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傳播史，從含義上講，可以分為兩個層面：一個層面指人們在新聞傳播領域所從事的一切活動，另一個層面指人們對這些活動的回憶和思考。下面小編推薦一篇優秀的新聞傳播論文。

　　【摘要】新聞傳播史呈現給人們的總體印象是一個完整、混沌的系統結構。要將新聞傳播史的研究推向深入，必須對這一混沌的整體進行解析。合理的解析是將其細分為三個層次或子系統：新聞傳播事業、新聞傳播制度、新聞傳播觀念。它們彼此依賴，相輔相成。其中，新聞傳播事業始終是最活躍、最積極的因素;新聞傳播制度則相對地比較滯后，具有一定的持久性、適應性和穩定性;新聞傳播觀念雖然是主體對于新聞傳播實踐的能動的反映，但是科學的觀念能轉化成物質的力量，成為新聞傳播事業、新聞傳播制度設計的指南。要解構披著歷史外衣的政治與社會神話，必須建構起新聞傳播事業、新聞傳播制度和新聞傳播觀念彼此交融的統一的三維歷史空間。

　　【關鍵詞】新聞傳播史體系;三維空間;新聞傳播事業;新聞傳播制度;新聞傳播觀念

　　五年前，我曾在《世界新聞通史體系芻議》中提出[1]，世界新聞史體系應該涉及到新聞事業、新聞制度和新聞觀念三個層次。以往的新聞歷史研究，主要停留在新聞事業的層面，以探索各種新聞傳播媒介，如報紙、廣播、電視、通訊社演進的歷史為主旨。至于新聞傳播置身于其中的社會政治制度，及新聞傳播本身的制度框架和結構模式，則在很大的程度上被忽略了。而正是這一點，決定了傳播媒介的社會功能和活動空間。此外，任何一個國家、地區的新聞傳播，都是在一定的傳播理論、專業意識的指導下進行的。理念決定行為。要全面地揭示并且正確地闡釋新聞傳播演進的歷史，就應該把新聞事業、新聞制度和新聞觀念有機地綜合起來，建構包容事業、制度、意識的整體的三維空間，變單維的新聞史為多維的新聞史，變平面的新聞史為立體的新聞史。

　　一、整體的新聞傳播史體系

　　所謂歷史，在廣義上講是一切事物以往的運動發展過程。按照事物的不同性質，可以將其劃分為自然發展史和人類社會發展史。我們通常意義上使用的歷史概念，主要是指的人類社會發生、發展的歷史，即與自然界相互依賴、相互制約的人類社會以往的運動發展過程。人類社會及其縱向的發展史是一個完整的系統結構,即由一系列復雜因素組成的協調一致的有機整體。歷史學者費爾南·布羅代爾在《歷史學和社會科學——長時段》一文中對這種系統結構，做了精彩的解讀：“所謂結構，社會觀察家們認為是現實與社會大眾之間存在的一種組織、一種緊密聯系及一系列相當固定的關系。而我們的史學家則認為，一個結構也許是一種組合，一個建筑體，但更是一種現實，時間對這種現實的磨損很小，對它的推動也非常緩慢。某些長期生存的結構成為世代相傳的穩定因素：這些結構在歷史中到處可見，它們阻礙著歷史因而也支配著歷史的進程。”[2]這種系統結構的整體性特征，決定了系統中只要有一個因素或子系統發生了變化，或遲或早必將導致整個系統結構的變化。

　　人類社會及其歷史的系統結構看似混沌，實則是一個有序的整體。我們可以把人類社會歷史看成大洋上漂浮的一座冰山。展現在我們面前、能夠為我們所直接感知的只是冰山的山頂部分，其水線下的主體部分還有多層結構——至少還有山腰、山麓部分，遠比我們能夠看見的山頂要大得多，如果不潛入水下，實難窺見其真實面目。所以，僅僅只是看到了山尖部分，決不等于了解全部。客觀歷史如此，作為社會歷史反映的歷史著作自然也不例外。波蘭歷史學家托波爾斯基曾就歷史敘事做過深刻的分析。他認為歷史敘事與歷史實在相適應，也呈現出三層結構。“以陳述序列明確表述的清晰表面層(事實層A);表述不明確，但間接地(經常是省略三段論式地)包含在表述清晰的層次內的表面層(事實層B);通常以暗含的方式含在1與2中的更深層次(理論層)”。所謂清晰表面層，是那種讀者與之有直接聯系，并且其中通常運用真實性的古典標準資料。但它只是一個有著非常深廣基礎的結構的最高的和可以看見的部分，猶如冰山的山尖。一個敘事的潛在因素采取了層次2和層次3的形式。一般而言，層次2通常是層次1的簡單擴充，它并沒有改變后者的結構、得出結論的趨向以及解釋的途徑。層次1因而是層次2的一種獨特的簡化方式，換句話說，層次2就像層次1的某種不太清晰的注釋序列。只有當我們考慮了層次3，新的分析視角才展現出來。“層次3是一個理論層次。當然，并不是每一個歷史學家都明確地提出一種確定的普遍理論，但每一個歷史學家，即使他聲稱要簡潔地表述而不承擔評價的責任，他都涉及一種確定的有關人與世界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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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聞傳播史是人類社會整體歷史的一部分，它也是一個由一系列復雜因素或層次組成的有序的系統結構。所以，新聞傳播史研究不能滿足于“考證確定零零粹粹的事實為畢乃能事;必須進一步，不把人事看作片片段段的東西;要把人事看作一個整個的互為因果，互有連鎖的東西去考察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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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用托波爾斯基的話來說，新聞傳播史也呈現出三個密切相關的層次，即新聞傳播事業、新聞傳播制度、新聞傳播觀念，三者彼此依賴，相輔相成，共同建構了完整的新聞傳播史體系。其中新聞傳播事業屬于漂浮于水面的冰山的山尖，而新聞傳播制度則是水線下的主體部分，新聞傳播觀念則是一個理論層次，是對于前面兩個事實層的深度注解。但是，傳統的新聞傳播史研究，從總體上講陷入了神秘的整體性經驗，僅僅關注了新聞傳播史本身的整體性，看到了各種要素的相互糾纏，但是沒有嘗試著對整體進行解析，而且試圖將整體的歷史歸結為新聞傳播事業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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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種研究看起來很完整，但是，對于業內人士或其他明白人，一眼就可以看出，它漏掉了許多重要的東西。而這被漏掉的東西，對于完整地解釋新聞傳播的歷史具有重要的意義。在這個意義上，要將新聞傳播的歷史研究推向深入，或者將其提升到更高的境界，就必須對這種混沌的整體進行深入的剖析。正如英國著名歷史學者阿諾德?湯因比所說的：“如果不在思想上對宇宙加以條分縷析，我們就無法表達，無法思考和行動。如果我們重新陷入這種整體性的神秘經驗，我們就無法繼續思考和行動。因此，我們必須分解和歪曲地呈現現實，這樣才能在我們所發現的真理的指引下行動與生活。”很顯然，這種解析并不是終極目的，最終的目的還是為了在更高的意義上再現整體。所以湯因比說，“思想只要一啟動，就會把現實打粹，但馬上又會把現實加以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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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聞傳播史的研究，同樣也面臨著這一重要的課題，需要使用解析的辦法，分解展現在我們面前的混沌的整體，那怕這樣做會破壞我們憑直覺感受到的神圣的統一，不然的話，我們的研究將難以突破現實的瓶頸，而進入科學的境界。

　　二、新聞傳播史體系的三維空間

　　面對以混沌形式呈現的整體的新聞傳播史，如果我們不想使自己的研究流于形式、膚淺，就必須將它分解成若干孤立的片段，這樣才有可能深刻地理解歷史。但是這種分解或者分類無疑會在一定的程度上扭曲地呈現歷史的狀貌，或者割裂各個片段之間本來就存在的不能分解的聯系，這是歷史學向深度進軍的不可避免的后果。筆者以為，對新聞傳播史整體的簡單易行的分解是三分法：即將新聞傳播史分解為新聞傳播事業、新聞傳播制度、新聞傳播觀念三個層次(子系統或組成部分)，它們彼此依賴，相輔相成。循此而觀察新聞傳播史，給予我們的將是全然不同于分解之前的感覺。

　　首先展現在我們面前的在陽光下熠熠生輝的冰山一角，就是新聞傳播事業。我們置身于信息社會，被媒介化環境所包圍，媒介信息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角落，任何人都擺脫不了新聞媒介的糾纏。正如亞里斯多德所說的，能夠離開城邦的人，非神即獸。即便是枯坐守定的高僧，也難御信息于“廟門”之外。不管我們是否樂意，媒介及其傳播的信息總會融入我們的生活，對我們的意識和行為產生這樣那樣的影響。在這個意義上，新聞傳播活動、新聞傳播事業是我們生產、生活中無法回避的認識對象。由于我們的認識規律是由淺入深，由表及里，從近到遠，我們對人類新聞傳播史的研究，自然也會從簡單的易于把握的新聞傳播事業著手。新聞傳播事業的歷史演進成為新聞史學者最早的也是基本的研究領域，是有其客觀的歷史必然性的。

　　新聞傳播事業本身又是一個完整的子系統。其組成要素包括新聞傳播媒介、新聞傳播技術、新聞事件等。新聞傳播媒介有傳統的報紙、期刊、廣播電視、通訊社以及新興的網絡、手機媒體等，這些媒體產生、發展、沿革的歷史，是新聞傳播事業史的主體。與此相關的還有，媒介傳播業務的變遷，如編輯業務、采訪報道業務、發行廣告業務、經營管理業務的變化，這些內容共同匯集成了新聞傳播媒介的歷史。新聞傳播技術是新聞傳播事業發展中最吸引人的要素。技術的進步不僅決定信息傳播的廣度、深度，而且在很大的程度上制約著信息傳播的速度、清晰度，甚至深刻地影響到人們的生活方式。從口頭傳播時代到手抄傳播時代，進而到印刷傳播時代、電子傳播時代，乃至今天的網絡傳播時代，傳播技術本身就是劃分歷史發展階段的關鍵節點。在新聞傳播歷史的長河中，由新聞傳播媒介及其從業者主演的新聞事件，始終是引發后人思古幽情的主要興奮點。英國報人爭取出版自由的斗爭，特別是爭取自由報道國會新聞的斗爭，美國獨立戰爭前殖民地時期的“曾格案件”，歐洲大革命時期革命派報紙與保皇派報刊的激烈論戰，幾乎是所有新聞史專家大書特書的內容。所有這些，是新聞傳播史的實體部分，抽去這些內容，新聞傳播史就無法站立起來。

　　但是，新聞傳播事業在整個新聞傳播史體系中，畢竟只是冰山一角。其高度、廣度及其內涵，主要是由水線下的基礎部分決定的。一個國家或地區新聞傳播事業的發展水平，報紙、廣播電視的普及率，新聞媒體在社會政治生活、經濟與社會發展過程中扮演的角色，新聞媒體政治參與程度的高低，新聞媒介社會功能的發揮，新聞從業人員的活動空間的大小等，在很大的程度上，與所在國家的制度安排是直接相關的。不同國家新聞傳播媒介的法律地位、新聞媒介與權力系統的相互關系、新聞媒介的所有制差異及各種政治文化禁忌等，都會在相當的程度上決定其新聞傳播事業及新聞傳播活動的狀貌。所以，要解讀一個國家或地區新聞傳播事業的發展歷史，揭示其內在的客觀規律，必須透過表層現象，進入到水線下面，深入到制度的層面。從政治、法律、經濟、文化等不同的視角，解讀各種制度因素對新聞傳播事業發展的決定性作用。

　　考察新聞傳播制度的歷史演變，可以從特定社會政治體系的憲政安排、經濟上的所有制結構、法律上的保護宣示和禁區設置、道德上的規范準則和自律機制等方面進行深入的探討。但是，研究制度特別是政治制度史的人都知道，在不同時期、不同的政治實體中，同樣的制度形式下可能會包含著絕然不同的實質內容。梁啟超曾感概地說：“政治組織上的形式，其實無論如何，和實際運用都不能相同。比如中華民國約法，現在似乎仍舊有效。但具文的約法和實際的政治，表面和骨子，相差不知幾千萬里。若從《政府公報》看，中央政府似乎很強有力，吳佩孚、張作霖亦得稟命中央。如打破了南口，許多威字將軍都是由吳、張上呈文，由內閣發表。事實上，骨子里何嘗如此?一切大權都不在內閣，吳、張上呈文亦等于一紙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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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映在新聞傳播方面也是如此。在當今世界近兩百個國家中，幾乎所有的國家都在憲法中承諾保障公民的言論出版自由，但實質上能夠做到的僅是其中極少的一部分;幾乎所有國家的新聞媒體都有監督政府的職能，但是其發揮的程度有天壤之別。另方面，不同時期、不同歷史階段的制度安排，盡管有本質與形式上的差異，但是絕對不能否認其歷史的繼承性。正如孔子所說的，“殷因于周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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