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瑜 趙曉
溫州電力局
內容提要：電力建設中政策處理一直是個難題，特別是溫州地區地少人多、寸土寸金，直接從村民手中征用農田更是難上加難，可以說是舉步維艱，當地政府的支持力度在不同情況下也各不相同，電力建設作為地區發展的一個重要支柱，為何會面臨如此狀況，本文試圖從博弈論視角下以建設一個220KV變電所為例，對參與其中的各方利益進行分析，以期發現確切的原因并尋找解決問題的方法。
關鍵詞：博弈，征地，電力建設
電力部門建設220KV變電所，從征地建設的基本面來看，是電力部門(在下面以A代替)和村委會（包括失地村民，在下面以B代替）的經過反復談判的單對單的一次性博弈。從談判雙方看，A具有后發優勢，而且是絕對理性的，其行為完全受制于法律法規。由于國家法定農村土地為集體所有，征用土地必須得到村民大會同意，因而B具有先發優勢。由于220KV變電所的220KV和110KV架空線路會占用大量土地和影響周邊土地利用，再加上村民對變電所電磁影響的擔憂，使得村集體及村民一般不愿將土地被A征用；同時村民作為個體，由于受失地的切身影響，存在很大非理性因素，因此B會在談判中會將籌碼提得很高，遠遠超過A所能承受的政府規定的合理價位，雙方關系可如下圖1所示：
由于雙方基本上是一個零和的一次性博弈，在上述談判中B要么獲得高溢價利益，要么使談判破裂以阻止事件發生，這都是A無法接受的。為了使談判以A可接受的價格完成，就必須在談判中引入第三方權威，由其迫使B來完成上述談判，而在中國的現實狀況上只有政府部門能做到這一點。對于村委會而言最直接的政府是鄉鎮（街道，在下面以D代替）和縣（區，在下面以C代替），D直接與B發生關系，C擁有較大的行政資源。由于所處行政地位不同和220kV變電所的作用范圍關系，二者對該變電所建設持有不同利益感受，對D而言，該變電所最好不要在自己所轄范圍內，這樣既能得該變電所帶來的收益而又沒有損失；而對C而言，該變電所必須在其范圍內而且對其發展至關重要，其所引起的麻煩是必須承擔的，只不過在哪個鄉鎮而言，但不同的鄉鎮建設難度會有不同。但受制于法律規定，政府部門也只能通過各種間接手段迫使B完成征地手續，于是整個博弈就變成一個如圖2所示多邊的重復博弈（只有AB間是一次性博弈）。
C對D有專配權，能決定D的行動，D對B有較大的影響力，能左右其許多其它利益，從而影響B在本事件的談判態度，這樣就將一個基于個體理性的單對單的一次性博弈轉變成一個基于集體理性多對多的重復博弈，從而使談判得以完成。從上述模型看由于在該事件A和C存在利益一致性，A能通過C經D能與B完成談判。但實際情況并不如此樂觀，因為還存在一個時間因素和社會成本。要求B接受其不愿接受的結果，CD必須給B以一定的其它補償，其高低會影響C D推動事件解決的意愿，同時由于村民個體的非理性，對其被迫接受的結果可能存在一定的非理性發泄（上訪或其他群體性事件），就會造成一定的社會成本，這是C D都盡力避免發生和不愿承受的。
針對各級政府的的建設意愿和社會壓力我們做如下表分析：
表1：
省人大 省政府 市 區（縣） 鄉（鎮）
電力建設
意向 無 大 大 本屆出成績，電力緊缺（大）
超一屆出成績電力富裕（�。� 主動意向小，被動
村民反彈社會壓力 無 小 中 較大 大
同時由于C D都存在換屆時間性，我們把C΄（D΄）稱為當屆政府，由于電力建設的時間性，可能會造成當屆政府享受不到結果帶來的利益，反要承擔該事件的社會成本，在這種情況下該模模型就會變動，C΄會發生利益漂移（如圖3），由同A共同利益點轉到利益另一面，由積極推動變成消極被動。

由于政府部門輪崗等力度的加大，主要領導人變更速度加快，政府部門領導對政績需求的短期行為加大，時間因素更加體現。同樣由于B也存在換屆時間性，在一屆村委會中無法完成談判或實施，下一屆村委（一旦非連續性）很可能全盤推倒或否定。
在整個建設過程博弈中BCD雖身在局中，但并沒有付出什么直接成本，談判無法完成對二者不存在必須承擔直接損失和責任。同時由于A自身系統中計劃的嚴肅性、前期成本的投入和社會責任的自我壓力，在時間因素上對A更加不利。
針對圖3的不利狀況，我們需通過各種手段將狀況變成圖4相對有利的情況。但在現狀下我們發現一個悖論，即我們供電服務做的越好，我們在這場博弈中籌碼和手段越少；而電力緊缺、到處停電反而政策處理越好做，政府也越支持。根據上述分析，我們探討可以采取的對策：
    一、在現有多邊博弈機制下，我們可以采取增加損益點，提高談判籌碼：
1、對村委（村民），從規劃部門方面入手，爭取在政府批準的控制性詳規中明確其地塊的使用性質（明確為電力設施用地，包括電力走廊的安排），排除其在土地征用上的其他選擇。
2、對縣鄉政府現加強溝通匯報，通過缺電預警機制控制非居民生活用電的增長，但現有預警機制產生壓力還不大，建議提高預警的前瞻性，明確限定110KV供區（具體至鄉鎮），在供區內負荷已達到供電能力的70%、電力設施建設又得不到保障的情況下提前預警，為保證居民隨后幾年正常生活用電的增長的需求，限制其工業及三產新報裝用戶接入，從而引起政府、企業和社會各方面的關注、特別是社會輿論的關注，進而提升政府的建設意愿。
3、通過對縣鄉政府的上一級政府工作使電力建設成為年度行政目標的一部份，如成為重點基礎工程，做為年度政績考核指標之一，并盡量提高權重。
4、調整任務時間，爭取在2年內完工投運，對于5年一期政府部門，第一年預熱、第二年啟動、第三年投入產生政績和效益，這樣對本屆政府是一個政績點，從而提高其建設意愿。但項目整個前期啟動、審批時間過長，在推進標準化設計縮短設計時間后，如何簡化立項報批程序以節約這塊時間是關鍵。
5、改變談判對象：基建政策屬地負責制有利地推動了基建工作，但也產生一個問題，即談判對象不對等，縣電力局對縣政府處于弱勢且缺少籌碼。減少縣局的選擇，縮小其談判的權限，讓縣局成為執行者而非談判者。
6、建立退出體制：減少前期成本，加大談判破裂的可選擇性及對方承擔后果的危害性，不再給自己設定完成期限，對實在無法實施的建設項目實行凍結或退出，同時充分利用新聞媒體進行宣傳和解釋，引發社會輿論的充分關注，將電力建設受阻而導致的經濟發展和居民生活受影響引發的社會壓力導向阻撓建設的相關村民（村委）和部門。
二、改變談判模式：
由于項目整個建設過程中前期的政策處理占用了整個大量的時間和人力，而在整個處理過程中電力部門人員很難有主導性的作用，既無法對村民有實質性的影響，也牽制政府的自主發揮。既然如此，那么就想法設法把這一塊工作轉包給政府，通過與政府部門的談判來確定一個價格（包括征地費用、政策處理費用及整個費用期的財務貸款成本，如框定整個建設周期為4年包干，如果提前也按4年計算，節余部分作為地方政府的獎勵以提高積極性），由政府貸款先期投入，在項目投運后才一次性付給地方。這樣既增加政府部門處理時的靈活性，又能把前期成本轉嫁到地方政府以增加其壓力，同時把大量的人力物力從政策處理中解放出來。根據表1，對于這個方案，縣級政府部門顯然不會接受這個責任，但省級政府對社會壓力可能沒有這么敏感，可以嘗試以省公司與省級部門談判后以省政府部門文件形式下達，這樣就可以把前期成本和社會責任壓力轉嫁到地方政府。對于無法政策處理的變電所和線路建設的地區，可以在保證居民生活用電的情況下，通過政府發文提前預警限制其工業及三產，以增加社會壓力。
由于人大并沒有上訪等社會壓力，通過對省級人大（才有立法權）及其代表作工作，以省級人大立法形式將上面的建設方式確定下來，可能更可行。通過省人大立法將責任落實到市級政府，并由人大來督促執行，這就有效轉移了社會責任，同時立法不同于政府文件可隨時取消，效果可能會更好。
  參考文獻：王勇，清華大學經濟學研究所，博弈論與企業策略，博弈論與企業競爭策略（實踐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