獵式環境文化。這種文化在促進西方乃至全世界經濟繁榮、科技飛躍、政治昌明、法治蓬勃中的積極作用值得肯定，甚至可以斷言，它是工業文明得以降臨的必備要件。然而它為了迎合物資爆炸時代人們對于金錢的貪婪渴求，過度解放了人性中無節制消費資源的原始欲望，從而導致人們對除人以外的生命價值的極度漠視，工業文明的大廈幾乎建立在對生態資源的屠戮之上。又由于該消極因素本就是普世價值觀中不可拔除的組成部分，在整個狩獵式環境文化毒瀧惡霧般向社會蔓延擴散的情況下，生態危機就成為必然惡果。

　　“從這個意義上說，這種西方工業文明是人類可怕的自我毀滅的蠻荒，其文化發展模式與文明的真正實質是分裂的或背道而馳的。”因為“隨之而來的卻是自然界對人的一次又一次的報復”。愈演愈烈的環境矛盾在當前的環境文化圖式下已不可調和，正日益轉化為阻礙發展的新瓶頸，不顧一切的繼續掠奪意味著敲響整個西方工業文明的喪鐘。在這種生態裂痕大背景下，原先被西方哲學奉為圭臬的“主客二分”逐漸走下神壇，源于中國的“天人合一”竟否極泰來，成為濟世良方的天然藥引。

　　隨著德國哲學家海德格爾提出人與世界、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天人合一”生態哲學，“主客二分”思想開始向“主客相融”的哲學轉化。西方人已經意識到人的作用不是為“自然立法”，不是充當自然的主人，而應傾聽自然的呼聲，順從自然規律，與自然和睦相處。正當西方人忙著向古老的東方智慧取經時，我們卻焚林而田，竭澤而漁，只顧陶醉于“主客分立”帶來的蠅頭微利，卻茫然不知自己正在重蹈他們“天人分立”的覆轍，這真是歷史的諷刺!君不見，蒙蒙一片霧遮天，滾滾八荒沙蔽顏。舉目無極云罩日，伸手不見指當前!君不見，日照南山升黑煙，疑似妖魔降人間。

　　可憐莽原變荒野，蒼靈焰中舞翩翩!君不見，鳥獸含冤入畫圖，魚蝦抱恨葬漿污�；ㄆ�不見蜂蝶舞，山慟難挽松柏枯!君不見，日出霞光耀藍藻，春來江口涌赤潮。渡頭柳衰燕語塞，江南酸雨多寂寥!君不見，“落星”痛失蒼穹鑒，玉環豈愿逐飛燕?浩渺煙波成舊夢，空余蘆荻曳闌干!君不見，江豚“愚笨”迷厄水，珠蚌“慧黠”喜鴆肥。若個污了“長江肺”?“金山”不語大橋巋!君不見，白暨哀棄云夢澤，夜鷺苦覓灌木窠。“迷魂陣”內傾巢歿，“長江之腎”又如何!君不見，土花漠碧云茫茫，滄浪化塵染天光。曾經淮海難為水，黃河之后有長江!君不見，魚蝦貪杯醉氮酒，昔日碧波浮白漚，沱江不必獨幽咽，龍涎染鎘勝一籌!君不見，硫煙秘織幽云繡，浮塵暗渡烏粒游，長空痛替人垂淚，扎入心底刺雙眸!不勝枚舉的事實證明，這絕不是危言聳聽:若我們繼續執迷于“人本主義”的畸形文化，必會招致滅頂之災!唯有回歸“天人合一”的和諧樂章，才可能躍出“越發展卻越不可持續”的怪圈。

　　但這并不表示著我們要完全回到落后的過去，根據習近平主席提出的“中國夢”偉大理想，中華文明是世界上唯一幾千年來不斷延續、傳承至今的文明，但要體現現代文明色彩，就必須超越數千年來創造的農耕文明形態。這就意味著我們要把體現自然美、生態美、環境美的“生態文明”與追求高度工業化和經濟持續增長的“工業文明”有機結合起來，走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生態工業文明”新路，而為這條新路導航的必將是一種新的中國特色“環境文化”。

　　于是，“環境文化”的新理念應運而生，環保人士們站在歷史向度外賦予其“玉宇澄清萬里埃”的自然價值關懷使命，它因此被總結為“致力于人與自然、人與人的和諧關系，致力于可持續發展的先進文化型態。”中國特色新環境文化是對我國現實環境危機的反思與應對;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繼承和發展，是對世界環保理念的吸收和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