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詞：國際法職稱論文發表,期刊投稿,國際法,自由及限制

　　一、通信自由的國際法解構

　　(一)通信自由的領域劃分從通信技術的角度來考察,通信可以分為以下兩類:一是“點對點”的信息傳輸。這種通信是“一對一”的信息交換,其信息共享空間具有封閉性和私密性,因此,被稱為“秘密通信”。例如,被《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7條納入“隱私權”保護范圍的“通信”,《維也納外交關系公約》第27條和《維也納領事關系公約》第35條規定的使、領館“自由通信(訊)”,《聯合國特權和豁免公約》第3條規定的享有特權的“通信”,就屬于“秘密通信”的范疇。二是“點到面”的信息傳輸。這種通信是“一對多”的信息傳播,其信息共享空間具有開放性和公開性,因此,被稱為“公開通信”或“傳播”。

　　例如,列入《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9條“表達自由”或“言論自由”保護范圍的“通信”,即“各種信息和思想”的“尋求、接受和傳遞”,以及國家利用人造地球衛星進行的國際直接電視廣播,就是“公開通信”的代表。通信的上述分類,與信息傳輸媒介的性質和類型沒有必然的聯系。利用廣播電視進行信息傳輸,固然屬于“點到面”的信息傳播,但利用電話、信函等傳統意義上的“點對點”傳輸媒介,也可以進行諸如“垃圾短信”“垃圾郵件”這樣的“點到面”的信息傳播。

　　正如1984年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在處理“J.R.T和西方守衛黨訴加拿大(J.R.T.andtheW.G.Partyv.Canada)”案①的過程中所表明的意見那樣,雖然T先生和西方守衛黨是通過電話系統傳播他們歧視猶太人的言論,但他們將需要宣傳的內容事先通過錄音的方式錄制成磁帶,然后將其連接到公用電話系統,從而使撥打相關電話號碼的任何人可以收聽到錄音信息的做法,已經“構成種族或宗教仇恨的宣傳,加拿大有義務根據《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20條第2款②予以禁止。”

　　可見,無論“信源”采用哪種傳輸媒介,只要它通過這種媒介發送的信息能被所有具備信息接受條件的“信宿”所接收,那么,它的這種信息發送行為,就是一種信息傳播行為,屬于公開通信的范疇。秘密通信與公開通信的區分,意味著國際法上的通信自由,可以劃分為處于私密領域的通信自由和處于公共領域的通信自由。二者在法律上的地位是:前者應當受到法律的嚴格保護,而后者則應當“受到嚴格的法律、社會和道德規范的限制”[2]287。

　　(二)通信自由的權利構成根據《國際電信聯盟組織法/附件》對通信的下位概念———“電信”所下的定義③,通信是指利用一定媒介進行的任何性質的信息的傳輸、發送或接收。因此,任何通信,無論它是公務通信還是私務通信,也無論它是秘密通信還是公開通信,都是由發送信息的信源、傳輸信息的信道(媒介)、接受信息的信宿三個要素組成的行為系統。這個行為系統包括兩個行為子系統:一是信源通過信道進行的信息發送;二是信宿通過信道進行的信息接受。與此相對應,通信行為的自由和權利可以分解為兩種子行為的自由和權利,即發送信息的自由和權利與獲取信息的自由和權利①。前者一般稱為表達權,后者一般稱為知情權。

　　可見,通信自由是由上述兩種權利組合而成的權利系統。在這個權利系統中,表達權和知情權既互為前提,又互為目的;既彼此獨立,又互相制約。對其中一種權利的行使不得構成對另外一種權利的損害。因此,盡管國際人權文書中很少出現“通信自由”的字眼,但它們對公民表達權和知情權提供的保護,實際上是對公民通信自由提供的保護②。不過,應當指出的是,雖然國際人權文書都涉及了通信自由所包含的表達權和知情權,但對于表達權和知情權的關系,除《非洲人權和民族憲章》第9條對它們作了科學的劃分和區別外③,其他國際人權文書的規定都存在著邏輯上的混亂。

　　例如:1.《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9條第2款規定:“人人都有表達自由的權利;此項權利包括尋求、接受和傳遞各種信息和思想的自由,……。”在這里,只有“傳遞各種信息和思想的自由”屬于表達權的范疇,而“尋求、接受各種信息和思想的自由”則屬于知情權的范疇,但規定卻將其包括在表達權中,從而使表達權多了一項不屬于它的權利。

　　2.《歐洲理事會保護人權和基本自由公約》第10條第1款規定:“人人都有自由表達的權利。此項權利包括持有主張的自由以及……接受和提供信息和思想的自由。”在這里,只有“提供信息和思想的自由”屬于表達權的范疇,但規定卻將知情權(“接受信息和思想的自由”)和“持有主張的自由”包括在表達權之中,從而使表達權多了兩項不屬于它的權利。

　　3.《美洲人權公約》第13條第1款規定:“人人都有思想和發表意見的自由。這種權利包括尋求、接受和傳遞各種信息和思想的自由。”在這里,“思想自由”“發表意見的自由”和“尋求、接受各種信息和思想的自由”本來是三項相互獨立的權利,而“發表意見的自由”和“傳遞各種信息和思想的自由”則是同一項權利(表達權)的兩種不同表述,但規定卻在將知情權包括在與之獨立的表達權之中的同時,又將其包括在與之獨立的“思想自由”之中,從而引起了更大的邏輯混亂。國際人權文書存在的上述邏輯混亂,可能有其歷史的、政治的、法律的各種原因,但從現實來看,這種混亂所帶來的消極后果已經不容忽視。

　　例如,垃圾信息的泛濫,實際上是對表達權的濫用和對知情權的侵犯。但是,根據上述國際人權文書的規定,這種侵犯是不成立的,因為,這里被侵犯的“知情權”不是一項獨立的權利,它被包括在“表達權”之中。不過,值得高興的是,國際社會已經意識到垃圾信息所帶來的危害,2012年12月,世界國際電信大會通過修訂后的《國際電信規則》,將這類垃圾信息稱為“未經請求的群發電子信息”,并規定:“各成員國應努力采取必要措施,防止未經請求的群發電子信息的傳播,盡可能減少其對國際電信業務的影響”。

　　二、國家和國際組織的通信自由及其限制

　　(一)國家的通信自由及其限制根據《聯合國國家及其財產管轄豁免公約》第2條的規定,國家是指:(1)國家及其政府的各種機關;(2)有權行使主權權力并以該身份行事的聯邦國家的組成單位或國家政治區分單位;(3)國家機構、部門或其他實體,它們必須有權行使并且實際在行使國家的主權權力;(4)以國家代表身份行事的國家代表。國家的通信行為,是指在信息的發送、傳輸和接受的三種行為中,至少有一種行為是由上述機關、單位、實體和代表為行使國家主權權力而完成的通信行為。國家的通信行為在國際法上所享有的自由和受到的限制,依其所處的領域不同而不同。

　　也就是說,在國際法上,國家的通信自由及其限制,應區分為秘密通信自由及其限制和公開通信自由及其限制。1.國家的秘密通信自由及其限制。國家的秘密通信自由是國家的一項“不受干涉”的主權權利。對這項權利的保護,適用國際法上的主權平等原則和不干涉內政原則。除非另有特別安排,任何非法扣押、審查、監視、竊聽國家秘密通信的行為,均構成對國家主權的侵犯和對國家內政的干涉,違反了尊重國家主權和不干涉內政的國際法義務,由此產生的法律后果是,受損害的國家有權依據習慣國際法和相關國內法采取必要而對稱的反對措施。國家的秘密通信可以分為外交領域的秘密通信和外交領域以外的秘密通信。對于外交領域以外的秘密通信,國際法上除了習慣的一般規范外,目前尚無條約國際法的規范。比較而言,國際法對外交領域秘密通信的規制,不僅歷史悠久,可以追溯至遠古時代,而且已經形成了比較完整的包括習慣規范和條約規范在內的國際法律制度。

　　根據這種制度,國家在外交領域享有以下秘密通信自由:

　　其一,駐外使館的通信自由。《維也納外交關系公約》第27條規定,接受國應允許和保護使館為一切公務目的的自由通信;使館有權采用包括外交信使和明密碼電信在內的一切適當的通信方法,與派遣國政府及無論處于何地的該國使、領館進行通信;外交信使享有人身不可侵犯權,不得以任何方式逮捕或拘禁;使館來往公文不得侵犯;外交郵袋不得開拆或扣留;第三國對于過境來往公文及其他公務通訊,包括明密碼電信在內,應給予同接受國一樣的自由和保護,對于過境的外交信使和外交郵袋,應比照接受國所負的義務,給予同樣的不得侵犯權和保護。但是,使館享有的上述通信自由“不在于給予個人以利益而在于確保代表國家之使館能有效執行職務”。因此,此等通信自由應受到一定限制。首先,使館通信應尊重接受國的法律規章,不得干涉接受國內政;其次,使館通信不得用于與《維也納外交關系公約》或其他一般國際法規則,或派遣國與接受國間有效特別協定所規定的使館職務不相符合的目的;再次,外交郵袋不得裝載外交文件或公務用品以外的非法物品。

　　其二,駐外領館的通信自由。《維也納領事關系公約》規定,接受國應準許并保護領館為一切公務目的自由通信;領館有權采用包括外交或領館信使,外交或領館郵袋及明密碼電信在內的一切適當方法,與派遣國政府及無論何處的該國使館及其他領館通信;領館的來往公文不得侵犯;領館郵袋不得開拆或扣留,但如果接受國主管當局有重大理由認為郵袋裝有公文文件及用品之外的物品時,可以請派遣國授權代表一人在場的情況下將郵袋開拆。如果派遣國當局拒絕此項請求,郵袋應予退回到原發送地點;領館信使享有人身不可侵犯權,不得以任何方式逮捕或拘禁;領事官員有權自由與派遣國國民通信,有權探訪受監禁、羈押或拘禁的派遣國國民,并與他交談和通信。

　　第三國對于過境來往公文及其他公務通信,包括明密碼電信在內,應比照接受國所負的義務,給予同樣的自由和保護,對于過境的領館信使及領館郵袋,應比照接受國所負的義務,給予同樣的不得侵犯權和保護。

　　但是,領館和領館官員享有的上述通信自由“不在于給予個人以利益而在于確保領館能代表本國有效執行職務”。因此,在不妨礙領館和領館官員通信自由的情形下,領館和領館官員的通信應尊重接受國的法律規章,不得利用通信干涉接受國內政,不得將通信用于與執行領事職務不相符合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