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政治類期刊投稿發表了權力政治與倫理政治之間的關系，權利政治和倫理政治都是跟當時的生產力發展水平聯系在一起的，是政治內涵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二者之間存在著互補的關系，論文分析了權力政治與倫理政治兩者的差異與特點，平衡二者在政治運行中的占比率。

　　【關鍵詞】政治類期刊投稿,權力政治,倫理政治

　　一、沖突的產生

　　權力政治指的是什么?倫理政治又指的是什么?兩者為何會產生沖突?權力政治與倫理政治的區分在于側重從不同角度去定義和解釋政治的功能和作用。權力政治是將政治看作是權力的獲得、保持和運用，有時候甚至暗含著為了達到目的可以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和謀略。相反，倫理政治把政治看作是對正義和善的追求。區分權力政治與倫理政治的目的主要是凸顯政治本身所內含的分化與矛盾沖突，加深對政治的內涵的橫向了解。縱觀中西政治思想的流變歷程，權力政治與倫理政治的矛盾最初是不存在的。柏拉圖的巨著《理想國》中即提出理想的國家應是正義的國家，政治的本質在于公正，政治學鼻祖亞里士多德也認為政治的目的在于實現至善。儒家創始人孔子也曾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1]認為統治者自己從倫理道德上就要做子民的楷模。彼時中西方文化主流均是從倫理上來定義和解釋政治，因此權力政治與倫理政治沒有產生激烈的沖突。政治先哲們之所以傾向于從倫理的角度來定義政治無非是基于這樣一種洞見：在未找到一種較好的權力制約方式之前，寄希望于權力持有者的自律，用內在精神力量來抑制權力走向腐敗。但這種政治觀本身即蘊含著風險：首先，這種倫理政治無法整齊劃一的勾勒出它的外在輪廓，在不同的社會和文化中，無法達成普世性的道德共識;其次，靠自律來規避權力使用的風險本身就是不可靠的。盡管如此，在那種文明欠發達的時代，把政治與倫理道德聯系起來也是一種進步。真正打破倫理政治的主流領導要歸功于文藝復興時期意大利著名的政治家馬基雅維利。馬基雅維利生活時期的意大利正經歷著歷史上著名的文藝復興運動，成為資本主義萌芽的發源地。經濟文化相當發達的意大利，政治上卻是截然相反的面貌。當時意大利半島被五大勢力割據，戰火連連;各掌權者之間爾虞我詐、勾心斗角;公民道德墮落，社會風氣腐朽不堪。馬基雅維利深切體會到了國與國交往的不對等關系，強國的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時刻擠壓弱國在國際舞臺上的生存空間，使他不得不反思造成意大利分裂和弱小的原因所在，《君主論》正是這一時期馬基雅維利反思的成果。《君主論》是馬基雅維利寫給時任意大利統治者的諫言書，從奪取權力、鞏固權力再到君主自身形象的塑造等方面一一闡述了馬基雅維利的治國之道。馬基雅維利在從政期間深刻領悟到了“實際做什么”不等同于“應該做什么”。“一個人如果想要讓自己的行為符合美德的標準，那么當他置身于那些邪惡的人當中，很快就會遭到毀滅。”[2]尤其是那么身處困境的君主國的君主“如果不施惡行國家就難以拯救的話，君主不必為這些惡行招致非議而忐忑不安。”[3]其次，由于人固有的自利性、短視性、多變性等弱點，馬基雅維利認為“被人畏懼比受人愛戴安全得多”。[4]明智的君主必須兼具獅子與狐貍的特性，“是一只能認識陷阱的狐貍，同時又必須是一頭能使豺狼驚駭的獅子”[5]同時君主在統治的過程中，為了不遭致民眾的仇視，施恩布惠應當細水長流而加害于人應當一次完成。馬基雅維利認為政治的目的是權力，在“目的決定手段正當”的價值觀下，奪取和保存權力只是一種手段，只要目的正確，手段無所謂道德與不道德。馬基雅維利基于意大利的社會現實和歷史經驗，擺脫了純思辨的政治學研究方法，把它從倫理的禁錮中解放出來。可以說《君主論》的問世導致了權力政治與倫理政治分庭抗禮的局面。

　　二、權力政治與倫理政治兩者的差異與特點

　　權力政治與倫理政治作為政治的兩大分支與研究路徑，各有什么特點，兩者的差異又是什么呢?其一，權力政治的理論基礎是人性惡理論，而倫理政治的理論基礎是人性善理論。性惡論認為人的天性是惡的。從嗷嗷待哺只知索取的嬰兒至勾心斗角、趨利避害的成人，人們為了實現自身的利益不惜損害他人的利益。馬基雅維利的政治思想正是建立在“性惡論”的基礎之上。他認為“被人畏懼要比受人愛戴安全得多。因為愛戴是出于自身的卑微，是由義務的紐帶維系著的。然而由于人性的弱點，在任何時候，只要對自己有利，人們便把這條紐帶一刀兩斷了。可是畏懼卻由于害怕受到懲罰而永遠維系著，因此就難以失去其功效，長久地發揮著作用。”[6]正因為如此，才需要后天的道德教化和法律約束，努力使邪惡的人們走向正義之道。相反，倫理政治的邏輯起點是性善論。孟子曾說：“側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7]人天生就是向善的，從道德約束等途經來規范權力的實施，使政治生活合乎倫理的要求，也是可行的。其二，以權力為核心的政治觀起到了一種工具導向的作用，而以倫理道德為核心的政治觀起到的是價值導向的作用。馬基雅維利立足于意大利的社會現實，結合十幾年的從政經驗分析得出政治的核心是權力而非道德。馬基雅維利認為政治并非等同道德，而是高于道德，并指出國家的根本問題是統治權問題，它是一種鞏固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的工具，只要目的正確就不應把手段束縛在形而上學的道德條文之內。而以倫理道德為核心的政治觀帶有更多先驗性理論的特點，先是預設一種倫理道德范式的框架，然后再根據這個框架來規范和評判現實政治生活，目的是為了使政治生活合乎道義的標準。其三，權力政治是一種現實主義政治觀，而倫理政治是一種理想主義政治觀。現實主義的立論基礎是人性惡論，認為政治生活同經濟生活一樣也存在成本——收益分析，政治人也有著經濟人的特性，以個人為中心，以利己為目的。理想主義則認為人性本善，至少可以通過后天教化休養來達到善。現實主義強調國際行為體之間的競爭性和利益不可調和，是一種以“權力”或者“利益”為核心的政治觀，而理想主義把“道義”和“民主”置于首要地位。現實主義奉行實證原則，傾向于還原世界的本來面目而理想主義強調世界“應該怎么做”，預先設定一種先驗性原理，并根據這種原理來改造世界。權力政治作為現實主義政治觀的一種，強調社會的實然狀態，主張應對實際情況來設定相應的對策。而倫理政治強調社會的應然狀態，并且更注重從價值層面來判斷一件事物的好壞優劣。其四，權力政治與倫理政治的對抗是手段與目的的對抗。權力政治始終是以政權為核心來開展活動的，通過奪取權力使自身利益最大化。在國際格局中，擁有較強權力資源的行為體與擁有較弱權力資源的行為體之間就會產生一種不對等的相互依賴關系，“依賴性較小的行為體常常擁有較強的權力資源，該行為體有能力促動變化或以變化相威脅，而一旦這種關系發生變化，則相比而言，該行為體方付出的代價小于他方。”[8]而擁有較強權力資源的行為體在博弈中往往也占據優勢，從而獲得占比份額更大的資源分配。權力政治的核心即政治權力本身并非目的，而是用于影響資源分配的手段和工具。相比權力政治，倫理政治更多的是為了建構一個理想的政治秩序，使政治輸入至政治輸出整個過程都合乎善的要求。從倫理政治是為了構建一個價值崇高的社會這一角度而言，本身就成為了目的。

　　三、權力政治與倫理政治兩者的優勢與不足

　　無論是倫理政治還是權力政治，都是與當時生產力發展水平聯系在一起的。人類文明早期，生產力低下，而為了保證種族的可續繁衍，需要一位身體素質強大的人擔當族群首領。雖然這是一種簡單的生物性需要，但卻孕育了政治的起源。隨之社會分工的產生與發展，生產工具的改造和演化，生產力得到了極大的提升。剩余產品的產生加之私有制的出現使階級分化成為可能。擁有較多生產資料和剩余產品的階級為了控制擁有較少生產資料和剩余產品的階級，創立暴力機關以有效維護自身的政治經濟優勢。但是由于人性固有的弱點，權力的集中必會導致權力的濫用，為了保證統治的良好維系，對權力持有者必然有所約束。由于政治的集權特性使得法律的實施存在很大局限性，所以古代通常是把道德約束放置首要地位。即為何柏拉圖在《理想國》一書中表達了統治者只能由道德高尚的哲學家擔任的美好愿望，這樣可以從根本上保證這個國家是實行善治的國家。14世紀至17世紀的文藝復興思想解放運動宣告了中世紀西方神學政治的終結，也促進了政治與道德的分離。權力政治觀的出現適應了因生產力發展，新興階級建立和鞏固政權的迫切需要。倫理政治與權力政治兩者理論的邏輯起點都是人性的問題。然而人性好壞經過先哲們幾千年的辯論還是未能達成共識，因為“評價者總是從自身的需要或信仰的尺度出發來看待客體對自身或對其他主體所具有的價值和意義……因而，對同一客體屬性所具有的價值的評價會由于主體的不同，而出現差異和不同。”[9]基于這種不可驗證的原理而得出的結論，當然也具有不確定性。與此同時，倫理政治的理想主義特點也受到了相應的抨擊。愛德華•卡爾認為：“理想主義患了六方面的弊病：(1)以‘shouldbe’替代‘tobe’，有激情無實際;(2)過分地從倫理和道德看世界，將道德絕對化;(3)過分地強調利益和諧，忽視利益沖突;(4)忽視國際政治中權力的作用;(5)過分地強調國際法和國際組織的作用，實際上國際法和國際組織并非萬能;(6)世界政府是世界未來不可實現的一種“烏托邦”。”[10]雖然卡爾指摘理想主義的論據過于偏激，但不乏一定的合理性。同時倫理政治把政治等同于道德，在倫理道德的框架下來預設政治的結果，評判政治的好壞也已落入了道德烏托邦和道德絕對主義的陷阱。道德烏托邦和道德絕對主義認為存在絕對的善惡標準，并且不同文化、不同道德標準之間是可通約的。然而善惡的評價和判斷是沒有科學性和真理性可言的。倫理政治所奉行的普世主義道德觀事實是一種“個人主義的自由主義”道德法則，存在歷史局限性。以權力為核心的政治觀相較倫理政治而言，把政治成功從倫理道德領域解救出來，體現了更多的政治學去價值分析，使政治朝科學性發展又邁進了一步。然而在權力政治觀誕生之初，便遭到了強烈的質疑和抨擊。不僅是由于先驅馬基雅維利不懂得用文字辭藻來修飾事實真相的丑陋，更主要是由于思想發展的路徑依賴作用。諾思認為制度變遷存在“路徑依賴”的現象，是指一種制度一旦形成，不管是否有效，都會在一定時期內持續存在，而且隨之產生的相配套的制度安排及其他制度成分會強化初始的制度變遷方向，形成制度的“自我強化機制”。筆者認為不僅在制度層面存在著路徑依賴和自我強化的現象，在文化層面同樣如此。西方政治研究傳統是把政治置于倫理道德的框架下來考量，已經產生了一大批學術人才和理論成果，后繼之人只要遵循傳統的研究方式，可以在花費較小成本的前提下使收益最大化，相反打破常規科學所引發的科學革命，在結果未知的情況下不僅要付出高額成本，而且還需面臨引發的一系列風險，任何理智之人不僅不會輕易這樣做，并且還要盡可能對損害自身利益的新興事物有所打壓。但是權力政治主張政治與道德完全分離，那么為了達到目的，可以不擇手段的做法會導致人格分離化，造成外在政治人格和內在道德人格雙重人格的出現。久之，政治領域會起到一個不好的示范性作用使得社會道德風尚日趨淪喪。

　　四、解決措施

　　無論是把政治等同于倫理道德的做法還是把政治從倫理道德中完全分離出來的做法，都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弊端。其一：否定兩者的聯系，把兩者對立起來正如存在的“范式”研究傳統。“依照范式進行研究確實能夠產生深刻的洞見，但是，如果不能以相互補充的方式對多種范式引發的洞見加以比較和融合，這些范式反而有可能成為‘理解障礙’。”[11]因此，學術界正試圖尋找一種分析折中主義的研究途經，這是一種“試圖辨析、轉化并有選擇地使用不同理論和敘事中的概念、邏輯、機制、解釋等要素的研究方式”。[12]其二：如果否定兩者的相對獨立性，把政治與倫理道德等同起來，業已陷入了一元論的危險境地。政治學作為一門社會科學，本身便不具備自然科學所擁有的真理唯一性，同時人的復雜性在一定程度上也暗含了政治學的復雜性。因此在很多時候，并不能用單一維度來思考問題，判斷問題也不能簡單的歸為是非對錯。否定兩者的聯系和否定兩者的相對獨立性都是極端化的體現，權力和倫理道德都是政治內含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實際生活中需要探討兩者的關聯性和互補性，平衡兩者在政治運行過程中的占比率，以解決現實問題為最終目的。

　　作者：李婉盈 單位：湘潭大學湖南湘潭

　　推薦閱讀：中共南昌市委黨校學報(雙月刊)創刊于2003年，是由中共南昌市委黨校學報主辦的政治理論刊物。