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加快形成國內經濟大循環，需要著力打通生產、流通、消費等各個環節‍‌‍‍‌‍‌‍‍‍‌‍‍‌‍‍‍‌‍‍‌‍‍‍‌‍‍‍‍‌‍‌‍‌‍‌‍‍‌‍‍‍‍‍‍‍‍‍‌‍‍‌‍‍‌‍‌‍‌‍。 民營企業所具有的創新動力足、發展機制活、創造就業多等三大特點和優勢，恰恰有助于推動供給側高質量發展、現代流通體系建設、內需提振，從而助推國內大循環構建‍‌‍‍‌‍‌‍‍‍‌‍‍‌‍‍‍‌‍‍‌‍‍‍‌‍‍‍‍‌‍‌‍‌‍‌‍‍‌‍‍‍‍‍‍‍‍‍‌‍‍‌‍‍‌‍‌‍‌‍。 但此過程中尚面臨一些制度障礙和困難：創新活動中面臨產權不明、人才不夠等制約，出口產品轉內銷面臨生產線調整、銷售渠道拓寬、市場知名度擴大等困難，“融資難融資貴”難題依然比較突出‍‌‍‍‌‍‌‍‍‍‌‍‍‌‍‍‍‌‍‍‌‍‍‍‌‍‍‍‍‌‍‌‍‌‍‌‍‍‌‍‍‍‍‍‍‍‍‍‌‍‍‌‍‍‌‍‌‍‌‍。 民營企業助推國內大循環構建的策略與路徑包括：優化有利于民營企業創新的制度環境，助推供給側高質量發展; 營造支持出口產品轉內銷的良好環境，助推現代流通體系建設; 利用數字技術破解民營企業“融資難融資貴”難題，助推內需提振。

　　關鍵詞：國內大循環; 民營企業; 生產; 流通; 消費

　　加快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是習近平同志自2020年5月以來一再強調的全新命題。 2020年9月1日，習近平主持召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十五次會議時再次強調：“加快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是根據我國發展階段、環境、條件變化作出的戰略決策，是事關全局的系統性深層次變革。 ”新發展格局，是重塑我國國際合作和競爭新優勢的戰略抉擇，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 如何構建新發展格局，尤其是如何加快形成國內大循環，正日益成為學者們探討的學術熱點。 目前，學術界普遍認為，加快形成國內大循環，需要著力打通生產、流通、消費等各個環節。 [1]而對如何打通這些環節，學術探討尚剛剛起步。

　　另一方面，改革開放40多年來，民營經濟已經成長為我國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對推動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作出了突出貢獻。 [2]民營企業作為民營經濟的重要組織形式，自然是助推國內大循環構建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本文擬從打通生產、流通和消費這三個重要環節分析民營企業助推國內大循環構建所具有的三大優勢、面臨的障礙和困難及其相應的優化策略和路徑。

　　一 民營企業助推國內大循環構建的三大優勢

　　改革開放40多年來，尤其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民營經濟的發展實現了從無到有、從大到強的發展。 一方面，民營企業的數量持續增多。 全國私營企業數量，從1996年的44.3萬個增加至2018年的1561.4萬個，增長了35.3倍; 私營企業占全部企業法人單位的比重，亦從1996年的16.9%提高至2018年的84.1%。 [3]另一方面，民營企業的規模也不斷擴大。 我國入選《財富》世界500強企業的民營企業，從2012年僅有6家，增加至2020年的32家。 隨著企業數量的增多和規模的不斷擴大，民營企業在我國的經濟發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習近平在民營企業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民營經濟“貢獻了50%以上的稅收，60%以上的國內生產總值，70%以上的技術創新成果，80%以上的城鎮勞動就業，90%以上的企業數量”。 [4]不僅如此，民營企業所具有的創新動力足、發展機制活、創造就業多等特點和優勢，使其有助于推動供給側高質量發展、現代流通體系建設、內需提振，對打通國內大循環的生產、流通和消費三大環節均有著促進作用。

　　(一)創新動力足，有助于推動供給側高質量發展

　　2016年1月，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上，習近平指出：“我國不是需求不足，或沒有需求，而是需求變了，供給的產品卻沒有變，質量、服務跟不上。 ”[5]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 ”當前，制約我國經濟國內大循環暢通的一個重要因素，是產品供給質量不高、無效產能過剩造成的供需結構性失衡。 因此，推動暢通國內大循環，必須通過創新驅動推動供給側高質量發展。 而民營企業是創新性產品的主要供給者，我國70%以上的技術創新成果來自民營企業。 民營企業所具有的創新能力強和創新動力足等優勢和特點，是打通國內大循環中生產環節的重要著力點。

　　基于企業效率最大化要求剩余索取權與剩余控制權相對應這一企業理論，當創新的剩余索取權與其剩余控制權相匹配時，企業的創新動力更大、效率最高。 [6]相較于國有企業，民營企業面臨的競爭更加激烈，其所有者與經營者更有動力通過創新獲得超額利潤，增加經濟收入，故其創新動力更大。 同時，民營企業還具有產權更加清晰、制度更加靈活的特點，這使企業所有者可以通過股權激勵等多種方式把企業的部分所有權讓渡給經營者，激勵經營者的創新積極性，提高創新效率。 [7]

　　例如，華為作為代表性民營企業便十分重視技術創新，近十年投入的研發費用累積超過6000億元，其中，2019年研發費用達1317億元，占全年銷售收入的15.3%。 多年的積累使華為在5G等領域已經領先世界，并在國際權威品牌價值咨詢公司BrandFinance所發布的《2019全球最具價值品牌500強排行榜》中，以622.78億美元的品牌價值位列第12位，遙遙領先于品牌價值為233億美元的思科等企業。

　　(二)發展機制活，有助于現代流通體系建設

　　流通體系在國民經濟中發揮著基礎性作用，構建新發展格局，尤其是暢通國內經濟大循環，必須把建設現代流通體系作為一項重要戰略任務來抓。 2020年9月，在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八次會議上，習近平指出：“高效流通體系能夠在更大范圍把生產和消費聯系起來，擴大交易范圍，推動分工深化，提高生產效率，促進財富創造。 國內循環和國際循環都離不開高效的現代流通體系。 ”[8]

　　的確，經濟發展帶來的社會化大分工，使得流通成為連接生產環節和消費環節、粘合經濟活動的重要環節。 建設現代流通體系有助于實現商品和要素的有效配置，促進市場效率的提升，因此，對暢通國內經濟大循環尤為重要。 而民營企業恰恰具有發展機制靈活、市場應變力強等優勢和特點，有助于推動建設現代流通體系，是打通國內大循環中流通環節的重要著力點。

　　構建現代化流通體系，實現全方位、多層次的服務經濟循環，需要統籌零售批發、電子商務、物流及供應鏈管理等多個行業，城市和農村、國內和國際間不同區域的協調發展。 民營企業廣泛分布于各個行業和不同區域之間，不僅在很多方面有著良好的前期積累和發展勢頭，而且便于整合生產、流通和銷售環節的相對優勢，對建設國內統一大市場、完善現代流通體系有著重要意義。 憑借在流通領域的優勢，阿里巴巴、順豐和大田等扎根于該領域的民營得到了飛速發展，這打通了經濟的不同環節，提高了經濟效率，加快了國內大循環的暢通。 此外，建設現代流通體系要求流通行業創新發展，以數字化和智能化為依托，用現代化的科技成果提高流通效率和流通速度。 民營企業具有創新意愿強和經營轉向靈活的特點，會更加積極迅速地采用新技術來降低成本、提高利潤率，從而實現流通服務向高質量升級。

　　(三)創造就業多，有助于內需提振

　　消費、投資和出口是拉動經濟的三駕馬車，當我國的出口在現階段受到嚴重沖擊時，通過擴大內需提振消費對推動國內循環、實現經濟增長的重要性進一步凸顯。 民營企業的發展能夠從增加投資和創造就業兩個方面全面擴大內需，促進消費，推動國內經濟大循環的暢通。

　　民營企業的蓬勃發展必然會吸引更多的民間投資，在投資得當的前提下，高質量供給將創造有效需求、拉動最終消費; 有效需求亦能促進生產，實現消費“反哺”投資。 這種良性循環使民營企業的發展作為提高投資與消費的結合點、擴大內需的著力點，對推動國內大循環的實現和發展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 就投資規模而言，民營企業的投資，在2010年首次超過國有控股企業，在2019年已達30.66萬億元，在制造業企業投資中占比超85%，民營企業已成為投資的最大推動力。

　　更為重要的是，民營企業創造了大量就業崗位，增加了居民收入，從而拉動居民總體消費。 由于我國的民營企業主要集中于服務業等勞動密集型行業，故民營企業解決的就業遠高于國有企業‍‌‍‍‌‍‌‍‍‍‌‍‍‌‍‍‍‌‍‍‌‍‍‍‌‍‍‍‍‌‍‌‍‌‍‌‍‍‌‍‍‍‍‍‍‍‍‍‌‍‍‌‍‍‌‍‌‍‌‍。 在就業規模方面，2019年，城鎮個體和私營企業就業總數占所有城鎮就業人口的60%，個體和私營企業新增就業占總體新增就業的比重超過90%。 在工資水平方面，私營企業員工的平均工資在近十年穩步提升，其增長率基本保持在8%以上，其平均工資在2019年達到5.36萬元。 民營企業帶來的就業規模和居民收入的持續增加擴大了消費需求，為構建完整的內需體系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亦為國內大循環的運轉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動力。

　　二 民營企業助推國內大循環構建面臨的主要障礙與困難

　　經過數十年的實踐，民營經濟在我國經濟中起到的重要作用得到了廣泛的認識，其經濟地位得到鞏固，發展環境不斷改善，質量不斷提升。 在新形勢下，民營經濟的發展呈現出了新特點。 憑借創新動能足、社會性負擔輕等特征，民營企業逐步從低端制造業轉向知識密集型行業，其生產從產業鏈的低附加值環節向高附加值環節移動。 同時，隨著自身生產效率的提高，我國民營企業的國際化程度不斷加深，進一步參與國際生產分工，實現了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和利潤率的提升。 在此過程中，民營經濟的發展促進了產業結構的升級，增加了有效投資，創造了大量就業，進而為我國經濟大循環提供了動能。

　　為支持民營企業的發展，我國相繼出臺了《關于營造企業家健康成長環境弘揚優秀企業家精神更好發揮企業家作用的意見》《關于營造更好發展環境支持民營企業改革發展的意見》等系列文件，明確提出了支持民營企業改革發展的一系列措施。 這些《意見》對于民營企業發展具有穩預期、強信心、增活力的作用。 但也要看到，在國內經濟大循環的各個環節，不少長期存在民營經濟發展中的障礙與困難仍未能得到有效解決，甚至隨著企業規模擴大和國際化程度加深其存在風險進一步暴露。 清晰認識民營企業在發展中遇到的障礙與困難，是充分發揮民營企業比較優勢、助推國內大循環構建的前提條件。

　　(一)創新活動中面臨產權不明、人才不夠等因素制約

　　創新效率直接影響了企業的生產過程，是民營企業參與和助推國內大循環的重要途徑。 根據熊彼特的創新理論，創新有采用新產品、采用新生產方法、開辟新市場、使用新原料、實現新組織多種方式，但無論要實現哪種創新，創新動力和創新人才都是重要要素。 [9]雖然民營企業具有創新動力足、創新活力強的優勢和特點，但它們的創新活動仍在原始創新、技術轉化創新和將創新成果大規模生產等階段因產權不明、人才不夠等原因面臨阻礙。

　　雖然我國為保護知識產權相繼出臺了《著作權法》《商標法》《專利法》等法律，制定了配套的《著作權法實施條例》《商標法實施條例》《專利法實施細則》，但現有法律法規仍然無法對創新成果的產權提供全方位的保護。 一方面，新技術層出不窮，新領域日新月異，新業態不斷涌現，創新成果的數量、規模和種類在急劇增加，如何完善產權制度，保障創新者權益成為當前的一大難題。 [10]另一方面，知識產權具有容易被侵犯的特點，囿于民營企業缺乏查詢渠道、受制于信息不對稱等原因，侵權行為往往難以被民營企業及時發現。 因此，現有法規難以規制各類創新成果的所有權、使用權和收益權，這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部分企業的創新積極性。

　　人才是決定創新能力的關鍵，民營企業雖創新動力較強，卻面臨創新人才不足的困境，這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一是中小型民營企業的知名度較小，即使人才市場上有合適的人才，但由于供給雙方的信息不對稱，這類企業難以招攬到合適的人才。 二是創新風險較大，在取得創新成果前，中小型民營企業為短期的利益最大化難以為創新人才提供可觀的薪資報酬，故人才會從中小型民營企業流失，這將進一步惡化中小型企業人才不足的狀況。 三是北上廣深等大城市的戶口供給有限，民營企業的落戶名額更是寥寥無幾。 對于應屆畢業生而言，獲得戶口是其立足大城市的重要保障，故大部分人才往往會為獲得戶口而入職國有企業，甚至從事與所學知識相關性較小的職業。 戶籍政策所導致的人力資源的錯配現象不利于民營企業創新活動的開展，進而會影響國內大循環的實現。

　　(二)出口產品轉內銷面臨生產線調整、銷售渠道拓寬、市場知名度擴大等困難

　　新冠肺炎疫情給世界經濟和全球貿易造成了史上罕見的嚴重沖擊。 世界銀行預測2020年全球經濟將大幅下降5.2%，全球93%的經濟體將陷入衰退，2021年的不確定性仍然很大。 [11]當前和未來一段時期，世界經濟和全球貿易發展不確定不穩定因素顯著增多，貿易保護主義明顯抬頭。 [12]在當前國際形勢下，民營企業，尤其是外貿型的民營企業，在產品的流通環節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 面對空前挑戰，促進外貿穩定發展需要另辟新徑。 出口產品轉內銷，是外貿企業尤其是民營外貿企業在應對疫情沖擊中進行“自救”、化危為機的現實選擇之一。 然而，出口產品轉內銷也一樣面臨一系列制度性成本的制約。

　　中國外貿的獨特優勢集中于加工貿易，其中很多企業的生產具有“原料來自國外、產品銷往國外”的“兩頭向外”的特征，故其在轉變銷售對象時會遇到相應阻礙。 具體而言，由于生產線、銷售模式、制度體系等存在路徑依賴，企業的轉型通常是漸進性的，而非一蹴而就的。 就當前而言，民營外貿企業在將部分外貿產能轉向國內市場的過程中，面臨調整生產線、拓寬銷售渠道、擴大市場知名度等困難與挑戰。 一是調整生產線難。 由于國內外技術標準不一致，即使是同類產品，其在國內外的生產使用標準往往存在差異，轉內銷的外貿產品需要根據國內標準進行調整改造，否則難以獲得在國內銷售的資格和渠道。

　　同時，一些外貿產品的生產原料、生產技術均來源于國內，要在國內生產還需獲得相關技術、尋求相關原料。 二是拓展內銷渠道難。 外貿出口多為面向國外客戶的訂單式銷售，缺乏在國內建立銷售網絡的經驗，故外貿企業轉向內銷后不免遇到缺少市場銷售渠道、不熟悉國內銷售流程等困難。 三是擴大市場知名度難。 外貿企業的主要客戶均在國外，在國內往往缺少知名度，這將使其在爭取國內訂單、開拓國內市場時面臨挑戰。 由于外貿出口需滿足國外客戶的需求，而國內銷售需滿足國內客戶的需求，因此外貿型民營企業轉型的首要任務是適應需求的變動，這將直接影響到其產品銷售、品牌建設的狀況。

　　(三)“融資難、融資貴”難題依然比較突出

　　民營企業提振內需往往要靠增加投資、創造就業等途徑實現，這有賴于民營企業規模的擴大。 若要擴大經營規模，民營企業通常需要向金融機構進行融資，然而其融資活動卻常常受到阻礙。 民營企業融資難、融資貴，既是我國金融市場的普遍現象，[13]也一直是我國民營企業發展經營面臨的重點問題。 [14]民營經濟與國有經濟相比具有差異化的約束條件，在民營企業加大創新投入和擴大經營規模過程中，較為嚴苛的資源約束限制了民營企業的發展，阻礙其增加投資和創造就業，影響內需的擴大，從而抑制了國內經濟的循環。

　　相比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對商業貸款等融資手段的需求更強，但金融機構向其提供的金融服務規模更小，因此面臨融資難和融資貴的困境。 一方面，國有企業往往擁有更大的體量和更多的政策傾斜，所以具有更高的抗風險能力，債務違約的可能性較低。 另一方面，由于部分民營企業規模較小，銀行獲取其企業信息的難度較大，成本較高，故銀行為避免逆向選擇問題和交易發生后的道德風險問題，對中小民營企業的貸款申請更為謹慎‍‌‍‍‌‍‌‍‍‍‌‍‍‌‍‍‍‌‍‍‌‍‍‍‌‍‍‍‍‌‍‌‍‌‍‌‍‍‌‍‍‍‍‍‍‍‍‍‌‍‍‌‍‍‌‍‌‍‌‍。 [15]或者增加對其申請的審查致使貸款交易成本遠大于國有大企業的交易成本。 國家財政、國有企業和國有控股銀行之間產權屬性上具有較高的一致性，所以商業銀行更傾向于將資金借給國有企業，這擠壓了民營企業的金融供給。

　　無獨有偶，由于金融投資的收益率較高，產業資本流入金融資本的現象近年來更加明顯。 受疫情影響，2020年第一季度和前兩個季度的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同比下降分別為36.6%和12.8%，但商業銀行的利潤卻分別同比上升5%。 商業銀行的利潤增長主要來自于貸款利息和債券收益，可見工業企業不僅要克服疫情沖擊等市場風險，還需擔負融資負擔，這進一步惡化了其財務狀況，降低了其可支配資金。 這種經濟與金融的循環模式，可能會導致一些雖有較好前景但缺乏融資渠道或融資成本較高的民營企業因資金鏈斷裂或債務負擔過重而夭折。 事實上，倘若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能較好地發揮服務實體經濟的功能，加大對民營企業的服務力度，則實體經濟與金融的良性循環可帶動民營經濟的發展，進一步拉動國內的投資和消費，推動國內大循環的實現。

　　三 民營企業助推國內大循環構建 的策略與路徑

　　以上分析表明，一方面，加快形成國內大循環，需要著力打通生產、流通、消費等各個環節，而民營企業所具有的創新動力足、發展機制活、創造就業多等三大特點和優勢恰恰有助于打通這三個環節，從而助推國內大循環的構建。 另一方面，民營企業在打通這三個環節過程中，尚面臨一些制度障礙與困難：創新活動中面臨產權不明、人才不夠等制約，出口產品轉內銷中面臨生產線調整、銷售渠道拓寬、市場知名度擴大等困難，“融資難融資貴”難題依然比較突出。 為更好發揮民營企業對國內大循環構建的助推作用，需要從如下三個方面進行改進與優化：

　　(一)優化有利于民營企業創新的制度環境，助推供給側高質量發展

　　民營企業的創新活動離不開知識產權的保護，知識產權已經滲透到了科技創新的各個環節，故有效保護知識產權是激勵企業創新、推動生產高質量發展的基礎。 雖然我國產權保護制度不斷完善，但現階段層出不窮的新技術、新領域及新業態均對制度環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加強對知識產權的保護勢在必行。 為保護種類繁多、性質各異的知識產權，應從以下幾個方面優化相關制度環境：第一，當前新技術日新月異地發展，新領域極快地被開拓，新業態不斷地涌現，針對層出不窮的創新成果，政府應及時總結實踐經驗，彌補現有法律體系的不足，確保相關制度能為盡量多的創新成果提供保護。

　　第二，針對知識產權難以被保護和容易被侵犯的特點，政府可依托“大數據”技術建立產權登記、交易和使用的信息平臺。 這既可使創新者能高效地對其創新成果進行產權登記、有助于追蹤產權的被利用狀況，也能夠節省產權的登記成本及交易成本。 第三，一旦創新成果被侵犯，政府要充分發揮其執法功能，縮短上訴周期，減少上訴成本。 總之，創新是民營企業助推供給側高質量發展的靈魂，是決定生產這一國內大循環重要環節的不容忽視的力量，政府對創新成果的保護力度直接影響著經濟主體的預期收益，進而影響其創新積極性，因此應從立法、執法等多個方面完善產權保護的法律環境，推動民營企業在生產環節更好地發揮主觀能動性。

　　人才是科技創新最關鍵的因素，民營企業創新能力的提高需以人才制度的完善為基礎。 第一，針對目前高校及科研機構面臨科研經費投入不足，部分應用型研究舉步維艱的困境，民營企業應積極尋求同高校及科研機構的合作機會，政府應大力支持該合作模式。 如此，一方面，通過與民營企業的合作，科研機構既能獲得更多的經費支持，又能將科研成果轉變為現實的、可供應用的產業技術。 另一方面，通過與科研機構的合作，民營企業不僅能快速高效地將原始創新轉化為生產技術專利和大規模的生產能力，而且可以引導高校的人才培養、科學研究與社會需要實現有效對接，緩解人才不足、創新效率較低等壓力。 第二，北上廣深等大城市對人才落戶的政策限制不利于民營企業招攬英才，故政府應適當放寬對優秀民企及創新人才的落戶名額及落戶條件。 這樣，創新人才得以被配置至合適的崗位，民營企業的創新活動被推動，這將提高產品的供給質量，為國內大循環奠定基礎。

　　(二)營造支持出口產品轉內銷的良好環境，助推現代流通體系建設

　　為支持適銷對路的出口產品開拓國內市場，2020年6月，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支持出口產品轉內銷的實施意見》。 該實施意見提出的三大方面十大舉措，為當前幫扶外貿企業渡過難關和促進外貿基本穩定提供了有效路徑和強力支持。 針對民營外貿企業在出口轉內銷中遇到的困難，從中長期助推現代流通體系建設角度看，以下三方面尤為重要：

　　第一，幫助民營外貿企業改良改造企業生產線。 針對民營外貿企業生產線調整中遇到的困難，讓其適應內銷產品的技術標準和要求，同時鼓勵電商平臺對外貿轉內銷企業提供有針對性的技術和數據支持，幫助出口產品轉內銷的民營外貿企業精準定位，直通消費者。 同時加大轉內銷民營外貿企業業務培訓，幫助其盡快熟悉并適應國內的市場準入、銷售、結算等規則，用好產銷對接平臺、拓寬線上合作渠道、推出外貿企業產品專區，以順利打開國內市場。

　　第二，提供有力支持以拓寬民營外貿企業的銷售渠道，降低其交易成本。 比如，政府利用其在信息方面的優勢，在生產者與消費者間充當中介，為外貿企業拓展銷售渠道。 又如，增值稅發票包含著全產業鏈的信息，稅務部門能夠利用大數據的分析手段，在企業同意的情況下建立平臺，為企業尋找上下游客戶提供信息支撐。 同時民營外貿企業應借助電商平臺了解客戶需求，在此基礎上生產出符合國內需求的產品。 由于電商平臺更精確地了解消費者需求，可為轉型企業提供產品及技術的引導性支持，這有利于外貿轉出口的民營企業精準定位產品屬性，生產出符合國內消費者需求的產品，這將進一步促進生產、流通和消費環節，推動國內循環。

　　第三，幫助民營外貿企業借助網絡渠道，在目標客戶中擴大知名度。 電商平臺的客戶群體穩定廣泛，故其掌握著豐富的消費數據，對于市場需求和供給有充分認識。 若民營外貿企業能夠打破傳統思維束縛，順應發展趨勢，做好網絡銷售渠道，則它們可利用電商平臺的信息和客戶資源，建立起更廣泛、更直接的銷售渠道，這將擴大其在目標群體中的市場知名度。 同時，外貿企業亦可通過互聯網在其目標群體常用的網站或app上投放廣告，這將進一步提高其知名度。 知名度的擴大將促進生產與消費的順利對接，這有利于解決外貿產品轉內銷面臨的內外貿市場長期分割難題。

　　(三)利用數字技術破解民營企業“融資難融資貴”難題，助推內需提振

　　數字技術和互聯網的發展，使實體金融得以借助科技創新成果，優化放貸流程，提高風控水平，創新業務模式。 這為加強金融機構與民營企業的互動與合作、破解民營企業“融資難融資貴”難題提供了嶄新思路和路徑。

　　銀行向企業放貸通常包括調查企業信譽、確定貸款利率及金額、管理各類風險等環節，事實上，數字技術與實體金融在每個環節都能較好地融合、協調地發展。 在調查企業信譽時，大數據技術使銀行能高效、快速地搜集借款企業資料，可降低借貸雙方的信息不對稱性，節省銀行搜集信息的成本。 在確定貸款利率及金額時，數據分析系統能為銀行預測客戶的經濟實力及企業的發展前景，這有助于銀行向不同客戶提供精準的服務及合適的金融產品。 在借貸行為發生后，銀行又可借助數據平臺實時監控企業的財務報表、業務流水等數據指標，這為其風險管理提供了便利。 如此，數字技術可破除銀行等金融機構向民營企業放貸的部分阻礙，在一定程度上可緩解民營企業的融資困境。

　　多個商業銀行已嘗試開拓更為靈活和高效的貸款方式。 比如，平安銀行針對中小企業發行的中小企業征信數據貸，即KYB(Know Your Business)產品。 KYB產品是一款結合了互聯網進件、大數據風控、自動化審批和提還款全線上化的新型融資工具。 又如，中國建設銀行的“小微快貸”業務亦是基于大數據網絡開發的秒批秒貸的業務。 再如，中國工商銀行充分挖掘、整合、分析企業POS機的交易數據，及時監管其放貸企業的運營狀況，較好地解決了由信息不對稱造成的風險發現滯后問題。

　　政法論文投稿刊物：《新視野》(雙月刊)創刊于1984年，是由北京市委黨校;北京行政學院主辦的刊物。經過近20年不懈地追求和努力緊緊圍繞“新時代需要新視野，服務于新時代”的辦刊宗旨，形成了“新”、“深”、“寬”、“活”的特色。“新”即新的視野、新的觀點，“深”即注重選題、論證深刻，“寬”即信息量大、覆蓋面寬，“活”即思想活躍、時代氣息。

　　總之，數字技術為民營企業拓寬了融資渠道、提高了融資可能性，信譽良好的民營企業若能運用好這些融資渠道，便可快速獲得資金，推動高效生產‍‌‍‍‌‍‌‍‍‍‌‍‍‌‍‍‍‌‍‍‌‍‍‍‌‍‍‍‍‌‍‌‍‌‍‌‍‍‌‍‍‍‍‍‍‍‍‍‌‍‍‌‍‍‌‍‌‍‌‍。 毋庸置疑，商業銀行充分將數字技術應用于對民營企業的金融服務中，將為民營企業的發展提供更充裕的資金。 由這些資金轉化的投資既能激勵企業創新、提高產品質量、升級產業結構，從供給側推動國內大循環; 又能創造就業、擴大消費，從需求端促進國內大循環的實現。

　　注釋：

　　[1]董志勇、李成明：《國內國際雙循環新發展格局：歷史溯源、邏輯闡釋與政策導向》，《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學報》2020年第5期。

　　[2]林雪芬、陳儀：《新時代民營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結構性沖擊與風險防范》，《新視野》2020年第4期。

　　[3]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統計數據，截至2020年9月12日。 如無特別說明，數據均源于此。

　　[4]習近平：《在民營企業座談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8年11月2日，第02版。

　　[5]習近平：《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6年5月10日，第02版。

　　作者：邊恩民 李 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